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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案例分析论文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制定再完美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也无异于一纸空文。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刑法案例分析论文，供大家参考。
刑法案例分析论文篇一论文摘要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虽被我国刑法分则进行了区别的规定，但是因为我国刑法规定过于简单，在实践操作当中产生了诸多的分歧，对二者的界定也就成为了一项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本文将以一件刑事申诉案件为例，谈谈如何界定故意杀人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法律界限论文关键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法律界限刑事申诉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既遂客观上均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如何正确界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比较复杂，二者根本区别在于主观故意内容的不同。
故意杀人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侵犯他人身体健康权利，行为人对其行为必然或可能造成他人死亡是明知的，而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侵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利，行为人对其行为必然或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是明知的，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但如果故意伤害造成他人死亡，死亡结果不属于行为人希望或放任的内容。
一、基本案情2008年1月5日晚上11时许，被告人刘某某在广州市某区某镇某村中心街“欢乐有约”卡拉OK厅喝酒消费时，在卡拉OK厅门口因琐事与被害人江某某的同伴邓_、李某某发生争执，后双方和解。
其后，得知此情况的被害人江某某不顾劝阻上前抓住被告人刘某某的头发并往下按，被告人刘某某即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刺了被害人江某某的腹部两刀，致其受伤后逃离现场。
被害人江某某经送院抢救无效于同年1月7日死亡。
同年1月18日，公安人员在广东省东莞市将被告人刘某某抓获。
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江某某系被锐器作用右侧腹部致肝右叶、肝门静脉及下腔静脉破裂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同年6月11日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2009年2月26日，被害人江某某的父亲江某强不服法院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其认为法院错误将故意杀人罪定为故意伤害罪导致对被告人量刑畸轻。
读书笔记《教义刑法学》第十一章：有责性论《教义刑法学》一书是陈兴良教授在吸收德日刑法知识的基础上，试图将其融入我国刑法学，作为推进刑法学术发展的一种尝试，反映了陈兴良教授近年来对刑法学的最新感受与领悟。
学习过程中，笔者对本书内容进行了摘录整理，仅供诸位参考。
具体内容敬请查阅陈兴良：《教义刑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1有责性论11.1有责性概述11.1.1罪责的意义（第416页）德国学者李斯特曾经深刻地指出：罪责是犯罪的概念特征，无罪责即无刑罚，是一个很长的且目前仍然没有结束的发展的结果。
犯罪概念只是慢慢地吸收罪责特征于自身的，罪责学说的发展是衡量刑法进步的晴雨表。
11.1.2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不法与责任的界分（第416-417页）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不法与责任相区分，责任以不法为前提，由此形成基本的逻辑架构，在这一架构中，贯彻了“违法是客观的，责任是主观的”这一思想。
例如，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主张道义责任论，指出：道义责任的评价，是对已被客观地、外部地判断为违法的行为进一步去考虑行为人主观的、内部的一面，亦即行为人精神方面的能力、性格、情操、认识、意图、动机等等而来评价其伦理的、道义的价值。
这就是说，要以有违法行为为前提，再去退究责任。
在这样的场合里，法主要是对行为人为什么做出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伦理的、道义的评价……总之，这是站在个人的伦理实践立场上来评价其行为的责任轻重的。
这也可以只叫做“责任”。
不过，“责任”这个词，一般多用来指客观性的归属（Zurcchnung）。
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带有按行为人的主观态度予以伦理的、道义的归属的含义，所以还是叫做“道义责任”为好……小野清一部对于责任功能的论述是正确的。
在小野清一郎的这一论述中，展现了康德关于“法律是外部的、客观的，道德是内部的、主观的”这一精神，由此分别界定违法与责任。
11.1.3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责任理论的转变（第417-418页）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有责性要件，经历了一个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的转变，这一转变给责任理论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甚至带动了整个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结构调整，尤其是将故意和过失等主观要素纳入构成要件，使之成为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
关于我国犯罪成立评价体系的理解与适用一、文献阅读（一）陈兴良：“犯罪构成论: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个学术史的考察”，《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其核心观点：1.构成要件(Tatbestand)一词正式在刑法中的采用，应当追溯到费尔巴哈在1801年出版的《现行德国普通刑法教科书》，日本的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最终定型，应当以小野清一郎在1953年出版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一书为标志；2.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该书可以说是对我国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本专著。
特拉伊宁所说的犯罪构成要件，亦被译为犯罪构成因素，它从属于犯罪构成，而犯罪要件则从属于犯罪概念，其把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都纳入犯罪构成要件；3.何秉松教授提出了把犯罪构成要件分为行为要件和行为主体要件的新体系，其中，行为要件又分为行为的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和行为的客观要件(行为的方式方法及其所造成的结果或可能造成的结果，行为侵害的客体或对象，行为的情况等)。
行为主体要件分为行为主体的一般要件(责任年龄、责任能力)和行为主体的某些特殊要件(身份犯、首要分子和惯犯)；4.姜伟在《犯罪构成比较研究》中让德日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与我国的犯罪构成做比较，我国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具备某罪的犯罪构成，就意味着成立犯罪，这种学说称为一体化构成。
而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仅记述行为的事实特征，是犯罪论体系的出发点，是犯罪成立要件之一，这种学说称为异体论构成；5.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存在没有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本身所具有的类型化特征，体现的是一种类型化的思维方法）、没有出罪事由、没有归责、没有阶层；6德日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安排, 体现了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定型判断先于个别判断的定罪思维方法。
成都刑事辩护都燕果（二）周光权：“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缺陷:实务考察”，《现代法学》，2009年第6期，其核心观点：1.四要件理论只要根据形式要件的符合性的简单判断即可得出实质上构成犯罪的结论，而一旦到了罪与非罪模糊不清的关节点上，构成要件的标准便全无用场，这是再无任何有效的科学方法可供遵循；2.三阶层理论在构成要件阶段，就对行为进行事实上的检验；在违法性阶段，对行为进行性质上的界定；在责任阶段，对能否将行为算在特定的人身上进行最后的推敲。
犯罪构成及其方法论第一节犯罪的构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犯罪构成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我们应当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理解犯罪构成，这也是我所要讲的贯穿的基本思想。
这里的犯罪构成，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法律的概念，而是个理论的概念。
在理论上对于刑事所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的一种概括，我们通常叫做犯罪构成理论或者犯罪构成体系。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称为犯罪论体系。
我们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指定罪方法论。
而因为犯罪构成是一种犯罪成立的条件的总和，它为司法机关正确的认定犯罪，提供了某种法律的标准，因此犯罪构成和定罪这两种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定罪条件总和的静态的意义上，来理解犯罪构成，这是一种思维方法。
尤其是一种逻辑的思维方法。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法律对某一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规定了某一种条件。
我们在定罪的时候，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些条件来认定犯罪。
因此定罪的过程不能离开法律的规定。
但是在另一方面，是不是光是有这些法律的规定，或者只是根据这些规定，我们就能够正确认定犯罪？我认为还是不够的。
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运用法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成立表现，来对某一个案件事实正确的做出定罪判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遵循某些逻辑思维方法。
这种逻辑思维方法能够保证定罪的准确性，因此，犯罪构成并不仅仅是对法律所会了犯罪条件的理论概括。
而且这种理论概括本身，包含着定罪的方法论。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我国现在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和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做个比较，尤其是从方法论角度做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当中，存在着一些逻辑上的混乱。
而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的犯罪体系，去认定犯罪，本身具有某种方法论的保证。
第二节方法论一、三阶层犯罪体系与四要件犯罪体系的比较我首先想讲三阶层的犯罪体系和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做个比较。
这种比较也主要是一种方法论的比较，我们现在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大家都比较熟悉。
构成要件论：从贝林到特拉伊宁陈兴良*在当前我国三阶层与四要件这两种犯罪论体系的争论中，当务之急是厘清构成要件的概念。
构成要件是近代刑法学实现教义学化的重要标志，这应当归功于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贝林。
正是贝林在1906年出版了《犯罪论》一书，阐述了构成要件理论，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刑法学史上，我们往往推崇贝卡利亚、费尔巴哈的贡献，而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贝林的功绩。
在贝林之后，苏俄学者特拉伊宁建立了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可以说，四要件的犯罪构成是一个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
在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论中，构成要件被遮蔽、被扭曲。
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转型，除了应当对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一般学说进行批判性反思，还必须重新审视贝林的构成要件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回到贝林，并以贝林为理论起点重新出发。
惟有如此，才能实现我国犯罪论的拨乱反正。
一、贝林：构成要件论的基调奠定构成要件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费尔巴哈当然是不可回避的人物。
但是，在贝林之前，构成要件论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前史而已，构成要件论的真正历史始于贝林。
可以说，正是贝林为构成要件论奠定了基调。
在德国刑法学史上，古典的犯罪论体系被称为李斯特———贝林体系。
其中，李斯特对犯罪论体系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违法与有责之间的位阶体系，从而为犯罪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框架。
李斯特明确地指出：“刑法制度中的罪责只能在违法性学说之后来探讨。
”这就是说，违法性在逻辑上是前置于罪责而存在的。
在这句话下面，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的修订者施密特有以下注解：“在任何一个刑法制度中，在处理一个刑事案件时，均不可能反过来先探讨罪责后探讨违法性。
李斯特早在本教科书的第一版中就确立了正确的体系。
”〔1〕可以说，违法与有责的分立以及有责以违法为前提是犯罪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它在130年前（李斯特刑法教科书出版于1881年）就已经被揭示，但至今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1〕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兴良教授：今天晚上很高兴来到北航法学院作讲座。
今天晚上我讲的题目，刚才郑老师作了介绍，就是犯罪构成及其方法论。
当然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主要是犯罪构成，我在今天晚上的讲座当中，实际上是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犯罪构成，第二个是方法论。
我认为犯罪构成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正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讨论犯罪构成，才能使我们对犯罪构成的实践价值和理论功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刚才郑老师也提到了，我国目前的通说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这四个要件就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
我国现在传统的刑法教科书都是按照这四个要件来排列，由此建立起一个犯罪构成的体系，把有关的刑法知识，尤其是关于定罪方面的知识都纳入到这个犯罪构成的体系当中来，由此形成了我国目前的刑法总论的体系。
现在这种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并不是我国所独创的，而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从当时的苏联引进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我们国家随着政治上全面向苏联一边倒，在法学领域也曾经出现过一个苏俄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在我国的法学各个领域，都全面地引入、接受了苏联的法学知识，不仅仅是刑法学，包括法理、宪法、民法以及诉讼法等学科，全面地学习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这套犯罪构成体系被我国学者所接受，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国的刑法学体系。
当然我国学者在接受的同时也结合中国本身的立法、司法情况，做了某种本土化的处理，以使这样一个犯罪构成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国刑事法治的实践需求。
这当中尤其应该一提的是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联著名的刑法学家特拉伊宁的一本书——《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这本书对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曾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到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
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法学各个学科都得到了重新恢复重建。
我们以现在为一个时间点，返回去看过去三十年来我国法学各学科的发展，可以看到在其他的部门法学科，无论是法理、宪法、民法还是诉讼法，苏俄法学的影响可以说已经荡然无存，而惟独在刑法学领域苏俄刑法学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主要就是从苏联引进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仍然是我国目前刑法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在这种框架没有改变情况下，苏俄的影响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刻的烙印。
读陈光良教授的犯罪构成论从四要件到三阶层有感
四要件说很难解释对精神病人的正当防卫问题。
比如，一个正常人面对精神病人进行攻击时，是否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的问题。
按一般人的认知来说，是可以的，因为精神病人的侵害依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法侵害，但按照四要件说，“不法侵害”实施者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人，对精神病人进行攻击的行为认定为“正在发生的危险”比认定为“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更为妥当——既然精神病人实施的不是不法行为，就不能对其正当防卫，只能对其进行紧急避险。
四要件说，需要全面分析，面面俱到的同时可能会显得辩护重点不够突出；这四个要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平行的，还是并列的？是否要进行综合性、体系性的分析？四要件说运用起来，貌似要兼顾的方面过多，稍不注意，可能就容易简单化、机械化地处理问题了。
三阶层说，在评价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时，采用“爬楼梯”的评价模式，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台阶，即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包括主观构成和客观构成，更讲究对具体构成要素的精准把握。
我甚至觉得，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类似于知识产权法中某一发明的技术特征（即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针对每一个具体的要素去逐一分析，如有缺失便属于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符合性），犯罪就不成立。
定罪的四个基本规则□陈兴良来源：《检察日报》2009年11月5日学术版定罪不是一个机械的活动，法律规定可能存在模糊的地方，这时就需要借助某种理论来帮助我们完成定罪。
定罪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当包括以下四点:■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犯罪成立条件既包含客观条件，也包含主观条件，在两种犯罪构成体系下，这些条件都需要具备，但问题在于到底先作客观判断还是先作主观判断?我们认为，应当先进行客观判断才能保证定罪活动的准确进行，这一规则在三阶层体系中通过阶层的逻辑递进结构得到确定。
而在四要件的体系实践活动中，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的规则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客观判断和主观判断的顺序可以任意进行，从表面上看只是简单的顺序问题，但事实上，这种顺序问题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在目前的司法部门实践活动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的规则制约，对于很多案件都会产生错误的认识。
有一个案例:以虚假身份应聘司机开走单位汽车如何定性。
该案案情是王某以虚假身份证明到某服装公司应聘驾驶员，上班第一天在出车途中借机将车开走，占为己有。
其后，王某以相同手段占有三家公司的小轿车，非法所得小轿车数额在10万元至20万元不等（参见检察日报2009年10月14日第三版———编辑注）。
本案中，王某在应聘之前就想非法占有小汽车，因此他伪造身份证和驾驶证去应聘，并在接受单位驾驶任务时借机将车开走，占为己有。
有人认为王某构成诈骗罪，理由是:首先，王某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贯穿全案始终，王某非法占有的目的产生于获取驾驶员职务之前，其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掩护下，带着骗走财物的主观故意，实施了应聘、任职、接近财物、获取财物等一系列行为，其目标明确，行动周密，行为过程中贯穿着明确的诈骗故意。
其次，王某在客观方面表现符合诈骗犯罪的特征，正是因为其采取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让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从而自愿交付、处分财物，才使王某犯罪目的得以实现，这一客观表现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特征。
陈兴良：犯罪构成及其方法论【北航法学院校庆系列学术活动“法学前沿讲座”第四讲整理稿】主题：犯罪构成及其方法论讲座系列：校庆系列学术活动“法学前沿讲座”第四讲主讲人：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主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主持人：郑丽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中心主任）时间：2008年11月13日晚6：00——8：30地点：北航如心会议中心中报告厅郑丽萍教授（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老师为我们作法学前沿讲座的第四讲。
实际上对陈老师我不需要过多地介绍。
尽管同学们今天晚上可能是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本人，但对其名字大家可以说非常之熟悉。
对于陈老师在中国法学界（不仅仅是刑法学界）的学术地位以及学术影响力大家也非常了解。
因此，当同学们知道今天晚上讲座的主讲人是陈老师的时候，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和兴奋。
我上课那个班听说陈老师今天来讲座的时候，课堂上是一片欢呼声。
尽管大家对陈老师已经都有了相当的了解，但是我还是要简单地介绍几句。
陈老师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的副会长。
陈老师去年获得了美国法律社会协会颁发的国际学术奖。
（掌声）刚才龙院长提醒我一定要说一下陈老师是我们北航法学院的老朋友了，陈老师今天并不是第一次来北航法学院。
就讲座而言，今天已经是第二次了。
另外陈老师在我们北航法学院主持过我们学院法学硕士一级学科的评审，为我们法学学科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掌声）陈老师今天晚上讲座的题目是犯罪构成及其方法论。
犯罪构成是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问题。
国内刑法学界举办过多次以此为议题的研讨会，像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都曾经举办过以此为议题的研讨会。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也以此为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讨。
我们都知道犯罪构成是犯罪论的基石，刑法学中的犯罪论就是围绕着犯罪构成理论展开和构建的。
谈到犯罪构成，大家马上就想到了我国犯罪构成的四要件理论，这种理论现在受到了刑法学界较为普遍的质疑，有不少学者主张重构或改造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但是如何重构或改造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学者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陈老师在这方面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很多有见地的论文，而且其观点也得到了刑法学界不少学者的支持。
今天我们能够请到陈老师为我们就犯罪构成这个具有深度的刑法理论问题来为我们作讲座，无论是从讲座人本身来说，还是从这个讲座议题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老师为我们讲座。
（掌声）陈兴良教授：感谢郑老师刚才的介绍，感谢龙院长，感谢北航法学院其他教授以及同学们。
今天晚上很高兴来到北航法学院作讲座。
今天晚上我讲的题目，刚才郑老师作了介绍，就是犯罪构成及其方法论。
当然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主要是犯罪构成，我在今天晚上的讲座当中，实际上是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犯罪构成，第二个是方法论。
我认为犯罪构成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正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讨论犯罪构成，才能使我们对犯罪构成的实践价值和理论功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
刚才郑老师也提到了，我国目前的通说是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这四个要件就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
我国现在传统的刑法教科书都是按照这四个要件来排列，由此建立起一个犯罪构成的体系，把有关的刑法知识，尤其是关于定罪方面的知识都纳入到这个犯罪构成的体系当中来，由此形成了我国目前的刑法总论的体系。
现在这种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并不是我国所独创的，而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从当时的苏联引进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我们国家随着政治上全面向苏联一边倒，在法学领域也曾经出现过一个苏俄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在我国的法学各个领域，都全面地引入、接受了苏联的法学知识，不仅仅是刑法学，包括法理、宪法、民法以及诉讼法等学科，全面地学习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这套犯罪构成体系被我国学者所接受，在此基础上建立我国的刑法学体系。
当然我国学者在接受的同时也结合中国本身的立法、司法情况，做了某种本土化的处理，以使这样一个犯罪构成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国刑事法治的实践需求。
这当中尤其应该一提的是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联著名的刑法学家特拉伊宁的一本书——《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这本书对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曾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到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
随着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法学各个学科都得到了重新恢复重建。
我们以现在为一个时间点，返回去看过去三十年来我国法学各学科的发展，可以看到在其他的部门法学科，无论是法理、宪法、民法还是诉讼法，苏俄法学的影响可以说已经荡然无存，而惟独在刑法学领域苏俄刑法学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主要就是从苏联引进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仍然是我国目前刑法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在这种框架没有改变情况下，苏俄的影响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深刻的烙印。
我个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随着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对我国的刑法学理论提出了更加精确、精致的这样一种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苏俄刑法学基础之上的这样一套犯罪构成的体系，已经难以满足我国当前的刑事法治建设的实际需求，因此我国的刑法知识面临着一种转型。
在刑法知识转型过程当中，我认为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所谓在中国刑法领域的去苏俄化，这是我提出一个命题。
我认为我们的刑法应该去苏俄化，应当反思和清理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从苏联引进的这套犯罪构成体系。
关于这一点，目前在我们国家的刑法学界围绕着犯罪构成理论问题，尤其是围绕着犯罪构成体系的选择问题，可以说是处于百家争鸣的一种状态。
郑老师提到我们北大前两年专门围绕着犯罪论体系进行过学术研讨。
上个礼拜，中国政法大学也专门召开了一个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国际研讨，有俄罗斯、日本、美国、德国和台湾学者来参加，当然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参加。
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犯罪构成体系的选择，目前可以说正处在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状态。
我个人是比较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应当去除四要件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我个人认为应当直接采用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
当然我的这样一些想法，可能在国内刑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不赞同的。
之所以不赞同，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我们从苏联引进的四要件的这套犯罪构成体系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现在已经广泛地被司法实务人员所接受，用得好好的，干嘛不要呢？为什么要引进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这里面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和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来做个比较。
日本著名的刑法学家大塚仁曾经就犯罪论体系的评价提出过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逻辑性，第二个标准是实用性。
在判断任何一个犯罪论体系的时候只有这两个标准：首先是要看它是否具有逻辑性，然后再来看这样一种犯罪论体系能否在实践得到真正的运用，也就是实用性。
在这两点当中，我认为逻辑性是基础，只有在逻辑性的基础之上，才能考虑实用性。
这里所谓的逻辑性，实际上指的就是犯罪构成所具有的方法论。
因此我想首先对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和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作一个比较，然后就通过犯罪构成体系来完成的或者实现的定罪过程以及它的思维方法，即认定犯罪的基本原则，作一阐述。
关于我国现在所通行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这四个要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客观的方面，包括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主观的方面，就是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主要包括故意、过失等这样一些罪过的内容。
这四个要件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关于这一点，我过去曾经说过我国现在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这四个要件之间是一种一有俱有、一无俱无的互相依赖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一种耦合的关系。
比如说，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和主观上的犯罪故意这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一个是主观要素。
在我们这样一个犯罪构成体系当中，一方面犯罪构成的行为是在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支配下实施的，因此这种犯罪行为本身离不开主观上的故意；另外一方面主观上犯罪故意同样也离不开犯罪行为，两者是互相支撑、互相依存的。
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就不可能有犯罪故意；同样如果犯罪故意没有，也不可能有犯罪行为。
由于在这种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当中，四要件之间并没有一个逻辑上的顺序关系，不存在一个逻辑上的位阶关系，因此哪一个有就可以接着再找另外一个，也就是它的这样一种寻找犯罪成立要件的过程并没有按照一个严格的逻辑上的位阶关系来确定，往往是哪一个有就先确定哪一个，然后再去找另外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容易导致有罪的判断。
因此我们说，这种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实际上采用的是对犯罪分析的方法，它往往是以假定犯罪已经成立为前提，在犯罪已经成立的前提下对犯罪的内部要素作一个解释，解析出有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四个要件都有了就构成犯罪。
我们打一个比喻，就像切西瓜一样，如果把犯罪看作是一个西瓜，这西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想看看西瓜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么一切两刀四块，就是犯罪的四个要件，合起来就成了一个西瓜。
这样一套思维方法往往是在做判断之前已经假定犯罪存在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来对犯罪相关的要素作某种分析。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
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主要是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
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里面，主要是讨论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客观的构成要素，行为、结果、因果关系以及在某些特定犯罪当中的时间、地点等等这样一些要素。
然后再来讨论违法性，违法性指的是对已经具备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再来做某种事实判断。
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主要是法益侵害性，看是否存在法益侵害性，如果没有法益侵害性就应当从犯罪当中排除出去，因此在违法性当中主要讨论的是违法阻却事由，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以及其它一些非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这样一些违法阻却事由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但是不具有违法性，因此在定罪过程中被从犯罪当中排除出去。
在具备了违法性的基础之上，再来考察有责性。
有责性主要是一种主观上的考察，看主观上是否具有犯罪故意、过失，是否具备责任能力，在这种基础之上，再来进行主观归责的考察。
主观的归责要素包括期待可能性和违法性认识。
在这个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要件是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位阶关系，也就是首先必须要进行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只有在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基础之上，再来作违法性判断，在具备了违法性以后，再来作有责性的判断，只有三个要件同时具备，最后才得出一个行为构成犯罪或者不构成犯罪的结论。
因此，按照三阶层的这样一种犯罪构成来定罪，有罪的结论是最后才出现的，这样一个定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把那些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从犯罪当中排除出去的过程，由此而给无罪辩护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