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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诗正义》是孔颖达奉唐太宗诏命编撰的《五经正义》之一，“因声求义”是一种利用语音和语义的关系，通过声音来探求词义的传统训诂方法。
《毛诗正义》中孔颖达“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实际是对东汉郑玄“因声求义”训诂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又为清人“因声求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孔颖达“因声求义”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传统训诂学关于音义关系的研究，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关键词] 孔颖达；《毛诗正义》；因声求义；训诂方法中图分类号： H 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3）6-0053-02“因声求义”是一种传统训诂方法，它利用语音和语义的关系，通过声音来探求词义。
词是音义结合的产物。
一个词在产生之初，音和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某一语音形式与某一意义结合起来，表示某一特定的现象以后，它对使用的人来说就有强制性”①。
即《荀子·正名》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陆宗达先生认为“在词汇的丰富发展过程中，还要由旧词中分化出一批新词。
这些新词的词义是旧词词义的延伸，词音则是旧词的承袭或有规律的稍变。
因此，源词和派生词之间便发生了历史的渊源关系，同源的派生词之间便出现了音近义通的现象”②。
也就是说，那些本来音和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的词，这种音义关系经过最初的结合由社会约定俗成后，在其孳乳演变的过程中，后生之词要受到所源之词音义联系的影响和制约，它们之间存在“音近义通”的关系。
“因声求义”就是利用词与词之间这种“音近义通”的关系，来探求词义的训诂方法。
“因声求义”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声训”。
东汉末年，著名训诂家郑玄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然而“因声求义”的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则形成于清代。
《毛诗正义》中孔颖达“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实际是对郑玄“因声求义”训诂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又为清人“因声求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卷十五·經部十五○詩類一《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眾說爭矣。
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
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
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駁，其中高子、沈子之說，殆轉相附益。
要其大義數十，傳自聖門者，不能廢也。
《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攙續之明證。
即成伯等所指篇首一句經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
然去古未遠，必有所受。
意其真贗相半，亦近似《公羊》。
全信全疑，均為偏見。
今參稽眾說，務協其平。
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籍者，論有可采，並錄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
至於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證，非可空談。
今所采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
2《詩序》·二卷（內府藏本）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
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
以為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
以為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
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
以為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
以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也。
以為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
以《小序》為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
以首句即為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
以為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
以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
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即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
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
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
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
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
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
2024年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知识竞赛精选题库及答案（共113题）1、《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经过跋山涉水，九九八十一难后修得正果，他被加封。
沙僧和孙悟空分别被封为金身罗汉和斗战胜佛2、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属于阴阳的转化3、古人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旨在强调调养四时阴阳的重要性4、肝火犯肺,属于木侮金5、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6、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过故人庄》）7、“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中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8、武术具有增强体质、防身自卫、修身养性、娱乐观赏等作用。
9、武术运动按照功能分类，可以分为健身武术、学校武术、竞技武术。
10、传统武德的内涵为：仁、义、礼、智、信。
11、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我国最早记载“磁石召铁”即天然磁矿石能吸铁的文献资料名为（《吕氏春秋》）o12、著名二胡曲《听松》《二泉映月》是由音乐家（华彦钧）创作的。
13、“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出自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之手。
14、“七月七日长生殿”的下句是（夜半无人私语时）。
15、中国苏州园林之四大名园（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集中了江南园林建筑风格，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四个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其中狮子林代表（元）代的建筑风格。
16、盛唐诗人，善边塞诗，以七绝善长，有“七绝圣手”之称的是（王昌龄）17、“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这是一首（辛弃疾）词的上阕，根据词牌特点，判断它是哪个词牌（南乡子）。
18、京剧中的“大花脸”属于生旦净末丑中的（净）19、清末4种揭露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的作者分别是（李宝嘉）、（吴研人）、（刘鹦）、（曾朴）。
20、三国演义中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进出的是（金牛道）o21、“饮中八仙”指（贺知章）、（汝阳王）、（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
导论两汉在儒家经典文献整理上出现过几次由官方主持的大型会议或活动，专门审定经义、校订经文。
第一次是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宣帝诏群儒在石渠阁论定五经同异，留下一部《石渠议奏》，后亡佚。
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在自虎观召开群儒大会，考论经义同异。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产生一部《白虎议奏》，乂称《白虎通德论》，经班固撰集后，题作《白虎通义》。
第三次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灵帝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校书宜和书法家蔡邕亲自书写于碑，使工锈刻，立于太学门外,供后儒晚学取正经文，史称“襄平石经”。
魏晋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
一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
按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为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
二是汲冢竹书的发现。
流传至今的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
隋、唐两朝，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共同撰写了《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唐代的壁经和石经。
唐代的石经提议于大和元年，开雕于大和九年，雕成于开成二年，因此称为开成石经。
五代时在古典文献学史上最值得书写的大事是蜀石经与雕版印刷九经。
后唐长兴三年由国子监主持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袁枢还首创记事本纪事本末体，成《通鉴纪事本末》。
有一些史料价值很高的著述体裁都是在宋代兴盛起来的，像年谱。
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校睡略》。
王应麟最能体现王氏古典文献学考据才能的著作是《汉书文志考证》、《困学纪闻》。
元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马端临《文献通考》。
明《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
清代是继宋代之后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
清代的古典文献学长于考据，并坚持把考据建立在扎实的小学基础之上。
因此，这种考据学又被称为汉学，与长于义理之学的宋学相对立。
又因为清代考据学作风朴实而被称为“朴学”。
清人的考据学家层出不穷，在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四库全书基本概念系列文库——毛郑诗考正华夏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没有之一！四库全书，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提供对四库全书基本概念“毛郑诗考正”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毛郑诗考正四卷。
清戴震(1723－1777)撰。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号杲溪，休宁(今安徽屯溪市)人，清代着名思想家、考据学家。
商贩家庭出身，少而好学。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中江南乡试，后屡考进士不第。
乾隆三十八年(1773)奉诏充《四库全书》纂修官，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病卒。
着有《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方言疏证》十三卷、《毛郑诗考正》四卷、《郑康成诗谱考证》一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赋注》九卷、《大学补注》九卷、《中庸补注》一卷、《仪礼考证》一卷、《尚书义考》二卷、《原善》三卷、《校正水经注》四十卷、《戴东原集》十二卷，另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勾股割圆记》、《葬法赘言》等书。
戴震少时勤学好问，长成后对经学、天文学、历算学、地理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均有深入研究。
震治经重证据，不轻信，“实事求是，不主一家”(钱大昕语)；重训诂，重考据，于古代名物之考释颇有创获，且善于从训诂探讨古书之义理，成为乾嘉时代“皖派”考据学大师；又精研哲理，以考证、训诂阐发古书哲理，批判宋以来理学家之唯心主义观点，建立了戴氏哲学体系。
《毛郑诗考证》一书，既不遵毛，亦不遵郑，而是以考据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故结论颇为公允。
如《出车》诗，毛诗序以为是文王时诗，是“劳还率(帅)也”，郑玄亦以为是文王时诗，但说是文王“遣将帅及戍役”之词，与毛诗不尽相同。
戴震经考证认为文王之臣无南仲氏，由此否定毛、郑之说，而断为宣王时诗。
据《史记·匈奴传》及桓宽《盐铁论》看，汉时早有是说。
《后汉书·马融传》记马融治《诗经》，亦认为诗出于宣王之时。
故戴震之说颇有根据。
是书在补正训诂方面亦有成就。
有《戴氏遗书》本、清抄本。
毛诗注疏毛诗正义序
毛诗正义序
毛诗正义序唐孔颖达撰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縁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懐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于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厘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间六诗备矣卜商阐其业雅颂与金石同和秦正燎其书简牍与烟尘共尽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于鄢郢毛氏光价于河闲贯长卿传之于前郑康成笺之于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闲兹风不坠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悼并聪頴特逹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絶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絶今奉勅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等负恃才气轻鄙先逹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防同时有顚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辩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尉臣赵干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勅使赵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故序其所见载之于卷首云尔
毛诗正义序。
《毛诗正义》·四十卷（内府藏本）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案1《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然但稱毛公，不著2其名。
《後漢書·儒林傳》始雲：“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
”其長字不從“艸”。
《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
於是《詩傳》始稱毛萇。
然鄭玄《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雲：“孔子刪3《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4，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
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
”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雲大毛公為其《傳》，由小毛公而題5毛也。
（1）案：根据（2）著：记载，登记（3）删：删节（4）曾申：曾子，曾参之子（5）题：写上，签署《隋志》所雲，殊為舛誤6。
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
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
《毛詩訓故傳》7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
意主調停，尤為於古無據。
今參稽眾說，定作《傳》者為毛亨。
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並8傳授9《毛詩》，淵源有自10，所言必不誣11也。
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
《博物志》曰：“毛公嘗為北海郡守，康成12是此郡人，故以為敬。
”推張華所言，蓋以為公府13用記，郡將14用箋之意。
（6）舛誤：错误（7）《毛诗训诂传》：“训”诂最初单称为“训”（故），汉代以来“训诂”曾合称，又称“故训”，“训诂”合称始于汉代《毛诗训诂传》（《毛传》作者毛亨）（8）并：相继（9）传授：讲解，教授，学问，记忆（10）自：起源（11）诬：言语不真实，欺骗（12）康成：郑玄（13）公府：中央一级行政单位（14）郡将：郡守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15所取。
◎诗谱序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义曰：上皇谓伏牺，三皇之最先者，故谓之上皇。
郑知于时信无诗者，上皇之时，举代淳朴，田渔而食，与物未殊。
居上者设言而莫违，在下者群居而不乱，未有礼义之教，刑罚之威，为善则莫知其善，为恶则莫知其恶，其心既无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尔时未有诗咏。
大庭、轩辕逮於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
[疏]正义曰：郑注《中候·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
德合北辰者皆称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称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
大庭，神农之别号。
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
《礼记·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
”注云：“伊耆氏，古天子号。
”《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蕢桴而土鼓。
”注云：“中古未有釜甑。
”而中古谓神农时也。
《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
”蜡者，为田报祭。
案《易·系辞》称农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则田起神农矣。
二者相推，则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
大庭有鼓籥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其音声和集。
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
但事不经见，故总为疑辞。
案《古史考》云“伏牺作瑟”，《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则伏牺、女娲已有乐矣。
郑既信伏牺无诗，又不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者，原夫乐之所起，发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乐作而必由诗？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
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诗咏。
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
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土鼓、苇籥遂为有诗。
若然，《诗序》云“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
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为乐者。
《毛诗正义》撰者及编撰时间考论白长虹(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辽宁鞍山 114005)摘要:《毛诗正义》虽作为《诗经》注疏史上一部里程碑式著作,但其撰者及编撰时间学界说法不一。
本文详细考辨了《毛诗正义》的编撰、修订次数及具体时间,缕析了《毛诗正义》的各次参撰者,以期有益于对《毛诗正义》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毛诗正义》;撰者;编撰时间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4)06-0079-06 《毛诗正义》作为《五经正义》〔1〕之一,其编撰是与《五经正义》连在一起的。
《五经正义》通常题为孔颖达撰,其实编撰者并非孔颖达一人,这在《旧唐书・孔颖达传》本传、《五经正义》各序、长孙无忌《上五经正义表》等中都有相关记载。
但由于记载分散,历代截取、转录〔2〕,造成对《五经正义》撰者记载参差不清的局面。
另外,其编撰时间史料记载也不很明确,加之几经讨论、刊定,学者们对《五经正义》的编撰时间更是提之笼统,彼此不一〔3〕。
日本内藤虎次郎《影印宋刊单本尚书正义解题》〔4〕,台湾张宝三先生《五经正义研究》〔5〕对《五经正义》撰者及编撰时间论述较为详细,但仍值得继续研究。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五经正义》的撰者及编撰时间进一步加以探讨,通过对史料的综合分析尽量明确《五经正义》编撰各阶段的起讫时间,并对参撰者作以统计和分析,尤其是将由于马嘉运掎摭所作的修订与贞观十六年的初次修订区分为两次不同的修订。
《五经正义》编撰的起始之年,《两唐书》、《贞观政要》及孔颖达碑都不见明确记载〔6〕。
内藤虎次郎“影印宋刊单本尚书正义解题”认为:“《唐会要》系之于贞观十二年,盖有所据。
”,张宝三先生《五经正义研究》认为《唐会要》“言孔颖达修撰《五经正义》在贞观十二年,盖指受诏始修之年,非谓其已成一百七十卷也,会要乃合其终始言之。
”《贞观政要・崇儒学》云:“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
”可见《五经正义》是在《五经定本》完成以后开始修撰的。
《五经定本》的完成时间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其颁行,《旧唐书》卷三《太宗下》载:“七年……十一月丁丑颁新定《五经》。
”可见《五经定本》的完成最晚不迟于贞观七年。
据《旧唐书・孔颖达传》,与孔颖达一同受诏的还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
据《旧唐书・司马才章传》和《册府元龟》,才章、王恭、王琰等人是贞观六年才被太宗征引的〔7〕,据此《五经正义》的编撰也不应早于贞观六年。
《贞观政要》将颜师古排在受诏编撰者的第一位,其次才是孔颖达,可是《两唐书》尤其是《颜师古传》中都不见颜师古主持《五经正义》的记载。
内藤虎次郎“影印宋刊单本尚书正义解题”认为:“《政要》以为颜师古主之。
然各经序皆颖达撰。
《新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俱以为孔颖达主之。
长孙无忌上表,亦特言以颖达宏材硕学,名振当时,奉诏修撰。
则颖达尤致力于撰定可无疑也。
”从颜师古的经历看,他更有可能主要继续从事文字辨析方面的工作,由于考订五经文字的工作已在先,诏颜师古共同致力于《五经》义疏则在情理之中(前者主要是就经文文字,而后者又增加了大量的义疏文字),而在记载上把他放在前面也因而情有可原。
《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载:六年累除国子司业,岁余迁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
又与魏征撰成《隋史》,加位散骑常侍。
十一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咨决之,书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
庶人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
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谏,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绢百匹。
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侍讲东宫。
十四年,太宗幸国学观释奠,命颖达讲《孝经》,既毕,颖达上《释奠颂》,手诏褒美。
后承乾不循法度,颖达每犯颜进谏,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曰:“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颖达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
”谏诤逾切,承乾不能纳。
先是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
太宗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
”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
时又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诏更令详定,功竟未就。
十七年以年老致仕。
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
精义霞开,扌炎辞飚起。
”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赠太常卿,谥曰宪。
孔颖达参加了周隋梁陈齐五代史中《隋史》的修撰,五代史的修撰时间为贞观三年到贞观十年正月〔8〕,议明堂事在贞观五年〔9〕,十一年又参修《五礼》,十一年春正月《礼》成〔10〕。
又奉命撰《孝经义疏》。
至此,颖达似乎一直没有时间主持《五经》义疏的修撰。
另外《五经》义疏初撰的重要参撰者马嘉运十一年以前也隐居白鹿山〔11〕。
贞观十二年,颖达拜国子祭酒,除讲授外再无其它重要修撰任务记载。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上》载:“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十四年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
可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名奏闻,当加引擢。
”按照记载的先后推断,《正义》初撰最晚不迟于贞观十四年。
《册府元龟》卷六百六《学校部・注释第二》载:“孔颖达为国子祭酒。
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令颖达与诸儒撰正《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数年乃成,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
”《册府元龟》卷六百八《学校部・仇嫉》载:“唐孔颖达……贞观中迁国子祭酒,撰正《五经》疏义。
”此两段文字有孔颖达拜国子祭酒(即贞观十二年)后开始编撰《五经》义疏之意。
又《唐会要》卷七十七《贡举下・论经义》载:“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
”其系《五经正义》于贞观十二年,史料系载文献往往或始或末。
所以《五经》义疏的修撰从贞观十二年开始较为合理。
关于《五经正义》初撰完成之年,内藤虎次郎“影印宋刊单本尚书正义解题”谓:“今据《五经正义》各序审之,贞观十六年,太宗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
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
是为不朽。
’付国子施行,赐物三百段。
”内藤所引为孔颖达本传,但其中并未明言受诏之年,内藤据《五经正义》各序,将其确定为十六年。
张宝三先生认为:“正义初修完成之年,史未明言。
然据五经正义各序皆有‘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某人等对’之文,又谓‘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可知在贞观十六年之前初修已成”。
即一位认为在贞观十六年,一位认为在贞观十六年之前。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载:“十四年……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
是时……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
”《资治通鉴》系《五经正义》之编撰于贞观十四年。
《荥阳外史集》〔12〕卷六十载“贞观十四年祭酒孔颖达上《五经正义表》”一篇:伏以万国文明,久仰缉熙之学;五经简奥,曷彰训诂之功。
用辑前言,敬陈睿览。
窃以易言卜筮,纪卦爻辞象之文。
书载典谟,尽政事谋猷之要。
礼总言乎大小,诗遍采于歌谣。
至若鲁史之春秋,实出圣人之笔削。
尊王抑伯允著纲常,内夏外夷具严界限。
浩矣文辞之盛,渊乎旨趣之深。
此群书,实为大训。
盖非但人君致治之本,抑且为下学立心之基。
更秦氏乱亡以来,不胜灰烬;迨汉儒补缀之后,仅免遗亡。
且论说之纷然,于指归之何在?百家裒集,宜明去取之公;万理同归,当著是非之正。
用有殚于缃素,期不朽于汗青。
恭惟皇帝陛下羲画心传,禹谟天授,北辰示极,蔼声歌典制之华,南面居尊,裒 贬赏罚之正,询谋而宏教化,制作以阐人文,念师说之多端,恐经传之益舛,遂令微藐,获在讨论。
臣某俯愧非才,仰叨成命,用进冕流之侧,敢修铅刊之功。
愿乞清闲,微加省览,俾圣贤可法,遂明道统之传,以帝王为师,诞著治功之盛。
与《五经正义》各序相对照,此文似与孔颖达朴实精简的文风有出入,但从以上两条都可看出《五经正义》的修撰与贞观十四年密切相关。
《五经正义》各序都有:“谨与某某对共讨论,详辨得失。
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书人及某某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凡成多少卷。
”或类似之辞。
可见在贞观十六年之前初撰已经完成,且与十六年事有间隔。
《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载:玄龄“十六年又与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
《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载:“贞观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撰《文思博要》成。
凡一千二百卷,诏藏之秘府。
同撰人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颜相时、国子司业朱子奢、给事中许敬宗、国子博士刘伯庄、太常博士吕才、秘书监房玄龄、太学博士马嘉运、起居舍人褚遂良、晋王友姚思廉、太子舍人司马宅相、秘书丞李淳风。
”其中马嘉运,朱子奢都是《五经正义》初撰的重要参撰者。
马嘉运参撰《周易正义》,朱子奢参撰《礼记正义》,且此二人在各自《正义序》中都被孔颖达列在同撰人之首。
所以一般说来《五经正义》的修撰时间不应与《文思博要》相冲突。
《文思博要》的修撰时间,虽《旧书》与《会要》记载不一,但至少当占用了贞观十五年的时间。
这恰好可视为《五经正义》修撰在十四年、十六年间的间隔。
所以可以作如下推断:孔颖达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后主持《五经》义疏的编撰,至十四年初步完成,并上表请求省览。
至十六年又对《五经正义》进行了初次修订。
十六年的修订,如前文所引《正义》之序,都有赵弘智的复审,有凡成的卷数。
另外,还有如“庶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尔。
”(《周易正义序》)“庶对扬于圣范,冀有益于童稚,略陈其事,叙之云尔。
”(《尚书正义序》)“庶能光赞大猷,垂法后进,故叙其意义,列之云尔。
”(《礼记正义序》)之类总结性的言辞。
如此表明,十六年的修订是一次有复审,有成书,有总结的过程完整的修订,因而也应该是一次完成了的修订。
此次修订的用时,据《正义》各序的口气,似在当年就完成了。
由于是初修,问题应当不少,再加上过程完备,较为认真,所以也当用了一年的时间。
关于《五经正义》的参撰者,内藤虎次郎“影印宋刊单本尚书正义解题”提到:“预夫《五经正义》撰定之役者,各经序《新旧唐书・孔颖达传》、《新书・艺文志》具有氏名。
”并列出与颖达一同受诏者之名;另外,也与张宝三《五经正义研究》一样都列出了初撰者,初修者及永徽年刊定者名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