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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辑佚学史辑佚学产生的原因及辑佚概述《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著录关于《楚辞》的注释及注音八家，到《旧唐书·经籍志》仅著录三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六家，而到《宋史·艺文志》仅存王逸注一家，其余七家逐步亡佚了。
这个比例即八种书有七种亡佚，仅存一种。
不光楚辞类是这样，其他各类也大抵相似。
宋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序》说：“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今著于篇，其有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近人聂崇岐《艺文志二十种引得序》：“总上述二十种艺文志所著录之典籍，自先秦以迄清末，其有名可稽考者，盖不下四万余种，然求其存于今者，恐已不及半数。
”欧阳修（1007—1072）生活的年代上去唐开元年间（713—741）不过三百多年，开元年间著录在册的图书3277部53915卷，在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时亡佚者已十之五六，在北宋以来近千年中历经劫难而亡佚者更不知凡几。
如果就时代更早的《汉书·艺文志》来考察，亡佚比例更大。
《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编成，反映的是西汉藏书面貌。
近人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于每一种书都分别标明“存”、“亡”、“残”、“疑”。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596家（《七略》著录的实603家），顾实明确标明“存”的只有29家，不到5%。
另有注“残”的43家，合起来仅得72家，只占12%。
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各书今天已十不存一。
《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以及宋以前著作9818种，其中宋人著作5500余种，这些见于《宋志》的宋人著作经700余年，现在“十亡七八”（刘琳、沈志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前言》，巴蜀书社1995年排印本）。
从这些抽样统计，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图书亡佚之多，存于今天的只是一少部分。
文献散佚的原因1．保存介质的缺乏和不易长期保存的结果。
书写介质的不理想,导致大量先秦文献散佚。
后来纸被发明出来，但是纸也不易保存，同时由于古代传播文字的工具不够完备,书籍全靠手写,如有一种删繁存简足以概括多种内容的书籍出现,便会抛弃其他各家的图书。
2．战乱和兵燹的破坏。
首先是秦始皇焚书。
到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这是书的第二次厄运。
“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兢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这是书的第三次厄运。
属刘石乱华,京华覆灭,朝章阙典,从而失坠”,这是古籍的第四次厄运。
北周攻破江陵,萧绎将所有书籍焚烧于外城,此为第五厄。
宇文化及、王世充兵役,损失大半,造成了书的第六次厄运。
唐朝大量图书“俄顷悉灰于安、史”,是为第七厄。
唐代文宗时有书十二库,五万多卷,昭宗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旧存书籍“荡然无存”,成为第八厄。
宋徽宗有书七万多卷,及金人破汴京,太清楼、秘阁所置之三馆书及天下州府图,为之一空,造成史籍的第九次厄运。
南宋书籍将近六万卷,元军破临安“,封书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告敕”,造成史籍的第十次厄运此“十厄”之中,九厄是由战火造成史籍的散佚和破坏。
3．近现代外国列强侵略的影响。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些居心叵测的外国学者也以游历、访问、考察、探险和传教为名,深入我国内地对古籍大肆搜购并将其运到国外。
例如有名的敦煌石室的写本、刻本古书,是我国的文化宝藏。
但是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先后来到敦煌“,各得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画卷子至夥,正与汉晋简牍同时发见,斯坦因二次来游之日也……斯氏已得三四千卷,伯氏所得约六千卷,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国文字无算,俱携之以去”。
据调查所得,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七千卷左右,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四千卷左右,日本则有两千卷左右。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鲜见。
浅谈中国历代文献散佚之原因摘要：中国用五千年的光阴沉淀了专属于华夏民族的文献，前人在总结中国历代文献散佚的原因时，提出过许多种“书厄论”以探究书厄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其归结的原因中，人们大都强调了政治、战乱等对文献造成散佚的主要的外在原因，而对古文献散佚的内因很少提及甚至忽略。
陈登原先生在探讨中国历代文献散佚之原因时，提出了“四厄说”，参考其“四厄说”我们可将中国历代文献散佚之原因归结为外因与内因两方面。
其中外因是主要的，但内因也不可忽视。
关键词：文献散佚外因内因正文：文献是人类文化和思想的载体，五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源源不断地从民族根基之泉中喷涌而出，华夏文化被镌刻于历代文献之中，历代产生的文献不计其数，然而文献的产生与散佚总是相始相终。
陈登原先生在其文献学研究著作《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将我国古文献散佚之原因归结为四大方面，即所谓的“四厄说”：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聚散，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聚散，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聚散，受厄于藏弆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
仔细体会不难发现，陈登原先生的“四厄说”既将中国历代文献散佚之原因归结为了两大类：内因和外因。
这里的内因是指文献的撰写者作者本身，和文献的保存者或流传者对文献散佚产生影响，其他的则划为外因。
“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聚散，受厄于藏弆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即为内因，“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聚散，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聚散”即为外因。
一、历代文献散佚的外因：历代文献散佚的外因应包括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两大块，所谓自然原因即是指火灾、水灾、虫蛀等，使得一些古籍残缺或亡佚了。
我们主要探讨与自然原因相对应的社会原因。
一是出于政治家的需要的禁毁。
即所谓的“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历代统治者用焚书、禁书、抽毁、改编等暴力方式，是导致书籍散佚、残缺、失真的原因之一，例如秦始皇的焚书。
二是兵燹战乱给图书带来的浩劫。
即所谓的“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历代兵燹及祸乱是图书散佚的罪魁祸首。
辑佚名词解释辑佚是对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存世文献中的已经失传的文献材料加以搜集整理，使已经佚失的书籍文献，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的行为。
通过辑佚得到的文献，称为辑本或辑佚本，研究辑佚的历史、方法、原则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学科，称为辑佚学。
产生编辑播报辑佚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频繁而大量的佚失这一客观情况密不可分。
据统计，90%以上的先秦两汉文献、98%以上的魏晋南北朝文献、94%以上的隋唐文献我们今天已经无缘看到。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书籍有摘引、抄辑其它文献的习惯，所以一些佚失的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得以通过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文献之中。
辑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只言片语加以搜集、整理，让这些佚失的书籍得以重见天日。
它与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注释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基本功之一。
类型编辑播报辑佚的类型根据不同的分类依据，有不同的说法。
从所要辑佚的文献类型划分，辑佚可以分为辑佚书、辑佚文和辑佚诗三种。
因为辑佚文和辑佚诗的数量极少，所以辑佚通常是指辑佚书。
从所要辑佚的文献存世情况划分，辑佚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全书已经完全亡佚，通过辑佚，让失传的文献重现于世；第二类是全书基本存世，但有少量缺失，通过辑佚，把缺失的部分补全；第三类是全书已经完全亡佚，但是还有前人的辑本存世，通过辑佚，把前人辑本漏辑的部分补上，让辑本更加完善。
后两类辑佚是广义的辑佚，它们的实质是补遗。
史料记载编辑播报辑佚有广义、狭义之别。
狭义辑佚，单指辑佚书。
广义辑佚．有辑佚书、辑佚文、辑佚诗、辑佚书目。
从辑佚的对象特点分类，辑佚可分成6种类型：辑集亡佚之书、辑补缺佚之书、辑校脱佚之文、辑拾漏佚之篇、辑汇散佚之篇、辑录佚时书目。
辑集亡佚之书。
简称为辑佚铭、即以“全佚之书”辑佚活动。
如：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汉存图书文献的基础上，刘向撰成《七略》、《别录》20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尚著录，宋代以后诸家书目不再著录，知其唐代尚存，唐宋间亡佚，逐成全佚之书，然亡佚之前，流传下来的某些书曾引录过《七略》、《别录》的某些篇段，人们按一定的方法、原则，据而佚出，整理排比成册。
辑佚辑佚是针对散佚文献的整理活动，有其独立的工作方法与工作程序。
一、散佚文献及其类型散佚文献：那些已知确实存在过，后来则因失去原始存在状态而为人们不易获见的文献。
如《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552家，仅存44家。
散佚类型：1.散佚之书指某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并流传过，而在后世此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已经不存，只有个别篇章字句以某种形式被其他文献转引而保存下来。
如东汉王朝四次递修而成的《东观汉纪》，作为记述东汉史事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的许多资料不见于南朝人范晔所修的《后汉书》。
魏晋时期此书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
然早在董卓之乱时此书就已散佚。
尽管如此，《隋书·经籍志》仍著录有143卷，而到宋代的《直斋书录解题》仅记为10卷，《宋史·艺文志》只著录8卷，可知此书在唐宋间迅速散亡。
至明中叶，10卷本与8卷本也已不传，仅一些零篇散句见载于类书、史注等文献中。
清修《四库全书》，馆臣据《永乐大典》各韵所载辑录为24卷本。
2.散佚之篇某些作品确系某作家（或某一时期）的创作，但在编辑该作家作品全集（或该时代总集）时，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方面的原因，这些作品没有收录在内。
如《诗经》是一部汇集上古至春秋时代的诗歌谣谚的作品总集，然后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诗未见于《诗经》的亦复不少，这些诗篇通常被称为“逸诗”。
对此现象，古人曾提出两种解释，一是说这些诗是在“采诗”过程中未被采入；一是说这些诗是由整理《诗经》的人删除的。
3.脱佚之文在某些看似完整的传世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曾被其他文献征引却不见于其传本的文句。
如司马迁的《史记》据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见亦为130篇，似为完书，事实上此书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做过一次补撰，到班固撰《汉书》时又有“十篇缺，有录无书”，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后来又有人补撰而成的。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上元张灯”条曾经提到《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乐书》之文为今本所无。
中国古代文献散佚原因摘要：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官府藏书和私人收藏都十分可观。
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见到的古籍，仍然有七、八万种之多。
但是从历史记载的情形来看，亡佚的书籍的数目却也非常巨大。
本文就有些书籍的散失和亡佚的原因进行简略的分析。
关键词：古代文献散佚损毁中国古典文献卷帙浩繁，浩如烟海，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流传过程中，散失与损毁的情况也非常严重。
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提到：“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
”[1]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优秀的文化典籍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磨难，现在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复杂。
一.战争原因我大部分的朝代更迭都是以战争的方式进行的，每一次战乱造成的典籍毁坏与流失都是毁灭性的。
关于我国文献散佚的情况，《隋书·牛弘传》中总结为“五厄” [2]，一是始皇焚书；二是东汉王莽之乱；三是孝献移都；四是西晋“八王之乱”；五是南北朝“侯景之乱”。
至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又增至“十厄”，“大业一也，天室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
”[3] “十厄”就有“九厄”是由于战乱原因，这是我国古籍的损失，也是历史上一再重演的悲剧。
而其中《永乐大典》的遭遇则令人扼腕叹息。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的文化遗产中的珍品。
一般估计，《永乐大典》的正本应毁与明亡之际。
嘉靖四十一年，曾由徐阶等人负责，抄了一部付本，称为“嘉靖付本”。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火漫延到存放《永乐大典》的翰林院敬一亭。
战后《永乐大典》散落在废墟瓦砾之中，有的残骸为列强掠去，最后只余64册交由京师图书馆收藏。
一部旷世的文化典籍，就遭到了如此的厄运。
二.政治原因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经常在改朝换代之际对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思想进行打压查禁，好多书目就是在此时遭到厄运。
比如清朝统治者，为了泯灭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就曾多次下今销毁典籍。
漫谈古书的亡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记述她与赵明诚令人神往的爱情故事，也叙述了承平时夫妇二人聚书与战乱中书籍亡佚的经过。
二人好书之笃，令人激赏。
衣食有馀，俸禄所入，率以事铅椠。
“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而书之散佚，亦令人叹惋。
金人犯京，李清照在仓猝奔逃中，以辎重难携，“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尚有两万卷。
逮金人陷洪州，连舻渡江之书，“独馀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
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其后，在辗转避难中，写本书为官军取去，所余之书画砚墨也为贼人窃取大半，仅存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及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
李清照这篇序文虽是写自家藏书不断丢弃的过程，其实也是战乱中公私藏书散佚的真实写照。
这些书在兵燹中散佚之后，恐大多数都丧身于水火了。
古来典籍亡佚于战乱、水、火多有人记述，扼腕叹惜。
其实尚有很大一部分书亡佚于承平无声无息之中，却少有人谈起。
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官方搜集典籍也最为用力。
叶梦得在《过庭录》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情况：“开元后，元载当国，亦命拾遗苖发等为江淮括图书使，每以千钱易书一卷，故人以嗜利伪作争献。
时无刘向辈论考，即并藏之但以卷帙多为贵。
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间，凡世所不传者，类冗陋鄙浅无足观，及唐末五代书尤甚。
”(《文献通考》转引)此类“冗陋鄙浅无足观”之书，尽管一时“好奇者或得其一，争以夸人，不复更考是非”，恐时间略久即湮没无存。
承平时期，学人多以著述为事，学识、功力有高下不同，难免良莠杂存。
官府、私家对藏书的选择一般是取精去粗，同类著述，粗浅者日久必遭淘汰。
对于这两类著述的消逝，后人也并不惋惜，这是著述的自然淘汰。
史志著录的典籍，多为一时精华，但传于今者却百不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