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中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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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采访的伦理学争议及其应用原则一引言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有争议性的信息获取方法,时常被媒体使用。
2017年8月,《法制晚报》记者暗访海底捞劲松店和太阳宫店,曝光该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存在安全隐患;[1]2015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替考组织,揭发南昌高考舞弊乱象;[2]2011年,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假扮智障劳工,深入黑砖窑报道倒卖智障奴工的黑色交易链[3]……这些新闻在受到公众称赞的同时,也引发了专业人士的思考。
由于隐性采访一般是以“记者隐藏身份或采访意图”“采访客体对于采访事宜毫不知情”“采访者隐蔽包括录音、摄影、摄像设备在内的采访工具”等方式进行的,这些“隐瞒”行为都指向其行为的非伦理正当性——“欺骗”。
对于隐性采访的讨论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其一是法律视角,其二是伦理视角。
基于法律条文来探讨隐性采访的禁区何在,这些规定较为明晰。
但隐性采访引发的“伦理困境”相对复杂,“人在道德选择过程中遇到的一种特殊的矛盾情形:当在同一价值体系的范围内选择了按照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一定的道德价值时,就不得不放弃或妨害其他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另外的道德价值,由此使选择者陷入了一种道德选择上的困难境地”。
[4]是忠于真相,还是忠于诚实成为每个使用隐性采访获取信息的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
隐性采访的伦理困境,关键在于其手段的不正当性与结果的正当性之间的对立,由此,本文基于伦理学的义务论和结果论两大道德原则评析隐性采访,以便行动者更清晰、更正确地做出道德选择。
二隐性采访是否具有伦理正当性之评析(一)基于义务论评判隐性采访的伦理正当性隐性采访中的争议之处在于这一采访方式违背了诚实的道德原则。
义务论者关注的是行为本身,一个行为的对错取决于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
[5]只有基于义务而行动的行为才是道德上有价值的行为。
基于义务论的分析视角,隐性采访的伦理不正当性在于该行为本身就具有“欺骗”“违背承诺”等特点。
义务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康德,在他看来诚实是必需的,是必须遵守的绝对律令。
隐性采访的道德缺失及真实性研究作者:于卓来源:《今传媒》2014年第11期摘要:随着新闻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竞争的加剧,社会媒体为了提高收视率、发行量等,逐步开始使用隐形采访作为其制胜武器之一。
本文主要从隐形采访概念和特点出发,分析隐性采访中产生道德缺失及真实性问题,并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从制度的制定和道德伦理两个方面提出改善措施。
关键词:隐性采访;道德缺失;真实性中图分类号:G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1-0063-02一、隐性采访及其存在的道德考量(一)隐性采访的概念界定及特点1.隐性采访的概念。
隐性采访是相对于常规采访的来说的,根据新闻界实践来看,对于常规的正面采访,受访者都是乐于接受的,但是对于反面采访或者批评性质的采访,一旦记者亮出身份和采访意图,通常都是很难采访到事实真相[1]。
为了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的职能,新闻界中随即产生相对常规采访的采访方式,理论界至今没有对隐性采访给以明确的界定,从称呼上隐性采访通常又称为隐匿采访、私密采访、偷拍、暗访等等,这些称呼都表达了隐匿的采访特征,新闻界一般称为隐性采访。
2.隐性采访的特点。
隐性采访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相对于常规采访而言,隐性采访具有非公开性、有限性、双重性等特点:首先,隐性采访的采访方式相对于显性采访而言的,这种采访行为是秘密进行的,具有非公开性的特点,表现为隐瞒身份,隐蔽采访手段及不向被采访人暴露采访意图与目的。
其次,隐性采访在采访范围上只能适用于有限的采访题材,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采访都能采取隐性采访,必须是在公开采访无法保证采访真实性的情况下,并且进行隐性采访不会触犯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不会侵犯到公众利益,才能进行隐形采访。
最后,隐性采访在采访上存在双重性的效果,相对于常规采访,隐性采访能实现常规采访不能实现的采访效果,更能体现新闻媒体对新闻报导的真实性,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善意原则在隐性采访中的运用——以“茶水发炎”事件为例近年来,调查报道逐渐成为媒体的重要形式之一,而在这种报道中,隐性采访被广泛运用。
隐性采访是指在不揭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采访并记录相关人物的言行。
本文将探讨在隐性采访过程中如何运用善意原则,以做到公正、客观、合法地报道新闻。
“茶水发炎”事件是近年来触目惊心的一起事件。
该事件中,一名消费者购买了一瓶花茶后,因饮用该茶导致发热、发炎,并且最终需住院治疗。
事后,该消费者称自己已向店家反映情况,但店家不仅不作出回应,还任意更改产品名称。
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多家媒体围绕该事件展开了深度报道,也启发了本文的研究。
一、隐性采访的优势与隐患隐性采访相对于常规采访单纯、直接的优势在于可以获得不同角度、不同权限的信息,帮助新闻工作者深入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同时也有助于保护新闻工作者和采访对象的安全。
然而,隐性采访也会存在隐患,比如可能侵犯采访对象的隐私、侵犯他人的知情权等,因此在进行隐性采访时需要十分谨慎。
二、善意原则的运用在隐性采访中运用善意原则,即是指以客观、真实、道德的态度和行为去与采访对象建立交流,并全程保持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和理解。
这一原则的运用对于新闻报道有很大的帮助。
1. 建立信任关系:在隐性采访中,采访对象一般不知道自己被采访的身份,可能存在失信行为。
因此,新闻工作者从采访前就开始与采访对象平等、真实、坦诚地沟通会增加双方之间的信任和感情,从而更容易取得采访信息。
在“茶水发炎”事件中,采访对象是茶馆老板。
在隐性采访过程中,新闻工作者应该以一种友善的态度与其沟通,让其能够理解并接受隐性采访的做法。
2. 平衡公正:在隐性采访过程中,新闻工作者应该把握好平衡公正的度,避免在采访中过分揭露采访对象的隐私及其企业经营秘密。
更要注意隐性采访产生的言行取材的真实性审查,不触犯相关法律。
事件发生后,新闻工作者应该以一种公正、平衡的态度进行采访和报道,不偏袒任何一方或有任何不正当的言语和行为。
简论隐性采访的伦理道德前言隐性采访,也称为隐身采访或匿名采访,是一种常见的采访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研究、新闻报道等领域。
但是,使用隐性采访方式存在着一些伦理和道德问题。
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
什么是隐性采访?隐性采访是指采访者隐藏自己的身份,通过各种方式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从而获得受访者更为真实的情感和观点。
隐性采访通常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匿名采访,采访者和受访者彼此完全不认识,采访者稍加伪装后进行采访。
另一种是隐身采访,采访者和受访者彼此认识但彼此的身份保持相对匿名,采访者通常使用特殊的设备来隐藏自己的身份。
隐性采访的优势隐性采访具有以下几个优势:受访者更加真实许多人在面对陌生人时会表现出一定的保护意识,抵制或隐瞒真实情感和观点,隐性采访可以打破这种保护意识,让受访者更加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
更多真实信息由于隐性采访可以打破受访者的保护意识,因此采访者可以获得更多真正的信息。
这可以更好地帮助调查人员和记者了解事件的真相,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
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隐性采访可以使用各种方式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从而降低他们的风险。
由于采访者已经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因此受访者更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
隐性采访的伦理道德问题尽管隐性采访具有一些优势,但它也存在着一些伦理和道德问题:伦理问题侵犯受访者的权利隐性采访可能会侵犯受访者的权利。
由于受访者并不知道采访者的真实身份,因此他们可能会对采访的目的和后果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采访者可能会利用受访者的弱点或隐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显然是不道德的。
伦理平衡问题隐性采访可能会导致伦理平衡问题。
采访者可能会因为采访的目的而篡改受访者的言论,这将导致受访者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出现严重扭曲,说话者和被说话者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这样基于隐性信息得到的平衡将被打破。
这种失衡可能会导致受访者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并损害他们的利益和名誉。
道德问题操纵手段隐性采访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来操纵受访者的情感和言论,使其更加符合采访者的利益。
浅析隐性采访中的法律界限和道德伦理问题浅析隐性采访中的法律界限和道德伦理问题[关键词]隐性采访;法律界限;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
从中央级媒体到地方级媒体,隐性采访被广泛地应用,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同时也是受众最需求的。
从市场争夺和媒体长远开展来看,如何处理隐性采访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探讨的问题。
一、隐性采访的概念、类型及特征隐性采访的概念及类型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为完成某一特定的采访任务而把自己的身份和意图隐藏起来的一种采访方式,今天我国新闻界又把这种采访方式通俗地称为“暗访〞或“秘密采访〞。
从实践看,隐性采访大约包括三种类型:侦察型、体验型和验证型采访。
侦察型的隐性采访是指对某一事件进行调查的采访形式,更多地表现为对人民内部某些违法犯罪行为的侦察或者说对社会某些阴暗面的侦察采访。
体验型的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作为被效劳的对象去体验某些行业的工作,不亮名记者身份。
验证型是指对某些事件通过“暗访〞的方式进行验证的采访形式。
二、隐性采访的法律界限及伦理道德问题隐性采访的法律界限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新闻法〞,对隐性采访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隐性采访没有法律界限,隐性采访往往更多地涉及法律问题,采访不得当就会产生法律纠纷,甚至触犯刑律,因此需要新闻记者特别注意,对隐性采访要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
隐性采访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根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侵犯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假设干问题解答?第7条第3款规定:“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2.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第三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第五章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科技传播》77作者简介:左翊廷,本科在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
王田阳,本科在读,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外新闻史。
揭露真相还是道德缺失?——隐性采访问题研究左翊廷,王田阳摘 要 隐性采访,作为记者挖掘事实真相的众多手段之一,是新闻媒体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维护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但使用不当也会造成不良后果。
隐性采访究竟是揭露真相还是道德缺失?文章从隐性采访的定义特征出发探究其利弊,并结合国内国外两个案例的分析,提出在新闻实践过程中记者隐性采访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其他注意事项。
关键词 隐性采访;舆论监督;新闻真实;伦理道德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1)280-0077-03隐性采访,俗称“暗访”,是指记者不公开身份,在采访对象未知的情况下通过特殊手段获得新闻素材的采访方式,而这些新闻素材往往是显性采访不宜获得或不可能获得的,因此只有在情况特殊条件下才会被使用。
近些年来,隐性采访在调查性新闻报道中被大量运用,主要用来揭露社会阴暗面,履行新闻媒体守望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职能,收效甚好,但也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引发了学界对隐性采访的理性思考。
由于隐性采访的“隐”性——采访对象对自己被采访这一事实完全不知情,隐性采访的法律和道德边界就很难理清。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隐性采访到底是揭露真相还是道德缺失?实际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该放到具体案例中去,根据采访过程中发生的实际情况,来评判隐性采访的利弊。
1 隐性采访的积极作用1.1 揭露社会黑暗面,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党和人民发声,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隐性采访多用于揭露社会阴暗、虚假的一面,这些丑恶行径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危害社会的人当然不愿意事件曝光,这时就需要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能,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并公之于众。
隐性采访的道德缺失及真实性研究【摘要】隐性采访是一种在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但其道德缺失和真实性问题备受关注。
本文探讨了隐性采访的定义、特点以及在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分析了其在揭示真实情况上可能存在的挑战。
文章还总结了隐性采访的优缺点和改进方法,以及道德缺失对研究的影响。
提出了提升隐性采访真实性的建议,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隐性采访道德问题的研究,有望为研究者提供更好的指导,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和实践应用。
【关键词】隐性采访, 道德缺失, 真实性, 优缺点, 改进方法, 影响, 建议, 未来研究方向1. 引言1.1 研究背景隐性采访是指研究者在未经被访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采访,通常用于调查敏感或隐秘话题。
隐性采访的道德缺失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因为它涉及到个人隐私权和伦理标准的问题。
在过去的研究中,隐性采访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其真实性有时受到质疑。
本研究旨在探讨隐性采访的道德缺失及真实性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法,以提升隐性采访的研究质量。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隐性采访的道德缺失和真实性问题也愈发凸显,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研究将通过深入分析隐性采访的特点和优缺点,探讨其在研究中的作用和影响,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对隐性采访的道德缺失和真实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揭示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通过对隐性采访的定义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对隐性采访中存在的道德缺失进行揭示和反思,有助于改善研究者在实践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通过探讨隐性采访的真实性问题,可以提出提高研究结果可靠性的建议和方法。
本研究旨在为隐性采访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促进研究领域的不断进步和完善。
1.3 研究意义本文旨在探讨隐性采访中存在的道德缺失和真实性问题,分析其优缺点及改进方法,并进一步探讨隐性采访的道德缺失对研究的影响,提出提升隐性采访真实性的建议,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采访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采访是新闻报道的基础,是获取信息和传播真相的重要途径。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需要遵守一定的道德和伦理准则,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报道的公正性。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采访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往往让人感到困惑和挣扎。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采访对象的隐私权和尊严。
记者在进行采访时,必须尊重采访对象的个人隐私,不得越过道德的底线侵犯他人的权利。
有时候,为了获取独家新闻或者引人关注的话题,记者可能会不顾他人的感受采访涉及隐私的内容。
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伦理道德,也有可能引发道德诉求,损害媒体的声誉。
其次,采访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必须秉持事实真相,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得故意歪曲事实,误导读者。
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为了快速获取新闻资讯或者提高报道的热度,记者可能会夸大事实或者歪曲真相。
这种行为不仅有损报道的公信力,也可能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采访中的道德标准也包括对待受访者的态度和言行举止。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应该保持专业的态度,尊重受访者的感受,避免言语或行为上的冒犯。
但是,有时候记者可能因为主观偏见或者情绪波动,在采访中发表不当言论或者采取侵犯对方尊严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有悖于专业伦理,也可能导致采访过程的失败。
总之,采访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是新闻报道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记者应该时刻牢记自身的职责和使命,遵守职业准则,确保报道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同时,媒体机构也应该建立健全的伦理规范,加强对记者的培训和监督,促使其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做到言行合一,尽职尽责。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更加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建设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浅析隐性采访的法律与道德问题【摘要】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隐性采访新闻报道以其真实、鲜活、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特点,直观迅速、真实可信的优势为国内越来越多的媒体所接受,赢得了越来越多一线记者的青睐。
同时社会法制日益健全,权利界限越来越清晰,“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和道德性一度引起争议,本文就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和道德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意见。
【关键词】隐性采访法律伦理道德新闻法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隐性采访新闻报道以其真实直观、信息量巨大、更能够吸引读受众眼球的特点为国内越来越多的媒体和一线记者所青睐。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媒体都有通过隐性采访,来揭露各种违法乱纪或是其他影响公众利益的事件。
著名揭黑记者王克勤的很多名报道,如《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都是通过隐性采访获得了大量的信息源。
然而,当今社会法制日益健全,权利界限越来越清晰,“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再度引起争议。
不少人反对隐性采访,是因为即使报道媒体是出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目的,也不能淡化隐性采访自身带有的欺骗性。
这种通过欺骗获得的新闻素材,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人身权益。
甚至由于一些记者自身法律道德素质不高,,为了便捷地获得采访信息,无视法律规定和道德界限,滥用隐性采访。
因而,隐性采访的合法性和道德性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一、隐性采访的概念隐性采访的概念是相对于常规采访来说的。
根据新闻界实践来看,对于常规的正面采访,受访者都是乐于接受的,但是对于反面采访或者批评性质的采访,一旦记者亮出身份,说明采访意图,受访者通常是躲闪回避。
为了发挥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监督的职能,新闻界中随即产生相对于常规采访的秘密采访方式,即隐性采访。
通俗地讲,隐性采访是指隐藏身份的新闻记者在被采访对象不知晓的前提下,利用摄、录设备秘密采集新闻事实的一种方法。
理论界至今没有对隐性采访给以明确的界定,从称呼上隐性采访通常又称为隐匿采访、私密采访、偷拍、暗访等等,这些称呼都表达了隐匿的采访特征,新闻界一般称为隐性采访。
漫谈隐蔽性采访的伦理道德摘要: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隐性采访被广泛的运用。
隐性采访能够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实真相,突破显性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一针见血的抓住问题的实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视性,可听性,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使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体现了新闻的真实性。
通过隐性采访可以获取其他采访手段难于获取的新闻事实,从而更好地实行舆论监督。
然而随着隐性采访使用的频率不断增加,由其引发的质疑也在不断产生。
就记者的身份和采访意图的隐瞒来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隐性采访都是一种欺骗,而这种欺骗不同于一般:其一,媒体与采访对象的地位不对等,前者出于强势地位;其二,它是一种主动欺骗,采访者是有预谋的;其三,经常在采访对象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公开采访内容。
一些新闻记者因为运用秘密采访手段进行采访而受到诸多非议,甚至因此坐上了被告席上。
社会对记者和媒体职业道德素质的评判也成为隐性采访不得不面对得尴尬。
关键词:隐蔽性;采访;公共利益一、记者在隐性采访的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困惑在隐性采访的实施过程中,新闻记者为了完成既定的采访任务,往往会经常采用欺骗手法,从而采获得相应的新闻素材。
这些欺骗手法主要有:第一,采访主体的欺骗。
新闻记者出现在隐性采访现场时,一定是隐瞒了自己身份的。
第二,采访工具的欺骗。
隐性采访必须借助微型采访机、摄象机、录音机等采访设备才能顺利完成。
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进步,采访工具的小型化、智能化、隐蔽化程度不断提高,使采访工具的欺骗变得越来越方便,其应用也就越来越普遍。
第三,方法的欺骗。
记者要完成隐性采访任务,除了必不可少的观察之外,还必须想方设法通过提问等丰富采访的内容。
提问是记者开展新闻采访的一个基本程序,但是,在隐性采访中。
提问也是必须“隐蔽”进行。
提问不能引起采访对象的怀疑,也就是说,提问的内容必须与自己设计成的身份相吻合,否则,极易暴露记者身份而使采访难以进行下去。
在隐性采访中,欺骗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种“不可或缺”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道德的困惑。
职业新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公开的社会活动,应尽可能尽少用非公开的方式、手段。
即使是为了实现新闻监督,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作为隐性的信息获取手段——偷拍、偷录,也只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且对此也须进行必要的道德预估和道德思考。
新闻采访中关涉的道德问题,突出表现在隐性采访中。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隐性采访整体上作为一种采访方式的道德问题;二是公开采访或隐性采访中一些具体隐性采访手段运用中的道德问题。
这两方面关涉的道德问题有一定的重合性,但我们在具体分析讨论中将加以分离。
采访方式的道德性隐性采访是相对显性采访而言的。
显性采访是指“以记者身份进行的公开采访”;隐性采访是指“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
”①隐性采访又被称为“暗访”或“秘密采访”。
这就是说,在显性采访中,记者的身份对于社会是公开的,被采访对象能够明确知道记者的行为性质;但在隐性采访中,记者身份对于社会是隐蔽的,实质上的被采访对象无法知道记者行为的真实性质和目的。
隐性采访方式本身有多种类型,诸如侦察型、体验型、验证型等。
隐性采访作为记者获取新闻的一种方式,本身就是特殊的、非常态的方式,因而很难在整体上进行道德评价。
这就意味着,关于隐性采访方式的道德分析,必须动用道德评价的例外原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客观上必须采用隐性采访方式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这样的理由:通过公开采访方式不可能对一些特殊的事实进行采访,无法获取一些特殊对象的真实信息;如果不运用一些特殊的隐性手段,如偷拍、偷录,就不可能记录或留存一些重要的事实信息;进一步说,如果不采用隐性采访方式,不仅形不成新闻报道,也无法通过新闻手段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公共利益。
隐性采访方式之所以必要的上述理由,说明隐性采访要想获得道德上的肯定评价,必须满足这样的基本条件:其一,采访动机应该是善意的,这是前提。
这个善意在一般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为了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
其二,在具体手段上,应该是合法的,不能违背法律规范,因为法律规范其实就是底线性的道德规范。
其三,在结果上确实实现了公共利益的维护,至少没有损害公共利益。
因此,任何媒体或个体记者,在决定是否运用隐性采访方式之前,都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出发,进行必要的道德预估,使隐性采访方式的运用成为道德上的自觉选择,而不是道德上的盲目选择。
隐性采访方式通常运用在对一些特殊情境、特殊事实(比如可能的违法犯罪事实)的采访中,记者身份的隐瞒、采访手段的隐蔽、采访目的的遮掩,既使采访变得隐秘,同时也使采访蕴藏着诸多的、不可预测的危险,包括记者自己的人身安全。
由“隐性”造成的特殊性,使隐性采访包含着更多的道德风险,因此,对于记者来说,在选用隐性采访方式时,除了上面所说的一般道德自觉外,还应特别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的道德考虑:无论记者的采访动机如何,真实目的如何,可能实现的报道效果如何,隐瞒职业身份本身在客观上是一种“欺骗”行为。
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必然会对采访对象一次又一次地“撒谎”,这就容易给采访对象造成伤害,记者没有道德上伤害他人的绝对权利。
何况,通过“欺骗”方式得到的信息其可信性在逻辑上有着天然的缺陷。
英国新闻道德研究者卡瑞·桑德斯就说,“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要加以谴责,但是我们必须对其负面性有所估量。
说谎者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说明这一谎言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而其他替代的方法都已探求过。
”②我国新闻法研究专家魏永征则指出:“如果经常这样做,会引起媒体公信力的下降。
媒体的力量就在于真实、客观、公正,而现在它却经常以欺骗手段获取新闻,这就无异釜底抽薪。
”因此,记者在选用隐性采访方式时,要特别慎重,“只有当欺骗比起对方的卑劣来是微不足道的时候,当揭露这类卑劣行为对于公众极为重要,而通过普通途径又无法获得有关材料的时候……这种欺骗才可以认为是正义的。
”③这说明隐性方式是以“恶”对“恶”的方式,是以“小恶”对“大恶”的方式。
作为职业记者,要有一种道德自觉。
人在隐蔽身份的情形下,在别人无法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容易失去严格的道德自律(由网络隐匿性形成的各种网络不道德行为就是一种明证),容易违背道德规范。
不可在道德上陷入动机主义和结果主义的片面性。
记者在采用隐性采访方式时,最容易用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条来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和采用的具体采访手段进行道德辩护,然而,隐性采访维护的到底是不是社会正义、是不是公共利益,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模糊的、不清晰的,有时更多的可能是记者的利益或记者所属媒体的利益。
一般说来,如果难以判断一些行为是否直接关涉公共利益,这时,记者应该采取保守的方法,即不采取冒隐匿身份和撒谎的道德风险,那就是说,在“公共利益还没有处于明显危机时刻”,隐性手段的使用要特别谨慎。
有学者甚至指出,“什么时候公共利益清楚明了,从而可以以此来证明谎言的合理性?我认为没有,我们至多只能说在那种情况下说谎是最少恶性的行为。
”④采访手段的道德性关于隐性采访手段,就当下的新闻实践来看,被记者使用的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隐瞒真实身份,并以隐瞒后的身份(比如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完成记者的实质性采访工作;二是信息获取手段的隐蔽,最为常见的就是偷拍、偷录。
还有一种比较少用的特殊手段,就是以盗窃行为获取一些信息。
这几种具体手段,特别是前两种手段经常是一起使用的。
但在一些公开的采访中,记者也会同时使用偷拍、偷录的手段。
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获取新闻信息的一种手段,有些身份是记者绝对不能使用的。
比如,在我国,在任何新闻采访情境中,“新闻记者都不允许伪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公务员、军人、警察、法官、检察官等进行采访活动,这类职务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专门授予的,任何人假冒都要承担法律责任。
至于记者伪装成违法犯罪者,例如吸毒者、嫖客之类以摄录所需要的材料,也是不能允许的,这种伪装不仅有损人民记者的尊严,而且会引发意外的事端,甚至助长或促成犯罪活动。
”⑤特殊身份意味着某种特殊权利,特殊权利有着特殊的道德根据。
记者以隐瞒、欺骗方式获取特殊身份和特殊权利,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违法犯罪的身份,在客观上已经损害了新闻职业品格,还有可能助长或促成犯罪活动,就更是失去了道德辩护的根据和理由。
因此,隐性采访中隐瞒身份是有界限的,并不是什么身份都可以伪装。
以偷盗行为获取相关信息,比如,记者潜入一些可疑官员(可能是腐败分子)的办公室或私人住宅去获得一些文件信息,不管动机如何,目的如何,从手段和结果上看,其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犯罪行为,运用这种行为获取信息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法律秩序、道德秩序,冲破了职业权利范围的法律限制,与社会道德规范是公然背离的,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威胁,担心和害怕与记者接触,这必然不利于新闻职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实现,因此,人们很难在道德上找到为这种“盗窃”行为进行辩护的一般性理由。
即使最后获取的信息确实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但仍然不能证明手段本身的正当性或道德性,如果一个社会允许用恶的手段追求善的结果,那就必然会生出诸多恐怖的景象。
一种行为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行为结果中,还体现在行为过程、行为手段本身。
行为手段的价值与行为结果的价值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很难用结果的善或好证明行为手段的正当性。
行为手段自身造成的道德影响往往不是单一的、纯粹的,手段造成的有些结果是当下可见的(比如获得了信息)、善的或好的,但手段造成的另一些结果则可能不是当下可见的(比如盗窃手段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一些观念的负面影响)。
恐怕正是因为一种行为方式、行为过程、行为手段,会造成多种实际的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影响,人们才会对行为手段本身异常谨慎。
对于那些明显违背普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手段,不管其能够获得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人们都难以给予道德上的认可。
何况,不管是法律还是社会习惯,并没有赋予记者这样特殊的行为权利。
在新闻实践中,关于隐性采访手段中的道德问题,集中在“偷拍、偷录”手段的运用界限上。
“所谓偷拍偷录,就是不征得当事人的许可而自由地拍摄录音,在估计当事人不会许可的情况下则采取秘密方式自行摄录。
”⑥在这两种情形中,偷拍、偷录中的道德问题又主要发生在“采取秘密方式自行摄录”的情况中。
对于职业新闻采访中的偷拍、偷录,各国法律并没有一概限制,但不是没有限制,而总是有所限制。
如今,新闻的生产与传播,越来越受到技术的影响,越来越成为技术建构的产物。
因此,如何使用新闻生产传播技术,即如何在新闻的采、摄、写、编、制、播等活动中恰当合理地、道德地使用技术手段,已经成为新闻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今后新闻伦理道德研究中的重要领域。
我们这里讨论的“偷拍偷录”问题,不过是长期存在的、争论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而已。
根据已经形成的道德认识,记者在实际运用“偷拍偷录”手段时,以下几点是必须注意的。
所有的记者都应该知道,技术使用是有法律边界的。
法律边界实际上划出道德的最大边界。
职业权利范围中的使用是合法的,职业权利范围之外的使用既是违法的,也是不道德的。
法律限制是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的,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反映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包括人们普遍的道德意志。
因此,任何记者如果不顾法律限制“偷偷摸摸”使用一些禁止使用的设备器材实现采访中“偷拍、偷录”的目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背离了人民的普遍道德意志。
如果人们通过新闻报道或其他途径获知新闻记者使用了法律禁止使用的拍录设备,就会觉得这是对法律的蔑视,也是对他们道德意志的违背,因此,记者的“偷拍、偷录”行为很可能受到道德质疑甚至道德谴责。
不能滥用或者说要合理运用“偷拍、偷录”手段。
“偷拍、偷录”手段在道德上的可辩护性是:手段运用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良好动机。
“人们公认对于正在进行的严重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包括违法犯罪行为,可以不经行为人许可进行拍摄录音,包括偷拍偷录……这类行为人由于实施了损害社会公益的非道德的和非法行为,他的一部分人身自主权相应退缩,也就丧失了对他人未经许可摄录自己不良行为并且加以传播提出异议的权利,无可阻拦大众传播媒介的正当披露。
”⑦“利用偷拍暗访的方式揭露不法之徒的…隐私‟,公布其劣迹之行为并不是伤害,而恰恰是行使媒体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
”⑧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记者可能没有足够的根据判断采访对象的行为性质,只是在怀疑其行为可能是违法的、犯罪的或者不道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偷拍、偷录手段的使用实际上就是对报道对象主体的不尊重,实际上就是没有把采访对象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主体看待,而是把对象仅仅看成了记者自己完成职业行为的手段。
那种以猎奇为目的、以公众共同兴趣为借口,直接侵犯他人隐私空间、场所、场合等的偷拍、偷录,乃是病态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应当说,公众兴趣并不都是健康的,并不都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公开本应隐秘的东西可能是一个错误,通过非法的方法获得隐私又是一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