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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文章学的转型，基于传统，并以西学推动革新，体现了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特征。
西学东渐为传统中国打开了世界之门，促进了文章学分支如修辞学、阅读学、鉴赏学的产生。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修辞学家，他们都有修辞学著作传世。
阅读鉴赏也成为专门学问，一方面是对古文的读法进行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是专门探讨文章的阅读和鉴赏，总结阅读的一般规律。
西学东渐也促进了文章分类法等领域的转型。
叙事文、议论文、抒情文、说明文的四分法，取代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传统分类法。
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章分为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则简化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十一类。
而现代文章学受西学影响，构建了新的分类，如高语罕《国文作法》的文体分类是叙述文、描写文、解说文、论辩文等四类；章衣萍《作文讲话》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说文、议论文等四类。
传统文章学家还运用现代综合分析方法研究文章学，以姚永朴、林纾、王葆心等最为突出。
王葆心的综合在于“承学应循之途辙”，姚永朴和林纾则重视体悟，尤其是林纾的意境论，更属创造。
除了以上三位，还有陈子达《国文法详说》对于文章条贯和笔法的总结，姜证禅《国文法纲要》对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的总结等。
西学东渐带来的全新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在传统文章学家与现代文章学家之中都引起了深刻的震动，进而大大推进了中国文章学的发展。
从文章学研究的社会风气上看，西学东渐推动了文章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与趣味化。
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陈独秀、胡适等人已经确立了通俗写作、大众写作的规范。
随着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现代文章学承继了这一理论。
为了应对通俗化、大众化的重大影响，传统文章学家提出了应对措施。
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提倡把文章学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普通学要求明白晓畅，应付社会，专门学则是“蕲至于古之立言者”。
传统文章学更多讨论的是专门学，现代文章学偏重于讨论普通学。
承旧拔新，欲兴桐城——简析曾国藩散文理论与创作作者：钱甜甜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6年第09期摘 ; 要：曾国藩凭借着创作实绩换回了桐城派的中兴。
他为文讲求“经济”;在处理文道关系方面，以“自然之文”观奋力突破传统的“文以载道”观。
他创作过程中还将湖湘弟子的阳刚之气植入散文，使得文章风格刚劲雄放，具有阳刚之美，曾国藩的散文代表着近代散文创作的又一成就。
关键词：曾国藩;散文理论;自然之文中图分类号：I206.5 ; ; 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6-0144-02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
湖南湘乡人。
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八岁读八股文、诵五经，十四岁接触《周礼》《史记》，因此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
作为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诗歌、散文等文学领域都有所建树，更是桐城中兴的关键人物。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曾国藩”热，对他的研究多侧面展开，涉及思想、历史、政治、军事、学术、文化等方面，但是文学研究方面则略显薄弱。
20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用湖南图书馆藏曾氏家抄本作为底本，参校传忠书局同治、光绪两个刻本，主持编校了《曾国藩全集》。
其中的诗文册包含其诗（附词、联语）、文（附赋）、《杂著》，以及所评点的《鸣原堂论文》和《孟子要略》。
本文将以此书作为主要研究参照书目，从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关系、曾国藩的散文理论、散文创作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曾国藩与桐城派曾国藩的古文造诣很高，因此能成功跻身于后世公认的明清八大家的行列。
明清八大家是后世批评家们仿照唐宋八大家的提法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概念。
较早时，被划入明清八大家的文学家明代仅有一人，那就是归有光。
其余的七人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张裕钊和吴汝伦均为清人。
明清八大家这一范畴之提出，虽然并非自王文濡始，但是他编选的《明清八大家文钞》影响较大。
在由钱仲联等编订的《明清八大家文钞》书中，所圈定的明清八大家中明代占有三人：刘基、归有光和王世贞;其余五人均为清人，分别是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和曾国藩。
姚鼐古文理论研究
姚鼐（公元9631023）是中国南宋时期重要的文豪、书法家，因被列入四大家之一而被称为“四家文章”之一。
他的文章理论已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基础和渊源。
本文就是要对姚鼐文章理论进行一番探讨。
首先，姚鼐的文章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以声韵开端、以形意衔接、以切偶结尾。
他认为，文章的开端要以声韵开始，这样能让文章美妙如诗，好听如歌。
之后以形意衔接，用形意表达情感和思想，以便表达文章的主题。
最后以切偶抒发，用简洁明快、抒情优美的切偶结尾，衬托出文章的流畅婉转。
其次，在姚鼐的文章理论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文章的言辞。
姚鼐认为文章要求言辞有技巧，需要精湛的审美，言语平实、豪放、贵重，能够体现文章的内在意涵。
同时，要注意在文章中使用合适的比喻和修辞，并特别注意和使用格律修辞方法，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加富有艺术美感。
此外，姚鼐文章理论中还注意到文章的结构。
他坚持文章结构四要素：开头要有简洁明快、有意增加读者阅读兴趣的第一句；中间部分要有布局完整、有条理的、贯穿始终的主题思想；结尾要有精妙的结晶、要有能够把文章主旨表达出来的深刻思想。
最后，姚鼐文章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字句之密”。
即要使文章的字句互有内涵，使字句的内涵能够表达出文章的思想意境，使读者能够读懂一篇文章的思想内涵。
总之，姚鼐的文章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涉及到了文章的开端、文章的言辞、文章的结构、字句之密等很多方面，这也使其文章给读者带来了很多视觉和思想上的享受。
本文就是在介绍姚鼐文章理论，以便我们学习他的文章方法，丰富我们在文学领域的知识和能力。
浅析曾国藩的湘乡派与桐城派的渊源作者：杨艳全孙金伟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8期摘要：曾国藩对桐城派假以援手，使其得以中兴，受曾国藩的威名的影响，形成了“湘乡派”。
由于“湘乡派”对桐城古文的改进，导致文风与早期桐城派风格有所不同，后世产生了湘乡派是否为桐城一派的争论，本文认为湘乡派是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创新的，并非自创一派。
关键词：湘乡派；桐城派；渊源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12-01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的相继去世，桐城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无人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对桐城派假以援手，终使桐城派避免了树倒猢狲散的危局，并取得了中兴。
曾国藩的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幕客，后世也称为“湘乡派”，那么桐城派是否等于“湘乡派”，湘乡派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还是篡改了桐城派？最早提出曾国藩自创门派的是吴敏树。
他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提出：“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指曾国藩）之心，殊未必然”。
言外之意是说，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论述桐城文派与世变相因的关系，并非出自曾国藩的真心实意，不过是一番表面文章，它只是曾国藩想借桐城派之名而别有所图的一种权术罢了。
而胡适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把“桐城=湘乡派”合二为一，相提并论。
现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湘乡派和桐城派是一脉相承的。
一、曾国藩承认自己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并没有自创门派他言“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固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并不能说纯是弥天大谎。
曾国藩早年确实有过尊崇方姚的时期，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姚鼐列为他所景仰的三十二人之一。
曾氏文集中，从精处、粗处、阳刚阴柔论文，作文讲求器识，强调情理，主张学文宜从摹仿入手，讲求讽诵之共，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桐城古文理论的影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
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
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
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桐城派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一流外交家；并孕育出以姚鼐、吴德旋、祁寓藻、张裕钊等人为代表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
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令人瞩目。
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
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
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
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
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
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
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
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
后来刘大概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曾国藩读书方法对高中语文学习的借鉴和启发作者：郭一鸣来源：《中国校外教育(上旬)》2019年第02期【摘要】曾国藩读书之道，至今影响甚大。
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主要有读书胸怀大志和经世致用，这对我们高中语文学习提供了借鉴的思想方法，在进行高中语文学习的过程中，要能主动学习和借鉴曾国藩的坚持读书理想信念、坚持始终如一、坚持学以致用，全面提升个人的素质和能力。
【关键词】曾国藩读书方法高中语文借鉴启发曾国藩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建树，而且在治学上也颇有研究，特别是他的治学品格为后世学者所广为传颂。
曾国藩在读书治学方面，不仅有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还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在我们当前的高中语文学习中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曾国藩的读书方法1.读书要胸怀大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读书人都把读书视为是获取功名利禄、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
曾国藩虽然出生在湖南一个偏僻小山村，且时代务农，全家人都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
所以在他六岁的时候，曾国藩父亲便聘请了一位先生教他读书识字。
曾国藩从《千字文》开始，不到十岁就已经熟读四书五经，接着为了应考而学习八股文，其制义也大大提升。
但是，此时曾国藩读书兴趣纯粹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与其志向和兴趣无关。
但是在曾国藩离开湖南进京赶考以后，其读书志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离开湖南之前，曾国藩“日与庸鄙者相处，全无所闻”，也就是说读书以科举考试为中心，每天只作一些八股试帖，以此猎取功名，只能是闭塞山区里的陋儒。
但是，在曾国藩进入翰林院读书以后，他就开始立志要涤除旧习，提高读书志向，做一个治世忠臣和良臣，他在家书、日记中表明志向和抒发感慨，他在给家书中提及，“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即读书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实现自己的“澄清天下之志”的目标，从而干一番大事业。
文言文双文本阅读：姚鼐（附答案与译文）阅读下面文言选文，完成10—14题。
材料一：姚鼐，字姬传，桐城人，刑部尚书文然玄孙。
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
历充山东、湖南中京考官，会试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
四库馆开，充纂修官。
书成，以御史记名，乞养归，不仕。
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
”归里后，主梅花、钟山、紫阳、敬敷诸讲席，凡四十年。
所至，士以得及门为幸。
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来问必竭意告之汉引才俊如不及虽学术与先生异趣者，见之皆亲服。
纪文达撰《四库书目录》，颇诋宋儒，先生直斥其妄。
先生貌清曜，神采秀越，澹荣利，有超世之志。
王兰泉称其蔼然孝弟，有儒者气象，而文名尤重天下。
和硕礼恭亲王薨，遗教必得姚某为家传。
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轨，刘海峰继之。
论者谓：“望溪之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文胜，学或不及，先生则理与文兼至。
”三君皆籍桐城，故世或称“桐城派二（选自《清先正事略选》，有删改）材料二：姚君姬传，甫学尊而堂已无所不窥，余甚畏之。
姬传，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则南青也。
忆少时与南青游，南青年才二十，姬传之尊府方垂髯，未娶。
其后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归与姬传相见，则姬传之齿，已过其尊府与余游之岁矣。
明年，余以攀学应举，复至京师。
无何，则闻姬传已举于乡而来，犹未娶也。
读其所为诗赋古文，殆欲压余辈而上之，姬传之显名当世，固可前知。
独余之穷如曩时，而学殖将落，对姬传不能不慨然而叹也。
今天既赋姬传以不世之才，而姬传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即其区区以文章名于后世，亦非余之所望于姬传。
孟子日：“人皆可以为尧舜。
”以尧舜为不足为，谓之悖天；有能为尧舜之资而自谓不能，谓之漫天。
若夫棚尊生如立功青海万里之外，此英雄豪杰之所为，而余以为抑其次也。
（选自刘大樨《送姚姬传南归序》，有删减）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A.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来问/必竭意告之汲引/才俊如不及B.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来问/必竭意告之/汲引才俊如不及C.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来问/必竭意告之/汲引才俊如不及D.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来问/必竭意告之/汲引才俊如不及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乡试，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类别之一，由各州、府主持，一般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二B.弱冠，古时男子20岁称弱冠，这时束发加冠，举行加冠礼，戴上成人的帽子，以示成年。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原文及翻译译文1、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原文及翻译译文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原文及翻译曾国藩原文：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1]。
三子既通硕望[2]，姚先生治其术益精。
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3]“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4]。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5]，门下著藉者[6]，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
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
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7]，襢之后进[8]，义无所让也。
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9]，有新城鲁仕骥絜非[10]，吴兴吴德旋仲伦。
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11]，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12]，多好文章。
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13]，陈溥广敷[14]，而南丰又有吴嘉定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15]。
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16]。
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17]，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18]，皆步趋附于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
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19]，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
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20]、善化孙鼎臣芝房[21]、湘阴郭嵩焘伯琛[22]、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
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量事新城二陈。
其渐染者多，其志趣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23]，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24]，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26]，以为不足复存。
浅论曾国藩对桐城文论的继承与发展作者：曾梦娇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6期摘要：晚清名臣曾国藩推崇方苞、姚鼎等桐城文人为“文学正宗”，其文论思想直接受到桐城派古文的影响。
在桐城文派陷入两难之时，曾国藩出而振之，维护桐城派正统的同时又不拘于此，于原来的基础上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博采经史百家之长，提倡阳刚雄肆之风，使得桐城派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散文的最后辉煌一直延续至五四前夕，曾国藩本人也因此被看作是“桐城中兴”的代表。
关键词：曾国藩；桐城派；文论；经世致用；博采众长；阳刚雄肆作者简介：曾梦娇（1996-），女，汉族，湖南娄底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四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曾国藩不仅是一代名将，在文学上也有所建树，他推崇方苞、姚鼐等桐城文人为“文学正宗”，其中最为推崇姚鼐，在《圣哲画像记》中更是直接将自己归入姚鼐门下：“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1]“桐城派”是清代中期的一个散文流派，尚程朱理学，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故以此而命名。
其中，方苞提倡为文应当雅正朴质，并提出了“义法”说，强调义法统一；刘大櫆在其基础上补充了“义法”说，重视文章艺术的体现；随后的姚鼐更进一步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并创见性的确立了“阴阳刚柔”文论风格，使得桐城派文论体系更加周密而体备。
19世纪中叶，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之境地，巨大的社会变革要求文人积极关注现实，多作雄直豪壮之文，但以“义法”为准的桐城派擅作雅正朴质之文，格调不高，与此时的社会环境极不适应，由此无法得到大的发展。
到了乾嘉时期，汉学兴起，汉学家纷纷责难桐城派以程朱为宗的道统和文统，桐城先贤也相继离世，桐城派文学开始有了衰敝之势。
陷入困境的桐城派迫切需要改造，这时曾国藩适时地“出而振之”，他改造并发展了姚鼐的学术理论，在维护桐城派正统的同时又不拘于此，为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69·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李 和 山（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摘 要：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据不可偏废”，但实际上有轻视汉学的倾向。
曾国藩则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
此外，曾国藩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也补姚氏所未发。
关键词：姚鼐；曾国藩；桐城派；学术；文论中图分类号：I 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7)01-0069-03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2007年1月第1期Jan.2007No.1收稿日期：2006-09-10作者简介：李和山（1971— ），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①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说：“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
戴东原氏亦以为言。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1273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姚鼐是清代古文巨匠，桐城派的开山三祖之一。
曾国藩则是继姚氏之后又一古文大家，他对姚鼐的学术主张和古文理论加以改造，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古文理论，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因此，他和梅曾亮一起，被后人视为桐城派的中兴功臣。
清末学者王先谦就曾表达了对这三人的景仰，其《续古文辞类纂序》云：“学者将欲杜歧趋尊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
”［1］107本文对曾国藩改造姚氏学术主张，创新古文理论的活动历程作一探讨。
一、姚鼐的学术主张及其古文理论的建构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
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刑部郎中、四库馆纂修。
他学宗程、朱，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典湖南乡试途中，曾写下《诣岳麓书院有述》等诗，表达了他对程、朱的仰慕和对理学遭斥而衰落的慨叹，抒发了他因“夙秉宋贤说”而“志不就”、“渺无群”的孤愤。
［2］442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馆开，他以大臣荐征为纂修官，因与戴震等汉学家的学术分歧，他在三十九年秋突然乞病告退，并于次年南旋。
由于势孤力弱，姚鼐在与汉学家的争斗中落败，遂萌生了另立宗派的想法。
南归之后，他将治学重心放到了早岁溺爱的辞章之学上。
在扬州、安庆、江宁等地主讲书院的40年中，他致力于构拟文统、创立理论、选编古文范本、培养后学等工作，终于创建了桐城派。
虽然汉、宋学者都将学术分为义理、文章、考据三门①，但偏好喜恶各不相同。
在汉学鼎盛的乾、嘉时期，汉学家专注考据，排斥理学，更轻视古文学。
姚鼐在《复秦小岘书》中说：“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
”［2］104《述庵文钞序》进一步指出了三者的密切关系：“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2］61这表明，他希望通过主张三者不可偏废、相辅相成，使彼此不再互相轻视和排斥。
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说：“本朝纠正汉学者，姚姬传氏最为平允。
其时掊击宋儒之风过甚，故姚氏非之。
”［3］297其实，姚鼐内心独赞程、朱理学，比较藐视汉学。
他在《赠钱献之序》中指责汉学家“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2］226。
《复蒋松如》中说：“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先生胸中，似犹有汉学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决去之者。
”［2］96由此可见汉学、宋学在他心里的轻重。
《再复简斋书》中更是称“程、朱犹吾父师也”，并对汉学家戴震等人进行了诅咒：“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
”［2］102姚鼐建构古文理论，首要就是恢复文章的学术地位。
其《答翁学士书》说：“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
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
”［2］84显然，他将诗文置于与“道”等同的学术地位。
其次，他对文章的起源进行了探索，认为“文章之原”、“文章之美”，都来自于对客观自然的真实反映。
《海愚诗钞序》说：“吾尝以文章之原，本乎天地。
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
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
”［2］48这实际上明确了文学的自身特性。
同时，他还探索和揭示了文章的写作规律。
《古文辞类纂序目》说：“所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并指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4］2。
也就是说，文章要写得有精神，有道理，有气势，有韵味，必须通过适当的布局，严密的文律绘声绘色的辞句，才能表达出来。
作文方法，他主张模仿前人文章，最终褪尽模拟痕迹。
他说：“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模拟，不可寻而得其迹也。
”［4］2另外， 他在《复鲁絜非书》等文中精辟阐述了文学的“阳刚”、“阴柔”风格，在《答翁学士书》等文中论述了“意”、“气”说，等等。
已有研究者做过详细总结，故此不赘述。
二、曾国藩对姚鼐学术主张的改造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
他是清代“中兴名臣”、“一代儒宗”，在晚清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他早年在家乡就以诗文驰名，中式后在京与唐鉴、倭仁等考德问业，受唐氏影响最大。
曾氏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载：至唐镜海先生处，向检身之要、读书之法。
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
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其精，管窥而蠡测。
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
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
（《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以下简称《日记》）［5］17950唐鉴宗程、朱理学，对考据、文章之学不甚措意。
曾氏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致澄温沅季诸弟》中也说：“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
义理明则躬行省要，而经济有本。
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
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
”（《家书》卷一）［5］19161道光二十六年（1846），曾国藩始读《说文解字注》，并与汉阳刘传莹论学。
刘氏精通汉学，对汉学、宋学的弊病都进行了抨击，曾氏由此熟知汉学、宋学短长。
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与姚氏高足梅曾亮交往，学术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重视训诂考据之学。
他对刘蓉说：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
闻此间有工为古诗文者，就而审之，乃桐城梅郎中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
……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为要务。
（《书札》卷一《答刘孟容》）［5］13002家书中也说：“欲读周秦古书，非明于小学，无可问津。
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
”（《家训》卷上）［3］20432之后，曾国藩采用姚氏的学术分类，增加了“经济”一门，并分别与“孔门”各科相对应。
他在咸丰元年（1851）七月的日记中写道：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
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
此四者，阙一不可。
（《日记》卷上）［5］17963对于四者的关系，他认为“以义理之学为先”，“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
”（《杂著》卷四《劝学篇示直隶士子》）［5］7285表面上看，曾氏的学术主张与姚鼐相同，仅仅在姚氏分类基础上增加“经济”一门。
但是，他对三门学术彼此关系的认识，与姚鼐还是有所不同的。
《欧阳生文集序》又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
别立帜志，名曰“汉学”。
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
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
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
（《文集》卷三）［5］12723“必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实际上是曾国藩自己学术主张的阐发。
道、咸之交，理学复兴，有些学者颇为厌弃汉学，甚至将社会危机和动乱归咎于汉学。
曾国藩反驳说：“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
”（《文集》卷三《孙芝房侍讲刍论序》）［5］12751王先谦《复阎季蓉书》说：“孙芝房先生以粤寇乱，归狱汉学，大为士林姗笑。
良由于考据一道，未加讲求，致兹巨失，故曾文正公起而亟正之。
”［3］297可见，同为纠正时弊，姚鼐意在救汉学弊病，且有排汉学倾向。
曾国藩在坚持“义理之学为先”的前提下，注重采汉学之长，以训诂考据作为义理、经济之学的手段，补后者之不足。
曾国藩的学术主张，也影响到他的古文理论。
比较姚、曾二人的古文选本可以看出，姚氏《古文辞类纂》只录历代文辞，不及经传；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则“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采辑史传稍多。
”（《文集》卷三《经史百家杂钞题语》）［5］12777其典志、序跋类更是收有许多有裨实用的经世之文。
这表明，曾国藩的辞章之学又回到了表现义理的传统套路。
不过，他主张把训诂考据和文章结合起来，由此开辟了一条与姚鼐不同的古文之路。
三、曾国藩的古文理论曾国藩的古文学受姚鼐影响最大，其《圣哲画象记》说：“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文集》卷三）［5］12733他谈论文章风格，以自己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所分十一类为例，指出哪些类文章适宜阳刚，哪些类适宜阴柔，都是承袭并发挥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
（《日记》卷下“文艺”）［5］18105他在《家书》、《杂著》中谈到了“意”与“气”、“文运”与“世运”关系等问题，也多是承·70·姚氏遗绪而发。
他在姚鼐古文理论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独辟“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写作门径曾国藩认为作文须先读古书，但唯有“精研古人文字、声音之本”，才能开悟“古人之故训大义”，改正“后人承讹袭误之习”，才能领悟古人文章的“声调铿锵”和用字的“典雅精当”。
他在咸丰十年（1860）的家书中说：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
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