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现代儒学论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评析

本文拟在后现代视域中对现代新儒学予以评析。

这样做的意图主要有二。

其一，以往对新儒学的论析主要是以现代化或现代性为参照系的，在后现代视域中对新儒学予以评析，应当有利于更为完整地把握新儒学这一中国当代思潮的基本理论特质。

其二，当中国文化还处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时，西方文化已经步入了后现代时代。

在西方后现代转向的比照下，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势？这是一个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在后现代视域中对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新儒学予以分析，有利于具体地透视这一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一论题关涉面相当宏阔，限于学力和篇幅，本文所做的只是从新儒家对于现代性的基本态度与新儒学的基本理论意旨两个方面对“后现代视域中的现代新儒学”问题试作评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如所周知，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进是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的。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结晶的“现代性”首先在西方文化文化中生长发育并随之产生了世界性的示范作用。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是以向西方学习为历史起点的，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成熟形态与主要代表，现代新儒家在强调向西方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方面，与其直接的理论对立面——西化派之间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

但是，由于新儒家鲜明地突显了民族文化精神的本位性，因而，在新儒学与产生并成熟于西方的“现代性”之间就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状况。

明确主张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这是新儒家对待现代性的基本态度。

面对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直到理念层面节节败退的历史事实，新儒家明确认肯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这一点在其开山鼻祖梁漱溟那里就已经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在此之后，如何吸纳西方文化之优长，如何为作为现代文化之标志性成果的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成为了新儒学的时代课题。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一、介绍一下中国文化西来说，并谈谈你的看法。

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补充参考书目：1.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张光直、徐苹芳等著：《中国文明的形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陈星灿：《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5.王明柯：《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6.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7.陈星灿：《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二、疑古学派是怎么回事情，谈谈你对疑古学派的理解。

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2.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

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补充参考书目：1.顾颉刚等：《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田旭东：《﹤古史辨﹥及疑古学派之我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文史哲编辑部：《“疑古”与“走出疑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廖明春：《钱穆与疑古学派》，《原道》第5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5.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尤其是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三、如何理解夏商周文明的关系？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2009-12-03 17:35 | (分类:学术批评)章学诚论“浙东学术”曾说过一句名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

”钱宾四师一生治学大体上都遵守这一精神。

钱先生逝世以后，报章上刊出了不少纪年文字，其中颇有人把他划入“新儒家”的旗帜之下。

1988年8月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会议，我在现场上看到了一份大陆有关《现代新儒家丛书》的出版计划，钱先生也占一专册，钱先生是20世纪的一位“新儒家”似乎已成定论了。

但是钱先生生前却雅不愿接受此“新儒家”的荣衔。

这不仅因为他极力要避免建立任何“门户”，而且更因为“新儒家”具有特殊的涵义，不是他所能认同的。

本问想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澄清。

一学术与门户论学不立门户，是钱先生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坚持的观点。

他早年在学术界的成名之作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这是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全面而有系统的驳斥。

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一直有今文经学两大壁垒的对恃。

但钱先生虽催破了今文经学，却并未陷入古文经学。

他认为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经学史的真相不尽相合。

所以后来他在《两汉经学今古评议》的《自序》中说：盖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

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

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起。

又说：晚清经师，有住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

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

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亦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

此何故？盖今文古文之分，本清晚出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

而主张古文诸经者，亦即以今文学家门户为门户，而不过入主出奴之意见相异而已……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被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

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

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

钱先生著作中几乎无处不致意于门户之必不可有，而言之最明白畅晓者则首推此序。

儒家文化的古代发生、现代困境与未来出路——余英时关于
儒家文化的理解
程志华
【期刊名称】《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年(卷),期】2015(037)002
【摘要】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者说,中西两种文化是“个性”显著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自近代以来,因为作为其“托身之所”的建制崩溃了,儒家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而变成现代社会的“游魂”.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
【总页数】8页(P45-52)
【作者】程志华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哲学系,河北保定071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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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文化背景下文科类研究生学术道德困境与出路--对一所高校3个学院的质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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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儒家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对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文化境遇的反思4.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儒家文化观--余英时“有我之境”思想述评5.渐行渐远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现代遭遇和在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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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英时先生著《现代儒学论》之后在传统中国，儒学全面地安排着人间秩序，由于儒学本身就重“述而不作”，身体力行，以“立德、立功”为上，是一种实践的学说，而且，儒学自汉以后被定为正统一尊，并建制化加以推行，在两千年的传播、积淀中，儒学深入地深入国家制度、社会习惯之中，全面地构建了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与思想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先后遭遇到到家、佛家思想观念的冲击，但这种冲击最终不但没有对它造成真正的威胁，反而使儒学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直到第三次冲击——西方思想的冲击来临，儒学才遇到真正的危机。

由于儒学的“根”，它的实践基础主要在民间社会与建制，因此，我们看待儒学的现代状况，便更重要的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儒学的实际遭遇，对儒学这样“贴着历史行走的哲学”，不能不顾历史事实，从观念到观念，空对空地进行语言游戏与逻辑游戏。

几十年来，对儒学“形而上”的讨论可谓煌煌大观，虽有海外新儒家的精彩发挥，但整体成果有多少是有目共睹的。

余英时先生的《现代儒学论》从“形而下”的历史角度，揭示了儒学在现代遭遇的困境，以传统建制的消失揭示儒学的毁灭性危机，论证儒学随着建制的消失而成为“游魂”，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历史学者对传统文化式微的忧患之情。

事实上，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儒学的危机，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真正思考儒学在今天的地位、表现，在未来的命运。

一、儒家思想与儒家名教信条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全面影响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一个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思想－社会体系。

对这一体系进行观察、分析、评价的时候，我倾向于把儒学影响下的传统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儒家原始的思想，即从孔孟荀到朱陆王的儒家理论，第二个层面则是儒家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儒家教条、名教信条，这一层面在历史上被称为“名教”、“礼教”、“孔教”、“孔家店”，大致相当于建制化的儒学。

这里的“建制”，不但指国家制度及其运作，也指民间的习俗、习惯、行为规范。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董卫国【摘要】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

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

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

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

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Two typical Confucianism dilemma views of the 20th century are reviewed and compared. In 1960s, American scholar Levinson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Museumiz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had been unable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explain for the modern reality, and had lost their impact in the realistic society. Levinson pointed out that confucianism＇s museumization is the inevitable fate of the conflict of Confucianism＇s humanistic spirit and modem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1980s, another scholar YuYing-Shi put forward ＂Lofty Spirit＂ theory, which focuses on the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research＇s divorce from the reality. This leads to that, Confucianism exists only as the theoretical form of knowledg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eliminary reflects on the source of Confucianism dilemma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It argues that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Confucianism does not conflict with modem industrial society; on the contrary, it is suitable to provide culture resources for solving the alienation problem brought by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Renaissance of Confucianism depends on both the academic research＇s breakthrough in Confucianism research as well as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construction.【期刊名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33)001【总页数】6页(P64-69)【关键词】儒学;现代困境;“博物馆化”说;“游魂”说;复兴【作者】董卫国【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碰撞以来，作为传统文化骨干的儒学逐渐陷入困境，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摘要】余英时对儒学的21世纪前景表示忧心，认为儒学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地位，但面临着挑战。

他指出，如何应对儒学的前景问题是当务之急。

余英时认为儒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其他学者也对儒学前景发表不同看法，有些持乐观态度，认为儒学仍有发展空间；有些则认为儒学面临着严峻挑战。

结论部分指出，儒学在当今社会中仍具有重要性，未来应该注重儒学的传承与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余英时提出了一些对儒学前景的建议，希望能够引导儒学走向更好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儒学, 余英时, 21世纪前景, 社会地位, 挑战, 应对, 看法, 学者观点, 重要性, 发展方向, 建议1. 引言1.1 余英时：为儒学的21世纪前景忧心余英时是当代著名儒学学者，他对儒学的前景深感忧虑。

在21世纪这个信息爆炸、多元文化碰撞的时代，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代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余英时认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今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困境和挑战。

他对儒学的未来充满担忧，希望能够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找到更好的出路。

在这个背景下，余英时持续关注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地位和发展趋势，不断思考如何应对儒学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提出了自己宝贵的见解和建议。

在儒学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中，余英时对儒学前景的忧虑和期许，展现了一位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责任与担当。

2. 正文2.1 儒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儒学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儒学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许多人通过学习儒学来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品德，认为儒学是塑造良好人格的重要途径。

儒学在教育领域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许多学校将儒学的经典著作作为必修课程，希望通过传授儒学思想来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

儒学的价值观念也在政治、法律、商业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余英时的“儒学情结”
路则权
【期刊名称】《兰台世界：上半月》
【年(卷),期】2013(000)007
【摘要】余英时是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名家。

他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著述等身,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

对于余英时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尽管说法各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具有浓厚的＂儒学情结＂。

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具有如此情怀？我们认为导致这一思想趋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总页数】2页(P110-111)
【作者】路则权
【作者单位】中国孔子研究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
【相关文献】
1.余英时的“儒学情结” [J], 路则权
2.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J], 李如涛;唐玉
3.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J], 李如涛
4.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J], 贾未舟
5.余英时现代儒学论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评析 [J], 周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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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9-21［作者简介］田文军（1948-），男，湖北鹤峰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魏冰娥（1979-），女，湖北监利人，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学术界曾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形式开展“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

这一课题研究因应“文革”以后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化讨论热潮，拓展了在中国现代哲学史视阈内对“现代新儒学”的探讨，同时，也关联到新世纪学术界对儒家学说研究的继续与深化。

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作一些具体回顾，重新审视课题组积存的学术成果，回溯课题研究引发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思考，将有益于我们今天继续儒家学说的研究，思考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

一、“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缘起与背景“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立项始于1986年。

课题组负责人为方克立先生与李锦全先生。

1997年，方克立先生接受学界采访，曾回顾“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十年”。

按照方先生的回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立项的具体时间为1986年11月，立项时即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

1992年初，“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继续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并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结题的时间推算，这一课题研究延续了十年之久。

方克立先生曾说，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中提出问题和开始起步的。

从“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立项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符合实际。

大陆学术界将“现代新儒学思潮”作为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确实与当时国内轰轰烈烈的文化讨论以及人们在文化讨论中对海外“现代新儒学”的接触和了解联系在一起。

但是，今天，我们再回顾“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立项的缘起，除了肯定课题研究立项时具体的时代条件，还应当肯定“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实际上是近百年来人们探究评断儒家学说价值的继续。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的全文及笺注余英时著沈广达注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

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

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

《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

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

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

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

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

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3），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

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4），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

“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

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

像清代戴震（5），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6），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7）；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现代儒学的困境自19世纪中叶以来。

中国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之下开始了一个长期而全面的解体过程。

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

为什么儒学的困境和社会解体的程度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这首先要从儒学的性质说起。

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畴之内。

在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每一角落。

儒学决不能限于历代儒学经典中的教义，而必须包括受儒家教义影响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制度化的生活方式。

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的制度开始崩溃。

在全面社会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是最早崩溃的一角，紧接着便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全面动摇。

从戊戌政变到“五四”不过二十年，但这二十年间中国传统制度全面瓦解已表面化。

从家族婚姻、乡里、学校各种制度到风俗习惯，其中已没有任何一部分是可以站得住的了。

“五四”全面反传统的运动便是在这种形势下逼出来的。

“五四”又号称“新文化运动”，其实所谓“新文化”即是西方文化，而以“民主”与“科学”为其主要内容。

儒学则在这一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反传统的最主要对象。

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经死亡了。

儒学将从此成为“游魂”呢，还是要“借尸还魂”？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它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

没有社会实践的儒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即使在道德领域内，儒学的真正试金石也只能是在实践中所造就的人格，即古人所说的“气象”或“风范”。

如果儒学仅仅是发展出一套崭新而有说服力的道德推理，足以与西方最高明的道德哲学抗衡，然而这套推理并不能造就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典范。

那么这套东西究竟还算不算儒学恐怕总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

在传统时代，到处都可以是儒家“讲学”之地，不必限于书院、私塾、明伦堂之类地方，连朝廷之上都可能有经筵讲座。

儒学“游魂”的当代状况儒学游魂的当代状况发布时间2019-7-8作者陈愚——读余英时先生著《现代儒学论》之后在传统中国，儒学全面地安排着人间秩序，由于儒学本身就重述而不作，身体力行，以立德、立功为上，是一种实践的学说，而且，儒学自汉以后被定为正统一尊，并建制化加以推行，在两千年的传播、积淀中，儒学深入地深入国家制度、社会习惯之中，全面地构建了传统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与思想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先后遭遇到到家、佛家思想观念的冲击，但这种冲击最终不但没有对它造成真正的威胁，反而使儒学得到更进一步发展。

直到第三次冲击——西方思想的冲击来临，儒学才遇到真正的危机。

由于儒学的根，它的实践基础主要在民间社会与建制，因此，我们看待儒学的现代状况，便更重要的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儒学的实际遭遇，对儒学这样贴着历史行走的哲学，不能不顾历史事实，从观念到观念，空对空地进行语言游戏与逻辑游戏。

几十年来，对儒学形而上的讨论可谓煌煌大观，虽有海外新儒家的精彩发挥，但整体成果有多少是有目共睹的。

余英时先生的《现代儒学论》从形而下的历史角度，揭示了儒学在现代遭遇的困境，以传统建制的消失揭示儒学的毁灭性危机，论证儒学随着建制的消失而成为游魂，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个历史学者对传统文化式微的忧患之情。

事实上，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儒学的危机，只有回到历史，我们才能真正思考儒学在今天的地位、表现，在未来的命运。

一、儒家思想与儒家名教信条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全面影响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一个儒家思想主导下的思想－社会体系。

对这一体系进行观察、分析、评价的时候，我倾向于把儒学影响下的传统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儒家原始的思想，即从孔孟荀到朱陆王的儒家理论，第二个层面则是儒家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儒家教条、名教信条，这一。

【关键词】儒学/教化/文化意识/现实载体/民间儒学/文脉/血脉/顺取逆守一、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反思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都沉浸在文化激进主义或反传统的状况中。

余英时先生在一篇题为《现代儒学的困境》（1988年）的文章里，对现代儒学的境况做出这样一种判断：儒学在现代已经魂不附体，失去其寄身之所而成了一个“游魂”。

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也提出他的“博物馆说”，认为儒学已经进入历史，仅仅是一种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正因为它已成为陈列品，才能保存下来。

这两个说法，当时在中国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学者都对儒学的现代命运持一种悲观的态度。

但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了解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北大的张颐武教授提出一个说法：对传播中国文化来讲，一万个孔子比不上一个章子怡。

此话一出，立即引发了激烈的网络争论，而绝大多数人对之持批评态度。

当然，张教授的说法有其自身的语境，我们不去评说。

但这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这样一个形象或人格标志，开始表示认同。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代表其文化价值的标志。

但是，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却把两千多年自身文化的这一人格标志打倒并踩在脚下。

这一争论表明，中国人已开始回归对孔子这一文化人格标志的认同。

另一个例子是“于丹热”。

这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

近几年，包括儒学在内的古典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学术明星。

不同类型的明星，代表不同时代的精神取向。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明星。

比如，抗战时期的明星就是抗日民族英雄。

时期的明星，是像王洪文一类的造反派。

在我们这个人欲横流、物质享受至上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术明星，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现象。

它说明，经过一百年的思考，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已经开始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