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和目标计划研究科的目标信息科学研究科的教育理念为∶向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作出贡献，促进以知识为根基的社会的发展。
通过继承与创造信息科学的理论，以培养学识广泛高深、兼有国际性的技术人员，同时以培养创造力丰富、能够独立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为目标。
教育目标信息科学研究科的突出特点是针对下一代信息系统、信息媒体、计算机科学、硬件技术、通信技术、系统科学、生命信息等，从信息科学的基础到应用，广泛地进行教育与研究。
教育课程以尖端学术研究为基础，并且为了让学生广泛掌握有高度的知识与研究能力，按照各个专业的目标配置了主专修科目。
与此同时，作为副专修科目设置了也能学习其他专业的专业领域的双峰型教育课程。
硕士课程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高度的专业知识及基础性研究能力，能够从多方面支持即将到来的以知识为根基的社会、拥有能够活跃在国际舞台的知识修养的技术人员。
博士课程的教育目标为要求学生完成另一个副专修科目的学习，使他们可以扩大视野。
而且，使学生掌握的专业知识深化到最尖端的学识，让学生可以掌握独立开展创造性研究活动的能力，成为一名能够进行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
学校录取方针不论是从校内还是从校外，我们选拔所有以信息科学为学习专业、有强烈意愿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本科学生，以及虽然已从本科毕业但希望一边活跃在社会，一边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才。
另外，从面向世界敞开本研究科大门的观点出发，本研究科积极地接纳外国留学生。
面向社会在职人员和外国留学生进行特别招生，每年招生两次。
入学时间分别为4月和10月。
信息科学研究科硕士课程的入学考试，包括关于语言以及专业知识的考试。
专业的考试将针对各专业的专业领域的基础科目，以及对专业的熟练程度进行笔试。
但是，根据广开校门的方针，学校尽可能让考生比较自由地选择专业科目来应试。
信息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的入学考试包括有关语言和专业能力的笔试，以及重视判断考生研究能力的口试。
本研究科已引入笔试免试制度。
学习成绩优秀的考生，以及在企业中充分开展研究与开发等活动的人员可以免除笔试。
蔡元培大学教育理念及其现实意义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他长期致力于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的研究，多次专门考察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深受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为高等教育改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蔡元培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高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学是什么，古今中外学界有不少论述。
古代的“大学”教育指的是最高层次、最完善的教育。
《说文解字》：“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学，觉悟也，从教形，意尚蒙也”。
《大学》在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的《大学章句》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认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渭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蔡元培先生的心目中，“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基于这种“大学观”的大学理念，蔡元培把个人学识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再加上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性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一、大学应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大学，按照蔡元培的理解，是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思想包罗万象、言论百家争鸣的场所。
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目标就是按照现代大学的标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大学理念。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坚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锢人民的头脑。
此时的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在上书黎元洪、段祺瑞积极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
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
不少人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
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
学校里封建复古的陈腐思想泛滥，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
为了扭转这种腐败的学风，蔡元培在就任校长的第一次演说中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
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
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了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
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要将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
”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要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要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
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
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中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认识切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北京大学的校情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他“从1917年到1919年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
他在办学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不仅促进了北大的发展，其意义远超出了一所大学的范围，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学术和教员两方面。
1．在学术上反对墨守成规，提倡自由发展。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大是腐败与专制并行，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教师不学无术，墨守成规，学生无心学习。
蔡元培立足于中国近代教育国情，强调了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
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悉听其自由发展。
”在学术上各种派别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在相互包容和讨论中吸收精华，促进学术的发展。
2．以学术造诣为主罗致各类人才。
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地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
为贯彻兼容并包的原则，蔡先生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
在聘请教员上，最重要的标准是有无专门学问。
只要有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
在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立即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北大的钱玄同等学者一起致力于北大文科的革新。
而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
如刘师培，曾参与反清革命，后变节为清探，又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任为教授，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
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教员，则不管什么人，坚决辞退。
因此，北大一扫往日沉闷保守的气息，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各种思潮学说纷起，形成了各种学术思想新旧交融、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
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
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
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
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盛极一时。
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酝酿发祥的思想摇篮。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了进步作用，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三、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文理沟通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学”为学理，“术”为应用。
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故是术。
“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也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非研究真理为目的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
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进术之进步。
”“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但“学”重于“术”。
这一改革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和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
在北大蔡元培主要进行了如下整顿。
1．扩充文理，改变“重术轻学”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二科。
因此在学制的设置上，《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
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
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
”他保留北京大学文科原有的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门，增设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三门。
理科原有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增设地质学一门。
工科并人北洋大学，原有工科两班，毕业后即停办。
商科改为商业学门，并人法科。
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
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2．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
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如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
同样理科各学科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其为自然科学的归纳。
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不能截然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