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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的联系杜维明称儒学为“哲学的人学”，源远流长的儒家学说从文化发展的的角度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伦理精神。
它是具有人文主义特色的以人为伦理主体的文化精神，也代表了一种既入世又超越的人生态度。
可以说它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哲学的化身。
儒学的理论理系从其特有的伦理角度出发，观察宇宙，体验自身，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主体，也创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那么我们联系到“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这个命题时，也就是考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撞击、接轨与发展，考察其中儒学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以及在新的条件下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从而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
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在思维上破除两种实用观点，即政治上的实用观点和经济上的实用观点。
前者表现为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主观上任意褒贬儒家学说及其思想；后者则不看实质，只就表面去看儒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不仅肢解了儒家思想的整体，也存在主观杜撰之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儒学都应有它的位置。
一方面儒学需要参与到现代化的行列中，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行列也需要儒学的参与。
而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相邂逅也曾经历了一个由冲突到协调的过程。
儒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历史使命。
历史上儒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现代化。
突现儒家人文传统的现代新儒家的崛起，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传统文化之核可演化成社会变革的精神文化之果。
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必须二者是同时站立起来，藉此建立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合一的大生命。
那么由此我们关注在现代社会儒学形形色色遭遇，也就看到了儒学的命运和前途。
一儒家学说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其源流无疑是自孔子开始。
孔子继承殷国奴隶制时期的天命观和祖先崇拜，对源于巫术神化的“周礼”，结合氏族血缘的宋法观念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了原始宗教的虚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缘、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内在含义，并将其广泛推及到日常伦理生活中，使之内在的宗教意识进一步世俗生活化，日常伦理化，从而创立了儒家文化。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和阶段。
全球化是经济、贸易、科技的一体化、趋同化。
但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更不等于美国化。
经济全球化不意味着文化一元化。
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和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全球化、现代化决不只是西方民主制度与理性价值的普遍化。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已经对西方启蒙理性和以功利、权利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社会提出了深刻检讨。
而西方后工业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负面，也鲜明地提示了西方的制度、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
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这缘于中国社会及历史文化与西方不同；而且，正如离开了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样，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
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域内和西方宗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
新时代的全球化的挑战，启示我们要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伦理共识。
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化”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冲“散”掉。
如果没有终极关怀与伦理共识，也形成不了一个健康的现代法治社会。
因为法治的背后有着信念信仰和伦理共识的铺垫与支撑。
从历史上看，儒家曾不断吸取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丰富自身。
少数民族不断地给中原带来了活力。
反过来说，恰好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例如元代与清代，儒家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今天，儒家仍然是台湾海峡两岸民众的基本信仰与生活方式。
海外几千万华人社区，仍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唯利是图，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权力拜物教和特权思想正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毒瘤，吞噬着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成果，也吞噬着社会上活的道德资源，败坏社会心理与风俗。
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一、儒家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自古以来，儒家思想一直被视为中国教育思想的代表之一。
在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
例如，中小学课堂中教师可以采用儒家思想中“敬、诚、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品德和道德观念。
此外，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儒家思想中“格物致知”、“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思想也得到广泛应用。
这些思想中的价值观念，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学术研究中提高思辨能力和专业素养，还能为学生人格塑造提供重要的指导与帮助。
二、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应用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是统治者实行政治治理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中所阐述的“仁政”、“德治”等较为理想的国家治理方式，也为现代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例如，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基本法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包含有儒家思想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问责制度”等政策内容，这充分表明了儒家思想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三、儒家思想在商业和职场领域的应用在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下，职场竞争和商业竞争都是非常常见的。
儒家思想中的“道德经营”、“诚实守信”和“仁义道德”等比较重要的理念，对商业场景和职场领域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商家和职场人士可以从中汲取智慧，通过真正的“仁德经营”和“道德领导”来获得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四、儒家思想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在现代社会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儒家思想中的“以礼相待”、“以德相处”等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优秀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尊重他人、如何表达感激之情、如何处理冲突等方面，从而建立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
五、儒家思想在个人成长发展中的应用个人成长发展是每个人生命旅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
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不器”等观念，为个人成长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通过学习儒家思想，人们可以建立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激发个人潜力，并通过“仁义道德”等思想实践来提高自我素质和成就感。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摘要：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本文是从各个方面浅析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社会继承正文：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
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儒学创始人——孔子立。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
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
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从精神方面来讲：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
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一、儒家传统思想对我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
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
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
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
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
“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
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
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
思想作用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当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
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
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
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当代意义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
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影响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派，它是由孔子所创，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它在近代遭受了各种批评和评判，但是烟云过后我们还是发现了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以前我们曾有这样的结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
以今天的事实来看,这一结论是武断的。
其实,在每一次试图割断儒家传统思想的政治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社会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动荡。
《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行事时对自然界的尊重。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新问题，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我们可以发现被我们摒弃以久的儒家文化却为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所用，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这更增加了国民对儒家文化重新推崇的信心。
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对我国环境的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
儒家思想在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所不能取代的。
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儒家伦理体系,使中国人十分重视血缘亲情,形成亘古不灭的炎黄子孙情结,从而强烈地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总之,儒家学说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民族复兴的必备要素,是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动力源泉和深层次的精神支柱,只有重建儒学中一系列优秀的思想价值体系,我们的民族才能以鲜明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之林。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
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近代中国儒家思想对近代化的影响随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断加速，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中，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主流文化传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其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儒家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尝试了多种现代化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实现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近代以来，儒家学者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应用科学、研究经济学，并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学问相结合，这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而这种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对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国家制度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制度也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
从清朝的封建专制到近代的共和国政治，这期间间接或直接地涉及到了儒家思想。
清朝儒学重新归位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治国理政的正统，作为国家制度的支撑力量。
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思潮都对于在国家制度方面进行了尝试。
而儒家思想推崇的孝道、仁慈、礼仪等观念，相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宪政思想，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历次政治变革中，都曾涉及到儒家思想的解读、运用和变革，这些让儒家思想在国家制度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也对儒家学说带来了重要的挑战。
历史上有很多的思想正宗纷争、学派分歧，近代以来，拉着儒家思想参与现代化进程的这种价值观的激烈斗争在去中国社会中转化为了文化激进、政治冲突、社会动荡等现象。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进入了一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甚至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境地。
不过在这种困境中，儒家思想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儒家思想推崇的是人伦、道德、文教的价值。
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有巨大的地位，它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儒家思想也受到了很多质疑，但其中积淀的文化因素和生活道德的观念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传承性的内涵之一，有着特殊的价值意义。
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王思睿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妨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实现民主转型。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仍然有一部分论者认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决定论逻辑的观点，除了有其他逻辑和事实方面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前提，即对于儒家思想本身的歪曲与误解。
一、儒学：民间舆论兴起的产物学术大家对于原始儒家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对于孔子时代的儒学不是“官学”而是一种“私学”，则没有什么疑义。
春秋战国是民间势力逐渐兴起的时代。
殷周宗法贵族社会的两大支柱——国野制与世卿制趋于瓦解，国人与野人、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日渐消失，礼乐制度下移，公子公孙对卿大夫的世袭被打破，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士和庶人可以晋升至大夫乃至卿相。
孔子门下由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组成的儒家团体，正是新兴的“游士”阶层的最初代表。
正是儒家与其他学术团体和流派之间的“百家争鸣”，造成了华夏文化区域内一种跨国界的公共舆论。
这种公共舆论一方面导致华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君子”不再是一种身份限制，而成为一种政治抱负、一种人生典范，有心从政的人可以通过求学问礼，为迈入仕途创造条件。
由于儒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儒家思想中具有一些原始的民主意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孔子整理的经典中有这样的论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孟子·万章篇》引《泰誓》）“惟天时求民主”，人主只有能“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书经·多士》）。
孟子和荀子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下》）君的原意是群，君的职能是维护群的利益，残害仁义的纣王只是独夫民贼而已，没有资格再被视为君。
他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
“天与”是“人归”的结果（《万章上》）。
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
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曰义。
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荀子·王制篇》）君王也是一种职分，“治国有道，人主有职。
”（《王霸篇》）君王不尽职守，不行仁义，就会被取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王制篇》）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后人常从“君为臣纲”方面理解，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三》中则说：“友，君臣之道也。
”君不以友道待臣，臣就有理由不臣，当时的公共舆论、庶民力量以及臣僚群体对君王的制衡程度，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充分了解。
二、儒家道统：专制皇权的制衡力量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自秦始皇以来，专制主义便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以往，人们常常把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和“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
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把西欧封建社会套用在中世纪中国是错误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原本是两种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
而专制主义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澄清。
首先，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诸如“君臣友道”之类的观念已经从元典中消失了踪迹。
其次，儒学也并非专制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
有人认为，法家在缔造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其作用决不亚于儒家。
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而已。
所以自古到今一直有“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说法。
汉武帝的玄孙宣帝就曾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所谓霸道与王道杂用，说的就是法家与儒家并用，历代最高统治者对于这一点都是心领神会的。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就因为看到孟子书中有对帝王不敬的话而勃然大怒，想要把他永远革出孔庙。
毛泽东晚年开展扬法批儒的运动，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根据，但是他明确指出法家在中国专制主义传统中的地位，看到大反传统的五四先贤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在学术上倒是颇有贡献的。
最后，即使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对于皇权专制主义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汉代儒学通过神秘主义的路径，竭力把儒学准宗教化。
它以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的方式，来节制皇帝的行为。
董仲舒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
邪气积于下，怨气蓄于上。
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
”（《汉书·董仲舒传》）人君的“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和四季的失常（《春秋繁露·五行五事》）。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
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
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必仁且智》）公羊学和谶纬之书用“天”来警示和恐吓人君，对肆无忌惮的皇权多少有一点威慑性。
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开创的宋明理学或称道学，演绎出一个“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昌黎先生集》卷十一），以后又经韩愈、朱熹传之后世的儒家“道统”。
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
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
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
一方面用“天命”来恐吓“人君”，一方面用“道统”来干预“政统”，儒学和儒士对于皇权专制主义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制衡力量。
如果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理解，就不好说儒学思想纯粹是专制主义的工具。
三、儒家思想资源：近代民主萌芽的培养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在哪里，则是有争议的。
以往，人们更看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几乎成了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
近来则有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说法。
张灏更明确指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至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
把“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提前到世纪之交，有助于正确理解儒家思想与中国民主的关系。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受舶来“西学”的刺激，但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发掘自传统的“中学”。
康有为从公羊学平滑过渡到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则从黄宗羲、王船山的著作中找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从黄宗羲的《原君》、《原法》向前迈出一步，谭嗣同便能够在《仁学》中畅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梁启超则在《古议院考》中称：《礼记》中讲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
“《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就是议院的制度雏形。
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建立，儒学传统并没有对国人接受民主思想构成障碍，而是起到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接受并阐发了族性概念。
尽管他的族性分析不无精彩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并非一种科学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感慨之论，而且带有某种自我解脱的意味。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首先应当从统治集团的保守性及其内部矛盾中找寻，其次应当检讨改革阵营自身素质的缺陷以及战略策略上的失误，由于种种因素，梁启超不方便或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展开讨论，归罪于国人族性上的劣根性，就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强烈诱惑。
在梁启超以族性理论为政治改良路线辩护时，陈独秀等作为革命鼓吹者，显然对之不屑一顾。
然而，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时，失败的前革命党人便追随进而超越政治改良主义者，成为以批判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国民性理论的信奉者。
１９１７年初，《新青年》发表署名光升的文章《中国的国民性及其弱点》，把国民性界定为“种性”、“国性”和“宗教性”的集合体。
此时，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化理论已经被西方主流学界抛弃，但在中国却被作为外来新理论倍加尊崇。
上述文章的结论是：中国何以不发达，“则以吾国民性固有绝大之数弱点在焉”。
陈独秀据此提出了“伦理革命”的呼吁，他断言：“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按照这种思路，不打倒“孔家店”，不改造“国民性”，中国人就没有资格实行民主。
政治制度改革遇到障碍，不是从政治实践上着手逐步的解决，而是在伦理思想上寻求根本的解决，这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思想误区。
陈独秀虽然对“德先生”推崇备至，但并没有对民主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下大气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开展，他的注意力很快便转移到了新的思想潮流方面。
罗志田指出：二十世纪中国人有一种“新的崇拜”。
北大教授陈百年在１９２３年就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时“现在的人以为外国来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一变就成了‘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
”趋新大势与尊西倾向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
由于趋新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学外来“最新最好”的，于是先有“拿英美作榜样”后有“走俄国人的路”；一些青年学子则迷上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曲折，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过于保守以及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中国人的过于趋新以及世界时髦思潮造成的负面作用。
四、儒教文明：民主价值观的见证与提升当前，我们正处在从人类多文明向多元一体世界文明的演化进程中。
东亚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大文明，以中华文明为核心，并辐射到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外学者也常常称之为儒教文明。
关于儒教文明，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过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和“韦伯问题”。
这两大问题作为历史课题来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如果按照人类学的路径演绎出文化本质主义的结论，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固然，中国在技术长期领先世界的情况下没有实现现代科学的突破，但是，一旦中国文化嫁接上科学基因，儒教文明中教育优先的传统基因便会发挥良性作用，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美国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