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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柯知识和权力思想的一些浅见摘要：福柯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考古学和谱系学两大方法，以其为代表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和权力。
福柯的权力思想十分独特，他批判性的分析了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若离开了知识和真理，也就不成其为权力。
关键词：知识型；考古学；知识；谱系学；权力话语；正文：福柯（Michel Foucault）是法国是法国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哲学家，他研究西方文化中一些边缘性现象，通过对西方世界微观的统治机制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其中一些具体现象提出了批判。
包括其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具有对其时代的反叛性与颠覆性。
福柯历史类的著作包括《古典时代疯狂史》、《规训与惩罚》，哲学类的包括《知识考古学》、《词与物》。
福柯在其后期著作中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通过对历史中资料的挖掘整理来探讨权力机制其本源和作用。
福柯思想理解的两个重点方面在于“知识型”和“权力理论”。
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在福柯的早期研究中（1970年以前），从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1961）到《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到《知识考古学》（1969），虽然论述的问题不同，却无不贯串着考古学的方法，可见考古学在福柯前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福柯用“知识型”这一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的产生，运动及表达的深层框架。
通过对知识起源及历史的探究深入挖掘出一套产生知识，衡量知识，支配知识的控制规律和内在规则。
福柯认为知识是一种在不同时期控制人，统治人的力量。
他区分出了四种知识型：包括以文艺复兴时期（以相似性来判断事物，形成知识）；古典时期（把表象，外在经验当作知识）；现代时期（以自我表现，即“人”的观念就是一个知识的产物，“人”的意义在此时期形成）；当代时期（以无意识力量，如通过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等的发展诠释，文化层面的“人之死”，人被解构化，消解，提出了人的“不在场”）。
福柯的权力与知识论述福柯是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中的巨匠之一，他的权力与知识理论备受关注。
那么，福柯如何阐述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呢？一、权力的概念福柯将权力定义为一种关系，是一种存在于人际交往中的力量。
它并不是某种单一的物品或实体，而是指多种力量之间的互动。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
它不是对人民的控制和压迫，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上，体现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中。
福柯认为，我们不能摆脱权力，而只能尝试理解和控制它。
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他看来，权力和知识是互相依存的，权力不可能脱离知识而存在。
而知识代表着一种力量，可以用来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可以被视为权力的一种形式。
三、历史、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在历史和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工业化之前，知识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普通人并没有接触到太多的知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逐渐变得越来越普及，人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的环境和社会。
然而，这种普及也意味着权力的增长。
知识本身不具有权力，但有权力的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取知识。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是互动的、互相影响的。
因此，福柯主张我们需要增强自己对权力和知识的理解，以更好的掌控自己的生命。
四、权力和政治福柯的权力和知识理论并不涉及政治，他主张彻底从政治上独立出来，因为让政治占据该理论太过危险。
在福柯看来，自由从来不应该是政治面对的问题，相反，它应该是人民与他们的自我问题。
因此，福柯的权力和知识理论无意论及政治。
五、知识与异己的影响福柯认为，知识在某些情况下是具有争议性的，它并不总是被人们认为是最好的或正确的。
在知识世界中，异己的存在始终是存在的。
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注意力和特权，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也各不相同。
这种异己的认知会对权力和知识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福柯的权力与知识理论是对当下世界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
它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权力和知识都是紧密相连的，它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形成。
浅析福柯的权力观福柯（Michel Foucault）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主要关注知识、权力及人类行为控制的关系。
他的权力观点强调权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且它的本质是在人们相互作用和行为中产生的。
福柯的权力观存在许多独特的概念和理论，包括“规范化力量”、“监视”、“生物权力”等等。
他的思想主张是，权力是一种被普遍化的现象，常常呈现出形式多样、不断变化和难以识别的特征。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福柯的权力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举出5个具体例子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
1. 规范化力量福柯认为，“权力”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它也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力量”。
这一观点可以通过法律、道德、社会制度等多种方式进行体现。
因此，人们常常会接受和遵守这些规范化力量，从而使得权力更加稳定和牢固。
举个例子，美国的婚姻制度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规范化力量。
这个制度规定了婚姻所需的一系列条件，例如婚龄、婚姻对象等等。
这种规范让人们相信，只有按照指定的方式结婚，才是合法和正确的。
2. 监视另一个福柯关注的重要话题是监视。
他认为，监视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它可以帮助支配者获得有关受控对象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加强其控制力。
监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例如视频监控、信件拦截、电子监视等等。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实施的“独立日计划”。
该计划允许政府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在全国各地对公民进行监视和窃听。
这种监视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明显侵犯了个人隐私的权利。
3. 生物权力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生物权力是指权力通过控制和管理人类的生物需求而获得的一种形式。
这样的权力可以通过卫生、健康、自我控制等方式进行管理。
例如，医生很容易成为掌握生物权力的典型代表。
医生拥有的权力能够使其控制病人的身体行为，从而达到治疗和控制疾病的目的。
4. 牛津词典在福柯的思想中，权力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现象，它可以产生于可以被一般人视为独立自主的事物。
从“知识—权力”解析福柯的主体理论福柯是法国现代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其思想对现代西方社会和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知识和权力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福柯主体理论的核心精髓。
在本文中，我将从“知识—权力”的角度出发，来解析福柯的主体理论，并通过举例来说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实用性。
一、福柯主体理论的基本思想福柯主张，人类的历史不是一个逐渐解放的过程，反而是不断地被权力所统治和控制。
权力形成了社会中不同阶层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构成了权力的实体。
但是福柯同时认为，权力的实体并不是不可变的，它可以通过知识的传播和改变来改变和塑造。
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福柯主体理论的核心思想。
福柯通过对权力和知识交互影响的深刻思考，分析了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
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主体是一个因知识和权力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复杂性概念。
主体是社会中的一个构建性的概念，它被构建在了意识形态、身体、社会关系等方面。
福柯提出了以个体为中心的近代主体理论，主张人类社会不再是集中思想和权力的垂直体系，而应该是一种对等而开放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对权力和知识的重新思考和反省。
二、主体理论的具体内容1. 知识源于、支撑权力福柯强调，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是跨越不同层级的嵌套关系。
在他看来，权力是通过知识的传播、流通和制造，让自己在社会中得到彰显。
知识本身的制造，掌握和流传，也是受到权力的约束和控制的。
因此，知识和权力之间不只是单向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无法分割的合一。
2. 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权威性在主体理论中，福柯进一步论述了知识量产和权威的问题。
他认为知识并非由人们自然地获取的，相反，知识是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特定产物。
福柯强调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下，知识有着权威性和指导性，而这一权威性是建立在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内部的。
他主张通过对知识的反思和澄清，将知识从不稳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
3. 主体的身体感受在福柯的主体理论中，身体感受也成为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身体感受是人类认知方面的一项基本特征。
后殖民主义我们大家对“殖民主义”一定都不陌生，但加上一个“后”字意义完全不同，可能就很少人对此有较深的了解了。
那么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它的历史语境、理论渊源、形成发展，又都是怎样的？一、“后殖民主义”含义“后殖民主义”，我们把它理解为“殖民主义之后“，这个“后”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时间上的完结——代表殖民地的解体；一个是意义上的取代——殖民主义的消失。
但是很显然，第二种意义并不存在，或者说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下并不存在，因为我们所能知的所有的后殖民主义话语都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在造成的各种后果”，也就是说殖民主义仍存在着后续影响。
而如同上世纪六十年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形形色色冠以“后”字前缀的“主义”一样，后殖民主义也是一个含义丰富，颇难界定的词，目前也没有一种统一的说法。
按照德里克的概括，仅“后殖民”一词就包含下面三种重要的意思：(1)对前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实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国家、后殖民知识分子。
(2) 一种对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描述，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所指，与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如后殖民世界、后殖民时代等。
(3)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
（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美国《批评探索》1994年冬季号。
德里克近十几年来发表一系列论述后殖民理论的文章，以其独到的视角，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
德里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敏锐眼光，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后殖民理论存在的盲点及其意识形态内涵，并凭借自己对东亚历史的深入了解，解析了一系列东方后殖民现象。
）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后殖民主义应该说是更倾向于第三种意义的，简单的来说是对西方文化殖民的历史事实及其后续影响的研究、反思和批判，比如后殖民理论、后殖民批评等，同时包含了前两种含义，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性的文化批评模式。
福柯的哲学概念关于福柯的哲学概念，我们可以从他的权力、知识、批判和生命伦理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中的一种力量机制，通过规训、监视、惩罚等手段来控制和规范个体的行为。
知识则与权力密切相关，它是通过权力的机制形成的，并且被权力所支持和塑造。
批判是福柯思想的核心，他通过批判现代性的权力和知识结构来揭示其中的问题和隐含的权力关系。
生命伦理则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由与尊严，以及权力如何影响和塑造生命的形态。
首先，福柯对权力的思考是其哲学体系的重要基础。
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实践，是通过惩罚、惩戒和规训等手段来控制和规范个体的行为。
福柯曾提出“规训”(disciplinary power)这一概念，指的是通过监视、管理和调控来塑造个体的行为、身体和思维方式。
他认为，规训是现代社会权力机构的基础，通过对个体进行正常化和规范化，使他们服从并自律于这种权力关系。
其次，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思考也是其重要的哲学观点。
他认为，知识不是客观和中立的，而是与权力密切相关。
福柯将知识看作是权力的生产和工具，通过知识的运作和施行，权力得以间接、紧密地控制和影响个体。
他认为，知识是一种掌握并运用到行动和实践中的权力，通过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个体被引导和塑造其行为和思维方式。
第三，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他哲学思想的核心。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和知识结构存在问题，并通过批判的方式揭示其中的隐含权力关系和规训机制。
他关注个体的自由、身份和权利，批判现代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和规训，以及权力如何通过权力关系和知识结构形成一种“规训性“的现代性。
最后，福柯的生命伦理思考关注个体生活方式、身体健康和自由的保障。
福柯认为，权力对于个体的生活方式和身体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塑造作用。
他对生命的政治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揭示现代社会权力如何通过规训和知识机制对个体身体的控制和规范。
他提出了“生命伦理学”这一概念来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和自主性的保障。
福柯的权力理论福柯的权利理论不同于传统的君权权力理论，福柯的权力观另辟蹊径，从话语、知识、身体等角度入手，给我们阐释了一种微观的权力理论。
相比起其他作家，福柯更加注重权力的发生和运作，他认为权力是无主体的，权力只存在于一种关系场域中，通过一种持续的微观方式对个体起作用。
在《性经验史》一书中，作者将“性”作为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主要目标，讨论性经验中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方式；而《规训与惩罚》则以身体作为研究权力关系运行的支点，分析权力如何依靠制约身体的“规训”程序贯穿于整个社会中的。
01生命权力这一权力的论述从“性压抑”假说开始，现代的性压抑源于17世纪，与资产阶级的秩序连为一体，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被家庭夫妇所垄断，未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性的动机正当性是与政治动机正当性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不难理解这一时期运用压抑来说明性与权力的关系的原因，此举是完全有利于说话者的，话语权的掌控者以此来为自身谋利。
作者在此背景下对“压抑假说”提出了三大怀疑，目的是为了把它重新纳入到17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内部的性话语的一般结构中，认为我们要考虑全部“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找出话语生产、权力生产和知识生产的要求。
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坚持全部坦白自己性事的这一目标；古典时代以来，性话语不断增加，地位也不断提高，大家希望通过这种审慎的分析话语对欲望产生转移、强化、重新定向和改变多重影响。
18 世纪以来，性就不断地激起一种普遍的话语亢奋，性话语在权力的范围之中，作为权力运作手段起作用。
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一直谈论性，性在语言被小心净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谈性的情况下，落入了话语的掌控之中。
19世纪和20世纪时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各种性经验四处扩散，他们不相协调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各种“性倒错”成倍的插入进来，性倒错更明显的被话语和社会机制所控制。
最后作者呼吁我们必须抛弃近现代工业社会开启的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的假说。
《不异南柯一梦中启示_异文化的启示》摘要：兹看来，一个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可以当作一个文本来解读，由于文化偏见，许多异文化的真实情况被遮蔽，同时这种遮蔽又导致了我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遮蔽，”人类学文化批评的起点在于我们以民族志的方式来看待异文化，目标直指本文化，即通过异文化与本文化之差异来反思本文化摘要：人类学的文化批评范式以人类学民族志对异文化的客观细致描述为依据，以异文化和本文化之文化差异来反恩、批评本文化，从而达到在本文化和异文化或泛文化条件下寻求文化替代性模型之探索之目的。
因此，人类学文化批评强调文化差异，强调从他者角度反思本文化。
异文化的“他者”身分的意义在于：它是本文化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民族志文化批评异文化他者文化差异反思时至今日文化研究已经在全球风靡，它几乎渗入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
人类学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镇。
众所周知，“人类学通常有四个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有时也称社会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人类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的文化人类学当然要以各种文化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
与马克思以历史性为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的文化总体不同，文化人类学似乎更关注不同文化的异同，并在这种异同中找到一些人类社会个别的或普遍的规律。
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美学、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方兴未艾。
中国自现代以来，美学、文艺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具有原创性和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某种程度上患上了“失语症”。
如何进行民族特色的理论建设工作，是一项亟待解决而又操作复杂的系统工程。
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创建应该植根于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中；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是一个流动发展的活的意识形态现象，我们应该把握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面向未来的活的理论话语。
人类学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认清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文化批评应该发挥批判和创新双重功能。
批判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有反思性的研究，应具有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看人看我”的意义。
2021关于反写萨义德的尝试周宁和克拉克不同的观点范文 在萨义德《东方学》之后，知识分子们不仅继续批判西方霸权话语，同时也在批判萨义德的批判方式，试图在“东方主义”式的话语之外，寻求再现东方或东西关系的另类“反话语”或“反写”（counter-discourse）的可能性。
在这条道路上，美国学者J.J.克拉克与中国学者周宁的研究，构成了一组值得关注的对比，表现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不同的知识社会学意义。
J.J.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①的比较，具有某种典型意义：前者立足解释学研究东西方思想交流史，后者运用福柯、萨义德、曼海姆的理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前者肯定东方思想文化对于西方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成为西方现代性的有机成分，后者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折射着西方的欲望和恐惧，乃是西方建构现代性的参照物；前者谨慎而乐观地再现东西交流和彼此形塑的过程，后者“中国形象与中国无关而与西方有关”的结论则可疑地与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
有趣的是：如果保留两人着作自陈方法论的首章和最后的结论，调换中间史料部分的介绍和分析，这样重新拼装的作品似乎也可以成立。
换言之，相似的史料和相似的评析，却可以安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导向不同的结论，在各自的圈子中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其中的同与异不能不令人深思。
一、“东方启蒙”思想史与跨文化形象学 J.J.克拉克是英国金斯顿大学教授，致力于跨文化思想史研究，《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1997）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他对萨义德的反写主要是反对西方对东方单向度阐释。
这里的“单向度”指两个方面：一是关系的单一，即，西方一味地研究东方，为的是控制东方，而在这研究的过程中，完全看不到东方对西方的反作用，看不到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和改变，仿佛西方在研究东方的过程中自己仍然纯洁无瑕---萨义德批评东方学把东方本质化了，然而他对东方学这种单向度的描述也隐含着对一个本质的西方的预设。
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张兴成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异文化表述或再现问题的讨论来看萨义德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断裂。
主要分析萨义德在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的“理论旅行”过程中获得的洞见及堕入的方法论陷阱。
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话语分析方式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境,从而对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萨义德在论证逻辑上的不足作进一步批评。
关键词 东方主义 知识—权力 表述(rep resentation) 《东方学》自1978年问世以来,已经在许多国家、语种、学科中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
萨义德(Edw ard.W.Said)在书中阐释的“东方主义”(O rientalis m)话语触及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诸多问题,“东方主义”成为讨论殖民时代以后全球状态的“关键词”(key wo rds)。
萨义德通过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分析与批判,“力图提出与探讨人类经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或种族、宗教、文明)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或者,它是否总是与沾沾自喜(当谈到自己的文化时)或敌视和侵犯(当谈到其他‘文化’时)难解难分?文化、宗教和种族差异是否比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历史差异更重要?观念是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只是在为他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提供合法证明?他必须给予独立的批评意识,一种唱反调的批评意识有多大重要性?”①这些问题至今仍纠缠着知识界。
本文企图从异文化表述问题出发,对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前提与方法问题作批判性探讨,以凸现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萨义德“理论旅行”的意义。
一 萨义德在《理论旅行》(T ravelingtheo ry)一文中探讨了理论在不同时空中的移动问题。
他关注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
他强调必须重视理论使用的历史情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事件所由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回应。
批评家必须在借鉴理论的同时反思理论,拒绝“不加批评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任何一种理论,否则,“看似方法论的突破可能很快就变成方法论的陷阱(雷蒙德・威廉斯)”②。
在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萨义德本人在理论的使用中,是获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还是堕入了“方法论的陷阱”呢?萨义德的认识论基本是历史主义的,他承袭了从维科到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斯宾格勒以来将历史看做是人的创造的观点。
在方法论上他采用了 天津社会科学 2001年第6期①②萨义德:《理论旅行》,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51页。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8页。
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理论和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将萨义德的著作看做是对他们理论的再论证与再阐释的话,那么,《东方学》的价值至多只停留在文献学意义之上。
萨义德的创造性使用在于将他们的理论框架置入西方对异文化的表述领域,以图刺痛整个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界,进而达到对整个人文学科,对知识的全面反省。
“如果东方学知识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也正在于它可以使人们对知识——任何知识,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知识——的堕落这一现象能有所警醒”①。
萨义德将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扩展到对异文化知识的分析与批判领域,这可以说是将福柯思想系统应用到文化分析的最早尝试。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不止一次明确提到福柯对他的影响,尤其是《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
在《文化与体制之间的批评》一文中,萨义德将福柯与德里达进行了对比,他更推崇福柯,主要是福柯思想中有“厚重得多的历史维度”。
他认为福柯最重要的贡献是:社会和历史中实施主导控制的意愿是如何通过真理、纪律、合理性、功利价值和知识等语言来系统地自我掩盖、欺骗、解释和伪装的。
萨义德认为福柯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将这一问题延伸到东方学,目的是要揭示掩盖在东方学表面的真理、客观性、合法性、科学性、真实再现等等欺骗性伪装,使隐含在东方学内部复杂深固的权力关系暴露无遗。
如果说福柯通过一系列的历史—哲学研究:精神病、诊所、监狱、工厂、犯罪、性意识等等,目的是要揭示权力与现代知识形式之间的合谋,进而对启蒙话语展开全面批判的话,萨义德的《东方学》也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不过他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的,这构成了他与福柯思想的一个断裂。
福柯认为:“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Reason)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是什么?”②通过对东方学话语本质的分析与批判,萨义德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萨义德在《东方学》的扉页标列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句著名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They canno t rep resent them selves;they m ust be rep resented),并在书中两次重复引用了这句话。
在他看来,《东方学》涉及到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异文化书写与表述问题,再现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议题。
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他的“中东研究三部曲”:《东方学》、《采访伊斯兰》、《巴勒斯坦问题》都集中于再现(rep resentation)问题,以及再现作为研究的对象与政治、经济机构的研究之间维持着多少自主——而不是完全独立、不相往来——的关系③。
德勒兹曾说福柯创造了能让囚犯自己说话的条件,让被压迫的主体摆脱权力的枷锁。
而事实上福柯的工作也仅仅是代表被权力操纵的受压迫者说话,在话语的层面上使缺席者出场,而真正的“囚犯”或许同斯皮瓦克笔下的“属下(另类)”(subaltern)一样是不可能说话的。
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对马克思那句话中的“表述”一词进行了语义辨析,她认为该词在德文和英文中都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代言”的再现或表述,如在政治领域;一是作为“重新表现”的再现或表述,如在艺术或哲学领域。
“再现的这两种意义——一方面在国家构造和法律内部,另一方面在主体的表述中——相互关联但却是无法还原的、断裂的。
”④而这两种意思在斯皮瓦克看来是混为一谈的,不存在真正的“再现”,你以为你是“属下”的代言人,你“代表”他们说话,你再现了他们的真实与意愿,其实你不过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
因此,“属下”不管是被“再现”还是被“代表”,他们都被权力话语他者化了,他们不可能真正说话。
在萨义德看来,西方表述中的“东方”,就形同如此。
东方学中出现的东方是由许多表述组成的一个系统,这些表述受制于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①②③④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见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参见萨义德《知识分子论》附录《论知识分子: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7～168页。
福柯:《什么是启蒙》,转引自[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萨义德:《东方学》,第422页。
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之中的一整套力量。
表述的“客观性发现”不过是尼采意义上的“真理体系”,即“语言的非透明性”,或一种真理的语言包装。
在尼采看来,语言的真理性只不过是“一组灵活变换的隐喻、转喻和拟人——简言之,一个人类关系的集合,这些关系以诗性的方式和修辞的方式得以加强、转置和美饰,并且,在经过长期使用后,对某一民族而言似乎成了牢不可破的、经典性的、不可或缺的东西:真理本质上只是幻象,不过人们经常忘记它的这一幻象本质。
”①福柯的话语分析方式强化了尼采这一观点。
福柯指出,人文科学一直为话语的修辞所控制,在其中,这些修辞构造(而不仅仅意指)它们假装研究的对象。
福柯对人文科学演变及其沿革的多种研究旨在戳穿怂恿这些学科的修辞(虚构)策略。
在福柯那里,“任何特定的话语形态不是通过它允许意识言说世界而是通过它禁止意识言说世界,即语言本身切断了语言中再现的经验领域,来进行辨别的。
说话(Speaking)是一种压抑性行为(rep ressive act),无语的经验领域把它辨别为一种具体的压抑形式”②。
因此,在福柯看来由语言建构的知识学科,构成了对世界与人的一种规约(discip line),真理不过是语言的建构物,反过来语言又生产了一套真理体制,为权力运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形成一套知识管理技术,乃至一种知识政治(po litics of know ledge)。
东方学不过是这套知识—权力建构起来的真理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东方在东方学的表述过程中,被语言的“修辞”所规约,在知识—权力合谋中东方“东方化”了,东方学不过是一个受制于权力支配的空洞能指,福柯意义上的“陈述”,它有一个“话语对象”,但这个话语对象绝对不是指某一确指的事物状态,相反,它是由陈述本身派生出来的。
东方实质上是一个被阐释的“西方”,一个东方学家们自我表现的文本舞台。
萨义德通过引入福柯知识—权力理论,在批判西方对异文化表述问题上的权力运作本质时,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第一,通过对东方学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的质疑,直接导致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合法性问题的反思,如人类学中文化描述的真实性问题,历史学中对异民族历史的书写问题,尤其是西方现代学科的欧洲中心主义是怎样根深蒂固,并广泛渗透进各门学科的问题。
萨义德以思想史的写作方式对此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批判,使我们得以理解文化是一个规训体,这个规训体具有知识的有效力量,而这种力量同权力系统性地——但又决非直接和有意地——联结起来。
萨义德的批评直接击中了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文化上的偏狭性这一当今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
正如华勒斯坦等人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所展示的,自19世纪以来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打上了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科学在文化上的偏狭性问题凸现出来。
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少数话语与后殖民话语构成了对西方形形色色居主导地位的“普遍价值”与“范式”的批评,因此,它们要求开放社会科学。
“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探讨,以便揭露各种暗藏的、毫无根据的先验假定,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构成了今日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