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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黄州生活"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
昔日的廊庙之器，一下沦为带罪之身。
被贬黄州的苏轼，生活上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安全上也无保障，本身属于管制对象，政敌诽谤依然存在。
初到黄州的苏轼住在黄州城南的定惠院，生活境况如他的《寒食雨二首》中写的一样："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萦萦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鸟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飞不起。
"春雨萦萦，谪居荒村，破灶空庖，穷愁潦倒，进不能见君王，退不能守祖坟，身陷这穷途末路的绝境，不由不令人心死如吹不起的灰烬。
在这里他写到了伤久雨、伤贫困到伤贬谪之悲，但苏轼并不是一个脆弱之人，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开始了躬耕生活，亲自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
诗人最终以"东坡居士"自居，所谓"居士"者，应为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佛教在汉代后在中国广泛传播，号"居士"者，都与佛教有关，至少表达了景仰佛祖，愿意皈依之情，但对苏轼来讲，也可说标志在这流放的生活中，他意识中的佛教思想急剧增长了，但也不排除此间他儒家思想依然浓重，道家思想影响也颇深。
但若他还是死抱着孔子那套鄙视生产劳动、鄙视学稼学圃"小人"的古训不放，就不可能放下架子，躬耕东坡了。
苏轼是个热爱生活之人，这样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从现实生活中感悟生命的存在，经过今昔物我的自审，他能以旷放超逸的精神来对待现实，若没有这样的超越，摆脱世俗的偏见，即使为生计所迫，也不会亲自垦荒、建房。
他有名的《初到黄州》中写到："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厌酒囊。
苏轼的文学成就如何与其独特人格相关联苏轼，这位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匠，其文学成就璀璨夺目，与他独特的人格特质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共同铸就了千古传颂的辉煌。
苏轼的人格中，豁达乐观是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
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多次遭遇贬谪，仕途坎坷。
然而，无论身处何种困境，他总能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这种豁达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在被贬黄州期间，他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面对风雨，他毫不畏惧，反而悠然自得地在雨中漫步，展现出对人生挫折的超脱与释然。
这种豁达乐观的人格，让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鼓舞着无数读者在困境中坚定前行。
苏轼的人格中还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
尽管一生历经波折，但他始终心系国家和百姓。
他的政论文章，如《思治论》等，表达了对国家治理的关注和思考，展现出他的政治抱负和责任感。
而在诗词中，这种家国情怀也时有流露。
例如，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强烈地表达了他渴望为国家抵御外敌、建立功勋的决心。
这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使他的文学作品具有了更高的思想境界和社会价值。
苏轼的真性情也是其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不做作，不矫情，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他坦诚相待，留下了许多真挚感人的诗词。
例如，他为悼念亡妻王弗所作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他的真性情让他的文学作品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和情感的力量，能够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
苏轼的好学与勤奋同样令人钦佩。
他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各个领域，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文学素养。
这种好学的精神使他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他的诗词文章，既有对前人优秀传统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他善于用新的视角和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人生态度及现实意义
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人生态度和现实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把握生活的实际性。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没有追求虚无的理想，而是把握生活的实际性，把握住自己的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断谋求发展。
他在黄州参加考试，担任官职，积累了财富，增加了社会地位。
二是坚定信念。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不被外界所干扰，不被外界的压力所影响，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不被外界的诱惑所左右，不被外界的物质利益所迷惑，坚持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三是增强自我意识。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自我意识，他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完善，不断提升自我素质，把握自己的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积极进取，勇于担当，不断发展自己。
四是追求自由。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他一直追求自由，他不断探索自由的可能性，不断追求自由的理想，不断挑战自由的极限，不断拓展自由的边界，不断探索自由的道路，不断努力追求自由的梦想。
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人生态度和现实意义，是把握生活的实际性、坚定信念、增强自我意识、追求自由，以此来改变自己的。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作品与心态如果说欧阳修是宋代文学变革中的中坚人物，那么苏轼则是宋代文学变革中的最高代表；如果说苏轼一生的创作是浩瀚的长江，那么他在黄州的创作则是宏伟的三峡水坝-----创作上的里程碑。
苏轼的一生是坎坷的，仕途上屡屡失意，使他把投身于“经世”“救民”的积极入世精神转变为一种“逐客”“闲人”的闲适乐观生活态度。
但是他没有忘记国家现实、民生疾苦，作品多反映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民俗民情，感叹“人生如梦”和命运的虚幻易变。
黄州是长江重要的流经地之一，是一座山水环绕的荒城，豪放派的创始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曾被贬在此，担任团练副使，生活非常凄苦，掘井筑室，躬耕自食，筑雪堂于东坡，榜之曰“东坡雪堂”，并自号“东坡居士”。
因此本文将根据这一特定时期的独特生活和精神状态来解读印证他这一阶段的创作。
一、苏轼的生平，一生多坎坷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宋仁宗景佑四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庭，其弟弟苏辙比他小三岁，父亲苏洵是为大器晚成型的散文家。
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然而他文运不佳，多次应试失败，因此在他们兄弟身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对他们从小进行教育，同时他自己也有志于做一个经世济民的儒家子弟，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
苏轼二十二岁中进士，他的政治生涯是在北宋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度过。
但他是一个坚持自己政治理想的人，不论自己的政治见解是否符合当权者的口味，他都会毫不顾忌的发表自己的意见。
曾多次上疏王安石变法的弊害，而最终自己要求外放。
先后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今江苏徐州市）、湖州（今浙江湖州市）、黄州（今湖北黄冈）、儋州（今海南省）等地担任地方官吏。
直至徽宗赵佶即位，六十多岁的苏轼才遇赦北还，卒于旅舍，谥号“文忠公”。
苏轼在思想上以儒家为本，又博采佛道之长，从儒释道中提炼自己的人生观，处顺境时不娇惰逸乐，处逆境中随遇而安，用乐观、洒脱的态度坚持对人生美好事物的追求。
黄州诗词与苏轼品格本文解析了苏轼流放黄州的几首词作，阐释了苏轼的人品：“绚烂之极，复归平淡”，以儒家入世之精神，合佛道清旷达观之襟怀，超世而入世，执著人生，无论发达与穷困，都能在精神领域保持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
黄州是他人生遭际的主要一站，其间的过程应该可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是他自己灵魂的挣扎和煎熬，正是这种由年少轻狂到老来复归平淡成就了他的多彩与旷达。
标签：苏轼；乌台诗案；黄州诗词；黄州思想一、“乌台诗案”与贬谪黄州苏轼，少有的文学天才，可他的一生充满了挫折，这些人生阅历，成就了苏轼的崇高和不朽。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湖州任通判还不到三个月，因做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他作《湖州谢上表》，只是例行公事，但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结果被小人断章取义，导致朝廷震怒，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后，苏轼被降成为黄州团练副使，职位低微，几乎成了被流放的罪人。
由于政治上的迫害，苏轼到了黄州后很少写诗文，生怕再惹祸端。
他在刚到黄州后给一同遭罪的友人王定国写的信中说：“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幸也。
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
所去出入，盖往村外沐浴，及寻溪旁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
……文字与诗，皆不得作。
”［1］然而，苏轼旷达豁朗，不是一个随便失意的文人。
在黄州六年，很多诗词都能看出他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特殊的精神品格。
二、黄州诗词与苏轼品格黄州，是他原本春风得意的人生遭挫的第一站，表面上看来嘻笑如常，可是他心上的负担却是极其沉重的，他在痛苦和寂寞里徘徊了较长时间，才达到超脱和旷达。
1、嫣然一笑竹篱间——超脱苏轼到了黄州，生活闲淡，偶散步逍遥于海棠树下，作柯丘海棠诗共二十八句，按内容可分为前后关联的两大段，现在且看前半段：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心灵历程【论文摘要】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作品极其丰富，其诗、词、散文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因为名气太高，性情又太直，因而屡受小人和权贵的排挤与打击，一生经历坎坷。
然而，不论何时何地、沉浮出入，其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抱负不变，怜恤生灵、为民造福的思想不变，襟怀坦荡、独立不阿的品节不变，乐观豁达、幽默风趣的心性不变。
正是这种人格光辉，为后世之人所景仰。
从“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作品风格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中尤以黄州时期创作的作品内容和创作风格最为突出。
初贬黄州，仕途受阻，心灵受挫，怨愤寂寥油然而生；安顿黄州，躬耕东坡，侍弄田园，自得其乐以忘忧；洒脱自由的生活，似有仙气在身，其作品亦澄静清远，空灵旷达；儒家正视人生，佛教否定人生，道家简化人生，身处逆境，佛道思想成为他主要的处世哲学，儒、释、道在此阶段似乎已经融合。
这种消极与积极，现实与理想的精神情怀的交织，使他的黄州创作步入一个新的境界。
【关键词】苏轼谪居黄州心灵历程怨愤寂寞自得其乐空灵旷达佛道思想苏轼生活在北宋王朝日渐走向衰弱的“低谷”，一方面，国力日趋削弱，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政府对外委曲求全，纳币苟安，社会经济日益凋弊，生灵荼炭，无以聊生，甚至出现杀婴的陋习（苏轼《与朱鄂州书》）。
另一方面，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禁止思想自由和社会开放，诱逼士大夫就范，奖掖擢进温顺与奉迎，摧残桀傲与叛逆。
这样造成将多败军，吏多冗滥，靡费国库的恶果。
官场勾心斗角，利害相算，正直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社会环境日渐疲软，社会风气江河日下。
这与苏轼入仕时的不忮不求，批评藏否是格格不入的，因而苏轼招致的排挤和贬谪便有些必然了。
苏轼心态的转变不仅与他所处的人文背景有关，也与他个人气质性格息息相关。
苏轼从小接受母亲良好的教育，受到伯父的积极影响，这就形成了他入仕以前的那种慨然澄清天下的政治理想“奋厉有当世志” [1]，少年的苏轼就有刚正不阿、放任不羁而又洁身自好的性格，这与其弟子由沉稳寡言、善于明哲保身的性格绝然不同。
不同阶段苏轼的人生态度
苏轼在不同阶段的人生态度是有所变化的。
在黄州被贬期间，苏轼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角度发生了质的飞跃。
他开始融摄三家，互补短长，从而超越了自身原有的思想境界，更客观、更全面地观照事物、理解人生。
他的这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体现了他宠辱不惊、胜败两忘、旷达潇洒的境界。
在出狱后，他被贬至黄州，刚至黄州之时被当地官员监视，那时的他生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孤身一人与好友不再有往来。
然而，此时的他，内心却也有着劫后余生的庆幸感，在那里经过一番岁月的洗礼与打磨，他开始变得心静如水。
慢慢他适应了贬谪生活，躬耕于那样的日常活动中其精神得到了升华。
此时的他也放下了对名利的追逐，顺应命运的安排，利用当地的风土人情、壮阔山水重塑自己的文化人格，从而保持着豁达乐观的心态。
总的来说，苏轼在不同阶段的人生态度体现了他的豁达乐观、宠辱不惊的精神风貌。
论苏轼思想底蕴与人格魅力在黄州词赋中的体现摘要：苏轼，宋代著名文学家，他一生吸收了儒、道、佛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那独特的思想和人格。
给世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他既积极用世，渴望有所作为，忠君报国。
又能淡泊名利，荣辱两忘，超然物外。
他饱受党争之苦，一生坎坷。
被贬黄州期间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词和赋，这些作品中深刻地体现着他的思想和人格。
关键词：苏轼儒家思想旷达超逸多元人格魅力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是我国宋代最为杰出的文学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他思想通达，人格独立，苏轼因改革思想与王安石变法主张多有不同，自请外调。
先后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再贬至黄州、常州等地。
最后竟贬到岭南惠州、海南儋州。
他一生处于新旧党争之中，并深受两党排挤，一生饱尝宦海沉浮，可谓历尽磨难。
但他珍视生命，热爱生活。
几起几落，却能泰然处之，随缘自适最终成为一个“白首忘机”①的东坡老。
他一生深受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三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些相互矛盾和相互对立的思想，他却能从思想上加以融合，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外儒内佛”三教合一的文化整体。
他的多元的思想和独特的人格，不仅对当时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仰慕和效仿。
而他的这些思想矛盾和思想体系的形成以及他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历经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他那淡泊超逸的人格，正是从他被贬黄州时起才真正树立起来的。
这种思想的底蕴和人格魅力，也正体现在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四年。
这一时期也是他最为艰难的时期。
他仕途渺茫，情绪低落，思想斗争激烈。
然而，正是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上却是颇丰的，被贬黄州四年，苏轼创作了大量极具有影响力的词和赋。
其中《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就是出自这一时期的不朽名篇。
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及其人格魅力[摘要]“乌台诗案”之前, 苏轼是以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仕途的。
“乌台诗案”之后, 苏轼集儒道佛三家于一身,创立了“东坡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随物赋形、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
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还有他的诗词文, 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千古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苏轼之所以为苏轼，是大起大落的经历、超然旷达的个性和那充满生命激情的文字成就了他。
这也就是黄州时期的苏轼最具人格魅力的原因所在。
贬谪黄州的苏轼虽身处多重困境,但自强不息。
自筑雪堂以安居,亲耕东坡自其力, 融入自然慰孤心,走向民众与民乐。
在词采斐然、大气包举的同时以绝异同类的东坡哲学砥砺情操，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和真实。
不仅超越了自我，而且超越了士人，从而实现了自身人格的超越。
[关键词] 苏轼黄州精神创新人格魅力文化人格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 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上没有人类所固有的弱点,而是因为他能够克服并超越这些弱点。
苏东坡正是如此。
他兼收诸学,又扬弃了诸学, 从而构建了一种区别于任何时代和个人的充满了自主、自觉、自由精神的文化人格,形成了无往不胜、超然旷达、委运自然、率真任性、穷达相济、刚柔并存的东坡哲学。
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能在壮志难酬、真情难诉、漂浮不定的悲惨的黄州贬所的世界中保持人格的完整和真实。
王国维曾说: “三代以下诗人, 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此四子者, 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 《文学小言》 )他把苏轼列于“四子”之末,或许不仅仅是出于年代的先后, 还看到了他对前三者的超越。
其实, 苏轼不仅仅超越了前三者,而且超越了阮籍、李白、白居易等旷世奇才。
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大都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云帆沧海之志而踏入社会生活的,然而,当我们具体去审视他们的人生历程时,却发现他们最初心怀美好的理想,却遥遥悬挂于天空;而脚踏人生之旅却又荆棘丛生而迢迢。
异己的社会力量冲击包围着他们, 常使他们处境尴尬,抑郁难伸,就像梵高生前穷困潦倒, 落寞一生,而死后其作品却蜚声画坛一样;越是超越时代的大家,越是不能容于他所处的时代。
国学经典苏轼黄州时期人格分析一、“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对待佛老及心灵的态度初到黄州的苏轼，的确贫病交加，穷困潦倒。
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他两次说自己“穷到骨”，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也多次说道自己右目病笃，卧病半年，并“杜门斋僧，百想灰灭。
”（《与蔡景繁》，《文集》卷55第1661页）在这种情况下，他“归诚佛僧”，专心研读佛经，对道家和道教也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在历史上，佛老思想往往成为困窘士子的精神支柱，但苏轼是否也像以往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在“穷”时接受佛老思想，从而“超世入佛”，或独善其身呢?苏轼对待佛教的态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苏轼“归诚佛僧”不仅仅是为了排遣愁郁，消弭烦恼，更重要的是向往以此来作为分析既往人生的精神向度，求得更为旷达和洒脱的人生态度。
《黄州安国寺记》《文集》卷12第391页）概述了初到黄州时学佛的缘由及心理，他说初到黄州“舍馆粗定，衣食稍给”之后，就开始了“自我反省”：“闭门却扫，收拾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得罪者也。
欲新其一，恐失其二。
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
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
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
间一二日辄往。
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
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闭门思过，诚心归佛，但细细品味，又觉不然。
首先，前面所谓“皆不中道”，绝非诚心悔过之语，而是用一种十分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激情绪；后面的话与其说是祈求福祐，倒不如说是求诸己心，从精神上抛弃尘垢世污，以期达到“物我相忘”的境地。
苏轼在黄州时期以前“锐于报国，拙于谋身”，烦恼纷生，在现实中无由排解，只好求诸佛学，从中汲取精种营养，摆脱儒家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建立新的生活态度。
必须看到的是，这一切都是以执着现实人生为出发点的，因而苏轼不会否弃现实，否弃社会，否弃人生，变成真正的佛教徒。
纵观苏轼的一生，佛教以及其他某些宗教对感性世界的否弃与苏轼的整个人生态度是有着根本的抵触的，因此，苏轼决不会变成虔诚的佛教徒，至多是以佛教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作为改造自己人生态度的工具而已。
其次，苏轼对待佛教充满了理性精神，决没有陷入宗教迷狂，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虽然崇尚佛教，但决不放弃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仅是借佛教的思维方式，对人生和现实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
他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
……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
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待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怎么时，可谓无一丝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论修养帖寄子由》，《苏轼集•志林》卷101第4256页）这无疑是对当时禅宗末流的斥骂。
这不仅是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对人生的理解，且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种任真适性的自由生活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种思想，也开启了他的岭海时期的“思我无所思”、“吾生本无待”的人生审美化的先河。
第二，他拜佛读经，既非为了自度度人，也不是为了尊佛佞佛，而是为了追求“实用”，他在《答毕仲举书》（《文集》卷63第1961页）中，说：“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
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
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在这里，苏轼对陈述古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技深为不屑，陈述古“终日说龙肉”，仅是玄谈而已，于人于己毫无补益，而苏轼虽“浅陋”，却能“食猪肉”，获得“实美而真饱”的效果。
这说明苏轼把超世绝俗的佛教哲学赋予了世俗的色彩，将其改造成富有现实性和实用性的思想，并付诸实践。
而“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是说他不相信人能够真正到达彼岸世界，实际上等于宣布了他不相信佛教。
不相信佛教却去拜佛读经，看似矛盾，实际上正是苏轼的高明之处。
第三，他对待佛、道十分谨慎，对学佛习道时所容易出现的懒散和放逸，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答毕仲举书》中，他又说道：“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
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
”他常“自疑”以自我检索，并以自诫诫人，可谓用心良苦。
《雪堂记》（《文集》卷12第410页）通过“客”与“苏子”的辩论，充分展示了苏轼对待道家思想的态度。
“客”是一位真正的道家子弟，他认为“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人道不足以为藩也。
所以藩予者，特智也尔。
”又说“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并具体指出苏轼建雪堂、绘雪壁“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且要邀“苏子”作“藩外之游”。
“客”所主张的是要人涤除心智，使人变得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真正达到与天地万物泯为一体的境界。
而苏轼并不愿做方外之士，他说自己建雪堂、绘雪壁的目的是为了“凄廪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
相形之下，“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这就是说，苏轼学佛习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做“散人”，而是为了借以祛除儒家思想中的庸俗猥琐的一面，以建立更为通脱旷达的人生观。
苏轼承认“子(客)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
”但他并不舍“下”取“上”，而是论证“下”的合理性与现实性，这如同对待陈述古学佛的态度一样，注重实用。
接着，苏轼进一步指出：“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
”“子之所为”，是一种所谓“至人”、“圣人”、“神人”的境界，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现实中无人能够做到，就是庄子本人，也要做漆园吏，也要“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
然而，“我之所为”却是一种不脱离现实，“不傲睨万物”而又不拘泥现实、不汲汲功利的自由境界，这却是不易达到的。
这篇《雪堂记》，表面上是“客”与“苏子”的辩论，实际上是他心灵活动的过程，他借此来申明对道家所持的态度，也借以丰富自己的心灵，发展自我。
综上所述，苏轼参禅悟道，并非为了超凡入圣，而是为了撷取精华，构建新的人生准则，他在《雪堂记》中说的一句话，最能概括这一特点，这就是“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
这里的“世之事”，即指世事人生，包括参预现实社会实践和对生命本体的探讨；“世之机”，除了指险恶的“机心”外，主要指“利害之途”和“忧患之域”，即庸俗的功名利禄之心。
他抛弃了“世之机”，心灵世界就变得海阔天空。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中评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经历时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他以思辩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形上超越，这首先导向了他对生命本体的探索。
苏轼对生命本体的探索导向了他对现实的超越。
这种超越，是在向现实回归时，苏轼以自己特有的机制，把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任其性命之情”和“齐一万物”，以及佛家的“四大皆空”、“万法平等”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了积极的内容，将其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显扬自我的理论根据和精神支柱，培养了他的不懈不躁，不惧不馁，任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的人生品格。
二、超越与执著——对待现实的态度被贬黄州的苏轼，生计窘迫，微薄的官俸不足以养家糊口。
与历代遭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苏轼最大的特点就是亲身参加了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
在《东坡八首》（《诗集》卷21第1079页）自序中：“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
故人马正卿哀余乞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
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
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劳动情景: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
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叹，我廪何时高!（其一）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
下隰种粳稌，东原莳枣栗。
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
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
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
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其二）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
但闻畦垅间，蚱蜢如风雨。
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其四）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其五）此时，苏轼俨然是一位朴实勤苦的农民。
能够这样参加劳动，对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然而，苏轼又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纵观《东坡八首》，其基本情调是一种恬淡的愉悦，没有感伤，没有抱怨，更没有哀愁，倒是从劳动中获得了一些过去不懂的知识和前所未有的感受。
所谓“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不是矫情，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感受，所以才那样的纯朴与清新。
在久旱逢雨或农忙来临时，他总是带着一种欣喜的心情来描述：“昨夜南山云，闹到一犁外。
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
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
雷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其三）细腻与爽朗和谐地融为一体。
至于“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如语。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
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其细腻与真切，则似乎是一个人在低声絮语，与初夏的自然情景在暗自交流。
这些清新而充实的诗句，既没有陶(潜)诗“悠然见南山”的道家气，也没有王(维)诗“空山不见人”的入禅味，而是既执著现实又超越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去感悟生命本体的存在。
如果不能执着现实，苏轼是不会甘受“筋力殆尽”的滋味的。
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孜孜以求，对生命的深情热爱，他才能从艰苦的劳动中体会到快乐。
如果不能超越现实，摆脱世俗的偏见，尽管为生计所迫，他也不会去亲身垦荒、建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上面引述的诗作看，此时的苏轼对待体力劳动已经具有了审美化的感受，他不只是将体力劳动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而且是在一定意义上将体力劳动当作进阶。
正是由于苏轼能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待体力劳动，将其赋予了形上的色彩，才使普通的劳动有了新的意义，才使这种劳动同陶渊明的“种豆南山”有了质的区别。
在苏轼看来，这种劳动既不同于一般道家的归隐田园式，也不同于儒家落魄潦倒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局促人生，而是一种安时处顺、任其自然的人生经历，脱离世俗功利和肉体痛苦的生命活动，因此初步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义，为他的岭海时期的审美的人生境界开辟了途径。
对于现实的执著，苏轼直言不讳，他在《与滕达道书》（《文集》卷51第1475页）中说：“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