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理念与发展规划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影响

第四节大学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影响大学自身的诸多因素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诸如大学教育的理念，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倾向，大学教育的发展规划，还有大学校园的软环境等等，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基本内容、地位、方向走势和有效性，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下面，仅以大学教育理念的变化，考察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一、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时代性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影响教育理念是人们对教育目标的深切向往"深度探索与勇于追求的思想认识，大学理念反映的是一个大学应具有的大学观"使命观与职能观的深层次问题，提倡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建设大学的问题。

因此，没有一种恒定不变的大学教育理念，大学的教育观念是随时代的变迁而调整，这种调整自然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步伐。

1、自由教育的大学理念将精神的自由放在首位，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的。

自由教育,“即适于自由人之教育也。

所谓自由人者,其意义乃谓人之不因实用目的之顾被迫而取得任何特定的技能者,自由人必能使用其时间于其所认为具有特定的修养价值之任何科目之上。

”[1](Ｐ275)自由教育的兴起是由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被区分为自由人和非自由人，自由教育实际上是针对社会中少数自由人的教育。

因为，这些自由人没有衣食住行等的生存压力，所以自由教育不是出于实用与必需的要求，而是为了提升自由人的高尚情操。

从这个理念出发，自由教育通过发展理性、提升智慧及道德水平从而实现身心和谐发展为目标并排斥任何实用目的的教育。

因而也有学者把西方早期的大学教育称为博雅教育。

这种大学教育寻求的是心灵的自由和解放，把教育引向人的精神层面美德的塑造，它排斥两种需要的满足：一是肉体方面需求的满足，二是商业技艺层面需求的满足，这种大学教育，天然具有道德和精神的气质。

这种大学教育理念的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相吻合，它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的。

2、人力资本的职业化大学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被边缘化，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

专业教育或专才教育的大学理念，其核心是把人作为人力资本来进行培养，这是西方大学教育中一次重要的转型。

也是为了适应西方近现代工业化生产需要的结果。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种职业对专业知识的需要也越来越高，对人做专业技术和技能的培训也就成为必需。

再者，近现代社会也没有自由人的存在，自由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消失，针对自由人而进行的博雅教育也就没有了市场。

因而，专业教育或专才教育，就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特征。

这种专业教育是以科学知识教育为核心的，它排斥的是人文的自由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是这时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

专业教育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工业化和商业文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与之相应地，带来了实证主义的真理观和实用主义的功利观等价值观在大学的渗透，并逐渐成为大学的一种主导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人文科学由于不符合实证科学的精密性和确然性的要求，也不具有实用性的特征，被推上了批评的风口浪尖上。

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学教育就展开了科学教育与古典人文教育之间的论战。

如，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在《教育论》中,讨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时,主张“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完美的生活做准备。

”而斯宾塞所理解的完美生活又主要是与个人身体健康、生产活动、养育子女相关的内容,因此,他把与个人健康和实际生活有关的科学看作是最有价值的知识,而文学和人文学科是最无价值的知识,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只是一些“花哨摆设”和“虚文华饰”。

相应地。

,在所排列的学校课程中,与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的课程排在第一等;与生产活动相关的课程在其次，而关于怎样养育子女的课程;人文课程排在最末等,按照这样的大学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相应也就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因而，天然地不利于它的成长的。

3、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相统一的大学教育理念，人文精神的部分回归，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重要影响，但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的比重，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分量。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

通识教育本身源于19世纪，当时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

自从20世纪，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

关于通识教育尚在研究和讨论之中，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在这三点上有一定的共同性：一是通识教育是对专业教育的一种补充和纠偏。

随着对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作为物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陷越深居于中心，成为操纵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工具理性。

将工具理性推向极致的结果，造成人类精神生活追求的失落和对生活意义寻求的缺失，从而导致现代社会的技术性危机。

这样价值理性的重塑和发展就成了时代赋予的任务。

通识教育以自由精神为内核、以实现自由人为目的、充满浓郁人文气息和深厚人文关怀,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地去顺应人们对教育本位回归的期望、为全人的和谐发展而存在。

二是对传统自由教育在现代的延续。

Ｊ.Ｄｉｒｄｅｎ认为:“自由教育作为一种含有等级观念的教育思想好象是过时了,但实际上它的精神并没有死亡,现在它以一个中性词汇‘通识教育’而流行。

”[2](Ｐ182-183)“通识教育实质上是对自由教育和人文传统的继承,……ｇｅｎｅｒａｌ与ｌｉｂｅｒａｌ在本义上是相联系的,它们都在于塑造自由人,旨在使学生的理性获得自由。

”[3](Ｐ52)三是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完人“。

自由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成为“自由人”，专业教育目的上使人成为职业化的“专才”，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将人培养成“完人”或“全人”。

全人教育寻求人的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全面发展。

全人教育并不贬低物质的重要性，不否认社会存在的价值，但它认为教育的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与技能的训练，更应关注人的内在情感体验与人格的全面培养，达到人的精神与物质的统一。

可见，这个“全人”是针对在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下，形成的“单向度的人”而提出来的，在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对“专才”教育的一种纠偏。

在当代大学教育理念中对通识教育理念的强调，对我国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通识教育中对价值理性的关注，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人生价值观的塑造有其共通性。

但通识教育并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因而，在世界大学教育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发展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它的实效性，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1、民国期间大学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民国期间，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处于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我国现代的大学教育却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大力发展。

并为新中国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大学教育理念具有的前瞻性。

（1）、蔡元培“兼收并包”的大学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东西方文化观念的相较与相融。

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也应该在思想的解放上。

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讲辞中就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积极倡导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大力主张学术研究要遵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及“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治学理念。

在蔡元培那里，兼容指的是对东西方文化的兼容，而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他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将世界最新的科技成就，引入到大学的教学内容中来。

提出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不仅是对本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其它民族文化的继承与消化。

这种理念，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和消化，提供了大学这块有利的土壤，让其顺利的滋生。

另外兼容还指的是对不同的学派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共容与共存。

蔡元培坚持不论学历与派别来遴选名师,聘用了具有激进思想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在中国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为理科学长,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

随后引进了文科方面:新派的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伊默、高一涵等;守旧的陈汉章、黄侃、辜鸿铭、刘师培;年轻无资历的梁漱溟。

理科方面请来了颜任光、李润章、李仲揆、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李石曾、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秦汾等;法科有马寅初、王宠惠、陶孟和等。

还盛邀英、美大学者罗素、杜威、葛利普等来北大执教讲学。

北大门下,大师荟萃,群星璀璨,不同思想流派不断交锋,学术水平长足进步。

北大真正脱胎换骨,跃为中国最高学府。

可见，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不在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制定、建设和遵守上，而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创建与发展上，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是那一时期的核心与主题。

（2）、西南联大时期，爱国主义情操和自由民主精神是其首要的办学理念。

西南联大办学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时期，而且个人的生命也处于危险的边缘。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在这一时期的大学教育纲领性文件《大学一解》中着重指出:大学师生既要与全国民族共命运,关注现实,又“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4]。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建立了一个既关注现实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自足的精神家园,他们在初期的挫败和忧愤中,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意气风发的学子,每一双眼睛都热切地关注着现实、前方的战事、动荡的时局和苦难深重的人民。

另外，自由民主的精神是西南联大办学的一贯宗旨。

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举办的，在学术精神和学术魂的塑造上，发挥了三校的优良传统。

北大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著称，清华以求实科学的精神令人称道，南开以从严求实，活泼创新为世人瞩目。

在西南联大坚苦的环境下，联大学术空气自由,百家争鸣,政治空气浓厚,“民主墙”壁报耀眼,是供人呼吸新鲜空气和获得营养的“窗口”。

联大草坪的民主集会,经常吸引成千上万要求进步的青年和市民,成为学习天下大事的课堂。

正是由于北大的“自由”、清华的“民主”和南开的“活泼”的融汇，西南联大为祖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

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谢玮,邓稼先,黄昆,彭佩云,汪曾祺,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吴讷荪,陈忠经,戴传曾,王浩,杨凤,何兆武,李长之,何其芳,吴大观,任继愈等。

联大师生担任中国“两院”院士的共170余人,几乎占到院士总数的一半。

其中毕业生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获得诺贝尔奖金,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等4人获得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西南联大可以说是办学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办学硕果累累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