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晋书研究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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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
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
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
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大概写晋朝历史的人是最多的了。
按一般的说法,在唐以前写成的晋史有十八家之多,而实际上则有二十几家。
唐太宗认为前人写的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都不是出于良史之才,因而在深为叹息之余,便指示大臣组织史家、学者重写《晋书》。
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
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
贞观二十年(646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当时,担任相当于宰相职务的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
他们组织了一大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就写成了一部新的《晋书》。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
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
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
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
明清文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的比较研究一、概述明清文学与汉魏六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重要的时期,两个时期的文学特色迥异,各具特点。
本文旨在对两个时期的文学特色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二、背景介绍1. 汉魏六朝时期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学发展也十分繁荣。
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大量具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包括诗、赋、散文、小说等。
其中著名的文学作品有《史记》、《汉书》等史书,《庄子》、《老子》等哲学著作,《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等典籍,以及《诗经》、《楚辞》等古诗歌。
2. 明清时期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学发展的另一个高峰期,也被称为“近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学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几乎涵盖了所有文学流派,包括诗、散文、小说、戏曲等。
其中著名的文学作品有《红楼梦》、《金瓶梅》等小说,《西厢记》、《牡丹亭》等戏曲。
三、文学特点比较1. 诗歌汉魏六朝时期的诗歌以“乐府诗”和“绝句”为主。
乐府诗常以民间故事为题材,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绝句则更注重词汇的含义和修辞的技巧,常拟抒情、写景。
明清时期的诗歌则更注重意境的营造和形式的创新。
明代著名诗人杨慎、唐寅等以“诗人的风范”为标准,注重“神韵”,清代诗人纳兰性德、李清照等则更重视诗歌的语言质朴和情感的真挚。
2. 散文汉魏六朝时期的散文以赋为主,其特点是文笔雄浑、语言华丽、比兴生动。
宋代散文则更注重细腻入微的语言描述和具有感染力的情感表达,元代散文则更注重以“谈经论史”为主题,表达学者的高尚思想。
明清时期的散文更加多样化,既有以“清新淡泊”为主旨的“山水田园”文章,也有以“传神捕鱼”为主旨的实用性文章。
3. 小说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以“志怪小说”为主题,内容多为奇闻异事。
明清时期的小说则更注重人性描写和情感表达,涵盖了“言情小说”、“传奇小说”、“四大名著”等多种流派。
小说的文体化、章回式阅读方式也在明清时期逐渐形成。
《晋书》结集原貌及撰者问题考述《晋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史书,全名为《晋书·志》。
该书收录了晋朝(265年-420年)的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地理资料等,共计120卷。
该书撰写的时间较早,成书年代约为550年。
《晋书》的结集原貌和撰者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述。
《晋书》最初的结集原貌,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
根据史书记载,《晋书》由晋代官员王僧孺主编,共计100卷。
然而,在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和文化荒废,该书出现了较大的流失和损失。
隋代史学家魏收在编撰《隋书》时,将其补充完善,并增补了20卷,将其总卷数扩充为120卷。
据此,通常认为《隋书》的版本才是《晋书》的真正结集原貌。
但是,对于该说法还有不少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魏收撰写《隋书》时距离《晋书》的撰写时间相距甚远,所以魏收在补充《晋书》的过程中,加入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和功劳,导致《隋书》版本发生较大变化。
因此,他们认为《晋书》的初编版本应该是100卷,并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资料可以证实这一说法。
撰写者问题《晋书》的撰写者问题也备受关注。
早期的《晋书》版本中,并没有明确写出谁是《晋书》的主要撰写者。
但是,根据史书记载以及文献资料,可以确定《晋书》的主要撰写者包括王僧孺、贾思勰、张璪等人。
王僧孺是《晋书》最初的主要编纂者,他曾在晋朝任过典冀郡事、参军事等职务,后升任给事中。
据《资治通鉴》记载,王僧孺在职期间对历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撰写,其中包括《汉书》、《三国志》及《晋书》等。
而他所编辑的《晋书》包括了晋代的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和地理资料,并且涵盖了40年的历史时间。
他的撰写能力和学识深受赞誉,后世有“费孝通第一,王僧孺第二”之说。
除了王僧孺外,贾思勰和张璪也是《晋书》的撰写者之一。
贾思勰在唐代时期曾编撰《齐梁陈晋书》,其中涵盖了晋朝的历史事件。
而张璪则是隋唐时期的一位重要记史官员,曾参与编纂《隋书》和《唐书》,对中国古代史学影响深远。
清代与明代的历史对比研究清代和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两个朝代,一个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一个则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萎靡不振的时期。
虽然两个朝代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历史进程,但是研究这两个朝代的历史对比,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一、政治制度对比明代的政治制度以皇帝为中心,实行简单的官僚体制。
皇帝职权集中,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所有官员的权力都是他直接授予的。
尤其是朱元璋时,他秉持「行大礼、定万岁」,强调皇位世袭,管理国家强制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继而教育制度。
认为必须要通过拼命劳动才能获得“功名”,使得朝廷贤才逐渐增加。
而清代则深厚的满人特色,清朝开国时,封建阶级状况已完全成熟,在各个方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所改变。
清朝政府实行的是多元的政治体制,从行政管理到司法审判、财政收支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严密的层层审批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的政治制度相对于明朝更为完整和稳健,虽然以皇帝为中心,但通过科举制度收录许多才士。
少数民族和汉族都能够被纳入官方的政治机制,并最终成为清朝皇族的一员。
二、经济差异分析明朝时,贸易较为繁荣,是中国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时期。
根据史料记载,明朝时期的贸易额达到了每年十万两白银。
明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源于对外贸易,其中以对东南亚和日本的贸易为主。
但同时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压迫,明朝的贸易额再度大幅度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代则开放“广州通商”,并通过这一开放措施推动了对外贸易。
不过在贸易方面,清朝与明朝比较存在两点差别,其一便是清朝政府不重视对外贸易,其次便是清朝贸易受到的制约比较严厉,政府对海岸线的控制甚至到了极致。
不过在农业生产方面,清朝和明朝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清朝的农业生产以粮食种植为主,但相对于明朝的农业生产而言,清朝的农业生产更加稳定和安全,因为清朝有完整的灌溉系统和统一的疆域。
这种治理方法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是一种极为高效和稳定的农业生产模式。
清代小说与明代小说的对比研究引言清代小说和明代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两者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本文将比较和对比清代小说和明代小说,在文学风格、题材内容、受众对象等多个方面进行详细研究,以探索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
文学风格清代小说的文学风格清代小说在文学风格上注重细腻的描写和情节的推进。
清代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以及其他重要作品如《金瓶梅》、《老残游记》等,都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的深入描述。
清代小说通常采用抒情的笔触,情节紧凑动人,情感细腻,给人深刻的感受。
明代小说的文学风格明代小说在文学风格上相对简单直接,注重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和娱乐性。
明代小说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为代表,这些作品中包含了丰富的冒险、战斗和传奇元素,给读者带来了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
明代小说的情节一般比较曲折,充满了戏剧性和惊险感。
对比分析清代小说更注重对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描绘,文学风格更加细腻动人。
而明代小说更注重故事情节的展开和娱乐性,文学风格更加直接简单。
这两种不同的文学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和人们的审美需求。
清代小说更加注重人物形象和情感的深刻刻画,而明代小说则更加追求故事的连续性和娱乐性。
题材内容清代小说的题材内容清代小说的题材内容通常围绕着婚姻、家庭、宫廷生活、人情世故等方面展开。
《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角色的婚姻和命运为主线,揭示了封建社会家族生活的复杂性。
《金瓶梅》则以潘金莲等角色的桃色事件为背景,展示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清代小说以其对封建社会生活的深入描写而备受赞誉。
明代小说的题材内容明代小说的题材内容更加多样,涵盖了历史、传奇、武侠、神怪等各个领域。
《西游记》以孙悟空等角色的传奇经历为主线,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和修行的道理。
《水浒传》以晁盖等梁山好汉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展示了民间英雄的形象。
明代小说在题材内容上更加广泛,丰富多样,为读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
说《晋书》兼及两晋南北朝史风'《晋书》是唐代官修前朝史书的最后一部。
先是,唐高祖曾令狐德棻之请,下诏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诏书中有“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而以下各代“简牍未编,纪传或阙”之语,可见当时唐政府以为晋史已有多种,较南北朝各代为详备,故开国设馆修史,《晋书》并未列入。
唐高祖诏修“五代史”,数年未成,贞观三年(629年),又诏魏征、房玄龄总监其事,还是未把修《晋书》列入计划之内。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告成。
大约是“五代史”修撰的成绩鼓舞唐太宗君臣,加之他们对尚存的众旧晋书不甚满意,于是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修晋史。
《唐会要》63载其事云:“二十年闰,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
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
若少学士,量事追取。
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
又中书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大史令李淳风、太子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丘驭、著作郎刘允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工撰录。
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具条例,量加考正。
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及晋代文集。
”以上列名领衔予修者共21人,其中除史官外,还有自他官调入临时领史任者。
可谓名荟萃,规模超过已往。
贞观二十二年,书成,计有本纪10、志20、列传70、载记30,共130,是唐修前朝史书中帙最多的一部。
唐太宗曾为之撰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之论,因号为“御撰”,时称《新晋书》。
此书行世后,诸旧晋史日渐湮没,故唐修《晋书》成为唯一传世的一部首尾完整的晋代全史。
《晋书》记载两晋156年历史。
本纪中的宣、景、文三帝纪,叙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前,其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创建晋国基业的过程,上溯三国64年(建安六年--魏熙二年)史事,因而对陈寿《三国志》漏略之处有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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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阅读魏晋南北朝晋书的历史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文化与思想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其中一部文献《晋书》更成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本文将从历史价值的角度出发,介绍《晋书》在古文阅读中的重要性。
首先,作为一部历史资料,《晋书》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晋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政权的更迭,比如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和东吴,随后的西晋和东晋,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和北朝。
通过研读《晋书》,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这一时期政治权力的变化,了解统治者的斗争和政策变动,从而深入理解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复杂性。
其次,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晋书》也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氛围和文人墨客的活动。
在《晋书》中,记载了许多重要的文人,如陶渊明、左思、郭璞等,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阅读他们的事迹和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追求自由、崇尚自然的人生态度,以及对社会风俗和政治现实的思考。
因此,《晋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记载,更是一个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的重要途径。
此外,《晋书》对于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与知识传承也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时期,儒学、道家、佛教等思想在中国发展得趋于全面,变得多样化。
《晋书》中记录了许多哲学家和学者,如王弼、阮籍等,他们代表了那个时期的不同思潮。
通过研读《晋书》,我们可以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发展进行梳理,理解不同学派的观点与学说,进而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潮的多变和知识传承的丰富。
最后,作为一部官修史书,《晋书》本身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在《晋书》的撰写过程中,编纂者汇集了大量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
因此,《晋书》在内容上具有相对权威性和准确性,它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同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编纂者的立场,我们也需要在阅读《晋书》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描述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充分理解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目的。
说《晋书》兼及两晋南北朝史风论文说《晋书》兼及两晋南北朝史风论文一、《晋书》的修撰及其体例特点《晋书》是唐代官修前朝史书的最后一部。
先是,唐高祖曾准令狐德棻之请,下诏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诏书中有“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而以下各代“简牍未编,纪传或阙”之语,可见当时唐政府以为晋史已有多种,较南北朝各代为详备,故开国设馆修史,《晋书》并未列入计划。
唐高祖诏修“五代史”,数年未成,贞观三年(629年),又诏魏征、房玄龄总监其事,还是未把修《晋书》列入计划之内。
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告成。
大约是“五代史”修撰的成绩鼓舞了唐太宗君臣,加之他们对尚存的众家旧晋书不甚满意,于是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修晋史。
《唐会要》卷63载其事云:“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
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
若少学士,量事追取。
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
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大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丘驭、著作郎刘允之,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工撰录。
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具条例,量加考正。
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
”以上列名领衔予修者共21人,其中除史官外,还有自他官调入临时领史任者。
可谓名家荟萃,组织规模超过已往。
贞观二十二年,书成,计有本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共130卷,是唐修前朝史书中卷帙最多的一部。
唐太宗曾为之撰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之论,因号为“御撰”,时称《新晋书》。
此书行世后,诸家旧晋史日渐湮没,故唐修《晋书》成为唯一传世的一部首尾完整的晋代全史。
《晋书》记载两晋156年历史。
本纪中的宣、景、文三帝纪,叙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前,其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创建晋国基业的过程,上溯三国64年(建安六年--魏咸熙二年)史事,因而对陈寿《三国志》漏略之处有所补充。
明清两代的文学特点有哪些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文学在这个阶段经历了许多独特的变化和特点。
本文将探讨明清两代文学的特点,并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
一、文学风格的变迁明代文学以文言文为主要表现形式,注重规范和庄重。
而清代文学逐渐转向白话文,注重真实和自然。
明代文学作品多以诗词和戏剧为主,内容偏于宫廷和社会生活,写作风格较为华丽。
清代文学则主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内容更加广泛而生动。
二、古典文学传统的延续与创新明代文学在古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延续和发展。
以唐宋诗词为代表的古典文学得到了弘扬,很多文人学者继承了古代诗词的传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清代文学则更注重对古代文学的创新和超越,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和风格。
三、社会背景的影响明代社会相对较为稳定,文学作品多聚焦于封建社会的生活,主题相对单一。
清代则处于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社会变革对文学的影响更加深远。
清代文学作品多表达了民间的观念和情感,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
四、文学价值观的变化明代文学作品一般呈现出人生矛盾的观念,强调人性的善恶质朴。
而清代文学则更加注重个体的情感和体验,探索人性的复杂性。
明清两代文学在价值观上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们对生活的不同理解。
五、艺术表现手法的变革明代文学通过华丽辞藻和修辞手法来追求表达的美感,强调修辞的技巧和辞章的辉煌。
清代文学则更加追求真实和自然的表达方式,以平实的语言来展现情感和思想。
清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也为文学表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六、对传统与现实的思考明清两代文学对传统和现实的思考和反思往往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特点。
明代文学作品多探讨社会人情,反映封建社会的弊端。
而清代文学则更加注重现实社会的表现和批判,揭示社会的问题和人性的弱点。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文学的特点包括文学风格的变迁、古典文学传统的延续与创新、社会背景的影响、文学价值观的变化、艺术表现手法的变革以及对传统与现实的思考等。
这些特点构成了明清两代文学的丰富多样性,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
2012摘要:《晋书》是我国历代正史中唯一被称为“御撰”者,但是因其取材、议论等方面的缺陷,历代都有学者对其提出批评并进行补充、纠谬,而明清两代学者在此方面尤其突出。
但因两代思想控制程度和学术环境不同,其研究的重点也有很大区别。
关键词:《晋书》;明清;比较研究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2)12-062-03作者:商丘师范学院历史学与社会学系讲师、历史学博士;河南,商丘,476000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鉴于前修《晋书》问题繁多,“虽有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不足为信史,遂颁《修晋书诏》,令以臧荣绪书为蓝本,综观他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①,重修《晋书》。
二十二年(648),新书成,此后所参考诸家书逐渐失传,新书遂成为后人了解两晋历史的唯一权威读本。
但因成书过速,所参考诸家书中的许多问题亦被新书大量收录。
因此,从唐开始就陆续有学者提出批评意见,如刘知几《史通》从取材、文笔等方面批评新书,称其多采“诙谐小辩”、“神鬼怪物”以为功的作法与魏之《皇览》、梁之《遍略》无异,“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②,而所收录的刘伶、毕卓等“酗酒、悖乱、乱德”之人,不利于宣扬封建纲常,文笔采用魏晋之赋体则“无异加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全面展开批评。
刘知几后,宋元明清历代皆有不满《晋书》者,其著名者如宋晁公武称《晋书》“丛冗最甚”,所取皆“诞诬”、“诡异谬妄”之说③;明梅鷟称其“除去事实,其余只是一部小说”④;至清朝,这种批评达到顶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称《晋书》于评论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之际完全失当,其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采择“忽正典而采小说”、其取材“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故认为唐《晋书》“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⑤,全面否定了该书的价值。
在否定《晋书》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历代皆有学者对之进行发挥,而明清两朝此类学者和文字最多。
单就明清而言,两朝学者的文字又有很大区别。
一明清《晋书》研究的区别明清两代从事《晋书》研究的学者和文字,都为数众多,时间延续亦长。
明朝的相关工作从嘉靖前后开始,直至明亡,出现了茅国缙《晋史删》、唐顺之《两晋解疑》、蒋之翘《删补晋书》等十余部专门著作。
而评论晋史者更多,据蒋之翘收录,从明初的刘基、丘濬至明末的谭元春、陈子龙,评论晋史者共计49人,贯穿了整个明代。
相对而言,清朝研究《晋书》者更是为数众多。
据马与龙统计,其著名者有顾祖禹、顾炎武、惠栋等30余人,其成绩突出者如洪亮吉《东晋疆域志》纠正了原书《地理志》重西晋而轻东晋的不足,《十六国疆域志》更是采纳诸家之言,再现十六国的疆域及地名变化,改变了对两晋地理的混乱认识;而周济《晋略》则大量删减原书中荒诞不经之言,将原书简化为六十六卷,皆是可供后人“择善”之作。
虽然两朝的相关著作都优点众多,但其侧重点却完全不同,总的来说,明清两朝《晋书》研究的区别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体例方面,明人多从原书中勾稽不同性质的内容以成新书,其体例较为自由、多样;而清人更多则是借助考据手段,具体的补充诸如地理志、艺文志、表等细节。
明人的研究成果,根据其具体需要,可以分为纪传体、问答体、国别体和特殊的民族体数种,在相同的体例下为不同的目的又灵活采用不同的手法。
如纪传体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为茅国缙《晋史删》和蒋之翘《删补晋书》。
二人皆采用原书框架,但茅氏为表明其对晋史和晋代人物的不同评价,将其位置进行调整。
如原书《四夷传》置于《列女传》后、《叛逆列传》和《十六国载记》之前。
茅氏认为此举无法突出边疆安危对王朝统治的重要性,遂仿欧阳修《新五代史》改《外国列传》为《四夷附录》的作法,将之重新置于《十六国载记》之后。
虽然仍称之为“传”,但无疑是取欧阳修“附录”之意。
蒋书亦是照搬原书体例,但以眉批的形式,在重要史实处将自唐以来的相关议论予以罗列,并作出自己的评价。
除纪传体外,问答体有唐顺之的《两晋解疑》,以夫子和学生的问答形式,重新对两晋历史的十七个重大问题进行诠释,其中不乏与传统观点相悖者。
国别体有王涣《两晋南北奇谈》,分卷记载了两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陈及北朝齐的历史。
民族体则以张大龄《晋五胡指掌》最具代表性,其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载了匈奴、鲜卑、羯三族建立的十国,下卷记载了由羌、鲜卑建立的六国。
与明人相比,清人体例则非常单一,除清初少数著作如郭伦《晋记》、周济《晋略》受明末史学特征影响,能对原书体例、内容作出调整并有所评论外,余者绝大部分都为补充表、志类的考订性著作。
如补表的有万斯同为各国所作年表、世表十六部,练恕的《西秦百官表》,周济的《甲子》、《州郡》、《割据》、《执政》和《方镇》五表;补艺文志的有文廷式、吴士鉴、丁国钧、秦荣光、黄逢元五书;补地理志的有毕沅、洪亮吉、方恺等数部;以及数量最多的考证原书材料失误的著作,如孙人龙《晋书考证》、劳格《晋书校勘记》、吴士鉴《晋书斠注》等,皆是在原书体例下进行补充。
其次,内容方面,明人研究并未脱离原书范畴,只是根据需要,或有选择性的摘取,或删减,或议论,少有考证、补充著明清两朝《晋书》研究之比较王传奇作;清人则用功较多,通过参考他书补充原书所缺。
受本朝学术风气影响,明人相关著作中的学术性质较淡。
如王涣《两晋南北奇谈》开篇即言其书乃是为“论席生风,斗珍战玉”而作,故所取内容皆是两晋社会的奇闻异事、谶纬、风俗等奇异之事;唐顺之《两晋解疑》、钟惺《晋史怀》受明中期以后王学左派影响,于评价两晋人物之际,好发与众不同之言,如称秦桧有息民之功、冯道和蔼温柔、晋惠帝为聪颖之主,等等。
而真正从学术角度对原书进行删补且成绩突出者,唯有蒋之翘《删补晋书》,其书在删减冗文的基础上,参考《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对原书进行补充、纠缪,“凡节原文者十之四,正其舛误者十之三”⑥,又以眉批的形式记录了自身及自唐至明学者的相关评论共千余条,具有极高的价值。
与明人相反,清人相关成果的学术价值则非常突出,不仅纠正了原书材料的失误,更通过其增补类的著作为后世了解两晋时期的历史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以封爵为例,两晋时期因政治混乱、战争繁多,爵位设置往往立而旋废、废而复立,以至于“先后错出,名号各殊”,民国时秦锡田即曾指出其混乱状况之严重:“泰始之二十余王,既罕详其胄裔;永嘉之四十八王,更莫稽其名位”⑦。
这种混乱状况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而万斯同、赵在翰等人的补充工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相对于封爵状况,《晋书·地理志》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
尤其是东晋地理,因北人南迁,在南方设置了许多侨置郡县,这些郡县废置不定,而本志记载非常简单,导致后世无法清晰了解两晋地理建制。
毕沅首先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其《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指出原志中存在史料参考不足、史事记载混乱(主要包括省设置不同、郡废置不同、州罢立不同三种)等问题,然后在原志基础上,引用“郦道元、沈约、司马贞、张守节、李善所称述书凡二十余种,益以魏王泰、杜甫、李吉甫、《乐史》、李敏求诸书事涉典午者”⑧,将自汉以来至两晋天下诸州的建制变化、统辖郡县、户口数目等情况进行补充。
在毕沅影响下,洪亮吉续作《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两书,前者参照《元和郡县志》、《乐史》、《六朝事迹》、《太平寰宇记》、《水经注》等二十余书,以东晋地域最广的安帝义熙时期地理为断限,将之分为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侨州实郡、遥立州郡、侨州郡县五类,除分类记录了不同郡县的设立、罢黜时间及所辖范围有无、人口集散等情况外,还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山川、邑里、乡堡、台殿、宫阁、园林、冢墓等情况,解决了后代不了解东晋地理的状况;后者的价值更为突出,十六国地理沿革因政权交替频繁及地名相互借用、诸家书亡佚等原因,更为混乱,即使是郦道元、《乐史》等书记载亦存在相互抵牾之处,洪亮吉该书通过比较诸家说法,对十六国地理进行整理,求同存异,最大程度地弥补了前人记载的不足。
除补充原书不足外,清人还对原书中存在的大量材料失误进行考证。
如孙人龙《晋书考证》在每卷之下分条罗列了本卷的失误并进行纠正,每条于其先以小字注明某卷某页某行,然后引用原文数句,再进行补充和纠误,对不同版本《晋书》的阅读者都很有帮助作用。
此外,劳格《晋书校勘记》引用《魏书》、《宋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十余部书纠正原书失误,吴士鉴《晋书斠注》同时兼顾前人和本朝学者研究中的不足,以小字将考订内容补充于正文间,其文字性质包括溯源、捃逸、辨例、正误、削繁、考异、表微、补阙、广证、存疑十例,都是清代相关成果中的精品。
第三,思想方面,两朝学者都强调史学的经世作用,主张取材当注目于“善足以奖劝,恶足以劝诫”者,希望能借历史为现实提供参考,但实现这个目的的具体做法,则完全不同。
相对而言,明人更勇于议论,将晋史与本朝中后期政治混乱的现实相结合,其针砭现实、批评当代的色彩更浓。
在蒋之翘所引用的四十九位评论晋史的明代学者中,世宗朝以后的学者达三十余位,他们的议论都从不同角度影射了明中后期的政治弊端。
在导致明亡的诸多原因中,最主要者有二:朋党、臣节不忠。
而明人相关议论也大都围绕此二点展开。
如以朋党问题为例。
蒋之翘《删补晋书》中即存在大量讨论朋党危害的文字,如《任恺传》称:“昔人立朝,□欲必无党、不爱官、必无欲。
是天下事未有不坏于朋党者。
但小人之党最浅露,故其祸近而党亦易破。
有一种阳君子而实行小人事者,其党尤牙盘根据,固不可拔。
当中者能弗忧之欤?”不仅指出党争的祸患,又将朋党分为君子、小人两种,且认为君子党与国家的危害更为严重;又《卻詵传》引用钟惺议论道:“大纵古国,亡于党祸,人人知之。
詵‘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云云,此亡国之象也。
以躁进始,以亡国终,可畏哉!”指出朋党之根源在于“争竞”,而争竞又起于争夺名利。
故在《刘弘传》中,蒋之翘提出解决办法:“……绝无一点纵横习气,全以安天下、尊王室为心……善乎,弘之言曰:统天下者宜与天下同心……”认为为人臣者当以“纯臣”自处,宜全心安天下、尊王室,不可以一己之私违抗天下之“同心”。
两晋时期,朋党问题本不甚严重,但于明朝则危害极大。
明自万历朝朋党问题就已经非常严重,当时有东林、浙、楚、齐党相互倾轧,神宗以后又有东林与阉党相斗争,遂使国事一败涂地,故明末夏允彝曾言:“夫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而后已……精神智虑,俱用之相倾相轧,而国事遂不暇照顾,坐误总社。
”⑨蒋之翘等人将晋史中本不甚严重的朋党问题扩大化,无疑是将之与本朝政治相联系。
与朋党问题相关联,即是臣节问题。
两晋臣节不振,叛乱者代代有之,蒋之翘等人对此提出严厉批评。
如何借史书为后世树立忠臣观,蒋之翘在《韦忠传》中引用杨以任言道:“我辈论人当在成败之外,自立当在祸福之外”,主张论人当专论是非而不计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