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与国家治理体系渐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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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立法权是指具有制定法律、修改法律、解释法律、监督法律实施、审查立法程序合法性、审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协调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其他相关立法活动的权力。
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保章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1.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是立法权的核心内容,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
制定法律需要经过提出立法议案、进行立法辩论、表决通过等程序,以确保法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2.修改法律修改法律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对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
修改法律的程序与制定法律程序类似,需要经过提出议案、进行辩论、表决通过等程序3.解释法律降释法律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对已经颁布实施的法律进行解释和说明。
解释法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和遵守法律规定,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法律争议和推进法律的执行4.监督法律实施监督法律实施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这包括监督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是否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以及监督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规定。
5.审查立法程序合法性审查立法程序合法性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对自身制定法律的过程进行审查和监督。
这有助于确保法律的合法性和公正性,避免出现程序错误或不合法的立法行为。
6.审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合法性审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合法性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和监督。
这有助于确保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避免出现违法或不当的法规。
7.协调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协调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需要考虑到中央与地方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合理分配立法权限和职责。
这有助于保障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发展,避免出现立法冲突或重叠的情况。
8.其他相关立法活动除了上述主要内容外,立法权还包括其他相关活动,如参与国际条约的谈判和签署、制定国际条约的实施细则这些活动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发展而进行的。
立法权的职权内容立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职权,它是国家机关依法制定法律、决议和规章的权力。
立法权的职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立法权的职权内容包括制定法律。
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力的基本依据,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立法权机关通过制定法律,规范社会行为,保障公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
制定法律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其次,立法权的职权内容还包括制定决议。
决议是国家机关对某一具体问题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立法权机关通过制定决议,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国家治理的进程。
决议的制定需要充分调研和论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第三,立法权的职权内容还包括制定规章。
规章是国家机关对法律的具体细化和补充,是法律的具体实施细则。
立法权机关通过制定规章,进一步明确法律的具体要求,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
规章的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和社会需求,确保规章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立法权的职权内容还包括修改和废止法律、决议和规章。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原有的法律、决议和规章可能需要进行修改或废止,以适应新的情况和需求。
立法权机关通过修改和废止法律、决议和规章,保持法律体系的完善性和时效性。
最后,立法权的职权内容还包括解释法律、决议和规章。
法律、决议和规章的解释是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
立法权机关通过解释法律、决议和规章,明确法律的具体含义和适用范围,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总之,立法权的职权内容包括制定法律、决议和规章,修改和废止法律、决议和规章,以及解释法律、决议和规章。
立法权的行使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保障公民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立法权机关应当依法行使职权,确保法律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学习体会)作为一个AI助手,我没有亲身经验和个人学习体会,但是我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关于完善和发展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一般观点。
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 加强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上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构建起科学合理、制度完备的法律体系。
这需要注重公正、透明和预测性,通过改革和完善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
2. 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要提高效能和透明度。
通过加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决策制度化,增加政府公信力和效能。
3. 建立健全法治体系: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要加强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保障公民权益和社会公正。
4. 推进依法行政: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由依人治向依法治转变,建设法治政府。
这既涉及到政府机构的改革,也涉及到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5. 增强社会参与和治理能力:治理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要加强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参与,形成多元化的治理格局。
通过社会参与来促进民主决策、监督政府行为,增强社会的自我治理能力。
6. 强化权力监督和反腐败工作:权力监督是保证国家治理正常运行和权力不被滥用的重要机制。
要建立健全权力监督的制度体系,加强对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监督。
同时,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建立起全方位、多角度的反腐败工作机制。
这些只是完善和发展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一些方面,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其他具体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和改进。
通过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和人民幸福生活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原标题:国家治理体系应包括五大基本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治理”思想首次进入国家高层文件,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总方针和行动纲领,意义十分重大。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总目标是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部分构成,明确和理顺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推进深化改革的逻辑起点。
“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的目的和结果,要想实现真正的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合法、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一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由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五大体系构成,但这种纵向治理体系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各自为政、部门化的思路,无法从根本上建构起系统、整体、协同的治理格局。
根据全球“治理”思想精髓、世界发达国家治理实践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五大基本内容。
治理结构体系:“党、政、企、社、民、媒”六位一体。
治理结构解决的是“治理主体是谁”“治理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两大问题。
首先,要有多元化、负责任的治理主体。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结构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混合型市场企业(国有、私有;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跨国企业、本土企业等)、各类社会组织(科技型、公益型、服务型等;全球型、本土型等)、广大人民群众、各类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六大主体,缺一不可。
其次,要有边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衡互动的多主体和谐关系。
其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多元化治理主体之间的两大核心关系,关键在于厘清各自的权限边界,把本应该属于市场、社会的职能,完全交给市场和社会处理,政府重点履行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维护社会规则等职能。
治理功能体系:动员、组织、监管、服务、配置五大功能。
新立法体制下我国地方立法权限配置问题王腊生新修改的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我国的立法体制进一步完善。
在新的立法体制下,中央、省级、设区的市国家权力机关及有关行政机关分别享有立法权,从立法主体数量上呈正金字塔形,从立法权限上呈倒金字塔形,适应了国家和地方治理的需要,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一大特色。
在新的现行立法体制下,如何有效发挥地方省、设区的市两级立法机关的职能作用,调动地方立法的积极性、主动性,保证地方立法质量,还必须进一步厘清地方立法权限,规范地方立法行为。
一、关于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配置厘清地方立法权限,需要研究探讨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间的纵向配置问题。
我国现行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做了基本的界定,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等法律的规定,中央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照法定权限行使立法权是卓有成效的,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依法治国的顺利推进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虽然有了较为明确的划分,但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事项中有些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人民政府的职权。
立法法规定,人民政府的产生、组成和职权只能由法律规定。
人民政府的产生和组成由法律规定是合理且可行的,我国宪法和相关组织法对此做了明确规定。
但对于人民政府的职权,一概要求由法律规定,则是不可行的。
从宪法的规定和精神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当然可以赋予同级人民政府一定的职权。
从立法实践看,各地制定的大量地方性法规都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这几乎涉及每一部地方性法规,而有些职责是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赋予的,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我们认为,人民政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的职权应当由法律规定,但不能要求人民政府的一切职权都要法律授予,因为这既不合理也行不通。
地方立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曲辰内容提要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依托和重要路径,也为国家法律制度体系提供必要支撑和试验探索。
随着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重新分配,需要从国家制度图谱、立法授权边界、地方治理需求等方面的要求出发,系统梳理和把握地方立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在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的同时,减少地方立法冲突,增强地方治理的制度共识。
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立法应在领导制度、主导机制、立法与改革的协同机制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体制机制等方面作出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地方立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协同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这些制度体系的有效实施。
现代文明社会,法律是最权威、最可靠、最稳定的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提和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完善的国家制度体系。
地方性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深刻认识地方立法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使命,不断完善地方立法体制机制,着力提高重点领域地方立法的质量与效率,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的重要#地方立法,指特定的地方政权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
①按照制定主体的不同,地方立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地方立法是指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政府分别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的活动;狭义的地方立法则指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方性的活动#作方国家力关的重要活动,方大及其定方性的活动在地方立法中居于核心地位。
因此,本文所述为狭义的地方立法#1949年后,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立法体制,立法权主要由全国人大行使#1979年地方组织法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从此,地方立法实践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地方立法权由省一级行使阶段、地方立法权扩展到较大的市阶段、地方立法权扩展到所有设区的市阶段,体现了国家治理方式的变化和完善#经过四十多年的探索,我国确立了较为完善的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在这其中,地方立法也相应具有了一些重要特征#从属性和自主性是地方立法的本质属性,地方立法本质上从属于国家立法,前者是对后者的细化补充和延伸完善;然而,在不与147刁匚進學干32020.5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地方立法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可以并应当充分运用自己的立法形式,自主地、创造性地解决地方问题。
政治学概论自考题-27(总分:100.00,做题时间:90分钟)一、{{B}}单项选择题{{/B}}(总题数:59,分数:100.00)1.阶级统治和政治统治体系的核心是______∙ A.国家结构形式∙ B.国家机构∙ C.政权组织形式∙ D.国家政治体制(分数:2.00)A.B. √C.D.解析:[解析] 国家机构是公共权力运作的政治组织系统,也是公共权力的载体,它是阶级统治和政治统治体系的核心。
答案为B。
2.统治阶级在实现其阶级统治的政治组织中,最主要最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是______∙ A.国家政治组织∙ B.国家经济组织∙ C.国家权力组织∙ D.国家阶级力量(分数:2.00)A.B.C. √D.解析:[解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政治运筹机器。
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其阶级统治。
统治阶级在实现其阶级统治的政治组织中,最主要最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是国家权力组织。
答案为C。
3.从广义上来说,政府是指______∙ A.国家行政机关∙ B.中央国家行政机关∙ C.国家权力机关∙ D.国家机构整体(分数:2.00)A.B.C.D. √解析:[解析] 广义上的政府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所有国家机关,是国家机构的整体。
答案为D。
4.狭义的政府是指______∙ A.国家权力机关∙ B.国家立法机关∙ C.国家司法机关∙ D.国家行政机关(分数:2.00)A.B.C.D. √解析:[解析] 通常所说的狭义上的政府就指国家行政机关。
答案为D。
5.国家机构的全社会性,从根本上是由国家机构______决定的。
∙ A.实行阶级统治∙ B.执行社会管理职能∙ C.军事力以及经济力∙ D.执行国家基本职能(分数:2.00)A.B.C.D. √解析:[解析] 国家机构的全社会性,从根本上说是由国家机构执行国家基本职能决定的。
国家基本职能包括:(1)政治职能;(2)社会职能。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行使地方立法权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地方立法机关在立法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作为我国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在推动地方立法工作、保障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旨在研究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如何有效行使地方立法权,为推动地方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概述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是指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其行使的立法权主要包括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权力。
这一权力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具有地方性、自主性和规范性等特点。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应当遵循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同时也应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问题分析在实践过程中,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在行使立法权时面临诸多问题。
首先,立法过程中存在立法质量不高、立法效率低下等问题。
其次,由于地域差异、文化差异等因素,不同设区的市在立法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此外,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也有待提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立法的质量和效率,也制约了地方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四、完善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的路径探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完善立法的程序性规范,提高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二是加强立法的专业性培训,提高立法者的专业素养和立法能力;三是加强立法的监督和评估,确保立法的质量和效率;四是推动立法的协调和统一,减少地域差异和复杂性对立法的影响。
同时,还应注重与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沟通协调,确保立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五、案例分析以某设区的市为例,该市在行使地方立法权过程中,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完善立法的程序性规范,通过公开征集意见、听证会等方式提高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二是加强立法的专业性培训,邀请专家学者为立法者提供专业指导;三是加强立法的监督和评估,定期对立法工作进行评估和反馈;四是推动立法的协调和统一,与周边城市进行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区域内的立法协调和统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宪法保障析论作者:陈宇博来源:《理论导刊》 2014年第9期陈宇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摘要:要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以宪法为根本保障。
宪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保障、制度保障和方向保障。
深刻认识和领悟宪法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意义,有助于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宪法的作用,从而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治理、科学治理和有效治理。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宪法保障;制度体系中图分类号:D921.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9-0023-03作者简介:陈宇博(1986-),男,陕西咸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宪法和行政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这充分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中的总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方可实现。
同时,也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特别是宪法的保障。
一、宪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念保障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故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第5条。
自此,依法治国上升为宪法规范,具有了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道路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和依据。
名家专栏・法理纵横MINGJIA ZHUANLAN卓泽渊教授创办卓泽渊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我们这里所讲的权力,当然是指国家权力。
权力对于国家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国家本身就是权力的聚合物。
没有权力便没有国家,从国家产生或者起源上讲是如此,在国家的存续与运行上讲也是如此,国家治理是国家存续及其运行所必须。
国家治理总是要依赖国家权力的,没有国家权力就没有国家治理。
没有国家权力,国家治理的任务也就无法完成。
国家从其产生开始就具有一系列重大的使命,是由一系列权力组织构成的,其每一个使命与职能都离不开权力作为支点。
国家权力是一个整体,必须科学配置。
内部划分为相对独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
这些权力由立法、执法、司法等机构分别享有并行使。
国家的立法机关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掌握着国家的根本权力,包括着人事权、立法权、军事权、外交权等。
国家的行政机关也被称为政府,享有着内容最丰富的权力——行政权。
国家的司法权则是一种裁判权,它甚至保证着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正当与实现,也防止这些权力的废弛与滥用,它是一种国家权力之中的监督权。
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约束。
从国家权力的本性来看,它一是具有膨胀的特性,二是可能被滥用。
这似乎是权力与生俱来的性质,我们只能规范和控制,而无法彻底禁绝。
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具有这两种属性,也就导致了我们必须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予以有效的制约。
防止权力的膨胀和滥用,是法治和民主的重要使命和实际功用。
制约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最终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
人民设立国家及其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使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与剥夺。
因此,国家权力必须给人民权利以保护,防止其他公民或者组织的侵害;同时还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防止自己运用公权力的行为对公民构成伤害。
这两个方面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而尤其以约束自己行使的国家权力以服务于人民享有的合法权利最难。
制约国家权力的方式只能是法律,也就是实行法治。
所谓立法权“虚化”,是指本应由代议机构行使的立法职能,实际上并不掌握在立法机构手中,而是被其他机构主导,由此带来立法机构事实上的缺位。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应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合理所致。
目前人大立法权在一些情况下的虚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大立法权被国务院等行政机构代行;二是人大专属立法权被人大常委会代行。
传统治理体系的调整
实际上,《立法法》存在的事实本身就足证《宪法》的孱弱。
在《宪法》运行正常和代议制度健全的国家,很少有通过普通法来规定人大如何立法、人大与其他机关如何分享立法权的现象,因为正常的宪法解释就已有此功能。
而中国之所以有《立法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落实《宪法》的执行力,带有宪法解释的意味。
人大立法权的虚化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博弈,而涉及更深层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军委这五大机构。
在中央由执政党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负责不同的班子,分工协作;在地方则由地方执政团队进行分工,但主要的人事任命权力则属于上级党委。
从而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均形成了以执政党为核心、以党内分权为特点、以政策为治理工具、权力向上集中的治理体系。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这种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与人大固有的治理功能之间的关系存在需要调整的地方。
首先,从人大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来看,虽然《宪法》规定了人大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实际运作中,从其人员组成、会期、议事程序、选举办法来看,程序性权力并未完全到位,特别是立法权并不完整。
这些情况,凸显国家治理体系内在平衡与合理性应是未来变革需要考虑的重点。
其次,从实际政治运作来看,以政党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必然以党的政策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而以人大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治理体系则主要依靠法律为治理工具。
因此需要协调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要保证一切重大改革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不能绕过法律程序。
全面依法治国,执政党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
治理问题影响执政效力
五大机构并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曾经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基石。
但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越来越需要法律、而不是政策来调整,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就显得越来越不适应。
特别是传统国家治理体系中存在一些对立法权的代行、分割、虚化等问题,属于法治目标在源头上的问题,需要做出变革,否则会影响此后的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等目标的实现。
人大立法权虚化的情况下,许多立法机构之外的部门都握有神圣的立法权力。
根据现行宪法、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中国的立法主体有300多个,其中还不包括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其他授权立法主体。
庞大的立法主体导致法律和规章政出多门,而且很多政策、规章的效力在实际执行中比法律还管用,造成立法上的混乱。
反观前些年的立法主体人大,却缺乏立法冲动。
不但已有的重大法律多出自政府直接设计和颁布、由政府执行、并由政府遵守,即使人大直接立法,也往往是先由相关政府部门起草法案,而最后通过的法律、法规一般不会有根本性变化。
立法功能被代行,导致不少代表们把自己看作政策建议者而非政策制定者,甚至自觉远离立法行动。
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所有法律中,没有一件是由一个代表团、一定数量的代表或者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法案而直接进入审议程序并最终成为法律的。
全国“两会”期间个别人大代表议题的娱乐化,正是来自人大政治职能缺位的现实。
人大立法权虚化也使行政权力更加“任性”,部门利益法制化愈演愈烈,公共利益被轻易侵蚀。
例如,个人所得税是由人大立法的,因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复杂,30年内仅调整3次,且幅度不大,足证其程序严谨。
与此相反,2014年国际油价下降,政府部门趁机两月3次提高燃油税率,老百姓反应十分强烈。
社会反应最为强烈的“税率法定”原则,实际上已被行政部门侵蚀。
两月3次提高税率的做法,足证行政权力在制定法律、政策和规章方面的“任性”。
而人大立法权虚化最为严重的后果,尚不是立法和执行环节的混乱,而是影响国家的有效治理,导致政治权力的无力化。
在法治完善的国家,代议机构出台一项法规要过重重“关卡”。
这样的法律一旦出台,就会被严格执行。
同时,由于法律是由代议机构制定,法律的执行较为顺利。
相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台法规政策并不难,甚至可称轻率,但在执法中经常严重走形,甚至根本执行不下去。
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冈纳·缪达尔把此种情形称为“软政权”。
我们也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政治权力的有效性正在受到政策法律制定方式的影响。
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曾经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一纸拆迁公文就能立即对公民财产权进行侵犯,导致强制拆迁悲剧不断;限行、限牌、限购、限贷,涉及居民基本权利的法规可以在公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轻易出台,甚至在半夜突然发布。
每一次这样的不依法行政,都是对民众政治认同的一次重大伤害。
虽然暂时能够得到行政便利,但从长远看,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随意立法,其所造成的治理代价最终要由国家来做总的付出。
各地出现的这种治理上的问题,导致政府和执政党权威被持续透支,影响了党和政府的执政效力。
西方治理体系无法解决问题
十八大后,“依法治国”成为执政党进行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党从主要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法律执政转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立法权回归立法机构理解为“依法治国”的先期目标。
但真正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不可能仅仅囿于逐个机构的改革,必将拓展至治理体系的内在平衡及关系调整。
也就是说,依法治国必须以执政党的依宪执政为前提。
在国家治理层面,党治国执政的主要依据和主要方式只能是法律而不应当是政策,这也是执政党提出依法执政的初衷和本意所在。
在依宪执政、依法治国的框架下,执政党就重大事务做出的决策也应被视为政治决策,这种政治决策只有通过法律程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在绝大多数国家代议机构中,都是通过代议机构内部的党团把党的相关决策上升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法律。
换句话说,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把党的决策上升为国家法律的制度设计。
强化人大的立法主导权,不等于将人大凌驾于其他机关之上,而只是在立法这一单一领域恢复代议机构应有的地位,强化选举性权力对非选举性权力进行制衡,改变目前大部分法律出自行政部门,而非立法部门的不正常现象。
本次《立法法修正案》规定国务院的年度立法计划的法律项目要与人大的计划相衔接,人大可以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立法起草,其方向就是强化立法主导权。
而政协原本着眼于在现代代议制框架下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来看,代议机构才应成为各种利益博弈的场所。
无论是政协本身开展界别选举的改革,还是人大政协合一成为单纯的代议机构,都可以大大增强“两会”的代表性,摆脱少数利益群体坐大的局面,用适度竞争的方式让党内外的不同声音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