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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卷㊀第１１期长㊀春㊀大㊀学㊀学㊀报Ｖｏｌ.２９㊀Ｎｏ.１１㊀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ｖ ２０１９㊀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０７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ＷＱＮ２０１７１３)作者简介:李妍(１９７８－)ꎬ女(朝鲜族)ꎬ辽宁抚顺人ꎬ讲师ꎬ博士ꎬ主要从事中日语言对比㊁教育学㊁日本辞书研究ꎮ日本中世古记录中的中国辞书以«言继卿记»为例李㊀妍(辽宁大学日语系ꎬ沈阳１１０１３６)摘㊀要:辞书作为学习语言的工具书ꎬ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是学习者的必备品ꎮ日本镰仓 室町时期ꎬ印刷术尚未普及ꎬ各类书籍仍以传抄为主ꎬ对于汉书这种 珍品 ꎬ丢失破损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ꎬ因此很多文人养成了借阅汉书时留下简单 记录 的习惯ꎬ以备不患ꎮ如今ꎬ这些 记录 已成为了解域外汉书传播路径的第一手史料ꎬ也为研究域外汉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角ꎮ关键词:日本中世ꎻ«言继卿记»ꎻ中国辞书中图分类号:Ｈ３６６ꎻＨ１６４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９０７(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４５－０４㊀㊀平安时期ꎬ日本模仿汉字自创了假名ꎬ文字的诞生引发了人们对辞书的需求ꎬ辞书的编纂也逐渐提上了日程ꎮ据«日本书记»记载ꎬ天武天皇(在位时间为６７３ ６８６年)曾在６８２年编纂了«新字»ꎬ但此学说尚无确凿的物证ꎬ因此也无法辨认真伪ꎮ日本现存最早的辞书是８３０年空海和尚模仿中国字书«玉篇»减缩而成的«篆隶万象名义»ꎮ虽然只是中国辞书的简约版ꎬ但小小的辞书已大大提高了日本人的汉文学习效率ꎬ日本人从此一发不可收ꎬ继«篆隶万象名义»后从中国相继引进了«尔雅»«切韵»«一切经音义»«说文»等等ꎮ随着假名的普及ꎬ日本人开始尝试在中国辞典上用假名标注读音或进行批注ꎬ这种尝试促成了汉和翻译辞典的问世ꎬ«新撰字镜»(８９８ ９０１)㊁«类聚名义抄»㊁«色叶字类抄»等等都属于此类翻译型字书ꎮ镰仓 室町时期ꎬ传入日本的中国辞书种类繁多ꎬ不仅有字书㊁韵书ꎬ还有类书ꎬ例如«尔雅»«切韵»«一切经音义»«说文»等等ꎮ这些中国辞书对日本辞书编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ꎮ与中国辞书大多由有识之士受命于皇帝诏令共同编辑成书不同ꎬ日本辞书主要以单体编辑居多ꎬ传播方式以手抄为主ꎬ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木板印刷技术被广泛推广的江户时期为止ꎮ镰仓 室町时期ꎬ中国辞书是怎样在日本流传推广并被日本人接受的呢?本文以«言继卿记»为例ꎬ通过真实史料ꎬ深入挖掘中国辞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ꎬ旨在全面了解两国的辞书交流文化史ꎮ１ «言继卿记»的作者及主要内容山科言继(１５０７年６月６日 １５７９年３月２８日)是日本战国时期的著名贵族山科言纲之子ꎮ山科家族原为藤原北家四条家的一支ꎬ山科家族主要从事有职故实㊁演奏宫廷曲乐㊁医术制药等等ꎮ家门兴旺时家格为羽林家ꎬ但１５４８年５月由山科家族代代相传的山科庄被室町幕府强制掠夺后ꎬ家道渐渐没落[１]４３ꎮ山科言继除了继承家业以外还在和歌㊁中医㊁蹴鞠㊁双六㊁酒宴方面都显示出非凡的才华ꎮ山科言继代表作有«言继卿集»«拾翠愚草抄»«权大纳言言继卿集»３部诗集及日记«言继卿记»ꎬ其中«言继卿记»最为著名ꎮ«言继卿记»记录了山科言继１５２７年至１５７６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日常生活ꎬ详实地记录了山科言继与贵族㊁大名之间的日常往来ꎮ此外ꎬ日记中还有山科言继为他人诊断病情的各种病历ꎬ因此被看作是日本现今的最早的病历ꎮ山科言继学识渊博ꎬ通晓汉文ꎬ善于交际ꎬ身边有诸多崇尚汉文的贵族朋友ꎬ借阅传抄汉籍的活动频繁ꎬ«言继卿记»里都详细地记录了何时何地借阅了哪本汉籍ꎬ有些还具体到册数㊁相关人物等ꎮ«言继卿记»是以汉文记录的私人日记ꎬ每篇日记都由时间㊁天气情况㊁主要内容组成ꎬ因此可信度较高ꎬ是一部了解日本中世贵族生活的珍贵史料ꎮ２㊀«言继卿记»中提到的中国辞书此次调查使用由日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出版发行的«言继卿记»ꎬ全书共６册ꎮ本文截取«言继卿记»中涉及到中国辞书的主要部分ꎬ表记改为日本常用汉字ꎬ并将所收集的资料以中国辞书名称进行归类ꎻ具体的日记根据记录时间依次排序ꎬ为方便理解ꎬ日本年号后用 () 标出对应的公历年ꎬ辞书名称下加 ═ ꎮ２.１㊀«广韵»(１)天文二年(１５３３)九月十八日戊午天晴青門へ昨日申請候広韻持参ꎮ[２]２５４(２)天文二年(１５３３)十一月三日辛丑天晴種善軒被上候㊁広韻二冊㊁被借候㊁祝著㊈㊈ꎮ[２]２６６(３)天文十四年(１５４５)三月十三日乙亥廃巳四時分小佑今日後白川院御忌月之間㊁長講堂へ御倍膳に参㊁共大澤掃部助㊁澤路牋九郎㊁井上将監㊁小者両人等也㊁祐金上人参宮云㊈㊁宗金㊁宗清等出㊁入麺にて盃二出了㊁及数盃㊁御承仕清厳参了㊁次法住寺へ参㊁御倍膳如常㊁衣冠具持於御寺着用了㊁路次步行㊁五條於北御門㊁広韻信部三册㊁感得三十銭候了㊁祝着㊈㊈ꎮ[３]２１０(４)天文十四年(１５４５)三月十五日丁丑雲従申刻雨降左伝句解本㊁自五條持来之間㊁六十文に感得之㊁先日之広韻同所也ꎮ[３]２１１(５)永祿七年(１５６４)二月四日丁醜天晴時正織天一西及黃昏自高辻広韻被借之㊁上下両冊遣之ꎮ[４]６１９(６)天正四年(１５７６)八月八日戊辰天晴五墓日一条殿へ参㊁与州御庄子名字切之事被仰之間㊁韻鏡 聚分韻 広韻等持参㊁名字切之事被仰之㊁御雑談移刻㊁御酒賜之ꎮ[５]１９７２.２㊀«玉篇»(大广益会玉篇)(１)大永八年(１５２８)二月五日丁未天晴一昨日借候柳原之玉篇㊁今朝返候了ꎮ[２]１０２(２)天文十三年(１５４４)四月廿五日癸已巳刻より佑寐従徳大使者有之間㊁以次先度之玉篇三冊返遣了ꎮ[３]７９(３)永禄元年(１５５８)闰六月十二日㊀戊午㊀天晴勧門へ参㊁竹門以下碁 将棊有之㊁同倉部参㊁玉篇 聚分持参ꎮ[６]１１１(４)永禄元年(１５５８)七月三日㊀戊寅午時夕立勧門今日御帰寺之由之間㊁御暇乞二参了㊁同玉篇三帖 金将棊馬等被返下了ꎮ[６]１１９(５)永祿十三年(１５７０)九月廿三日戊子天晴十方暮讃岐将監忠季来㊁予玉篇之唐本裏打出来持来㊁祝著了ꎮ[７]４４８２.３㊀«韵府»(１)天文十九年(１５５０)九月廿四日甲寅天晴吉田取次㊁韻府十冊㊁沽却之本到㊁三十疋半に申定㊁代先十疋遣之了ꎮ[４]９１(２)永祿元年(１５５８)四月六日甲申天晴自今日十方暮長橋局ニ預置之韻符(’府」の誤字)十巻 袖中抄五巻㊁以上十五巻取寄之ꎮ[６]６３２.４㊀«韵镜»(１)大永八年(１５２８)二月十八日庚申天晴下河原殿㊁伏見殿へ御時に御なり候間㊁予可罷帰候処に㊁東坊城小漬こしらへ候由被申候㊁雖斟酌候㊁色㊈被申候間逗留仕候㊁雉汁にて朝飯以後㊁韻鏡之事共習候了㊁九時分に罷帰候ꎮ[２]１０７(２)天文元年(１５３２)四月廿四日壬寅天晴坊城に韻鏡本借用㊁則立筆候了㊁倭玉篇三册㊁被返候了ꎮ[２]１８２(３)天文元年(１５３２)五月十二日庚申㊀天晴彼韻鏡之本㊁一校加朱点了㊁則返遺候了㊁同序奥書未写候間㊁借用候了ꎮ[２]１８６(４)天文元年(１５３２)五月十三日辛酉天晴東坊城へ韻鏡序返遣了ꎮ[２]１８６(５)天文元年(１５３２)六月十日丁亥天晴予韻鏡表紙出来㊁則靑門禦在京之間㊁禦門迄持参㊁外題申入候㊁則出来㊁祝著㊈㊈㊁次詩歌三枚㊁申入候了ꎮ[２]１８９(６)天文五年(１５３６)二月十二日戊戌天晴極﨟息女明日参触侍㊁仍名字之事被申候６４长㊀春㊀大㊀学㊀学㊀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第２９卷間㊁数五切付虔候㊁韻鏡本借用藏人㊁次藏人来之間㊁一册羮虔了㊁次從廣橋本之用太刀被借用候間虔候ꎮ[２]３６１(７)天文十三年(１５４４)六月廿三日庚寅佑寐高辻被申候韻鏡之枚頂之一紙遣之㊁則夕方被返候了ꎮ[３]９０(８)天文十九年(１５５０)正月十五日庚辰天晴戌刻悠寐一條殿<右府>㊁韻鏡之一紙之口決被返下了ꎮ[４]７(９)天文二十一年(１５５２)六月廿八日己卯佑寐自巳刻天晴自申刻佑寐右金吾へ罷向㊁若王(子)へ出京也㊁暫雜談了㊁次正親町へ罷向㊁一盞有之㊁次高辻へ罷向㊁韻鏡新寫之本㊁五六枚助筆之事申候了ꎮ[４]１９４(１０)天文二十一年(１５５２)七月四日乙酉天晴未下刻小佑稚高辻に誂候韻鏡㊁被書写到㊁祝着候了ꎮ[４]１９６(１１)天文二十一年(１５５２)七月五日丙戌天晴五墓日未下刻夕立韻鏡之本瀉合畢㊁同表紙懸之ꎮ[４]１９６(１２)弘治二年(１５５６)正月十七日丁丑廃絏夜小佑寐自高辻乱門㊁先日被借用韻鏡之本被返了ꎮ[４]４５７(１３)永禄九年(１５６６)四月十七日戊寅陰土公卯方自仁和寺殿韻鏡之一紙之口伝御借用之間進之ꎮ[７]３２(１４)天正四年(１５７６)八月八日戊辰天晴五墓日一条殿へ参㊁与州御庄子名字切之事被仰之間㊁韻鏡 聚分韻 広韻等持参㊁名字切之事被仰之㊁御雑談移刻㊁御酒賜之ꎮ[５]１９７«言继卿记»里出现的中国辞书有«广韵»«玉篇»«韵府»«韵镜»ꎬ与其相关的记录共２７条ꎬ其中«韵镜»条数最多ꎬ«韵府»条数最少ꎻ借阅传抄的起止时间为１５２８ １５７６年ꎬ２７条记录里有２２条集中在１５２８ １５５８年ꎬ也就是山科言继２１岁 ５１岁之间ꎬ余下５条按辞书的排列顺序ꎬ分别记于山科言继暮年的５７㊁６９㊁６３㊁５９㊁６９岁ꎮ«广韵»«玉篇»«韵府»«韵镜»中ꎬ«玉篇»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ꎬ影响力也最大ꎮ«玉篇»是５４３年顾野王编纂的汉字字典ꎬ也是我国第一部汉字字典ꎬ现在仅存若干残卷也保存在日本ꎮ«玉篇»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不详ꎬ但对日本的辞书编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ꎮ例如«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ꎮ«篆隶万象名义»是由弘法大师空海在８３０年编纂的ꎬ是迄今为止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汉字字书ꎮ全书共３０卷６贴ꎬ全书收录１.６万多个汉字ꎬ汉字以部首分类ꎬ汉字的分类及排列与«玉篇»有所出入ꎬ但大致相同ꎮ«篆隶万象名义»虽说只是一部字书ꎬ但它的问世拉开了日本辞书编纂的序幕ꎬ«篆隶万象名义»之后ꎬ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字书㊁韵书㊁类书等等ꎮ«新撰字镜»是由昌住在８９８ ９０１年编纂的日本历史上第一本汉和字书ꎬ全书收录２万余字并根据部首分类ꎬ部首按其字义进行二次分类ꎬ汉字标有日语读音ꎮ«新撰字镜»里三分之一的内容取自«玉篇»ꎬ«新撰字镜»的体例对后世日本辞书体例影响很大ꎬ例如后期的«倭玉篇»«字镜»大都效仿了«新撰字镜»的编纂体例ꎮ«广韵»«韵府»«韵镜»３部皆为韵书ꎬ其中«广韵»在日本的知名度较高ꎬ受到«广韵»影响的日本辞书有«童蒙颂韵»«聚分韵略»等等ꎮ«童蒙颂韵»是由三善为康在１１０９年编纂的韵书ꎮ此书为了汉诗初学者在吟诗作赋时顺利解决押韵等实际问题ꎬ用四字为一句的格式ꎬ把字音相似的汉字罗列出来ꎮ«童蒙颂韵»的前半部模仿«切韵»ꎬ而后半部效仿«广韵»ꎮ«聚分韵略»是由虎関师练在１３０６年编纂的一部字书ꎬ同时也是韵书ꎮ收录的词汇量大约８０００个ꎬ另附诸多单字ꎬ单字的排列方式参照«广韵»ꎬ每个单字都有简略的注解ꎬ方便使用者在作诗时能够准确选择汉字ꎮ«聚分韵略»收录的词汇首先按音序排列ꎬ然后再按词义分成１２门类ꎬ这种分类方式在当时无疑是跨时代的ꎮ效仿«聚分韵略»体例的日本辞书有«下学集»«节用集»«尘芥»«温故知新书»等ꎮ«言继卿记»中出现的与中国辞书有关联的２７条记录中ꎬ涉及到的人物有一条殿㊁下河原殿㊁伏見殿㊁高辻㊁东坊城㊁吉田等ꎬ皆为皇族或贵族里的有识之士ꎮ其中与高辻直接相关的有５条记录ꎬ占总数的五分之一ꎬ是记录里所有涉及的人物中记录条数最多的一个人ꎮ高辻家族本姓菅原ꎬ家祖为菅原道真的后裔是纲ꎮ高辻家族世代继承宫廷的 文章博士 ꎬ负责纪传道ꎮ 纪传道 是日本古代律令制度下在大学寮教授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史的一种学科ꎬ负责 纪７４第１１期李妍:日本中世古记录中的中国辞书 以«言继卿记»为例传道 的教师叫做 文章博士 或 纪传博士 ꎮ因此ꎬ高辻家族的人也被历代天皇选为侍读ꎮ是纲的曾孙为长官至正二位之后ꎬ高辻家族的后代就被授予公卿名号ꎬ南北朝时期的高辻长衡被任命为辨官ꎬ长衡的曾孙继长被任命为权大纳言ꎬ是高辻家族中第一个获得该职位的人[１]４４ꎮ从«言继卿记»中出现的时间来判断ꎬ记录中出现的高辻应该是高辻长雅ꎮ高辻长雅(１５１５年８月２５日 １５８０年９月１０日)ꎬ安土桃山时代人士ꎬ曾任权大纳言ꎬ法名文盛ꎮ长雅聪颖过人ꎬ尤其精通汉文ꎬ少年时期就通过文章得业生的考试ꎬ不到二十就做了文章博士ꎬ三十出头就被任命为大学头ꎮ高辻家族代代负责纪传道ꎬ因此可以推断ꎬ长雅精通«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汉籍ꎬ与同样喜好汉籍的公卿山科言继有所交集ꎬ实属正常ꎮ与高辻相关的５条记录中ꎬ１条是关于«广韵»的ꎬ其余４条都是关于«韵镜»的借阅情况ꎮ«韵镜»第(９)条记录里最后一行的大意是 山科言继有一本重新撰写的«韵镜»ꎬ恳请长雅添加五六页新内容 ꎬ一周之后的第(１０)条记录的大意是 得知长雅已为«韵镜»添加完毕新内容ꎬ山科言继的喜悦溢于言表 ꎮ这２条记录的时间都是１５５２年ꎬ当时山科言继４５岁ꎬ高辻长雅３７岁ꎬ已经官至大学头ꎬ山科言继恳请学识更为渊博的高辻长雅为新撰写的«韵镜»加笔ꎬ可见山科言继和顶级学者以及上层人物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ꎬ这些事实也可说明当时中国辞书在日本上层社会的地位及影响ꎮ３㊀结语镰仓 室町时期ꎬ正值日本辞书的高速发展期ꎮ这个时期ꎬ日本除了直接使用中国辞书以外ꎬ也谋求编纂出更适合日本人的 本土 辞书ꎬ其缘由不外乎这些 原装 的中国辞书已不能完全满足日本人的需求ꎬ日本人需要根据自身需求编纂出更适合自己的辞书[８]ꎮ但在摸索前行当中ꎬ«广韵»«玉篇»«韵府»«韵镜»这些老牌中国辞书仍受日本贵族的青睐ꎬ借阅传抄过程中ꎬ这些贵族还会加朱点㊁裱封页ꎬ足见他们对中国辞书的认真与重视程度ꎮ在汉籍弥足珍贵的年代ꎬ为更好地保护汉籍ꎬ不愿使其丢失遗落ꎬ山科言继更会仔细地记下这些中国辞书的借阅时间及具体的册数ꎬ以防不备ꎮ此次调查中出现的一条殿㊁下河原殿㊁伏見殿㊁高辻㊁吉田等ꎬ皆为皇族或贵族里的有识之士ꎬ对日本辞书编纂贡献颇多的这些人频繁借阅中国辞书ꎬ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辞书对日本辞书问世的决定性影响ꎮ参考文献:[１]㊀李妍.ɛ色葉字尽ɑの編纂者について[Ｊ].国语国文(Ｓ０９１０－７５０９)ꎬ２０１２ꎬ８１(１).[２]㊀山科言继.言继卿记:１[Ｍ].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ꎬ１９６６.[３]㊀山科言继.言继卿记:２[Ｍ].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ꎬ１９７２.[４]㊀山科言继.言继卿记:３[Ｍ].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ꎬ１９９８.[５]㊀山科言继.言继卿记:６[Ｍ].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ꎬ１９６７.[６]㊀山科言继.言继卿记:５[Ｍ].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ꎬ１９６５.[７]㊀山科言继.言继卿记:４[Ｍ].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ꎬ１９９９.[８]㊀西崎亨.日本古辞書を学ぶ人のために[Ｍ].京都:世界思想社ꎬ１９９５:２１－２３.责任编辑:柳㊀克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ＪａｐａｎＴａｋｉｎｇときつぐきょうき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ＬＩＹａ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１１０１３６ꎬ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ｏｏｋ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ａｒ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ｉｎａｎ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ｔａｎｙｔｉｍｅ.Ｉ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ＫａｍａｋｕｒａａｎｄＭｕｒｏｍａｃｈｉｐｅｒｉｏｄｓꎬｔｙ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ｓｎｏｔｙｅｔｐｏｐｕｌａｒꎬａｎｄｍａｎｙｋｉｎｄｓｏｆｂｏｏｋｓ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ｐｉｅｄ.Ｆｏｒ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ｓｏｍ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ꎬｍｉ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ｗｏｕｌ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ｒｅａｔｌｏｓ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ｑｕｉｔｅａｆｅｗ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ｈａ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ｈａｂｉｔ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ｉｎｃａｓｅｏｆｌｏｓｓｅ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Ｎｏｗａｄａｙｓꎬｔｈｅｓ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ａｔｈ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ꎬａｎｄａｌｓｏｈａｖ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ａｎｅｗ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ｏｆＪａｐａｎꎻときつぐきょうきꎻ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８４长㊀春㊀大㊀学㊀学㊀报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第２９卷。
LB_■-■第40卷第9期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9月20日Journal of Kaife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ArtVol.40No.9Sep.202020doi:10.3969/j.issn.2096-7853.2020.09.017浅谈日本中世的古辞书李妍（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136）摘要：中国辞典编撰与研究历史已有2000多年，曾先后出现《尔雅》《释名》《康熙字典》等享誉世界的经典。
日本的古辞书从收词范围到体例都深受中国辞典的影响，模仿中也不乏诸多创新之处。
中世是日本古辞书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时代，它是日本辞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节点。
关键词：日本中世；中国辞典；古辞书中图分类号：H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7853（2020）09-0041-02平安时期假名的诞生引发了日本人对辞书的需求，辞书的编纂也逐渐提上了日程。
《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在位时间673—686年）曾在682年编纂辞书《新字》，但此学说因无确切物证而无法考证。
日本现存最早的辞书是830年空海和尚根据中国的《玉篇贓缩而成的字书（篆隶万象名义》。
虽然只是中国字书的简约版，但小小的字书已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这也开启了日本辞书发展的序幕。
我国对日本辞书介绍、理论的研究成果极其有限，潘钧老师的《日本辞书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对日本辞书研究领域最为权威的一本著作，但书中对日本古辞书的介绍较为宽泛，尤其是对日本中世古辞书并未做系统的介绍[1]94-101o基于此，本文将对日本中世古辞书的种类、存在意义等逐一介绍。
一、古辞书的定义及其发展原因在日本辞书发展史上，编纂流布于室町时期之前的辞书被称作古辞书，中世古辞书是指编纂于镰仓、室町时期的古辞书⑵”0。
如果说孩时期是日本辞书萌芽时期的话，那么镰仓、室町时期就是古辞书的高速发展期，而江户时期则是古辞书蜕变为现代辞书的转型期。
日本中世文论高文汉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作者简介】高文汉(1951-)，男，山东兖州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
【内容提要】日本中世时期，文学风格与文学理论呈现多元化趋势。
歌学家藤原俊成倡导“幽玄”美；歌论家藤原定家提出“有心”说；歌僧心敬推崇“冷”、“瘦”、“寂”的歌风与作品；戏剧家世阿弥的能乐论《风姿花传》代表着日本中世戏剧艺术理论的最高水平；五山诗僧虎关师炼仰慕唐、宋诗，其文学观与我国宋代诗学关系密切。
中世文论家大多出身于佛门，佛学思想构成了日本中世文论发展的底蕴。
【关键词】日本|中世文论|多元化|佛学思想【参考文献】[1]曹顺庆.东方文论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2]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日本古代文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关系密切，但又表现出鲜明的日本民族的文学理念与审美特征。
其中世文论上承中古，下启近世，在日本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众所周知，日本古代文学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日本人学习、借鉴中国文学样式直接用汉语创作的汉文文学；一是日本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创作的和文文学。
由于日本古代没有文字，所以日本最早诞生的书面文学是汉文作品。
现存最早的日本汉诗是大友皇子于天智七年(668)创作的五言诗《侍宴》。
这时，我国已进入繁荣统一的唐代。
日本人仰慕大陆文学，从中国文学中汲取了大量营养。
同时，在中国诗学理论的影响下，日本文人借鉴或直接借用中国文学的批评方式、概念等，首先在汉文文学系统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评价体系，然后融合日本本民族的审美意识，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和文文学理论和价值标准。
日本中世时期(镰仓?室町时代，1192-1603)，贵族式微，武士执柄，没落贵族、寺院僧侣、新兴武士与町人纷纷登上文坛，文学风格呈现多元化趋势。
在意识形态领域，传统神道始终流淌在日本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由域外输入的儒、佛、道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浸润同样不可低估，尤其是佛教的无常观，对17世纪前的日本文学的影响极为明显，而儒学思想对江户文学的影响非常广泛而深刻。
镰仓?室町时代的400年间，即中世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害不断，百姓苦不堪言。
这期间，净土宗、日莲宗，尤其是禅宗等新兴宗教盛行，佛教思想深深地扎根到民众的精神生活之中，随之诞生了由僧人、隐士为创作主体的随笔(如《徒然草》、《方丈记》等)、说话文学(如《宇治拾遗物语》、《沙石集》等)以及五山汉文学。
同时，承久之乱(1221年)以后，公卿势力衰退，上层武士作为文化贵族慢慢占据统治地位，符合武士的审美情趣，并得到武士政权支持的戏剧文学——能乐、狂言应运而生，以武士为题材的军事小说《平家物语》、《太平记》等也十分繁荣，新兴的武士文学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藤原俊成的和歌论《古来风体抄》、藤原定家的“有心”说、世阿弥的能乐论《风姿花传》、正彻的歌论?歌话《正彻物语》、心敬的连歌论《私语》以及五山诗僧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等构成了中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主线。
就整个中世而言，新旧思想交错，公卿、武士、僧人文学异彩纷呈，但究其底蕴，无论何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有些甚至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中世初期的二三十年间，文坛复古思想明显，和歌依然兴隆，元久二年(1205)，源通具、藤原定家等人奉诏编定了第8部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
其歌风重视修辞和表现技巧，笔致纤巧细腻，所咏内容相当丰富，许多作品散发着古典艺术美的馨香，飘溢着体味不尽的余情和余韵，形成这种歌风的核心理念是藤原俊成的“幽玄体”及其子定家的“有心”说。
歌著名人藤原俊成(1114-1204)曾在朝为官，累官至正三品。
由于当时无常观与厌世思想弥漫于贵族社会，加之63岁时一度患病，遂辞官出家。
翌年，歌坛长老藤原清辅辞世。
此后，藤原俊成一直被尊为歌坛领袖，直到91岁谢世，其间，培养了包括其子定家在内的许多优秀歌人。
俊成一生著述颇丰，除《古来风体抄》外，另有《俊成家集》、《万叶集时代考》、《古今问答》等传世，更有和歌400余首入选《新古今和歌集》等敕撰集。
《古来风体抄》共两卷。
初撰本(上卷)著于1197年，再撰本(下卷)完成于1201年，都属于俊成晚年的作品。
中年以后，俊成作为评定作品优劣的“判者”，经常参加赛歌会，留下了许多评语。
这部歌论就是他一生从事创作以及评歌、论歌的实践总结。
他认为日本首部和歌总集《万叶集》是日本和歌表现的原点，是抒情的故乡，首部敕撰集《古今和歌集》则基本形成了和歌的独特美。
当代歌人应该把自己置于歌学的传统之中，而和歌的这种传统犹如佛门《天台摩珂止观》的金口相承，万古不易。
今人应该了解和歌的历史，尤其应该了解和歌的“姿、词”变迁，了解在其变迁中保持永恒不易的普遍意义上的美的诸相。
歌人只有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牢固地确立发现这种普遍美的主体性，才能创作出“风体幽玄”的上乘之作。
俊成倡导的“幽玄”已与壬生忠岑等中古歌人之说有所不同，他努力使和歌的传统美进一步内潜、深化，旨在寻求一种深邃、静寂的氛围和意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韵味清幽、余味绵长的复合性情调美。
同时，他强调和歌的声调，视其为和歌的生命。
在《古来风体抄》中，他说：“凡歌者，颂于口咏于言也，故应有艳丽而幽古之声。
”其子定家不仅继承了他的这些观点，而且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歌学理论。
藤原定家(1162-1241)，中世歌坛的代表性歌人，古典文学研究家，正二品权中纳言。
初名光季，后易名为季光，再改为定家。
1233年出家，法名明静。
现存和歌4000余首，其中400余首入选《千载集》、《新古今和歌集》等敕撰和歌集，著有歌论《近代秀歌》、《每月抄》、《咏歌之大概》和和歌研究《三代集之问事》、《万叶集长歌短歌说》以及汉文体日记《明月记》等。
《近代秀歌》为书信体歌论，内容共分3部分：为了阐明新古今歌风的特色、形成过程等，定家首先概述了《古今和歌集》以来的和歌发展史；第二部分为颓废的歌坛现状；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改变这种现状的建言，主张“词慕古，心求新，姿冀高，仿宽平以往之歌，则佳作自得。
”作为“慕古”的具体做法，他认为可以有意识地借用古人的词语，试作“拟古歌”。
在《咏歌之大概》中，他就自己的歌学理念进一步解释说：“情以新为先，词以旧可用，风体可效，堪能先达之秀歌。
”同时指出：歌人必须熟读“三代集”(《古今集》、《后选集》、《拾遗集》)、《伊势物语》以及《白氏文集》等；词应用“先达之所用”，“风体”应以先贤佳作为依归。
概言之，“和歌无师匠，只以旧歌为师”。
《每月抄》(1219)又名《定家卿消息》、《和歌庭训》等，定家在书中将歌体归纳为10种。
其中，又以“幽玄体、会心体、丽体、有心体”4种为基本歌体。
但“十体之中，有心体最代表和歌之精神”，“不用此体，绝咏不出佳作。
兼之，有心体含摄其余九体。
幽玄体必须有心，品高体亦必须有心。
其余诸体，概莫能外。
”他认为，咏歌的关键不是表现形式和内容，而是创作主体能否“凝心于一境”，“以心为体”。
只有作者全身心地专注于所咏对象，凝神谛视，内省弛思，才能产生丰富的意象，幻化出神秘而超越现实的象征性世界，创造出情调性的艳丽美。
关于“心”与“词”的关系，定家主张：心为先，词次之。
最好心、词兼顾，因为二者犹如鸟之双翼。
至于词的性质，他认为：词单独存在时，无好坏之分，“惟连缀入歌，始见优劣”。
因此，遣词须“丽而正”。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定家歌学的核心理念是“有心”，同时也重视其父倡导的“幽玄”以及“丽体”中所包含的柔和与艳丽，总体追求的是一种“心深”、“姿高”、词巧、情溢于言外的冶艳美。
连歌流行于日本南北朝(1336-1392)以后，二条良基作为北朝的最大政治家，对促进连歌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后，连歌一度衰微。
心敬等的出现，使连歌再度中兴。
心敬(1406-1475)，初名心惠，连歌作者、歌人。
师从正彻近30年，受其熏陶至深。
30岁以后，曾罹病数年。
疾病的折磨，使其备感人生无常。
因此，他在阐述自己的歌学理论时，常运用佛学理论及其思维，强调以天台宗的心地修行之法为歌学求道之缘，并率先把同时代优秀歌人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歌学意识挖掘、整理出来，从而将中世的歌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私语》和《老年絮语》是心敬连歌论的代表作。
两书的观点基本一致，后者删繁就简，颇像前者的缩写本。
《私语》又名《私语抄》、《私语集》。
作为问答体连歌论，心敬在《私语》中就连歌的主要方面，诸如审美论、风体论、表现论、修业论等60余项内容展开了论述。
其立论的基本点是将和歌、连歌与佛学视为一体，从而深化了歌学的理性思考。
心敬也将幽玄体视为最佳歌体，但是他主张的幽玄，以“冷艳”美为基调，以余情表现为根底。
他认为，作为作家，应该时刻意识到人生的无常，细心地体味大自然循环往复的真谛，心无二志地追求人世间以及自然界的冷艳美，并将其形之于语言，就能自然而然地咏出“冷”、“瘦”、“寂”的作品来。
具体到余情表现，他在《私语》中说：“此道以感情、面影、余情为主旨，应于言外无迹处尽显幽玄之趣旨”；“若问古代歌仙何以入歌，乃枯野之芒草，黎明之残月也。
唯用心于不可言状之处，才悟得冷寂之法。
”关于修业论，心敬特别注意作者的精神修养，强调表现主体应该彻悟于无常，节制私欲，重视伦理；应该交良师益友，接受先哲圣贤之正教；作歌应取法于《新古今和歌集》等古歌。
应该说，心敬对作者人生观的审视，是其歌学的一大特色。
中世时期的中后期，随着庶民势力的上升，民间文学、戏剧、曲艺等相继流行。
南北朝末至室町初期，观阿弥及其子世阿弥在上层武士的支持下，摄取民间杂艺、伎乐、歌舞等的精华，提炼成一种舞台剧——能乐。
能乐又称“能”或“猿乐”，是日本最古老的剧种。
演员戴假面表演，动作以舞蹈为主，佐以念、唱与做工，另有乐队(兼司伴唱)伴奏。
能乐的情节比较简单，一出剧只有一场(单式“能”)或两场(复式“能”)。
题材大多取自古典名著、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等。
唱词称做“谣曲”，主要以七五或七四句韵文连缀古代名歌、名文而成，其中多用双关语或象征性表现。
由于它的这些特点，所以有人将其称之为“诗剧”、“舞剧”或“歌舞剧”。
能乐的曲目，据传有1000余种。
根据传统分类法，一般把它们分为5类。
由于曲目短小，一天演出的顺序也类于此，即第一类作为“第一出能”演出(以下类推)，这类能大多以神话、古代传说为题材，表现祝贺、吉祥等内容；第二类多涉及古代著名的战斗场面，用以表现武将的勇猛；第三类“能”又称“女能”，多取材于平安王朝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哀婉故事；第四类为“狂女能”或“现在能”，主要取材于社会现实，人物多是复仇者、人贩子或因遇到不幸而发疯的女性；第五类大多以武士的勇猛或以高僧作法击退恶魔、凶神或鬼怪为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