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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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开场语:儒学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入现代社会,我们该怎样看待儒学?特别是在复兴中华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儒学能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是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儒学研究,近年来多次到国外讲学。
在这里我们请他讲一讲儒学的现代价值,听一听儒学能为我们现代社会提供哪些有益的帮助。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心主任。
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麦克玛斯特大学兼任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
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和而不同》、《我的哲学之路》等一、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次主词找标准词,交流思想集中学习,每次集中学习。
支部每季度宗旨,敢于担当作为”、不得少于1天。
(三)开展“开展党组班子成员到联系区县X X 局邀请党校教师、专家学者给党员干,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党员”学习教育(以下简称“两学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在全市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结合我局实际,现制,基础实党的十八大和专题教育成,进一问题 “儒学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我曾讲过多次,上世纪80年代讲过,90年代也讲过,现在到21世纪还讲。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
全球化是经济、贸易、科技的一体化、趋同化。
但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美国化。
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
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全球化、现代化决不只是西方民主制度与理性价值的普遍化。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已经对西方启蒙理性和以功利、权利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社会提出了深刻检讨。
而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负面,也鲜明地提示了西方的制度、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
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这缘于中国社会及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而且,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域内和西方宗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
新时代的全球化的挑战,启示我们要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伦理共识。
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化”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冲“散”掉。
如果没有终极关怀与伦理共识,也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现代法治社会。
因为法治的背后有着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铺垫与支撑。
从历史上看,儒家曾不断吸取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丰富自身。
少数民族不断地给中原带来了活力。
反过来说,恰好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例如元代与清代,儒家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今天,儒家仍然是台湾海峡两岸民众的基本信仰与生活方式。
海外几千万华人社区,仍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唯利是图,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权力拜物教和特权思想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毒瘤,吞噬着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果,也吞噬着社会上活的道德资源,败坏社会心理与风俗。
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一、儒家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自古以来,儒家思想一直被视为中国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一。
在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
例如,中小学课堂中教师可以采用儒家思想中“敬、诚、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品德和道德观念。
此外,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儒家思想中“格物致知”、“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思想也得到广泛应用。
这些思想中的价值观念,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学术研究中提高思辨能力和专业素养,还能为学生人格塑造提供重要的指导与帮助。
二、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应用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统治者实行政治治理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中所阐述的“仁政”、“德治”等较为理想的国家治理方式,也为现代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例如,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基本法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包含有儒家思想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问责制度”等政策内容,这充分表明了儒家思想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三、儒家思想在商业和职场领域的应用在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下,职场竞争和商业竞争都是非常常见的。
儒家思想中的“道德经营”、“诚实守信”和“仁义道德”等比较重要的理念,对商业场景和职场领域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商家和职场人士可以从中汲取智慧,通过真正的“仁德经营”和“道德领导”来获得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四、儒家思想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在现代社会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儒家思想中的“以礼相待”、“以德相处”等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优秀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尊重他人、如何表达感激之情、如何处理冲突等方面,从而建立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
五、儒家思想在个人成长发展中的应用个人成长发展是每个人生命旅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
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不器”等观念,为个人成长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通过学习儒家思想,人们可以建立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激发个人潜力,并通过“仁义道德”等思想实践来提高自我素质和成就感。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强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倡以仁爱和道德规范来调节社会秩序,对于现代社会的人口规模管理和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文将就儒家思想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社会发挥的作用展开探讨。
一、儒家思想与人口管理在儒家思想中,强调家族、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与和谐。
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社会来说,人口的稳定与和谐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儒家强调的仁爱、孝道等道德规范,可以用来引导人们形成合理的生育观念,避免过度生育导致的人口压力过大。
二、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儒家思想提倡以德治国,强调以仁爱、礼乐来调节社会秩序。
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社会中,社会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儒家思想所强调的道德规范和礼乐原则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理念上的指导。
通过弘扬仁爱精神和推崇礼乐之道,可以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儒家思想与人口素质提升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社会中,提升人口素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孝道、忠诚、诚信等道德规范,对于培育具有高尚品德和良好素质的社会公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引导,可以倡导儒家思想所强调的道德价值观,促进人口素质的提升。
四、儒家思想与家庭伦理建设在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社会中,建设和谐幸福的家庭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至关重要。
儒家思想所强调的孝道、夫妻之道等家庭伦理观念,可以为家庭建设提供道德支持和指导,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减少家庭矛盾和破裂。
五、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挑战与发展尽管儒家思想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和现代化进程,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存在着差异。
如何在传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儒家思想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儒家思想在现代教育的应用在现代教育领域中,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备受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人本主义,即将人的尊严和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此,儒家思想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也就成为了一个被广泛关注和倡导的动态。
一、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始终与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儒家思想强调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同时也提倡社会秩序、尊重传统和家庭观念。
这些核心理念被应用于现代教育中,可以帮助学生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从而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二、儒家思想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1. 儒家思想强调个体的尊严,而现代教育也强调教育个体的人格发展。
因此,落实儒家思想和现代教育的目标是相同的。
现代教育实践中,教师和学校需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天赋去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从而实现学生成就的最大化。
2. 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秩序和和谐发展,这也是现代教育稳定和安全发展的基础。
现代学校需要建立良好的管理体系、规则和纪律,以维护学校和教育的正常秩序。
学生需要通过学习和日常行为去维系良好的学校关系,促进学校的和谐发展。
3. 儒家思想注重家庭观念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现代教育体系也强调了家庭与学校、社会的互动联系。
现代教育需要与家长密切沟通,在家庭中扩展学生的知识和道德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具体案例分析以上是儒家思想在现代教育中的应用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原则,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
1. 现代化儒商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群体被称为儒商,这个群体将儒家思想和商业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现代化的儒商教育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商业素养、交际能力和领导力。
学生不仅需要了解儒家思想和商业知识,还需要实践应用这些知识和理念,从而亲身体验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和实际应用价值。
2. 儒家思想与幼儿教育幼儿教育是儒家思想应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儒家思想注重培养孩子的良好行为习惯,这也是幼儿教育的基本目标。
学术评论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李承贵内容提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
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
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关键词 宗教儒学 政治儒学 哲学儒学 伦理儒学 生活儒学 20世纪初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导的儒学,为了对人类所遭遇的困境有所应答,从而表现出对自我思想内容及价值的开掘和检讨;为了对新的社会际遇有所适应,从而在思想、内容和价值上进行自我调整和创新;为了适应学科分类的要求,从而对自身思想内容进行学科分类和规定。
对于这种包含了儒家思想内容的分类、儒学价值的开掘和落实、儒学存活和发展途径的寻找,且具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规模性、主体上的群众性的儒学更新运动和存在形式,我们称之为“儒学的形态”。
根据我们的考察,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即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五种形态。
形态之一:宗教儒学考之当代中国儒学史,以“宗教”为路径研究或发展儒学的约有三个向度:其一是制度儒教向度,以康有为、汤恩佳、蒋庆为代表。
早在1912年,康有为在《中华救国论》中称:“今者保教中国之亟图,在整纪纲”,以尊孔救国立论,倡导各地设孔教会。
1913年,康有为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建议国会将孔教立为国教。
同年8月,孔教会陈焕章等人向政府呈送“请定孔教为国教”书,主张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呼吁“中国当奉孔教为国教”,推孔子为教主;声称提倡儒教的目的是保种保国、整顿纲纪。
与康有为有类似主张的代表系香港的汤恩佳和大陆的蒋庆。
儒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近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
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思想体系,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和人伦道德对于指导社会行为和建立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儒家思想的实例,体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
一、尊重家庭和睦相处儒家思想强调家庭关系的重要性,提倡尊重长辈、孝敬父母,并倡导家庭和睦相处的价值观。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中国人将这一儒家思想付诸行动。
例如,在重要的节日里,中国人会积极回家与家人团聚,表达对家人的关爱和尊敬。
此外,中国的家庭观念也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家庭注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孩子的品德和礼仪,以保持家庭和谐。
二、崇尚社会和谐与公义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与公义的重要性,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公平正义。
在现实生活中,儒家思想的实例可以在各行各业中被找到。
例如,在教育领域,许多学校注重引导学生之间的和谐互助,并倡导公平评价的制度,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此外,在劳动就业领域,一些企业也秉持儒家的价值观,关注员工的福利和公平待遇,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三、推崇仁爱和他德为善在儒家思想中,仁爱被视为核心价值观之一,强调个体之间的互助、关心和乐于助人。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儒家思想的这一特点。
例如,在中国的一些志愿者组织中,志愿者们通过关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体现了仁爱和他德为善的精神。
此外,儒家思想对于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活动的推动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表明了其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
通过尊重家庭和睦相处、崇尚社会和谐与公义以及推崇仁爱和他德为善,儒家思想为中国社会提供了道德和行为准则。
这些实例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深远影响,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其他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对于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就需要更加注意以儒家思想与企业相结合了。
1.儒家思想"以德治国"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
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
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
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1.1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
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
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
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
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
近代中国儒家思想对近代化的影响随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断加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中,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主流文化传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尝试了多种现代化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实现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近代以来,儒家学者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应用科学、研究经济学,并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学问相结合,这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而这种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对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国家制度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制度也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
从清朝的封建专制到近代的共和国政治,这期间间接或直接地涉及到了儒家思想。
清朝儒学重新归位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治国理政的正统,作为国家制度的支撑力量。
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思潮都对于在国家制度方面进行了尝试。
而儒家思想推崇的孝道、仁慈、礼仪等观念,相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宪政思想,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历次政治变革中,都曾涉及到儒家思想的解读、运用和变革,这些让儒家思想在国家制度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也对儒家学说带来了重要的挑战。
历史上有很多的思想正宗纷争、学派分歧,近代以来,拉着儒家思想参与现代化进程的这种价值观的激烈斗争在去中国社会中转化为了文化激进、政治冲突、社会动荡等现象。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进入了一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甚至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境地。
不过在这种困境中,儒家思想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儒家思想推崇的是人伦、道德、文教的价值。
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有巨大的地位,它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儒家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质疑,但其中积淀的文化因素和生活道德的观念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传承性的内涵之一,有着特殊的价值意义。
调适、整合与重建: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摘要】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调适、整合和重建三个方面探讨了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
在调适方面,倡导现代儒家的核心理念是关键,强调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在整合方面,传承儒家思想与现代知识的融合是必不可少的,以实现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衔接。
在重建方面,构建现代儒家的新框架是关键一环,为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通过恢复传统礼仪与仪式、弘扬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推动儒家思想在法治建设中的应用等方式,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促进儒家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与发展。
【关键词】调适、整合、重建、现代儒家、核心理念、传承、融合、传统礼仪、核心价值观、经典研究、对话、伦理、科学技术、法治建设、国际传播、现代人才、总结展望1. 引言1.1 引言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步伐加快,如何调适、整合和重建儒家思想,使之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当今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有着宝贵的传统智慧,可以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如何倡导现代儒家的核心理念,传承儒家思想与现代知识的融合,构建现代儒家的新框架,成为了儒家现代化的关键课题。
本文将探讨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旨在引领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扬儒家文化的精髓,促进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传播和发展。
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为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提供一些启示,并为推动儒家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
2. 正文2.1 调适:倡导现代儒家的核心理念在当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
为了使儒家文化能够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我们需要倡导现代儒家的核心理念,以实现儒家现代化的目标。
倡导仁爱之道。
儒家一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仁爱、孝悌等传统美德。
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摘要: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
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
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前后)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
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关键词:儒家传统现代化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
儒家文化是在中国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长的精神大树,尽管它不乏人类精神文明的普世成果,也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另一种“理性”——“适应型理性”或中国特色的“农业理性”,但毕竟工业文明环境,即所谓“现代”社会,需要新的“工业理性”或“工业精神”。
准此,儒家的现代化——调整和重建是必然的,这也是现代儒家生存的状态、方式和特征。
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和重建的方式大体上包括:“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西体中用”、“接续主义”、“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
这些现代化方式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一种都与其它方式有一定的联系,它们之间或有源流关系,或有同构关系,或有呼应关系,或有转化关系,等等。
它们之间的区别有的只是视野有别而已,而含义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如杜亚泉的“接续主义”与十教授的“本位文化”,前者是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角度立论,后者则是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视角出发,而其旨趣都是构建中国民族文化认同。
又如冯友兰的“合题”与贺麟的“化西”,前者是从文化演进的阶段立论,后者则是从主体能动性的角度来思考的,其实与林毓生提倡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意思。
即使是同一学者,其对儒家重建方式所持的态度前后也有变化。
如胡适,一开始极力提倡“全盘西化”和学习日本(强调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实践是中国文明未来成功的参考),后来修正为“充分世界化”或“现代化”,甚至主张“重整国故,再造文明”,也不再对日本“西化”和“现代化”的成就盲目推崇,对中日“西化”和“现代化”的优缺点开始进行冷静的比较性反思和分析。
区分中日西化和现代化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认为中国的西化和现代化是“自由主义的”、“长久暴露的”、“渐进的”、“自然而然的”、“政治优先的”;而日本的西化和现代化是“军国主义的”、“选择性的”、“中央统制型的”、“保护性的”、“经济优先的”。
日式现代化的优点是“快速的”、“有秩序的、经济的、继续的、安定和有效的”。
缺点是“对人民的严密控制”和“对传统的严加保护”。
中式现代化的优点是“自愿的”、“逐渐普及和同化的”、“完全民主化的”。
缺点是“又缓慢又费力的”、“零落的”。
[i]以下主要从历史的动态角度对这些现代化方式及其关系进行评述,并对儒家现代化前景作了展望。
一、“西学中源”儒学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西学中源”论。
这种观点认为“西学”本出于中国,只不过是因为后来的种种情况导致失传或者走向歧异,中国人学习“西学”不过是本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
[ii]此中的“西学”一开始主要是指西方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后来的维新派与革命派把它扩大到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即“西政”、“西法”等。
“西学中源”论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之际,前近代持这种观点的有黄宗羲、张廷玉、阮元,甚至康熙皇帝等。
这种学说的产生可能是出于向西方学习而又不得不保持“天朝尊严”的认同需要,是一种进取心理和虚骄心理的混合物。
也是对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的陈腐观念的理论回应。
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开放的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初次理论交锋。
1840年以来,那些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儒学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相继利用“西学中源”论作为引进、传播、学习西学的理论武器。
如梁廷枏、林昌彝、冯桂芬、王韬、奕欣、郑观应、黄遵宪、汤震、陈炽、薛福成、王之春、郭嵩焘、曾纪泽、康有为等。
当然,他们应用这种武器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西学中源”论作为儒家现代化的第一种方式是不科学和粗糙的,它的确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看到“西学”与“中学”的本质区别,还试图去抹杀这种区别,但却不可指责其为迂腐和傅会。
“西学中源”论完全把“西学”和“中学”等同起来,把“西学”视为“中学”西传后的“回归”,使“西学”俨然以“中学”的面孔出现,其实大大抬高了“西学”的地位,极其有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这种理论使得“西学”即使在企图闭关锁国的清代也得以流传。
“西学中源”论最终演化为“维新派”、“国粹派”(或“革命派”)和“新儒家”的“以西学诠释中学”和“中西会通论”的思想。
二、“中体西用”“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儒家重建理论,也是近代以来第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现代化理论。
它在近代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内西外”、“旧体新用”、“中国精神,西方物质”、“中静西动”等等。
“中体西用论”的大致观点是,儒学或“中学”、“旧学”偏重“穷理”、“身心”、“伦常名教”、“道德”、“义理”、“精神”,“西学”或“新学”偏重“格物”、“富强之术”、“艺事”、“世事”、“机器”、“物质”,因此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体西用论”是由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迫于西方的压迫而产生出来的“赶超西方”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源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论”。
洋务运动之时,形成系统的学说。
由于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遭到儒家顽固派的驳议和抵制,“中体西用论”是作为儒家开明的一派回应儒家顽固派的驳议的理论产物和理论武器,也是作为儒家洋务派和维新派(维新派的“中体西用论”已经蜕变为“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思想,性质上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已有根本区别)向西方学习的有关目标模式的指导纲领。
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王文韶、沈毓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阐释。
其中以张之洞的《劝学篇》的阐释为最有系统,也最有影响。
这种理论最终演进为“中西会通论”。
胡适曾认为30年代兴起的“本位文化论”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 [iii]。
其实不然,“本位文化论”是在中西会通论的平台上的中国民族文化认同论。
三、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以“中学”释“西学”,是以“中学”的话语系统来诠释“西学”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理论,换句话说,是以“西学”的基本精神来对“中学”或儒家话语做新的解读或改造。
因此,称为以“西学”释“中学”也未尝不可。
这种思想蜕变于“西学中源论”,是一种将西洋学说中国化或儒家化的尝试。
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着名人物是康有为。
他用西方的“进化论”来解释儒家今文经学中的“公羊三世”说,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解释“孔子改制”。
孙诒让和刘师培也是用西方宪政民主体制和宪政民主思想来解释中国儒家经典和传统的代表人物。
孙诒让在《周礼政要》(1904)中系统地用西方政治学说来诠释周代的政治,他以西方的议院制度解释周代的三询之法,以西方的陪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三刺之法,以西方的学校制度来解释周代的国学、郊学、乡遂之学,等等。
他认为“《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
”因此,“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
”[iv]刘师培与林獬合编《中国民约精义》(1903),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中的相关观点来解释中国传统的“民本”、“人本”等儒家思想,而且和康有为、孙诒让一样,用西方的议会制度来诠释《周礼》里的政治制度。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在不少地方也是以西方文化来诠释中国文化的。
中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重建主义)者多有此特点。
“维新派”、“革命派”、“新儒家”和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以“中学”释“西学”的行为意在减轻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阻力,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这的的确确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同样存在负面因素,对中国大力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资源起了一定的遮蔽作用。
当然,批评他们牵强傅会的人很多,但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到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在进行中西文化的历史比较,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西学的中国化。
从现代化所需要的“民族凝聚”、“文化认同”和“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其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四、“中西会通”“中西会通论”的形成与“西学中源论”同时,都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期间。
不过,从逻辑上来看是先有“西学中源论”,后有“中西会通论”。
“西学中源论”应对的是“夷夏之辨论”,解决的是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西会通论”解决的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但是,仔细分析,情况又没有这样简单,“西学中源论”其实既解决了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也同时解决了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否则它就谈不上是儒家重建的一种方式。
“西学中源论”既然认为“西学”只是“中学”西传后的“回归”(所谓“礼失寻诸野”之意)而已,那么,只要像学习“中学”一样学习“西学”就够了,不存在特殊的重建方式和学习方式。
而“中西会通论”却存在着“西学”和“中学”有别的“中西之见”这个前提预设,在近代中国,这个前提预设还非常坚固。
近代以前,学者梅文鼎对“中西会通论”有系统的阐述,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
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
……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
”[v]不过,近代以前的“中西会通论”针对的是“西学”中的历法和自然科学技术。
近代以来儒家学者的“中西会通论”则把会通的范围逐步扩大到整个“西学”与“中学”。
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师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杜维明等人都在大力推动“中西会通”和“文明对话”[vi]。
其中康有为为儒学与“西学”的“会通”确定了基本原则:“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
”[vii]张东荪主张“中国道统中融入西方的道统精神”(张东荪认为在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的道统,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道统,一个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