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

余英时语录余英时语录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许多人都接触或是使用过一些比较经典的语录吧，语录是不讲求段落、内容间联系的一种文体。

语录的类型多样，你所见过的语录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余英时语录，欢迎大家分享。

1、鲁迅的长处是深刻。

所谓深刻是能够发现更深在的根源。

但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

陈寅恪和鲁迅，到底哪个深？纯负面的不可能是深刻的。

2、冯友兰的天地境界纯粹是幻觉。

3、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以后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正开始向现代的公民社会转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在随着这个转化而不断的调整。

——余英时《中国情怀》4、道着发比在一尺，魔着发比在一丈。

道能制魔看对向实我那利了，不必企望走会和大也有魔。

社还多格起不能通体透明，不能夫和不走会自能意。

如果太自能意，看对太利我自能聊了。

——《余英时访谈录》5、家庭解体是社会解体的主要标志。

熊十力都讲家庭是万恶之源，很让人感到意外。

家庭没有了，教育没有了，宗教没有了，社会靠什么存在？社会解体，如何整合？社会不能整合，文化整合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关键在于一个良性社会的建立。

所谓良性也是相对的，主要是要有一个公民社会，而不是追求人间天堂。

近代以来不断追求人间天堂，结果是一大灾难。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道能制魔就行了，不必企望没有魔。

社会不能通体透明，不能都满意。

如果太满意，就太无聊了。

李商隐的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如果每个人都不死，那是最大的悲哀。

所以中国神话中，有人成了仙，仍然不肯上天，要留在地上。

6、中国历史的特点，主要是各个新兴的'王朝都不去刻意破坏原有的民间社会。

有民间社会，就有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

有了民间信仰，你所担心的传统传衍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民间信仰是最无害的。

因此打烂菩萨，再愚蠢不过。

我在日本，看见各种古怪的信仰都有，但日本何尝不能现代化。

信仰问题只能听其自然演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专好破迷信，其实自己信仰的所谓“科学的”一切比民间迷信还要幼稚。

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三年前，闻知余英时先生正在撰写有关朱熹的历史世界的著作，而且已经完成十余万字，颇有惊喜之感。

然而数年之间，未见出版，中心期盼甚切。

今年夏天，此书终于出版，题名为《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全书上下两册，共计长达一千余页，可谓鸿篇巨制。

余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家，而我个人曾就朱熹思想和宋代道学的研究下过一些功夫，故余先生此书对我的吸引，是可以想见的。

我收到此书后，细读一遍，获益不少。

此书在朱子研究方面已属第一流的造诣，在宋史研究领域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其所关联的儒学研究、道学史研究、士大夫文化研究诸方面，皆别开生面，创获实多。

因此本书的内容及其主要论点，亟须介绍给学界，以促进相关的研究和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由于本书尚未在大陆出版，所以我的这篇介绍和述评略为详细；又由于余先生书中对各部分内容往往都有清楚的说明，故我的叙述中难免有“寻章摘句”的地方，这是先要说明的。

一、朱子的“历史世界”读过余著之后，很自然地联想起钱穆先生的巨作《朱子新学案》。

钱先生新亚退休之后，已年近七十，积四年之力，作成《朱子新学案》。

余先生早年学于钱氏门下，在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也是以近七十之年，经三、四年的功夫，完成《朱熹的历史世界》。

这两部书的写作各有其不同的因缘，本无交涉；而其同为退休后的力作，又皆以朱子为中心，此种相似令人称奇。

不过，虽然钱、余皆为史学大家，《朱子新学案》和《朱熹的历史世界》也都以朱子为中心，但是二书的主题是全然不同的。

简单说来，钱著的注意力仍在朱子的学术、思想的世界，余著的关注则在朱子的政治、历史的世界，这一区别是耐人寻味的。

这一分别正是余著与传统朱子研究的不同致力处，对历史世界的关注正是余著对于当代朱熹研究的新拓展。

朱熹的研究一向以哲学、思想的取径为主流，这当然是因为朱熹的思想体系庞大，朱熹亦以思想家著称于当时后世。

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的研究，学者一贯重视其“思想世界”。

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2008-5-25傅杰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

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

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

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

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

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

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

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

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

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

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

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

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

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

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

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

余英时：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作者：余英时发布时间：2010-4-9 11:26:21刘再复先生最近六、七年来一直都过著他所谓的“漂流”的生活，在这一段“漂流”的岁月中，他除了文学专业的论著外还写下了大量的散文。

我不但喜欢他的文字，而且更深赏文中所呈露的至情。

读了他的“西寻故乡”散文集，我竟情不自禁地神驰於历史的世界。

“漂流”曾经是古今中外无数知识人的命运，但正因为“漂流”，人的精神生活才越来越丰富，精神世界也不断得到开拓。

仅以中国而论，如果剔除了历代的漂流作品，一部文学史便不免要黯然失色了。

中国第一位大史家司马迁便最早发现了漂流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他不但在“自序”中指出“屈原放逐，著“离骚””这一重要事实，而且还特别将屈原和汉初的贾谊合成一传。

这就表示他已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中国的漂流文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传中既叙其异代而同归的流放生活，又录其在流放中写成的辞赋。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作家的漂流主要有两大类型：乱离与流放。

前者由於战争，後者则出於朝廷的贬斥。

在第一流的文学家中，庾信、杜甫、陈与义代表第一类，屈原、韩愈、苏轼则代表第二类。

和流放相同，乱离也是文学创作的一大泉源。

庾信经侯景之乱，江陵之陷，流落北方，他的晚年辞赋才大放异彩。

故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杜甫如果不是经历了天宝之乱，他的诗的成就，肯定不会那样高。

陈与义也要在靖康之乱以後才能体会到“茫茫杜老诗”的深意。

後人说他“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请益奇壮”（刘克庄语），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再复出生较迟，没有赶上乱杂的时代。

陈寅恪先生在一九四八年底离开北平所咏“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的情况，他是难以真正领略的。

在他初入小学的阶段，乱离已远离中国而去了。

单从这一方面说，再复似乎是很幸运的。

我大约比再复年长十岁，而我的童年的清晰记忆便始於乱离。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再复又可以说是“生不逢辰”。

因为他从入学到入世的四十年间（一九四九～八九）恰好遇到了中国史上一个空前绝後——至少我希望也是“绝後”——的变异时代。

史学家余英时学脉养成一路坎坷余英时（1900年-1964年），中国近代史学家，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

他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之一。

余英时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农民，熟读经史。

在父亲的影响下，余英时从小对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由于家境贫寒，他在早年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通过自学和父亲的指导来研读古代经典。

1919年，余英时考入湖南师范学校，并开始正式系统地学习历史学和哲学。

在校期间，他刻苦努力，沉浸于学术研究中。

192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担任历史系讲师，并继续深造。

他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余英时的学术道路并不顺利，由于他持有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学术立场，多次遭受打击和迫害。

在1932年至1945年的时期里，他曾多次被迫离开教职和学术界，受尽苦难。

期间他曾先后到北京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新疆师范学校等地任教或任职，但都不得善终。

然而，余英时并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不断努力学习和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位重要领军人物。

余英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

他积极发掘和整理历史文献，撰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尤其是他对中国封建王朝的研究，提出了“外塙论”、“时间论”、“六十年周期论”等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不幸的是，余英时在1964年因患肺癌去世，享年64岁。

他的离世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他的学术贡献和精神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

今天，他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位伟大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士的起源：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士最初是武士，进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

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低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

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

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

所谓“突破”是指某一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历史上的处境发生了一种系统性、超越性和批判性的反省；哲学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

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

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春秋时期是古代贵族文化的最后同时也是最高阶段。

初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百家争鸣”的前奏。

礼乐是章学诚认为的古代王官之学，也就是古代学术的总汇。

礼崩乐坏，“道术为天下裂”这一过程即所谓“哲学的突破”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针对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王官之学”而来的。

孔子一方面承继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与意义。

就后一方面言，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

墨子最初也是习礼乐，后来成为礼乐的批判者。

就其批判礼乐言，墨子的突破自然远较孔子为激烈。

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

因为突破的结果是帕森思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显著的集团。

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知识分子的启蒙——黄远庸的《忏悔录》中国传统儒家的“士”并非现代意义上具有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依附于专制君主以“入仕”为人生追求的阶层。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士人“入仕”的链条被斩断，从消极的方面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黄远庸就是最早从传统意义上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典型。

黄远庸（1885-1915），江西九江人，原名黄为基，自远庸，笔名远生。

1905年，20岁的黄远庸进京参加清廷举办的最后一场会试，中进士。

但是，他并没有援例接受清廷的官职，而是到日本留学。

留学回国后，先在邮传部工作，后又从事律师等职业。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黄远庸才脱离官场，从事新闻业，并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著名的政论家。

后又办报，成为“报界之奇才”。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要黄远庸写一篇赞助帝制的文章。

对此，黄远庸感到非常为难。

拖了七八天，后实在被逼无奈，决定远避他乡。

1915年9月3日，黄远庸离开北京。

后辗转到了美国，寓居旧金山。

到了美国，黄远庸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回顾，作了深刻的反省，《忏悔录》就是黄远庸反省的记录，是他一生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一“瞑目委化而后名为死者，非也。

此特形死而已。

近世颇有学者深信灵魂不灭之说”，在篇首，黄远庸即提出了灵魂不灭之说。

然而，既然有灵魂不灭之说，必然也会有魂死之说了。

接着，黄远庸从反面描画了“形不死而魂先死者”的形象:“肢体动作、饮食起居，犹是常人，而块然其精神不复寓焉者是也。

……其人之身，有形而无神。

有如有人白昼见鬼，见有形而不见有身。

又如镜中看花，水中看月。

有花有月，实乃无花无月。

奄然一息，固无真宰之用；沈溺不返，戚戚焉亦绝非超然象外者也。

”这里，黄远庸并没有引出社会不朽论与社会责任的概念，但是已经为之埋下了伏笔。

那么，一个人怎么才能灵魂不灭呢？黄远庸认为，首先要不为“形役”，要自由。

黄远庸承认自己是为“形役”之人，他说:“余乃以身为形役之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