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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摘要：法律的制定，必然要符合社会的发展。
在当代，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制度，有的学者主张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使市场经济顺利发展。
同时，主张“移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移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但“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是否能更好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中国有没有使之生长的土壤？这样做能否更有利于中国政治的建设，这都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国家法；民间法；互动；利益斟酌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06-02中国移植过来的一些西方法律使我国的法制进一步完善，但由于立法者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发生的现象，所以当立法者的立法初衷与贯彻执行中的实际情况发生冲突时，又该如何去进行调解？依法治国该如何去贯彻实施？许多学者提出要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普及法治思想从而使公民懂法，守法。
但真正贯彻执行法律不在于宣传法制教育，而在于要找到一条宣传法制教育的途径。
这才是当代普法之首要选择。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必定会引起法律和习惯的变化，最终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
虽然目标已经明确，但中国法治却不能仅仅按照理论上论证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或仿效外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建立，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治，而是一种从总体上最大程度地减少总成本，促进交换发生和发展，促进财富配置最优化的规则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法律和大量的民间习俗。
这种民间习俗对我国实现法治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百姓心中的盾牌——民间法民间法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其内容、效力范围、作用、执行等都自成体系，作为一种不成文的法，它也可能受制定法影响，在某些方面参照国家制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国家制定法的从属或附属物，它有其独立存在的地位，也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民间法适用于基层自治的可行性研究【摘要】民间法的存在由来已久，近年来，学者们就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于民间法对国家法的弥补作用学者们普遍持赞同态度。
在阅读了大量书籍、资料之后，对于如何完善基层自治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认为民间法在基层群众自治中有其独特的优势，用国家法来统筹大局，民间法添砖加瓦，二者共同治理基层组织，会得到既完善了基层自治制度又保存了好的民间文化的双赢局面。
基层自治组织是整个社会建设的基石，只有基石坚固了，整个社会的大厦才能得到良好、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民间法，国家法，基层自治一、民间法与国家法（一）民间法的概念民间法是与国家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单独的法律概念则是西方法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法学界在研究法社会学的过程中创造的一个法律概念。
苏力先生和梁治平先生都对这一问题做过定义，笔者同意苏力和梁治平两位先生的观点，认为民间法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独立于国家法（包括成文法和习惯法）之外的，在民间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得到人们普遍认可和遵守的，调整特定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关系，具有一定强制力，并以此强制力予以维持的一种社会调整规范。
[1]（二）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共存国家法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规范体系。
国家法与民间法既有矛盾冲突的地方也有相互依存支持的地方。
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提倡依法治国，那么，法律作为治理整个国家的规则应该是第一位的，民间法只能作为一个附属的民间规则，对法律的空白点进行规范。
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但也不能说民间法就是国家法的附属，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
笔者认为，民间法与国家法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它们的目的都是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只能说国家法为主，民间法为辅，但不能说是附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矛盾与整合作者：张超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05期摘要在中国法治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地方习惯法承载着地方性知识的结晶依旧作为一种潜在规则指导着民间的部分行为规范,其强大的生命力是其具有流变性、自恰性和能动性的具体体现。
在推进依法治国与实现法治现代化进程的现阶段,我们应重视关注地方习惯法,积极推动并实现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地方习惯法家法族规国家法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2-372-01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法律的唯一或全部,而只是整个法律秩序中的一部分,在国家法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
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除国家法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地方习惯法。
一、地方习惯法的存在及社会作用习惯法,“是指经国家承认,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习惯”。
这是传统法学理论对习惯法的阐释。
对习惯法进行深入的考察时,我们会发现,习惯法包含了许多人们通常所说的习俗和惯例。
根据法社会学的一般立场,胡平仁先生认为,所谓习惯法是国家和社会认可的,对他人有影响力,并由公共权利保证实施和实现的习惯。
习惯法和习惯的区别并不一定是国家的认可,而主要体现在于习惯法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众多的社会群体所认可与遵循,是一种一般性调整,在发生纠纷时由中立的第三者裁断,并有权威化的物质强制力。
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是国家的法律。
但是法律调节的范围毕竟有限,它更重宏观,而不可能事无巨细,处处都做出规定。
村规民约或家法族规是家族或其他群体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在各自范围内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一般由族长或德高望重的老者处理纠纷,并由各种被默认的处罚方式作为强制基础;依据上述区分的标准可知其是法社会学里所理解的习惯法。
另外,在《论明清的家法族规》一章中,刘广安教授也认为,“家族关系是传统中国的基本社会关系。
家法族规相对国家制定法来说,属于民间习惯法的范畴。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民间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是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随着国家层面的法治范围不断向基层延伸,原有的习惯法资源不断被国家法系统所扬弃和整合。
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趋势:一方面,国家法不断吸纳以“良俗”为标志的地方性知识,获取实践合理性;另一方面,民间法逐步失去其主导规范地位,成为一种待选规则。
两大过程在推进中时常出现时间和技术上的间歇性混乱:在尚未有效整合民间法资源的情况下,国家法贸然扩张,造成乡村生活中的法律功能性失范,导致乡村治理的局部紊乱。
而克服这种紊乱的基本方法在于正视民间法的基本秩序价值,同时对国家法吸纳民间法的技术路径进行有效探索,其中,私法层面的“公序良俗”原则与公法层面的地方立法权都是现行法律体制中值得考虑的对象。
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于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车田镇的客家人聚居区,且以其婚姻和丧葬方面的习俗为主要视角。
该地区靠近珠三角经济中心,复杂的地形条件又使其相对闭塞,保留了大量有效运行的民间法规则。
客家族群的强大传统观念使这些民间法规则生生不息,而作为传统社会的仪式性基础,婚丧习俗又是其中的典型。
这些习俗与贯彻中的国家制定法存在多方面出入。
作为非少数民族的客家族群无法获得“民族区域自治”层面的地方立法权限,无法在立法层面进行变通;而当地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也未能对局部“良俗”资源与“恶俗”资源有效区分并进行归纳与整合,这使得民间法和国家法的矛盾凸显。
民间法对国家法具有显而易见的补充和平衡功能,而这种功能发挥的基础在
于国家法层面的开放性建设。
当前基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版图以“民族”作为划分标准,而划分“民族”的标准主要又是语言、文字而非习惯法。
因此,本文建议以民间法的地区性差别为基础重新划定民族性地方立法的版图,使拥有特殊民间法规范的地区能够获得与之匹配的便宜立法权,而不是单纯依靠民族和地区来划分地方立法权。
同时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以现有制定法的基本价值为导向,积极区隔“良俗”与“恶俗”,使用调解等非讼手段实现法外“良俗”的有效贯彻运行,使民间法与国家法实现良性互动,有效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