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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佚学名词解释
辑佚学是一门探讨经典文献及其偏微学义的学术研究。
从古至今，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一直备受重视，而辑佚学将该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古代文献中个别词语的意义解释上。
辑佚学的目的在于探究这些词语在不同时期和地域所表达的不同内涵，为保存和传承古代文化奠定基础。
辑佚学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辑佚学重视对经典文献的整体研究；第二，辑佚学强调对古典文献中的较小细节的关注；第三，辑佚学倡导从文本本身进行研究，不受外界的干扰。
它的发展涉及的范围较广，从探讨文本的原文和翻译，到解释文本内容的语义和文化，再到比较和分析历史上同一句子的变化等，都属于辑佚学的范畴。
辑佚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包括：文本内容的详尽分析，文本含义的准确把握，词语的词义及演变等。
从文本出发，辑佚学将深入探究词语的形态、声音、意义，力求了解文本的历史、文学、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并从这些方面去理解文本的真谛。
相对于普通文本研究，辑佚学更加专业和深入，因此它适用于探究文献中较复杂的含义。
它除了可以帮助分析当前文本，还能够揭示文本发展背后的原因，为文本运用和再利用提供可靠依据。
辑佚学的发展为古代文献研究带来很多便利，尤其是对于研究古诗词、绘画、书法等文献的研究，辑佚学的应用效果更加显著。
它的研究成果还可以用于校对经典文献、释义典籍及相关研究，从而促进古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
总而言之，辑佚学是一门涉及语言、文学、历史、书法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深入学术研究，它不仅可以用于探究古代文献的本质，而且可以为古典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中国古代辑佚学史辑佚学产生的原因及辑佚概述《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著录关于《楚辞》的注释及注音八家，到《旧唐书·经籍志》仅著录三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六家，而到《宋史·艺文志》仅存王逸注一家，其余七家逐步亡佚了。
这个比例即八种书有七种亡佚，仅存一种。
不光楚辞类是这样，其他各类也大抵相似。
宋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序》说：“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今著于篇，其有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近人聂崇岐《艺文志二十种引得序》：“总上述二十种艺文志所著录之典籍，自先秦以迄清末，其有名可稽考者，盖不下四万余种，然求其存于今者，恐已不及半数。
”欧阳修（1007—1072）生活的年代上去唐开元年间（713—741）不过三百多年，开元年间著录在册的图书3277部53915卷，在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时亡佚者已十之五六，在北宋以来近千年中历经劫难而亡佚者更不知凡几。
如果就时代更早的《汉书·艺文志》来考察，亡佚比例更大。
《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编成，反映的是西汉藏书面貌。
近人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于每一种书都分别标明“存”、“亡”、“残”、“疑”。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596家（《七略》著录的实603家），顾实明确标明“存”的只有29家，不到5%。
另有注“残”的43家，合起来仅得72家，只占12%。
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各书今天已十不存一。
《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以及宋以前著作9818种，其中宋人著作5500余种，这些见于《宋志》的宋人著作经700余年，现在“十亡七八”（刘琳、沈志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前言》，巴蜀书社1995年排印本）。
从这些抽样统计，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图书亡佚之多，存于今天的只是一少部分。
辑佚的产生和发展辑佚古书的工作，一般认为始于宋代。
清章学诚说：“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收者，为《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
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
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校雠通义·补郑篇》）清末叶德辉认为，宋人从马总《意林》、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等书中辑出的《相鹤经》，为辑佚之书的鼻祖。
（《书林清话》卷8）明代也有学者从事辑佚，但大规模地辑佚古书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在清代。
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批佚书，仅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即达386种，4926卷，整理和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有重要价值的史料。
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薛居正《旧五代史》150卷，郝经《续后汉书》90卷等，均为已经失传的史学名著，它们的辑出，对古代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专门以《永乐大典》中收录的方志为对象进行辑佚和研究的活动应该是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的。
由于《永乐大典》网罗宏富，而且整篇整篇地收录原文，因而成为后人辑佚的宝库。
最早知道《永乐大典》价值的应当是清代雍正年间的全祖望。
他在翰林院得见《大典》，赞其“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认为可从中裒辑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五类典籍。
全祖望辑出高氏《春秋义宗》等十种，其中有志乘类《永乐宁波府志》一种。
《永乐大典》征录众多地方志，许多方志久佚于世，赖《大典》得以重现部分内容。
大约从清中叶开始，一些得见《大典》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该书征录的大量方志。
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特设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当时由四库馆臣所辑宋元旧志有《嘉泰吴兴志》、《嘉定维扬志》、《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淳祐临安志》五种，惜未收入《四库全书》。
辑佚名词解释辑佚是对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存世文献中的已经失传的文献材料加以搜集整理，使已经佚失的书籍文献，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的行为。
通过辑佚得到的文献，称为辑本或辑佚本，研究辑佚的历史、方法、原则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学科，称为辑佚学。
产生编辑播报辑佚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频繁而大量的佚失这一客观情况密不可分。
据统计，90%以上的先秦两汉文献、98%以上的魏晋南北朝文献、94%以上的隋唐文献我们今天已经无缘看到。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书籍有摘引、抄辑其它文献的习惯，所以一些佚失的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得以通过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文献之中。
辑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只言片语加以搜集、整理，让这些佚失的书籍得以重见天日。
它与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注释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基本功之一。
类型编辑播报辑佚的类型根据不同的分类依据，有不同的说法。
从所要辑佚的文献类型划分，辑佚可以分为辑佚书、辑佚文和辑佚诗三种。
因为辑佚文和辑佚诗的数量极少，所以辑佚通常是指辑佚书。
从所要辑佚的文献存世情况划分，辑佚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全书已经完全亡佚，通过辑佚，让失传的文献重现于世；第二类是全书基本存世，但有少量缺失，通过辑佚，把缺失的部分补全；第三类是全书已经完全亡佚，但是还有前人的辑本存世，通过辑佚，把前人辑本漏辑的部分补上，让辑本更加完善。
后两类辑佚是广义的辑佚，它们的实质是补遗。
史料记载编辑播报辑佚有广义、狭义之别。
狭义辑佚，单指辑佚书。
广义辑佚．有辑佚书、辑佚文、辑佚诗、辑佚书目。
从辑佚的对象特点分类，辑佚可分成6种类型：辑集亡佚之书、辑补缺佚之书、辑校脱佚之文、辑拾漏佚之篇、辑汇散佚之篇、辑录佚时书目。
辑集亡佚之书。
简称为辑佚铭、即以“全佚之书”辑佚活动。
如：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汉存图书文献的基础上，刘向撰成《七略》、《别录》20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尚著录，宋代以后诸家书目不再著录，知其唐代尚存，唐宋间亡佚，逐成全佚之书，然亡佚之前，流传下来的某些书曾引录过《七略》、《别录》的某些篇段，人们按一定的方法、原则，据而佚出，整理排比成册。
清代的辑佚学我国许多古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而发生散佚，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四库全书总目》）。
但古籍的存在往往有多种形式，如原书已佚，尚有片断资料散存于其它典籍中，将其搜辑考订，并按一定体例整理排纂起来，以求最大限度地恢复古书原貌，这就是辑佚工作。
由于古人引书不是照录原文，亦常不注明出处，加以年代久远，辗转钞引，难免鲁鱼豕亥之误，所以辑佚始终是与考订校勘相联系的。
关于辑佚的起源，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说：“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人为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考，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传说之见于群书考，为《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附刻《王海》中，传于今。
”也有人指出，早在晋代，梅赜就辑过人为《古文尚书》。
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按《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
特自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静陈尊师所书即此也。
”此指北宋道士陈景元辑出佚书《相鹤经》。
辑佚亦需一定的条件，为雕板印刷的普及使书籍增多，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而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正具备了这些条件。
所以辑佚推始于南宋王应麟正是水到渠成之事。
元代的辑佚工作仅元末陶宗仪辑《说郛》100卷，分类选辑历化“士林所罕见”的经、史、小说、杂记等1000余种。
明代中叶后所辑书主要有孙彀辑《古微书》、毛晋辑《津逮秘书》和《三代遗书》等，以及何镗辑《汉魏丛书》100种。
辑佚工作发展到清代，已成为专门之学。
首先是汉学家治经，颇重辑佚旧注。
如惠栋撰《左传补注》，冀能上读贾逵、服虞，以纠杜预之误，因搜辑先秦两汉古训极为丰富，除《春秋》经传外，所收有诸子、史部小学书、全不资料等，虽是撰著，颇多辑佚之功。
栋第子余余肖客辑《古经解钩沉》，遍收唐以为归说，以传从经，钩稽排比，并注明所辑佚之所从出，体制亦较完善。
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臣在翰林，常勘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偏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
然古书之全而在不恒靓考，辄具在焉。
臣请教择其中古书完在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
书亡复存，艺林幸甚。
”嗣后从《永乐大典》中辑书典籍收入《四库全书》在三百八十五种，入存目在一百二十七种。
其中包括颇多散佚已久而价值很高的名著。
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影响着更广泛的辑佚工作，致有许多人一生从事辑佚，其中较重复考有：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七十六卷，作考三千四百九十六人。
黄奭辑《汉学堂丛书》二百一十四种。
马国翰辑《王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一种七百零一卷。
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七十九种八十一卷、《汉魏遗书钞》一百零四种附四种共一百零八种一百十七卷。
王仁俊辑《经籍佚文》、《王函山房辑佚续编》、《补编》等。
清代学者所辑佚书以子目计二千余种，加上若干丛书，其数目当更多，这种特有的挖掘、保护和还原，古代典籍的方法及其成果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史上自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
惠栋三在汉经，习闻父祖馀论，成《易汉学》八卷。
是书不以《周易》经传次第为序，而别立凡例。
以为《易》本为卜筮之作，而汉儒多参以占候，未必尽合周孔之法，然其时去古未远，要必有所受之。
辑有孟喜、虞粼、京房（附干定）、郑玄、荀爽五家《易》，指出五家《易》异流而同源。
以所辑孟喜《易》上下两卷为例，分“卦气图说”、“辟卦杂卦”、“推卦用事日”、“六十卦用事之月”等等，这种象数易学，将《周易》卦爻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相结合，而又以节气为本，故称卦气说。
所采摭群书经注分例每条之下，钩稽考证，使学在得见汉儒之门经。
栋《新本郑氏周易》乃因王应麟所辑《郑玄易注》皆不注出处，次序先后间与经文不应，亦有遗漏未载在，因其归本，重为补正。
凡应麟书已载者一一考求原本，注明出处。
其次序序先后亦悉从经文厘定，复搜群籍，增补92条。
栋所为事一为注明出处，二为编次有伦，此实汉学家运用考据之法矜辑佚，为后起考树一规范。
栋弟子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专辑唐以前诸儒训诂，包括《叙录》一卷、《周易》一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七卷、《公羊传》一卷、《谷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
其《叙录》备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义训，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载，余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
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登之。
又以传从经，钩稽排比，一一名著其所出之书，兼著其书之卷第，以示有征。
又经文同异，皆以北宋精本参校，正前明监板之讹缺。
前人谓是书有钩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钩者。
说沉而未钩者，为日本国所存之《七经孟子考文》、皇侃《论语义疏》，其时尚未传入我国；说钩而未沉者则是妄言。
是书显见萧客承惠栋师法，而又有所发展。
一是所辑经法规模扩大了，遍及全经；二是注明出处和辑文所在卷第，更便查证；三是讲究辑佚的版本，比栋更进一步。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李绂在书局借观《永乐大典》，全祖堂因得寓目，两人遂相约辑钞。
全祖堂《钞永乐大典》云：“所流传於世者概置之，即近世所无而不关大义者亦不录，但钞共所欲见而不可得者。
”而别其例之大者为五：其一为经，诸解经之集大成者，莫为房审权之《易》，卫湜、王与之之二《礼》，此外莫有仿之者。
今使取《大典》所有，稍为和齐而斟酌，则诸经皆可成也。
其一为史，自唐以后，六史篇目虽多，文献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记，皆足以资考索。
其一为志乘，宋元图经旧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叶以后所编，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今求之大典，厘然具在。
其一为氏族，世家系表而后，莫若夹漈《通·略》，希亦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书之该备也。
其一为艺文，东莱《文鉴》不及南渡遗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
其余偏端细目，信手荟萃，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人为书，则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
会逢今上纂修《三礼》，予始语总裁拥城方公，钞其《三礼》之不传者。
五辈力不能多畜写官，自多事於是书。
每日亱漏三下而寝，可尽二十卷，而以所签分令四人钞之，或至浃旬未毕，则欲卒计钞出《高氏春秋义宗》一百五十卷、王安石《周官新义》十六卷、《曹放斋诗说》、《刘公是文钞》、《唐说斋文钞》、史真隐《尚书周礼论语解》、《二袁先生文钞》及《永乐宁波府志》诸书。
（郑鹤声《中国文献学概要》129-130）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关于《礼》者，悉辑目大典。
为于此，非易事也。
祖望知道，以《大典》的规模，个人辑钞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乾隆帝于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发布谕中外购访遗书诏，以彰稽古右文之盛。
三十八年（1773）初，安徽学政朱筠上《请开馆校书折子》，内中即特别提出：“臣在翰林，常粼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说书以从其类。
然古书之全而不恒觏者则具在焉。
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为书，以备著录。
书亡复存，艺林幸甚。
”乾隆采纳了朱筠诉建议，於六日内连下两道谕旨，组织机构，派员督办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事。
《四库全书》的纂修就是从辑录《永乐大典》的古佚书开始的。
其时在《四库全书》馆设立“校勘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和“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先后设员达三十人，其中包括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等。
《四库全书总目》（06196）之《永乐大典》提要云：“今仰蒙指授，裒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
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原可置不复道，然搜罗编辑，亦不可设其创始之功。
帮存附其目，并具载成书之始末，俾未者有可考焉。
”今据通行本《四库全书总目》统计，经部实为七十种，子部一百二种，四部全计为三百八十八种。
再加存目四部数一百二十八种，总计五百十六种。
但若考虑到《四库全书》实际情况，其统计数又当有差异。
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许多极有价值的古籍，如汉刘珍《东观汉记》二十四卷，晋杜预《春秋释例》十五卷、唐林宝《元和姓纂》十八卷、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宋庠《宋元宪集》四十卷、宋祁《宋景文集》六十二卷、刘攽《彭城集》四十卷，以及医学名著、沈括所集《苏沈良方》八卷、王衮《博济方》五卷等。
另有《大典》本郦道之《水经注》四十卷、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校勘增补之功弥足珍贵。
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所辑佚书的具体作法，可以馆臣邵晋涵所辑薛居正《旧五代史》为例。
晋涵以大学士刘统勋荐，於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开馆初，入充纂修官。
在馆二年余，除撰写所主史部说书提要外，即为辑佚《薛史》。
时见《永乐大典》采薛居正《旧五代史》，乃蔡萃编次，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之龟》。
《太平御览》说书，以补其缺。
同时参考《通鉴考异》、《续资治通鉴长编》，并及宋人谈部、文集、五代碑碣等辨证各条符合原书一百五十卷之旧。
晋涵辑录程序大陵是，首先签出《大典》遗文，会书胥抄录；未能缀辑成篇考，复据《册府》等书以补其缺。
若校出遗文有误及他书互异处，另附粘签作出考订说明。
晋涵双作《旧五代史考异》五卷，以作进一步申说。
邵辑《薛史》主要依据《大典》，凡引《大典》八百余则。
以《大典》残本相校，可知有漏辑、误辑考亦复存在，但仍不失为辑佚中的上乘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