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沟”研究综述及其政治意义评析

摘要：“知沟”假设提出将近四十年，已有颇多的研究成果，近年“知沟”的相关理论特别是“数字鸿沟”在我国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目前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知沟”假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主要针对有关“知沟”假设的理论发展、政治意义进行综述性研究，并对缩小“知沟”提出建议，希望对今后的“知沟”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知沟政治意义评析一、从“知沟”到“数字鸿沟”（一）知沟假设的提出“知沟”假设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

当时要求实现教育平等机会的社会呼声高涨，美国政府为实现教育机会平等，为贫困家庭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更多的知识，而特别开设了儿童节目《芝麻街》。

但传播效果调查却表明，该节目在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却因此获益颇多，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在大众传播中的这种现象，让明尼苏达小组产生了兴趣。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播学学者蒂奇纳（P.J.Tichenor）、多诺霍（G.A.Donohue）和奥里恩(C.N.Olien)（又称为“明尼苏达小组”）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Mass Media;Flow;and Differential;Growth in Knowledge）一文中正式提出“知沟”。

该小组对“知沟”假设的阐述是：“当大众媒介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流通不断增加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趋”。

明尼苏达小组对“美国舆论研究所”在1949年到1965年收集的关于人造卫星、人类能否登上月球、吸烟与癌症的关系这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并从“时间趋势”分析和“特定时间”分析两个角度的实证数据的分析中证实了他们对“知沟”假设的阐述。

1975年明尼苏达小组完善和修正了原来的假设，发表论文《大众媒介和“知沟”：对假设的再思考》（Mass media and the konwledge;gap;hypothesis;reconsidered）。

他们认为，在议题重要性强、冲突严重和社区人口同质化程度高的情况下，议题的显著性容易引发人际传播，而且同质社区可选择的媒介少，结果造成知沟缩小；当议题的显著性和冲突性较小，而且社区复杂性、差异性大，多元化程度高时，知沟将呈现扩大之势。

（二）“知沟”假设的发展在美国，对“知沟”的研究通常划分为两个阶段。

1970-1975年为第一阶段，1975年以后被成为“知沟”假设的修正阶段。

在假设提出之后，有些实证研究无法支持该假设，并对“知沟”假设的普遍性进行质疑。

1977年艾玛特和克莱（James S. Ettema & F. Gerald Kline）从微观层面探讨“知沟”的成因，运用认知心理学理论，在《缺陷、差异与上限：理解“知沟”的制约性条件》中提出“上限效果”（ceilingeffect）假说：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下来。

艾玛特等人将“知沟”假设修正如下：当社会系统中大众媒介信息流通日益增加时，有动机获取信息和信息对他们有用的那部分人比起那些没有动机或信息对他们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将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些信息，因此这两部分人的知识差距呈现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此后，研究者对“知沟”进行考察时，将一系列个体层面的变量纳入研究范围之内。

1980年美国学者的德温提出了“受众中心论”对明尼苏达小组的经典“知沟”假设提出了批判。

当时美国传播学研究正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型分析中。

德温在《传播沟与不平等：走向新概念》(Communication;Gaps;and;Inequities:;Moving;Reconceptualization)一文中强调了个体情境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重要性。

图恩伯格（Thunberg）等人研究发现，“知沟”随着特权较少（less privileged）群体“赶上”特权较多群体(privileged)而逐渐弥合。

在对“知沟”研究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逐渐把社会地位差异的“知沟”假设与个体动机差异的“知沟”假设结合起来讨论。

芬兰学者艾莉娜?索米嫩（Elina Suominen）在1976年发表的文章《谁需要信息、为什么》（Who Need Information and Why）中提出了“客观信息需求”和“主观信息需求”两个概念。

她认为，越是客观信息欠缺的低 SES人群，其主观信息需求越低。

瑞典学者诺瓦克（Kejll Nowak）在《从信息沟到传播潜力》（From Information Gaps;to Communication;Potential,1977）等文章中提出用“传播沟”代替“信息沟”。

他认为传播是一个双向过程，造成“传播沟”的原因在于传播者的职业理念、价值观和媒介体制与低SES 群体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诺瓦克还提出了“传播潜力”的概念。

这些学者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原先假设的内涵。

（三）信息沟和数字鸿沟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将“知沟”（knowledge gap）称为“信息沟”(information gap)。

虽然在广义上来说，“知沟”也就是“信息沟”。

在新传播技术和传播工具发展的情况下，学者卡茨曼提出了“信息沟”理论。

卡茨曼认为：首先，新技术的采用将带来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量和信息接触量的增大，这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如此。

但新技术的采用所带来的利益并非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均等的。

其次，电脑等机器的信息处理能力要比人强大，既有的信息富裕阶层通过早期采用和熟练使用这些先进机器，能够比其他人更拥有信息优势。

再次，新媒介技术层出不穷，造成“老沟”未填平，而“新沟”又不断出现。

据此推论，信息时代，“知识沟”已经演变成为“信息沟”。

在信息时代，信息就是财富。

如何防止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级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即，“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信息社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数字鸿沟一词最早出现于，Lloyd Morrisett有关对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haves）和信息穷人（the information have-nots）之间所存在的一种鸿沟的认识。

现在数字鸿沟已经成为一个笼统的标签，用来说明人们对于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采纳和使用上存在的差距。

有关数字鸿沟的定义很多。

狭义上讲，数字鸿沟指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同地区间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上的差别。

美国商务部发表的《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系列报告是这一定义的代表：“在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

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最好的教育。

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

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

”祝建华将对数字鸿沟的概念化定义为，“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操作化定义是“社会各阶层之间互联网使用者比例之平均差别。

”广义上讲，除了互联网外，数字鸿沟的衡量指标还包括其他许多信息传播技术。

例如，Arquette(2001)以信息智商（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Quotient ,即IIQ）作为综合指标，即衡量数字鸿沟的信息传播技术拥有和使用状况，除了互联网外，还要包括电视、传真机、电话、手机等等。

国内的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都验证了数字鸿沟的存在。

黄艾华《网络传播加剧知识沟扩散》中指出：“网络本身并无扩大或合拢知识沟的倾向，但由于众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将传统大众媒介影响下业已形成的知识沟数倍放大。

”金兼斌对于“数字鸿沟”这一概念进行了辨析，不仅回顾了数字鸿沟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各种不同的数字鸿沟定义进行了总结和梳理。

韦路、张明新发表文章《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指出，此前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皆聚焦于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上，然而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上的鸿沟，是否导致人们知识上的鸿沟,却被研究者们忽略。

此外，国内的研究成果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研究领域方面。

国外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包括食品、医药、金融等许多方面。

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网络传播和农村教育这两个方面。

二、“知沟”的政治意义知识被认为是获得经济效益的必要元素，信息化社会更是如此。

信息传播中的“知沟”裂变，会加剧经济上的贫富分化。

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

当前“知沟”呈现扩大的趋势表现在许多方面，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部，还存在于国家之间、地区之间。

“知沟”的扩大会对社会诸多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里仅讨论它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妨碍公民的政治参与“知识是公民全面参与民主和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基本要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素。

”在现代社会里大众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已不仅仅只是向公众传递信息。

人们从传媒上所获取的政治信息，往往推动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

众所周知，为了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依托充足的相关信息。

因而，有能力输入大量有价值信息的专家，在政治决策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然而大多数普通公众，则相对处于信息匮乏状态，与许多重大问题有关的资料，例如关于三峡工程的知识，可能是多数选民或者代表难以理解的。

因此，公众参与决策的过程变得难以有效实行。

在现代社会的政治运行中，“真正的决策常常是由专家们在幕后作出的，那些负责决策的官员依靠的是专家们的专业知识和建议。

”虽然决策者考虑到了公众的利益，但是由于公众难以正真参与决策过程，就有可能一方面，不理解政策进而使其难以执行，另一方面参政热情受挫。

（二）改变政治资源的结构“知沟”的扩大将可能改变一个国家政治体系中两种政治资源的结构比例，从而降低政治体系权威的合法性。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力量至上的时代，谁拥有更多的信息和技术，谁就拥有话语权和决策权。

技术专家已经越来越多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是官僚增多了，而不是政治家增多了。

这种政治体系在执政过程中，会对非物质性政治资源例如民意、价值、体制等的洞察力和开发热情，从而使执政党驾驭全局的能力下降。

技术往往与市场联系在一起，技术能力的掌握者又时常以市场主体身份出现，对非技术专家型政客构成威胁，传统政治控制机制将会失效或被取代。

这值得传统的政治哲学认真思考。

（三）加大国家间的差距便随着网络传播出现的数字鸿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原本存在的不平等。

数字鸿沟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的鸿沟，也是政治制度的鸿沟。

除了设备、技术外，与因特网管理和相关的法规政策等，发展中国家均落后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