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创造性叛逆

试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摘要本文以林纾翻译小说的代表作《块肉余生述》为例，对译者在翻译语言的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例证分析，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当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和读者的创造性叛逆及接受环境相契合，进而融入译语文化并成为其中一部分时，译文成为原文的创造和再生，就会征服读者，魅力永存。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林纾《块肉余生述》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目前国内外对于林纾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他作为古文学家的身份；一个是从他翻译家的身份。

传统的翻译学对于林纾的翻译作品总体是贬大于褒，主要是批判他的翻译没有忠实于原著。

但自从翻译学研究实现文化转向后，其视线从语言分析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有很多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对林纾的翻译作品进行了重新诠释，肯定了他作为翻译家对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积极影响。

首先是对林译的产生与时代的关联性的考察；其次是利用西方翻译理论对于林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再诠释；再有就是一些对于林译小说的个案研究，如对《黑奴吁天录》、《吟边燕语》等林译小说进行了意识形态和文体方面的研究。

二创造性叛逆的提出对于翻译和创作的关系，中外学者都有类似的阐述。

总结起来就是翻译就是创作，译作可以与原文竞争。

如西方一些译学理论大家西塞罗、杰罗姆都提出过译者即征服者的概念。

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了原文是否可以胜过译文的思考，后来更提出了翻译中的优势论和竞赛论，明确了译者创造者的身份。

针对翻译和创作这种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关系，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比（robert escarpit）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曾对此提出过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

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一书中发展了它的概念，从语言学的层面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

他在书中阐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和叛逆的必然性和不可分性，并将创造性叛逆分为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两大类。

媒介者即译者，而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概括地说有两种，即有意识型的和无意识型的。

有意识型的即个性化的翻译，无意识型的即误译、漏译、改编等。

笔者认为林纾在翻译《块肉余生述》的过程中，除了少部分因为译者本身理解的原因产生误译外，大部分的删减和增补都是译者有意识的行为。

正是这种个性化的翻译使译文成为了原文的再生。

三林纾翻译的接受环境林纾所处的时代，是晚清逐步没落和民国初创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

在甲午战争战败后，当时的进步文人急于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向国人介绍西方，比如侦探小说的翻译就成为介绍西方诉讼制度的一个窗口，受到很多译者和读者的青睐。

这时的翻译家对于翻译工作的标准还不太明确，他们有时会随心所欲地游离于创作和翻译之间，而抛开他们理应遵循的原著，显示了那时的翻译者急于干预现实、不忠实于原著的“豪杰译”方式（袁进，2011）。

所谓“豪杰译”原指日本明治初期兼具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身份的翻译家的翻译，他们为了强调小说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常常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改变其原作的主题、结构和人物，或任意增删，这种改编式的翻译被时人称为“豪杰译”，中国的“豪杰译”则始于梁启超而盛于晚清翻译界。

林纾是来自福州的狂士，对宋儒假道学嗤之以鼻，因此不同于守旧的腐儒，愿意向西方学习。

同时，他又是一位古文大师，因此在翻译中能注意到小说的艺术性，不断发现西方说里面的新东西，通过翻译把它们介绍给晚清的读者。

特殊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造就了林纾个性化的翻译风格，使其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外国小说翻译家，引领了晚清文学翻译的潮流。

四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林纾一共翻译了五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其中他自己最为得意的一篇是与魏易合作翻译的《块肉余生述》，现译《大卫·科波菲尔》。

林纾认为此小说是自己所翻译的小说当中最好的一部，他在《块肉余生述》的序言中写道：“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

”1 翻译语言的选择林纾在翻译《块肉余生述》时，抓住了狄更斯作品幽默诙谐的特点，用归化译法以通俗的文言文翻译，译出了小说的神韵。

林纾是一位积极提倡用古文进行创作的文学家，因此他选择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

尽管如此，林纾在翻译中仍能够注意吸收外国文学作品的长处，并非一味地遵从生硬古奥的文言文去翻译，而是使用了简单易懂的文言文。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当中认为：“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

它虽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

”（钱钟书散文，295）在《块肉余生述》中，林纾就运用了一些口语成分很重的词或者句子，例如：祖姨大声呼曰：“吾问此女如何？”、“新诞之女健硕否？”、“梦境甜蜜，活泼之精神”（12章，25章）。

这些词语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文。

其中的原因，一是和原文的题材有关，《块肉余生述》讲述的都是一些家常琐事，原文都是用口语体进行创作的；二是从风格上讲，作品叙事幽默风趣，不适合用晦涩生硬的古文翻译，林纾深谙狄更斯文笔的妙处，选择了介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一种较为简易的文言翻译。

林纾之所以选择浅显的古文，其一是对于原作的风格有准确的把握；其二是因为他对于古文的喜爱；其三是他对于译入语有高超的驾驭能力，运用时能够收放自如，在译文中“忍不住技痒，添油加酱”，希望译作能够胜过原作。

这是林纾的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的个性化翻译的一种表现。

2 翻译策略的选择相对于其他的林译说，林纾对狄更斯的作品是很赞赏的，因此译文对于原文的小说体例、形式并没有进行大的改动。

在具体的翻译策略上，林译最大的特点是大量的删减和少量的增补。

（1）删节有人认为林纾翻译的这篇长篇小说，虽然有很多地方译得不充分，但是感觉读起来要比原著更生动有趣。

这是因为林纾的译文简单明快、语言凝练，而狄更斯原著在有些地方的处理上的确显得有些罗嗦饶舌，不够简练。

在翻译《块肉余生述》时，林纾在原文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整段整段的删节。

如原文关于胎模的叙述，在译文中就被完全略去不译，这是因为林纾认为本段跟全篇没有多少关系，多了这么长一段的文字，显得故事不紧凑、有些罗嗦，所以他就老实不客气地把它删掉了。

又如，原文中的景物描写、部分对于心理的描写，在译文中也悉数略去。

这是林纾为了使译文更接近译语的读者，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在翻译该小说时，林纾多用文言的口语体译出，并多以对话的形式，如讲母亲和祖姨见面后的情景：原文：my mother answered she had that pleasure.and she had a disagreeable consciousness of not appearing to imply that it had been an overpowering pleasure.林译：言曰：“未亡人幸闻尊名。

”但是也有用叙述替代对话的情况，例如：原文：“oh tut,tut,tut!”said miss betsey,in a hurry.don’t do that!come,come!林译：媪立止之，且作愠色。

林纾不懂英文，所以翻译没有拘泥于原文，完全以译语读者的期待和自己的标准，对原文进行了重新创作。

其中故事的末尾，原文用了两段来描述，译文则只用了一句话，更能体现祖姨的性格特点，而且也更幽默，这一段的处理，加进了译者的创造，显得更生动，译著也显得优于原文。

林译：祖姨无言，取冠而行，自是不履吾家矣。

另外，试比较以下两种译文：林译：偶尔探首客座，见此蛮媪狂走，瞥眼已为所见，方欲逃奔，以为所获，擒吾左右走，力摇不止，有时撮发批颊，恣其所为，至于十二句钟以后始出。

后此壁各得言汉姆二颊之绛，乃与吾初生之赤色无异也。

直译：他偶尔向客厅的门口张望，立刻被当时在激动情况之下走来走去的贝西小姐发觉，在他来得及逃走之前就被抓住了……他又说，在有些时候，她捉住他的领子，不断地把他拖来拖去……比较两种译文，林纾的译文是经过改动的，利用了夸张的技法，充分发挥中文在描述人的动作行为方面的长处，行文洗练流畅，虽然对于原文中的一些细节并没有照译过来，但是读起来妙趣横生，相比原文的罗嗦拗口，平添了一丝幽默的韵味。

关于译文中叙述者的自述全部去掉，本文认为是中西传统的小说技法的差别引起的。

英文中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在传统的中文小说中是没有的，如果保存的话，可能会导致读者的不接受，或者使读者觉得这样保存原文的叙述方式显得比较罗嗦。

因此，林纾将之全部省略不译。

由于林纾不懂外文，因而他受到的外语干扰就比懂外语的翻译家要小，进而使他能够更专心于表达环节。

此外，林纾对于中文的自信源于他深厚的中文底蕴，而这也是他的译文优于原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增补林纾在他的翻译小说当中使用增补的手法并不多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加礼貌用语；一种是传达原文文体的需要，增加一些原文没有的修辞手法，来传达原文的幽默。

在《块肉余生述》第一章中出现了两次增补，并且增补的内容相同，那就是母亲对于祖姨的态度和语言，如“吾母即以礼延入”等等之类的礼貌用语，这也反映了中国的礼教在林纾头脑中根深蒂固。

在他的词典里，下辈的妇女就应该是这样的形象，虽然与狄更斯笔下的妇女形象不一样，但是他这样处理也确实使译文接近了读者，更容易为译入语的读者接受，也更能达到他以翻译文学救国和改良的目的。

请看以下一例：原文：it was because i honored you so much and hoped that one day you might honored me.林译：然尚希冀顺谨侍君箕帚，附君得名，予愿以足。

原文是妻子要求丈夫有一天能够平等对待她，尊重她。

可是译文却增加了“顺谨”“附君得名”等词语，使一位西方要求平等的妻子变成了具有浓厚中国色彩的顺应夫为妻纲的中国妇女，而这显然更能为当时的环境所接受。

此外，对于原文幽默的传达，林纾在翻译时运用了增补手法，从而使译文更加简练而生动。

例如：林译：吾母则尊曰密斯贝测，一生至畏其人，即偶尔叙及其名，亦恒震震。

直译：当我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于这可怕的人物的惧心，敢于提到她时，总称她为贝西。

原文的直译读起来平淡无奇，可是林译确实妙趣横生。

用得最为传神的词有：“尊”、“至畏”表现出母亲对祖姨的畏惧，而“亦恒震震”则好象让读者看到母亲在提及祖姨时那种惧怕的神情，惟妙惟肖。

译者将原文用夸张手法淋漓尽致地重现出来，而且能在译语读者的头脑中产生读原文时没有的联想。

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出，林纾的译文采用完全的归化手法，有些地方甚至是意译到了极致。

因此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媒介者的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迎合了读者的要求，这也是当时林译本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五结语综上所述，林译《块肉余生述》的成功主要在于译者充分发挥了译语的优势，在原文的基础之上，根据中国语言文化的特点，考虑到译入语文化读者的接受，进行了再创造，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