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棱镜空间概念棱镜空间概念是一种在科幻文化和虚构作品中广泛应用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了三维空间的多维度空间。
在这个概念中，棱镜被用作一种象征，代表着多个维度之间的交错和转换。
这个概念常常被用来描述虚构世界中的异次元空间、超时空旅行以及超自然现象等。
棱镜是一种光学器件，它能够将入射的光线分解成不同颜色的光谱。
在棱镜空间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将棱镜的分光特性与多维度空间的交错联系起来。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棱镜放置在三维空间中，光线会被分解成不同的颜色，代表着多个不同的维度。
这些维度之间可以相互交错、重叠和转换，创造出一种超越我们熟悉的三维空间的感觉。
棱镜空间的概念在科幻文化中被广泛应用。
在一些故事中，人物可以通过某种装置或者技术进入棱镜空间，从而实现超越三维空间的旅行。
这种空间中可能存在着奇特的物理规律、超自然现象或者异于常人的景象。
在这些故事中，棱镜空间常常被描绘为一个充满冒险和未知的领域，人们可以在其中探索新的世界、解开谜题或者与超自然力量互动。
棱镜空间的概念还可以用来探讨现实世界中的哲学和科学问题。
在哲学上，棱镜空间可以被视为一个隐喻，代表着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以及超越常规思维的可能性。
科学上，棱镜空间的概念可以与现代物理学中的多维度理论相联系，如弦理论或超弦理论。
这些理论提出了存在更多维度的可能性，并试图解释宇宙中的奇特现象。
尽管棱镜空间是一个虚构的概念，但它在科幻文化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它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想象空间，使作家、艺术家和观众能够探索和思考超出我们熟悉的三维空间的可能性。
通过棱镜空间的概念，我们可以思考现实世界的局限性，同时也能够拓展我们对宇宙和人类存在的理解。
总而言之，棱镜空间是一个超越三维空间的概念，在科幻文化和虚构作品中广泛应用。
它通过棱镜的分光特性象征多个维度之间的交错和转换。
这个概念不仅用于描绘虚构世界中的异次元空间和超时空旅行，还被用来探讨现实世界中的哲学和科学问题。
通过棱镜空间的想象，我们能够超越常规思维，并且思考宇宙和人类认知的边界。
蓝德曼的文化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人类学(cultral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简称“文化人类学”,是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哲学人类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它代表了哲学人类学在当代发展的趋向和潮流,主张汲取考古人类学、知识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结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以及原始文化研究的积极成果,继承古希腊以来以人的本体为中心的自由和创造思想,批判存在主义(德国海德格尔和法国萨特)的自由理论,站在哲学人类学研究已达到的理论高度(人的开放性、活动性、趋向完美性等),摒弃仅从生物、心理、宗教等某一领域来理解人的狭隘性观点,用人类活生生的和创造性的历史性代替对人的片面理解,强调把人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社会、历史、传统的背景中思考,从而达到对人的完整存在的正确理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蓝德曼认为:“文化人类学是未来的人类学。
以前所有的人类学只不过是它的序言。
”蓝德曼(Michael landmann,1913～)是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
他的文化哲学人类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955年出版的《哲学人类学》一书中。
这本书从文化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对哲学人类学的发展作了纵向的历史描述,并对哲学人类学各分支作了详尽的评述。
全书共分为5部分:(1)哲学人类学导言;(2)宗教人类学;(3)理性人类学;(4)生物人类学;(5)文化人类学。
一、非专门化与创造性蓝德曼首先分析了生物哲学人类学的“非专门化”和“专门化”两个概念,认为人类的“非专门化”如果就获得知识而论,它就意味着“向世界敞开”;如果就行为而论,它就意味着人是创造的、人是自由的。
这里的“创造性”不是指通过审美而体现出来的创造性,“自由”也不是通过伦理和政治而体现的自由,相反,它们都只能在一般人类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
在蓝德曼看来,“非专门化和专门化并非是相互并行的。
人并非如同动物依赖后者生存一样直接依赖前者生存”。
人类的非专门化包括“非完善”,意味着我们具有与生俱来的空缺,而人的自由创造力正是为了保证填充这个空缺。
斯宾格勒与文化形态学派一、斯宾格勒及其著作简介1、斯宾格勒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
他出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
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风格。
1904年，斯宾格勒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征召入伍。
在这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
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可都被他拒绝。
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
1936年5月8日凌晨，斯宾格勒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2、西方的没落简介《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
此书，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
它激烈的言辞、精辟的理论和独特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般公众或有关学者争论的热点。
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是斯宾格勒提出的“历史文化形态学”理论。
二、形成的背景1、学术背景： 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传统的更新、学科自身的新陈代谢，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近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
2、社会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社会所出现的物质窘困与精神危机，竭力求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企图回答西方世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
三、文化形态史观又称“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的出发点是自然和历史的对立，斯把自然说成是已成的事物，是僵死的，机械的，无时间性的事物；他把历史说成是将成的事物，是生动的，有机的，时间性的事物。
从它历史哲学的观点可以看出斯的历史哲学本质就是生命哲学，说历史和生命一样是一种本能冲动，一种不受任何客观规律制约的盲目创造力量，这种哲学反应到方法论上，便是重直觉，意志，而轻理性。
作者： 张莉
作者机构：�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
出版物刊名： 国外社会科学
页码： 4-13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期
主题词： 国外马克思主义;衣俊卿;人类历史;中共中央编译局;访谈录;马克思实践哲学;教授;棱镜
摘要：衣俊卿,1958年1月生于黑龙江省虎林县,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7年1月获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长期从事马克思实践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哲学研究。
发表《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
哲学思想知识：科学与文化——哲学思考的多维度探索科学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哲学讨论的热点话题。
在不同的哲学思想中，科学和文化被解读和理解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我将从多个维度来探讨这一主题，以期展现哲学思考的多元性。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科学和文化的概念。
科学是指一种基于实证和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通常是通过观察、实验和理论模型来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的系统性知识。
文化则是指人类社会的环境、价值、信仰和传统，在各个领域中的表现。
两者看似毫不相关，实则息息相关。
科学贯穿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交通、通信、农业等，而文化则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独特性格和特征。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哲学思想中，科学和文化是如何被理解和探讨的。
1.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哲学思考中的一种流派，强调科学作为研究方法的优越性。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实验和数据才能获取真实可靠的知识。
因此，在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中，文化并不是一种可以应用科学方法研究的现象。
2.主体主义相比实证主义，主体主义哲学强调人类的体验、情感和主观性，并认为这些因素对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在主体主义哲学思想中，文化和科学都是由人类主体所创造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特质和情感。
3.哲学实在论哲学实在论则更加关注存在本身而非人类主体的创造物。
在哲学实在论的思想中，科学和文化同样被视为人类实在世界的一部分。
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和研究方法，文化则是一种社会现象。
在哲学实在论的理解中，人类所在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构成了一种统一的、相互连接的整体。
4.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对于科学和文化的批判性思考，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
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中，科学和文化都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所塑造的，它们并没有特别的本质属性。
因此，我们应该批判性地对待它们，并思考它们能否真正代表现实和人类的本质。
以上几种哲学思考方法展现了科学和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文化哲学及其研究棱镜摘要：文化哲学问题就是反思并追问人及其文化赖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据问题。
文化哲学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所孕育和负载的一种理智运思方式，伴随世界范围内“文化性生存”样态的渐次生成，其当代合法性在于哲学自救和人的自我救赎双重解释力。
如此理解是基于对“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的互文式揭示。
文化哲学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研究目前遭遇的问题及其化解路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完善中西文化哲学史的研究；重建中国的文化哲学框架；融合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域，开启共赢互利的学术研究新局面；从方法论角度跨越文化哲学研究遭遇的学术瓶颈；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寻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路径。
关键词：文化哲学；文化；伦理一、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有哲学就有哲学史，文化哲学也不例外。
西方文化哲学史可以简论如下：文化哲学问题端倪于西方古代的“实践哲学”(主要指伦理、政治方面)，彰显于西方近代的“休谟叉子”(“是”与“应该”问题)和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应于“理论理性”或“纯粹理性”)。
而文化哲学理论兴起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赫尔德的“历史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卢梭的“政治文化批判”(建基于哲学的“民族学转向”)；伴随19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德华·泰勒、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功能主义、以本尼迪克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文化结构主义的各自竞争性解释和批判性考察，文化哲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哲学使命。
20世纪以来的哲学人类学、哲学语义学、结构主义、现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丰富和加深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和拓展空间。
当代全球“文化性生存”境遇的莅临使得文化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都获得了新的解释力。
在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
在那个80、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可以作为文化哲学出场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
在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路径和资源框架，文化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开始或再次成为中国学界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课题。
事实上，无论从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抑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来看，文化哲学的确获得了学界普遍性青睐和接受性认同。
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无论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卡尔纳普、艾耶尔的语义哲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作为其学术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绵延主轴。
当代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及二者共同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建构，遵循的也是文化哲学的理路。
毫无疑问，文化哲学正在“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许苏民，《江汉论坛》1989年第6期)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长点”(许苏民，《光明日报》1989年3月6日)。
就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翻译了“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丛书。
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译作及其介绍评述，不但让国内学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大致情势，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资料。
当然，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文化哲学专著也大量涌现，譬如：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许苏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李鹏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衣俊卿经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何萍通过对文化哲学史的诠释以及用文化哲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与作为系统研究文化哲学认识论(广义认识论)的《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
至于散见于各大理论刊物的文化哲学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就彰明较著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活动而言，可以看出，以黑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重心的两大文化哲学研究基地已经坐实并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从而以“文化”命名的诸多研究中心相继在各大学或研究院挂牌运营；“中国文化哲学论坛”围绕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先后召开了7届研讨会议(到2010年10月为止)，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文化哲学研究大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长足进步。
二、我的文化哲学观何谓文化哲学?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哲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澄明的前提性问题。
即使不能用普遍认可的话语界定概念本身，至少应该有自己对文化哲学的一管之见。
就文化哲学理解而言，学术界目前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作为哲学基本理论、基本范式和基本思维模式而言的“哲学形态”理解，一是针对其成因与功能而言。
前者以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区别于“部门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可以作社会历史理论解读的新范式；后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鹏程研究员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基于“文化间性”历史境遇，反思“何谓哲学”问题基础上哲学自身的重新“认识和设定”。
但无论作何理解，我们无法否认文化哲学所欲求、所努力的最高、最后宗旨和使命：收复被“资本炼金术”和“丛林法则”业已篡夺、业已吞没的哲学阵地，即在理论上广延哲学的解释力、在实践上整饬“文化秩序”以及在伦理介入性品德上证成“人属世界”。
也就是说，文化哲学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所孕育和负载的一种理智运思方式，伴随世界范围内“文化性生存”样态的渐次生成，其当代合法性在于哲学自救(或转换)和人的自我救赎。
之于前者即哲学自救而言，当哲学史上“哲学终结”问题不止一次地被学人们提出、讨论时，势必促发哲学寻求新的出路。
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当代哲学在不断被“实证科学”和以现代性一后现代性话语为背景的“社会发展理论”强势侵入并最终剥夺了研究对象时，哲学必然遭遇“终结”问题从而寻绎涅柴更生；另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本逻辑”、“祛魅”逻辑的置换，哲学不再主导意识形态，代之以相对主义思潮的泛化。
相对主义本身无错，但对相对主义的极度推崇将从根本上否认“形而上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之于后者即人的自我救赎而言，当代人类精神在后现代主义的挑唆置换下，信仰迷失、价值堕落从而精神极度空虚的现实情态，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就越发显得关键和紧迫。
往昔的“风范大国”、“民族脊梁”终极信仰早已被“无品质的成功”、“无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金钱、地位、权势、娱乐满足人们肆无忌惮的欲望时，“现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响。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两腿无毛的动物了!如果说先前的哲人们还可以凭借宗教对人的精神领域进行些许护佑，那么，在科学如此高度发达的今天，当宗教失去了“综罗百代”的统治力并遭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诘难和挑战之后，一切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生存意义安置问题就被推向了理论的关节点，亟待厘定。
这里引用的诸多“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所折射的更为深刻的学理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康德式的老问题：人何以是人。
我们需要对康德一生难以释怀的“物自体”功能进行哲学再深思。
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以下考虑对文化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哲学的伦理转向或者文化转向抑或文化的伦理转向，可能将哲学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
但反问立即生成：较之于“思辨哲学”的根基动摇从而“哲学终结”危局，我们不选择以“人文化成”为原点理据的文化哲学，哲学还有出路吗?进一步，上述双重救赎为什么可能甚或必须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何以应对“文化独断”诘问?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走向文化哲学或者“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意义世界和人的精神领域能不能被文化哲学所完全承载?当人类理智接受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浸淫和持续性作业，理性和道德、事实和价值二分所产生的普遍性“文化焦虑”是否可以理疗甚或根除?当“哲学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事实上，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说明中国当下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文化不自觉，而是文化太自觉了甚至文化泛化以致模糊了文化的本质)交汇在新的理论地平线上之时，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是否可以有效化解乃至消弭?这些理智困惑在学理上的积淀，将最终催生如下哲学问题：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又如何。
很显然，发问不是为了简单作答，而是为了明晰文化哲学的出场究竟基于何种考虑，负载何种功能，呈现何种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的深度理解。
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把文化理解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复合体”，那么，文化哲学势必面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学术困境。
因此，合理的解读当是我们对“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的适度把握和双向洞观。
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理解文化与伦理的互为本心与习心的关系和质态模式。
所谓“文化的伦理本质”，法国生命伦理学家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过精当独到的论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个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进步的总和，只要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的个人精神完善的进步。
”“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
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对个人和集体而言，生存斗争缓和了。
生存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缓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实现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
从而，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也具有双重意义。
文化既实现于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实现于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之中。
那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
”“从而，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善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它才成为文化。
”换言之，“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