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土司制度的演变过程

金平土司的产生及消亡王仲璋土司对金平的社会发展影响较深，金平土司制度虽然已取消了70多年，从生活在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还记忆尤新。

说到土司，大部分人还略知一二，但许多新生代也不了解金平的历史，也不了解土司产生消亡的过程，以讹传讹，有必要正本清源，使人们对金平土司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本人就此作一些梳理，把握金平土司产生和消亡的时间，认识金平的历史，是为目的也。

土司制度是统治者为了管理地方设置的一种制度，它是社会的产物，和其他社会事物一样有其生存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土司制度产生于元明结束于民国时期，其在边疆延续存在了500多年的历史。

宋、元、明、清时期，统治者采取“以夷治夷”的政策，对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政策。

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设立宣慰司、土知府等各级土官，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长官，允许其世袭。

土司首领必须忠于朝廷，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

明初西南地区的两个宣慰司叛乱，明朝派兵平定后，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政策。

后设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大规模地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土司制度随之逐渐消亡。

但在边疆地区一直延续到民国未年，土司制度才真正结束。

因当时边疆地区经济社会落后，宗族势力控制着当地政权，提出了“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政策，土司在改土归流后仍然在边疆得以存在。

- 1 -金平土司产生可以上逆到清顺治十五年，当时清政府在云南省内沿袭明朝旧制，在内地设置府、州、县，在边地设置长官司、土巡检、土舍、土掌寨（土司）。

建水临安府辖建水州、石屏州、宁州、阿迷州、通海县、河西县、蒙自县、嶍峨县、新平县和纳楼、亏容、思陀、溪处、瓦渣、教化、安南、王弄山等长官司，纳更山巡检，牛羊、新现、维摩、布旧、八寨等土舍，勐梭、勐赖、勐蚌、勐拉、勐丁、茨通坝、五亩、五帮、者米、勐弄、马龙、宗哈瓦遮、斗岩、阿土、水塘十五土掌寨，又叫江外十五猛地。

左能、落恐两长官司改设土舍，阿邦土守备改设土舍。

土司制度篇一：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

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元代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

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

雍正时，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

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

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

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

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诸土司的归附启其端，继而今贵州地区等西南诸大姓以次服属总其成的。

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着意安附，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

待明政权日益巩固后，其对贵州土司的控制也随之加强。

可见，贵州土司的建立具有两个特点：在地域上是由东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抚后征。

明代贵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

其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

贵州土官多源远流长，盘根错结。

贵州土司制度的历史贵州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地方政权形式，它源于明朝中期，到清朝末期被废除。

贵州土司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当时的贵州地区统治者依托山岳和峡谷地形，形成了一种以土司为基础的地方政权。

在明朝期间，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力，明朝政府开始实行土司制度，以招揽土司为官，使之对抗少数民族的势力。

土司制度逐渐成为明朝对西南边疆的行政管理形式。

明朝的土司制度在贵州地区建立的比较完善，按照资历、等级、区域作为划分，地方设有巡按、布政使等行政机构。

在清朝时期，土司制度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力，清朝开始重视土司制度，将土司制度改革为各级官员视察、监督土司，使土司成为清朝的地方政府官员。

在清朝时期，贵州地区的土司制度发展更加完善。

清朝的土司制度对贵州的行政管理、税收、军事和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州的土司由大到小分为四级，拥有很大的统治权。

土司掌管土地、人口和资源，而清朝则控制着政治权威和军事力量。

贵州的土司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有很大的权力。

到清末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稳定，土司制度逐渐十分显得落伍。

多方面的阻碍和不足，让清朝的政策也逐渐转向了向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

1904年，贵州省府颁发了《关于土司制度改革的提案》，正式开始了贵州的土司制度改革。

土司制度从整体上来说，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贵州的土司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致力于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

同时，土司制度也推动了贵州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过农业、手工业、贸易等方面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社会的繁荣。

土司制度对贵州的政治创新和民族政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贵州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古代土司管理制度的演变一、概论土司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之一，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的边疆地区。

土司管理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固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土司管理制度也经历了多次的演变和改革，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土司管理制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等方面进行一番探讨。

二、土司管理制度的起源土司管理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后期，西南地区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土著起义。

当时，唐朝大规模开发西南地区，大量汉族人口迁入，西南地区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

唐代以后，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土司制度开始逐渐形成。

土司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南地区的宋代，宋代开始形成了初步的土司管理制度，土司开始成为西南地区的地方行政管理单位。

宋代的土司管理制度开始有了一定的轮廓，土司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管理当地的土地、人口和资源，同时还要向朝廷交纳税赋和兵役。

三、土司管理制度的发展宋代之后，随着疆域的逐渐扩大，土司管理制度开始迅速发展。

元明清三代，土司政权越来越庞大，地位也越来越尊贵。

特别是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成为中国的重要边疆地区，土司政权开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土司管理制度开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土司的职责和权限进一步扩大，土司政权开始拥有更多的自治权。

在明清时期，土司政权逐渐成为了当地地方行政管理的主要力量，土司开始具有了更多的国家权力。

土司政权在当地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土司政权还与藩王政权形成了一种较为独立的地方政权，土司政权逐渐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

四、土司管理制度的演变土司管理制度在明清时期经历了多次的改革和演变，整个土司管理制度开始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

尤其是在明代，土司管理制度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明代土司管理制度的发展成为了土司管理制度的高峰。

明代土司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司政权的自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土司政权开始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和自主权。

土司制度(精选多篇)一、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我国进入封建社会。

但是，在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没有纳入秦始皇的统治围，秦朝就结束了历史使命。

进入西汉，王朝统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着手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围。

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群林立，在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省围的方国内，大小族群就达几十个之多。

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

但要实现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就不得不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让他们保持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另一方面，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民族首领，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称之为“羁縻”制度。

“羁縻”制度的实质是“以夷治夷”，即利用土官治理土民。

“羁縻”的含义，按照《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解释，“羁”为马络头，“縻”为牛牵绳。

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设立“羁縻”制度的统治者们，内心深处只把西南各族群众当作牛马。

“羁縻”制度就是用马络头和用牛牵绳把西南各族群众的头给以络住，鼻子给以穿上绳1/ 16子。

在“羁縻”制度下，各少数民族群众是牛马，土著王、侯、邑长是络头和牵绳，主人则是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

马络头和牛牵绳都是约束和牵引马、牛的，马套上络头、牛穿上牵绳后，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也就是说，王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上统治、经济上剥削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目的，必须通过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而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奴隶主、部落贵族为了继续保持其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又必须和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勾结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各少数民族就要受到王朝统治阶级和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土司制度的源头是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

羁縻郡县制到了唐代改为羁縻州府县制。

不容忽视的贵州布依族土司-----八番（上）□罗登宜一提到古代贵州的土司，人们首先想到的无疑是水东宋氏、水西安氏、播州杨氏、思州田氏这四大土司。

那么，在古代贵州，除了宋、安、杨、田这四大土司外，是否还有别的其他土司存在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查阅相关史料，作了一个粗浅的探索。

旨在抛砖引玉，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历史问题的关注。

据史料记载，居住在今贵州境内的布依族系古代百越、濮越、骆越及“西南番”“五姓番”“七姓番”“八番”等先民的后裔。

古代史志文献中称布依族为“夷家、仲家、水家，仲夷”，濮乃越人的自称，布依族的“布”即“濮”的音转，布依族自称为“布越、布夷、布尧、布僚”等。

两宋时期，史书上称布依族先民为“蕃”或“番”。

《桂海虞衡志》载：“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蛮夷也，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宜州有西南大小张、大小王、龙、石、滕、谢诸蕃，地与牂牁接，人皆椎髻、跣足，或著木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猎仇杀为事。

”因为这一时期，布依族先民已被纳入羁縻州洞的管辖之下，且与汉族多有接触，故与“化外真蛮”有别，特称之为“蕃”或“番”。

如“西南番”“五姓番”“七姓番”“八番(即八姓番)”等等。

从此，“番”便作为古代布依族先民的族称。

“五姓番”即五个不同姓氏布依族先民的部落，“八番”即八个不同姓氏布依族先民的部落。

《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说：“百越族系在唐、宋时期分化较为明显，其中较多的一部分被称为没夷、夷子、东谢蛮、西赵蛮，以后或称西南五姓番、西南七姓番、八番，或称仲家，形成了今天的布依族。

”《中国贵阳布依族文化·布依族族源》中这样写道：“马希范发兵镇压彭士然叛乱后，派怀化将军龙德寿统领柳州八姓兵征两江溪洞，兵至南宁州(故址辖今惠水、长顺一带)。

后晋天福八年(934年)，南宁州酋长莫彦殊、都云酋长尹怀昌、牂牁酋长张万浚皆率部归马希范，马希范遂据有贵州南部之地，留下八姓兵镇守，以后演变为龙、方、石、罗、韦、卢、程、洪八番，八姓番是布依族先民。

土司制度创始于元代，设置范围涉及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及其毗邻地带。

明清时收稿日期：2021-02-12作者简介：卢洞德，男，甘肃嘉峪关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史在读硕士，主要从事贵州土司史研究；马国君，男（苗族），湖南怀化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

【主持人语】土司制度，始于元朝，盛于明朝，衰落于清朝，至清末终结。

共经历600余年。

1911年3月，民政部发布《各省土司一律改设流官》标志着土司制度终结，由于清政府未完成改流大业就已经亡国了，所以在边远地区有不少土司延续到民国，其中有的土司后代与民国相始终，个别土司延续到1956年的民主改革。

尽管他们仍为民族首领或担任协管地方治安官员，不过只是有土司虚名，已无元明清土司制度下的土司之实了。

卢洞德、马国君《民国时期贵州土司文献研究》一文，从民国时期报纸、档案、方志、官私撰述诸类资料中梳理出贵州仍存的土司及其后裔的记述，并对当代的研究成果加以综述，提出了厘清民国“土司”与元明清王朝土司定义当是民国土司问题研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颇有学术意义。

李亚锋《论清代前期硕色对怒江边隅的政治开发及治理》一文梳理了云贵总督硕色，于乾隆十五年至乾隆二十年期间曾对地处滇西北边地怒江峡谷一带进行了初步的政治治理，通过行政划界、设立土司等措施为加强清代前期国家对怒江边地的行政管控、维护怒江边地的社会稳定和多民族关系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通过对丽江府烟川保长以及维西康普土司等基层权力的制裁，也有力维护了怒江上游一带边民的利益，彰显了清代前期中央王朝的国家权力在怒江上游一带的政治影响，对于促进清代怒江边民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该文对于进一步研究清代土司制度及其边疆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陈季君）民国时期贵州土司文献研究卢洞德，马国君（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贵阳550025）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对民国时期滇、康、甘等地土司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但对民国贵州土司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者并不多见。

关于遵义习水土司制度的文献综述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采取“以夷治夷”、“以蛮治蛮”政策，利用当地首领以其势力管辖所及的区域，分别授予官职，准其子孙相继承袭的特有制度。

由于这一制度沿续了千余年，因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土司文化”。

根据史志记载，南宋端平二年（1235），袁氏始祖袁世明自江西庐陵奉旨入蜀平南，在仁怀堡境内（今赤水、习水、仁怀大部分地域）讨伐夷乱，战事奏凯以来，朝廷诏命袁世明子孙及其部属留镇武都城（今土城）保境安民，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袁世明十八世孙袁濂谢职，终结袁氏世袭土司生涯。

在长达541年的历史长河中，袁氏汉土司经历宋、元、明、清四朝，为赤水河流域的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留存至今的土城方家坝龙潭嘴景福寺袁氏宗祠、土城儒维堡子头元代永宁镇边都元帅府遗址，以及土城文龙杨家山袁氏宗祠、土城五星皂角湾袁氏庄园（明朝天启年间援辽名将袁承芳故居）、土城华润社区杨柳庄袁良斌将军祠、万兴台民国时期土城地下党活动地点袁氏古宅、河砍上原赤水县政协主席袁沉颖故居、土城古镇街大土上三朝县长袁建儒府邸、国大代表袁铁珊府邸（民国时期土城地下党联络处）等建筑遗存，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

这些古建筑遗存不仅体现了袁氏汉土司为促进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助力赤水河流域政治稳定，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也体现了红色文化的传承，是袁氏“赤心报国扬民族大义，忠孝传家显袁氏世范”家规族训的重要载体。

这对于新时代着力振兴乡村文明，推动社会进步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土城袁氏汉土司遗产的系列遗存以历史时空、社会背景、文化内涵、遗产属性、物质遗存等方面的典型特征与相互关联，共同反映了中国土司制度历史及土司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是了解当时土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状况、生产力水平和管理体系，从而了解赤水河流域的民族历史发展脉络，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土城及赤水河流域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古建筑群理应加以保护。

【家谱源流】贵州兴义黄氏土司的兴衰黄坪营黄氏土司统治黄草坝历明清两朝400余年，对两朝可谓忠心耿耿，从无二心。

首任黄坪营长黄光嵩因参与平定马乃土目有功受到朝廷嘉奖而得以世袭；其子黄琼芳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协助贵州布政使孟骥平息普安安抚使兹长之乱，“与慈长力战”，因功被朝廷封为副将（从二品武职），连任黄坪营长；天启三年（1613年），普安州境内又发生土司叛乱，贵州布政使谢存仁用第十四任黄坪营长黄汝桂为向导，进攻马乃营。

黄汝桂先烧毁叛乱土司后方粮草，后解安南（今晴隆）之围，并为朝廷收复新兴所城（今普安）和普安州城（今盘县）。

“存仁嘉黄汝桂忠义，厚赉之，叙功，授汝桂参将（正三品武职），仍世袭黄坪营长”；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汝桂又与普安土判官龙祖烈平定毛口（今属六枝）的土司叛乱。

清军入关后，十六任黄坪营长黄璧见风使舵立即归顺清廷。

顺治十六年（1659年）被清廷授予原职。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清云贵总督吴三桂起兵反叛，西南诸省尽在其掌控之中。

为拉拢各地方势力，吴三桂特授黄璧总兵衔。

黄璧头脑还算清醒，认定吴三桂最终成不了气候，不会有好下场，因此不为吴所赐予的高官厚禄所动心。

吴三桂收买不了黄璧，又以大军压境相威胁，逼迫黄派土兵参与对清军作战。

黄璧又以各种理由推托，拒不从命。

由于当时吴三桂忙于与朝廷作战，无暇顾及到偏远地区一个“不听话”的蕞尔土司，认定小小泥鳅掀不起大浪。

因此处于夹缝中的黄坪营得以风平浪静，未遭兵燹之害。

几年后清军反攻，吴三桂叛军支持不住，从湖南败退到贵州。

吴三桂部下将军何继祖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二月，在安笼所城外石门坎被清军打得大败，退守新城（今兴仁）。

但新城不是用兵之地，不能有效阻击清军进入叛军的大本营云南，于是何继祖屯兵黄草坝，企图在此抗击入滇清军。

黄坪营长黄璧先在马别河上建造桥梁，然后又与普安土州同龙天佑为清军作向导，清军大队人马得以顺利渡过马别河。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的一天，清军与何继祖叛军在今桔山坝子展开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