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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自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的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这场运动以全新的理念和独特的视角, 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 试图把公共行政从韦伯的模式即中央集权、强调科层结构的官僚体制中解救出来, 以全新政府模式替代已走向尽头的官僚制, 其倡导者不遗余力地对官僚制进行了炮火猛烈的抨击。
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的批判集中在效率、应变能力、非人格化、管理体制内部结构矛盾等几个方面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然而, 在新公共管理的浪潮过后, 我们发现, 官僚制并没有因此而倒下或者被摒弃, 它依然是各国政府、各大型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的主要组织方式, 经过了新公共管理的洗礼, 官僚制不但没有终结, 反而在进一步的修缮中成为更加稳固的行政体制。
看到这种情形, 我们不由得需要思考, 新公共管理对与官僚制的批判是否起到了破旧立新的作用? 答案似乎是否。
这说明新公共管理在批判官僚制、提出替代性方案方面做的并不好。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分析中得出。
1、新公共管理批判官僚制的一个重点就是效率问题。
新公共管理者们认为, 理性官僚制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在于其忽略了官僚制的某些负面效应, 韦伯忽略了官僚制的无( 低) 效率就理应遭到攻击。
在此基础上, 新公共管理者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来帮助政府提高效率, 包括引入企业式管理方式、重塑政府。
需要反思的是, 官僚制的内核是效率吗? 新公共管理者对官僚制内核的理解出了偏差。
从韦伯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 韦伯认为官僚制之所以是实现法理型统治的最纯粹的方式, 是因为官僚制是最理性的, 理性贯穿了整个官僚制的全部思想, 是理性官僚制的核心。
正是有了理性, 官僚制才产生了高效率的结果。
批评者都以效率代替了韦伯官僚制分析中的理性这个中心概念, 把经验观察来的低效率作为官僚制的弊病而加以抨击, 因而显得苍白无力, 无法撼动其根源。
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依然存在并无法摒弃, 这就是为什么新公共管理无法使官僚制彻底消失。
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的挑战及思考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他的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宽阔，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
他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具有丰厚的思想内蕴，在公共行政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
一、理性官僚制: 行政组织的权威理论现代国家的行政组织，无论是私人组织还是公共组织，都可追溯到韦伯的理性官僚制。
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以授权———分层、集权———统一、命令———服从为特征，以专业化和世俗化的职业官僚为管理主体，以行政管理的程序化、规范化为目标，高度重视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按照职位和职能对权威资源进行配置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是同市场经济、理性的法律以及民主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组织管理复杂化的需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合法权力: 传统权力，由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由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韦伯认为正是统治者及其行政管理人员行使权力、被统治者服从、权力转化为权威时，组织秩序才得以维护。
历史上能被社会接受的合法统治大致有三种纯粹的类型，即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和合法型统治。
传统型统治建立在相信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的; 而魅力型统治是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之上; 合法型统治则服从于非人格化的制度和由它所确定的上级领导，相信统治者是合法受命而为。
在官僚制理论体系中，“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权威基础和组织理论的核心，一切关于韦伯官僚制的研究都需要从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才能把握其真谛。
所谓合法性就是促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韦伯是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者，他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权威或统治都必须以某种合法性为基础。
韦伯理性官僚制：意味、审理与反思——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刘峰;陆伟峰
【期刊名称】《理论观察》
【年(卷),期】2006(000)006
【摘要】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理性官僚制的先天性缺陷及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逐渐显现并为人们所意识到而成为政府改革批判的靶心.但理性官僚制仍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仍是现代最为普遍和成功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新公共管理对它的批判并非站在革命的立场而只是采取革新的态度沿着科学化、技术化的方向对它的完善和校正.
【总页数】2页(P26-27)
【作者】刘峰;陆伟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3;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0
【相关文献】
1.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 [J], 屈群苹
2.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J], 崔会敏
3.新公共管理应补充理性官僚制--论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J], 刘敏军;邓志斌
4.理性官僚制的制度设计与当代扬弃——对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深层反思 [J],
钟红艳;莫德昊
5.传统官僚制与理性官僚制的表达与实效分析——基于韦伯理论的展开 [J], 王世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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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官僚制有感基于韦伯官僚制理论评析“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读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官僚制有感摘要：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模式理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探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一书中的第十一章有关于官僚制理论的章节，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当前“互联网+政府服务”的困境和成都市武侯区“互联网+政府服务”建设的经验，为推进“互联网+政府服务”的运行和建设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官僚制，理性官僚制，互联网+政务服务一、概括韦伯所描述的官僚组织结构形式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
根据韦伯对组织权力结构类型的定义，组织权力可以分为传统型权力、法理型权力和魅力型权力。
理想的官僚组织结构是以法理型权力为基础的。
马克思·韦伯认为，官僚制是一种具有集权统一、命令服从等特点的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法治的行政组织体系。
1、现代官僚制的特征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规则决定官员管辖权限。
组织中存在着由法律或行政规章决定管辖权限的原则，每个组织成员的工作范围都被这种方式明确划分好，按照各自的专业化进行明确分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根据职务等级原则和申诉渠道原则建立了公认的上级监督下级的上下级体系。
（3）企业管理建立在正式文件的基础上。
现代公务员岗位管理必须以规范的法律文件或相应的行政文件的形式表达信息的确定性内容，并以此来区分公私活动，使之成为公务员身份的视觉符号。
（4）专业的人员岗位管理制度。
根据人员的专业能力来选拔人才，并且根据每个人能力的具体情况来设置他们应该工作的岗位，专职专人，通常也都是以某个专业化领域的培训为前提，培训出适合这项工作的官员。
（5）任命工作的基础是官员工作能力的充分发挥。
官员一经正式任命，无论其在政府部门的工作是否受到规范，都必须付出其全部工作能力（6）机构管理遵循普遍规则。
浅谈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意义和对中国行政体制的启示浅谈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及对中国行政管理的意义四川省委党校研究生——杨海燕什么是“官僚制”，戴维·米勒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说：“它可以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根据固定规则不间断地推进的行政管理体制；亦可用某种贬义的方式来指某种带有一些特定缺陷的畸型的管理，如文牍主义、不负责任、拖沓延误等。
”在汉语中，官僚制是一个贬义词，它往往反映的是低效率行政管理下的繁琐公事程序、拖拉工作作风以及泛滥成灾的各种公文和会议记录等现象，意指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中问题与弊端的状况。
而在韦伯理论中所说的“官僚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是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一种高效率、高度理性的现代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的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
为满足西方工业规模化大生产和复杂化管理提供了可行的组织理论保障。
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优于他社会组织形式。
另一方面，官僚制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传统组织中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一、官僚制及其特征“官僚制”是一个语源于法文和希腊文的复合词，是指实施管理的社会行政机构,在韦伯的论述中视为中性词汇。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典型的特征：1.职业化——“把他们的职务视为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2.等级制——官员们“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之中”、“拥有固定的职务权限”；3.规则化——“通过协议的或强加的任何法都可能以理性为取向，即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并制订成章程，同时有权至少要求团体的成员必须尊重它”；4.非人格化——行政官员“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处于一般概念的压力下；‘不因人而异’，形式上对‘人人’都一样，也就是说，理想的官员根据其职务，管辖着处于相同实际地位中的每一个有关人员；”5.技术化——官员们“根据专业业务资格任命。
从韦伯的视角看官僚制“官僚主义”一直以来吸引了人们太多太多的目光，也遭受了人们太多太多的批判。
“官僚主义”就仿佛是一个毒瘤，在现今的社会遭到无数的人贬低。
然而这只是现代人在现今社会以市场经济的视角来给予“官僚主义”的含义；或者说是现今社会组织给予“官僚制”的一种诠释。
那么“官僚制”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还原“官僚制”的本源面目，马克斯.韦伯又是以怎样视角来赋予“官僚制”的深刻含义呢？马克斯.韦伯被公认是官僚模型的集大成者，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行政管理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提出的“官僚制”理论。
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
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也是一种管理方式。
只是表明组织结构设计中的某些特点和规范。
官僚层级组织并不是文牍主义、效率低下的组织现象，而是一种组织形态及其结构特点。
理性合法的职权是官僚概念的内涵，这种组织是应用于复杂组织的最有效的形式，因而是已知的对人类进行必要管理的最合理的形式。
在大型行政管理组织，官僚组织形式是不可避免的，韦伯将他的理论称之为“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目的在于勾勒出一种客观理性的纯粹、抽象、标准化的关于组织形态的理论模型。
具体来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见解。
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组织基础是统治与权力。
从统治学的角度分析组织的类型；统治学主要是研究政治有其独特的现象与权力现象的学科，正是统治及其实施方式的需要，导致了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的产生——这正是组织存在的前提。
而官僚组织的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每个职位的权利与义务都应有明确的规定，并将这些权利和义务作为正式职责而使之合法化。
每个职位具体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职位在组织中的重要性。
明确的职位权利规定可以给组织人员行使权力的最大制度保障，使其行使权利时具有合理性。
理性官僚制：批判及辩护理性官僚制是韦伯基于法理型权威下的一种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组织模式，其效率宗旨与理性精神契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榜的新文明对早前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模式进行了改善，知识和信息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而上述变化也引起了学术界对官僚制中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职能权限的划分、组织效率等原则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他们抨击官僚制效率丧失、限制民主、压抑个性等方面。
我们是否真的要摒弃理性官僚制的诸多原则，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层的剖析。
标签：马克斯·韦伯；理性官僚制；批判；辩护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研究时,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永远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
一种以管理原则为主的新典范正日益取代以官僚制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由此导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与批判，而这些批评与怀疑也因此成为官僚制组织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基点。
笔者认为，韦伯对官僚制经典分析的意义并不旨在对社会各种现象进行一一解读，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对我们有帮助的分析工具与手段。
一、理性官僚制的源起、特性（一）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提出在英语中，“官僚制”一词用“Bureaucracy”来表达，但其本源是来自于18世纪中期的法文，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法国经济学家德·古尔内（Jean Claude Marie Vincentde Gournay）。
德·古爾内说过:‘法国有一种后患无穷的病症，这种病就是官僚病’，他曾经发明了以官僚制为名目的第四种或第五种政府形式的说法。
”[1]这些是对“官僚制”一词发明的确切记录。
而真正从社会学视角对“官僚制”的概念进行系统分析的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在韦伯看来，人类社会中任何组织的存在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合法性，反之，该组织就无法实现其预定目标。
他概括出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三种合法性权威。
对韦伯官僚制组织效率悖论的反思在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却出现了组织效率的悖论，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讨论。
韦伯所描述的官僚制组织，强调的是层级分明、职责明确、规章制度严谨、专业化分工精细。
在理想状态下，这种组织形式应当能够带来高效的运作和管理。
但现实情况却并非总是如此。
官僚制组织中的层级结构，本意是为了确保权力的有序传递和决策的科学性。
然而，过多的层级往往导致信息传递的失真和延误。
上级的指令在层层下达的过程中可能被误解或扭曲，基层的情况在向上汇报时也可能被过滤和修饰。
这就像是一场传话游戏，传到最后与最初的内容相差甚远，从而影响了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明确的职责划分在理论上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推诿扯皮。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容易出现“部门壁垒”。
各个部门只关注自己的职责范围，对于跨部门的问题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一些综合性的工作难以高效推进。
比如，在处理一个涉及多个部门的项目时，每个部门都可能认为这不是自己的核心职责，从而相互等待、观望，使得项目进展缓慢。
严谨的规章制度本是为了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
但过于繁琐和僵化的制度却可能束缚员工的创造力和应变能力。
员工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往往因为要遵循既定的规则而不敢轻易尝试新的方法，错过了最佳的解决时机。
专业化分工精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的专业性和质量。
但过度的专业化也会导致员工视野狭窄，只了解自己负责的那一小部分工作，缺乏对整个组织目标和工作流程的全面理解。
这在需要跨领域合作和协同创新的时代，无疑是一种限制。
此外，官僚制组织中的“官本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组织效率。
对权力和职位的过度追求，使得一些员工不是把精力放在如何做好工作上，而是放在如何迎合上级、谋取晋升上。
这种风气不仅破坏了组织内部的公平竞争环境，也降低了整体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
那么，如何解决官僚制组织效率悖论这一问题呢？首先，要优化组织的层级结构。
韦伯理性官僚制：意味、审理与反思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理性官僚制的先天性缺陷及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逐渐显现并为人们所意识到而成为政府改革批判的靶心。
但理性官僚制仍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仍是现代最为普遍和成功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新公共管理对它的批判并非站在革命的立场而只是采取革新的态度沿着科学化、技术化的方向对它的完善和校正。
标签：理性官僚制;新公共管理一、韦伯理性官僚制的意味作为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支柱之一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得以系统化与韦伯的贡献无法分割,他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合理统治的行政组织,是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 “是法理型支配的最純粹方式”。
一套由组织成员全体协商或强制建立并明确公布的内部逻辑一致的法律规则是法理型支配的基础,以对一套非人格化的无私秩序的服从代替了以往对某一个人的服从: 1.科层化。
实行职务等级制原则, 按等级赋予相应的权力;2.公私分开。
明晰的公私界限,公事公办,私事私办;3.专业化。
按知识与能力选拔和任命官员,注重分工和专业培训。
4.职业化。
契约任命,固定薪金报酬。
5.行动及效果的可预见和可计算性, “对于官僚制来说,‘可预见的规则’具有真正决定性的意义。
”〔1〕因此,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性体系,体现了科学精神、法治精神和理性精神,“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
……在所有的领域里,‘现代的’团体形式的发展一般是与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的发展和不断增强相一致的。
”〔2〕在韦伯看来“官僚制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3〕“它意味着理性和效率,是极权主义统治滥用权力的替代物,”〔4〕其取代传统官僚制而作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堪称是社会管理领域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理性官僚制迎合了工业化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现实需要,去人格化崇尚制度的精神得到了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官僚制机构的作用不可或缺,人们不可能发明一种方法在没有官僚机构提供的组织、分工和专业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工作,”〔5〕理性官僚制曾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推进政府治理技术革新、提高政府治理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有力杠杆,是迄今为止最有效、最流行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但是应该指出,理性官僚制作为组织形式虽然不可避免,但它却扼杀企业家精神,存在导致管理上的低效和僵化的可能性。
二、新公共管理对韦伯官僚制的审理时代的发展不断向理性官僚制提出挑战,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社会、经济和政治运行模式的变化引起公共行政的“内环境”和“外环境”发生了急剧复杂的突变,理性官僚制的一些先天性缺陷及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逐渐暴露出来,理性官僚制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认为它是对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体制所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社会的转型使它逐渐失效或过时,出现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窘况。
以理性官僚制作为组织和管理方式的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因此西方国家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历久弥坚的政府治道变革,虽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主要任务等的不同致使政府改革的力度、范围、方式和路径选择上有所差别,但它们都不约而同的对理性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官僚制是当代政府弊端的根源,导致了国家权力和职能的几乎无限制扩张,形成了政府的“组织专横”,“造成了我们现代文化中的一致性、呆板、商业化、不平等及个人自由和尊严的丧失,”“科层制官僚机构相伴生的行政权力和公共预算最大化倾向,导致大政府、大公共开支和高行政成本,” “在当今无序和不确定的世界中,它是如此的僵化和墨守陈规,以至于不能应付现代政府所面临的挑战。
”本尼斯认为官僚制在“内适应”和“外适应”上均出现了致命的症状,官僚制倡扬的理性化和制度化漠视组织成员的人性、自由和创新;照章办事循规蹈矩地履行职能已无法适应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动态因素对政府的职能要求;官僚制对来自国内外各个相度的影响、压力和挑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天然的抗拒;官僚制的组织构建与新时代的建立在主体交往、文化多元和公共哲学基础上的交往实践观格格不入。
因此本尼斯甚至宣判了官僚制的死刑,“从六十年代算起的二十到五十年里,人们将目睹并亲自加入官僚制的送葬队伍。
”作为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批判和反思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理念,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指导,强调市场价值的回归, 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在不断的发展过程过程中形成了有内在共通性的新范式。
一,政府外部关系变革,打破政府垄断,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合作的三维立体框架,形成多中心治理格局。
实现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政府“掌舵”而不“划浆”。
二,政府内部改革。
企业家的、分权的、结果导向的、顾客取向的政府,压缩官僚层级,精简组织和人员;企业管理理论、方法、技术地引进;建立内部市场,利用制度化的激励机制鼓励政府各部门相互竞争等。
作为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上的产物,新公共管理有其新颖、合理之处,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成就,而且其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但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否意味着对官僚制的彻底摒弃,是否提出了一种同时具有普适性和低成本特征的理性官僚制的替代模式呢?三、韦伯官僚制的反击西方国家如火似荼进行的政府改革运动给人一种官僚体制已经、正在或将要被送进历史博物馆的印象,但“事实远非如此,官僚制范式在发达国家的现实生活中仍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言,“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治理和实行治理的政府,”而这样一个政府如果不是按官僚制模式组织起来并进行管理是不可想象的。
从总体上看,批评者的焦点集中在对官僚制的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指责,“西方对科层制的反思是在新的条件—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逐步占据西方政治价值主导地位—进行的,这意味着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科层制的历史合理性和内在局限,而主要集中在于科层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这些指责基本都是从经验事实入手、以经验观察的结果为依据的。
但韦伯与同时代人的一个显著不同是他很少谈论效率,在谈及官僚制时他更多提及的是形式合理性,正如施鲁赫特所言,在分析理性官僚制时,韦伯是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论证了官僚制的(形式)理性特征,在一个较狭隘的历史比较中它具有了完全的效率。
〔6〕“形式理性”才是韦伯理性官僚制的中心内涵,效率只是形式理性的结果, 在合理的官僚制之下是高效率的组织运转而不是相反。
而且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的类型,现实绝不会以这种理想建构的纯粹类型出现,而是表现为官僚制不足或官僚制过度发展。
因此首先批判者没有把握住官僚制的核心内涵,以“效率”置换了“理性”,从官僚制的操作层面上斤斤计较而没有理解韦伯所关心的宏观问题;其次是忽略了韦伯的官僚制组织是一种理想建构的纯粹类型的特征,用经验得来的低效率或无效率现象作为官僚制的弊病加以抨击,难以切中要害,有失公允。
再做仔细审视,我们不难发现新公共管理运动对理性官僚制的批判多有些似是而非、言过其实。
1.“官僚制精神”,也即科学精神、法治精神和理性精神,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为现代社会组织所大力提倡和鼓励。
2.官僚制与作为其过度或不足发展的表现物的官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但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批判官僚主义的时候往往未加区分地将官僚主义和官僚制等同起来一起摒弃掉了。
3.当许多学者提出用企业家政府来替代官僚制政府的时候, 忽视了官僚制被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所广泛采用,官僚制并不等同于政府,因此我们在批判政府的时候应该认真厘定好对象,更何况“企业化政府很可能将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带到政府中来,从而在新的土壤中滋生出新的问题。
” 4.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由于新技术手段的支持新公共管理运动要求扩大管理幅度、压缩组织层级,但层级作为官僚制最重要的表象特征,本身是一个在数量上有很大弹性和伸缩性的性质概念,缩减层级的努力并不构成对层级的根本否定;工作小组、特别委员会等只是层级制的傍生物,在一定范围一定事项上的成功并不构成取代官僚制的充分理由。
5.从管理方式上看,新公共管理提出了分权、“缓和规制”、绩效评估等新观念,分权的结果是基层获得了与其职责相称的权力,行动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强官僚制基础的稳定性,因此从另一种途径强化了官僚制;确立规则的权威地位是组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组织是一种“强制性协调”的整体格局,规则减少的目的是更好的执行规则而非消灭规则,规则仍然是改革最倚重的方面;绩效管理是一种实现了控制维度由职位向结果转变的行政控制,未能从根本上跳出官僚制。
新公共管理本身尚未发展成一门完善的学科,其内在的矛盾、冲突会带来很多新问题,如机构小型化伴随着协调性交易成本的大幅增加、合意机制对谈判、协商的要求无法满足时效性强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要求、可能损害公平价值等等。
彼得·杜拉克将“科层制已经寿终正寝”的看法称做“无稽之谈”,认为官僚制并没有因为“摒弃官僚制”的口号而被取代,新公共管理实质上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技术和方法沿着官僚制的科学化、技术化的要求对官僚制的修补和校正,对官僚制范式来说,企业型政府范式只具有纠错能力,甚至是超强纠错能力,而不具有替代功能,其对官僚制采取的是一种革新的态度而非革命的立场。
特别是对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或者在工业化道路上负重前行的国家来说,不加鉴别的盲目引进只会造成“淮橘成枳”的尴尬,而应在对本国传统和现实的深刻体认的基础上完善官僚制,“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属于全民的、正直的韦伯式官僚政府,”〔7〕因为对它们来说目前面临的是官僚制發展不足而非过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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