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辑佚本的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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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选编纂背景文笔辨析(渊源观念产生,发展)二、分类37 四部丛刊38骆鸿凯39台湾学者三、文论(应用文)四、编辑体例1、傅刚论文上的2、诗赋骚赋不收乐府选赋要求一、文选编纂背景(一)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1)刘师培《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
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文体辨析是在汉末以后开始的,其学术渊源,却可以追溯至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
向、歆父子整理图书,奏其《别录》《七略》,开中国目录学之先,然其工作的意义却并不仅在目录一门。
《宋书》卷十一《律历志序》说:“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
”汉朝立国,天下图书颇有散亡,故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汉书·艺文志序》)就是说这一工作的本来目的是整理图书,但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工作方法却对后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这说明刘向父子所作的是学术史的工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字是对这一工作的概括。
辨章学术是因为秦火之后,典籍残缺,且师传亦断绝,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
《新唐书·艺文志序》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这便是“辨章学术”的背景。
刘向、刘歆父子作《别录》、《七略》,以艺文为对象,剖析条流,使各有其部,总百家之绪,推本溯源,这便是“考镜源流”。
《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刘向传、刘歆传说到:“《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有意其推本之也。
辑佚的产生和发展辑佚古书的工作,一般认为始于宋代。
清章学诚说:“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收者,为《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
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
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校雠通义·补郑篇》)清末叶德辉认为,宋人从马总《意林》、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等书中辑出的《相鹤经》,为辑佚之书的鼻祖。
(《书林清话》卷8)明代也有学者从事辑佚,但大规模地辑佚古书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在清代。
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批佚书,仅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即达386种,4926卷,整理和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有重要价值的史料。
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薛居正《旧五代史》150卷,郝经《续后汉书》90卷等,均为已经失传的史学名著,它们的辑出,对古代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专门以《永乐大典》中收录的方志为对象进行辑佚和研究的活动应该是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的。
由于《永乐大典》网罗宏富,而且整篇整篇地收录原文,因而成为后人辑佚的宝库。
最早知道《永乐大典》价值的应当是清代雍正年间的全祖望。
他在翰林院得见《大典》,赞其“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认为可从中裒辑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五类典籍。
全祖望辑出高氏《春秋义宗》等十种,其中有志乘类《永乐宁波府志》一种。
《永乐大典》征录众多地方志,许多方志久佚于世,赖《大典》得以重现部分内容。
大约从清中叶开始,一些得见《大典》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该书征录的大量方志。
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特设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当时由四库馆臣所辑宋元旧志有《嘉泰吴兴志》、《嘉定维扬志》、《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淳祐临安志》五种,惜未收入《四库全书》。
一、总集的生成及其编纂体例所谓总集,指的是按照一定的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文作品的图书文献。
在中国古代图书文献中,春秋时代编纂成书的《诗三百》应是第一部诗歌总集。
但早在西汉,人们就把《诗三百》视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从东汉刘向(前77-前6)父子的《七略》开始,历代书目都将《诗经》列入“经部”,而不把它当作总集[①]。
刘向辑录的《楚辞》,收录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宋玉(生卒年未详)等人的诗歌作品,原本也应属于诗歌总集。
《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章句》提要即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前200-前168)《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前154-前93)《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
[②]但在历代书目中,又一直以“楚辞”别为一门,与集部的“总集”、“别集”并立[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类序”称:《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
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
[④]按《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分集部为三类:楚辞类、总集类和别集类。
其“楚辞类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
……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前53-18),嘉其文彩,拟之而作。
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
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
[⑤]既然后世文人在楚辞写作的体例与风格两方面都难以为继,那么就只能将楚辞单列一类,与后世的总集判然而别。
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
……《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
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
1.制订辑佚本的体例
目前在理论上辑佚学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统一的科学的体例;同时,所辑佚文献诸方面情况差异太大,在体例上也不可能千篇一律。
所以在搜集佚文过程中或在编辑之前,只能根据辑佚对象的特点,吸收前人的成果,制订出辑本的体例。
依据以往比较规范的辑书经验,辑佚书体例大致包括下面几项内容:
其一,辑书前有序言。
序言的内容包括有原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卷数、内容、亡佚过程等,以及有关的考证文字。
如果此书有前人辑本,还会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另外,辑书的编次与原书编次的比较,辑本所据的资料来源,选辑的原则,基本情况,校勘、注释、版本等问题,以及辑本的意义等。
在序言中都多有讨论。
其二,所辑佚文均就有后注,注明出自何书。
来源多种的,应一并列出,并比较其异同,说明取舍及存疑情况。
其三,对各条佚文均应加以考订,以确保其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