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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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
公元前155年底，新御史大夫晁错在汉景帝的支持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削藩运动。但削藩刚刚开始不久，吴、楚等七国联合起兵叛乱，举国震惊。于是，汉景帝“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晁错一生政绩不凡，且才华出众，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后人大都将他的死和当时另一位大思想家贾谊的英年早逝，并称为“西汉时期最悲剧的政治事件”，意在惋惜、同情他壮志未酬，含冤而死。
可是，发生这样的悲剧，究竟是历史之错，还是晁错之错？
与贾谊不同的是，晁错是法家出身。这很能让人想起因为变法而惨遭车裂酷刑的秦国商鞅，而事实上，晁错也的确很崇拜商鞅，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商鞅的“刑名之学”。据《史记》载，晁错曾跟随轵县人张恢学习申商之学，后因为过人的文学才华，担任太常寺（负责祭祀和教育的部门）中太常掌故一职。
可以说，这是晁错一生仕途的开始，但更加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他开始命运之旅的机缘之地。
焚书坑儒和连续多年的战争祸乱，使大秦王朝斯文扫地，许多优
秀的传世之学几乎失传。以至于到西汉文帝时，偌大的天下，真正懂得经典之作《尚书》的仅剩下一位“济南伏生”。这实在让人痛心不已，可更为疾首的却是，当人们发现这位“故秦博士”时，他已经“年九十余”，根本无法再被征召入朝了。无奈之下，汉文帝只好令太常寺选派一位有才之士亲自到这位老先生家中去学习《尚书》。
人生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机遇巧合的支持。身世并不出色，俸禄不到百石的小吏晁错被选派出这份令众人羡慕的“公差”，这次偶然的学习，着实让晁错受益匪浅，不仅使他今后奇货可居，更使他由简单的只治一经之说的学者，成功蜕变为—名学贯儒法的绝世奇才，像一颗璀璨的明星，迅速照亮了西汉文坛黑寂的天空！因此，他很快受到了文帝的赏识，先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太子的伴读）、门大夫（掌管远近表牒，协调内外），更“以其善辩得幸太子”，被大家称为“智囊”。
晁错的精彩开始了。法家刚毅深刻的政治性格，加上儒家标榜仁德的教化方略，使这位太子的属官与一般的朝臣相比较，多了更加精准的政治眼光和感觉。因此，面对社会常态，他往往能看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问题与矛盾所在：
当时，一部分朝廷大臣普遍认为太子不必专门学习治国“方术”，而晁错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窃观上世之君，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权，而被乱臣颠覆，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懂得治国术数。”他说：“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
臣子之行备矣。”即作为一位君主，他必须知道怎样统驭他的臣民，使群臣畏服，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不受蒙骗；他必须懂得采用何种方法使百姓过得安康幸福，怎样使四海归一，没有叛乱；他还要使臣子忠孝，没有异心。总之，“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所以，他建议文帝，应该选择圣人之术中当今切实可用的，让太子学习掌握，并注重让太子经常就时事政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可以锻炼他的治国能力。
当时汉朝统治者治理国家主张无为而治，故晁错关于法家帝王之术的这番侃侃而淡，不容置疑成为点睛之笔，让汉文帝的眼睛亮了起来，不仅立即采纳此建议，而且拜晁错为太子家令，主管太子府的庶务工作。
晁错是最幸运的大臣，相较与贾谊的仕途坎坷，他简直是一马平川。一次次智慧与才能的精彩亮相，使他愈加自信，而文帝及太子的器重与宠信，更是给他创造了澎湃激情的绝好舞台。在这肥沃的政治土壤里，他有着太多的思想要表达，太多的理想要实现二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对仕途的渴望，更主要的是一种大志向、大自信的表现，一种急切着要济世利民的热情以及一种伟大人生的自我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因此，辅助太子的这一段时间，成了他思想创作的丰收期，被鲁迅先生评价为“西汉鸿文”的千古佳作《论守边劝农疏》与《论贵粟疏》即创作于此时。
公元前169年，匈奴骑兵侵犯陇西地区，连续多年困扰汉朝统治者的匈奴问题再次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时，晁错的《言兵事疏》
放在了汉文帝面前，满腹经纶的他对比分析了汉、匈两圉的形势和实力后，总结历史上用兵的经验，提出联合少数民族共同对付匈奴的抗匈政策，并提议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一个文绉绉的学士能够提出如此用兵策略，文帝大加赞赏。但将兵之事岂是这样简单？文帝虽然赞许，却并未打算付诸实施。于是，晁错又呈递了《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疏》，建议用移民实边的方法替代轮番戍边的政策。晁错指出，秦时戍边政策之所以失败，首先在于他们强征内地军民轮流戍边，“一岁而更”，不仅容易造成军民水上不服，多无辜伤亡，而且对匈奴的虚实情况也不容易了解。“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秦之戍卒，不能服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其次，这种戍边政策太过严酷，赏罚不分：“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因此才会出现陈胜起义这样的事件。
他分析说，匈奴的特点在于流动不定，“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所以，当有匈奴来犯时，“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一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下去，“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针对这样的情况，晁错认为：第一，采取赐爵、免税及赦罪的方法，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安家，从事长期生产，但前提是政府先给移民百姓提供衣、食、工具等，直到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为止；第二，建筑边防工事，并按照军事组织的方式编制移民，“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侯：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只有这样，边疆的防守才能得到真正巩固。
读《言兵事疏》，还可以说是满纸书生意气的纸上谈兵，但面对《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疏》，我们却不得不“奇其材”了。寥寥数十语，却句句如神来之笔，不仅紧扣眼前实际情况，切中要害，而且突破常规，独具匠心。因此，鲁迅评价说：“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后世的屯田政策就是晁错的这种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公元前155年，晁错的一道上疏再次引起了满朝的震动。晁错说：“早年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发展到现在，光是齐、楚、吴三位诸侯王就拥有一百六十多座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尤其是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太子被皇上打死之事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照律法本该处死。先帝不忍治罪，赐给几杖，恩德深厚。但吴王不但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不仅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还招募天下亡命之徒，反叛之心已经非常明显。请皇上削其地，收其枝郡。”这道上疏一出，朝野里一片沸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