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刻书书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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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卷第6期Y〇l.35 No. 6许昌学院学报JOURNAL OF XUCHANG UNIVERSITY 2016年第6期No. 6, 2016元明时期《文选》的版刻与校勘刘锋(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河南新乡453003)摘要:元明时期影响最大的《文选》版本有茶陵本、张伯颜本和汲古阁本等,茶陵本出自宋建本,张伯颜本出自尤刻本,而汲古阁本来源较为复杂。
这些版本在刊刻时都作了一些勘改,各 具特色。
由于明清以来流通的《文选》多来自这几种版本,故元明版本直接影响到清代学者对《文选》的校雠工作。
关键词:文选;校勘;元明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9824(2016)06 -0083 -05今知元代只有两种《文选》刊本,一为茶陵本,一为张伯颜本,两本皆出自宋刻本,又是明代大部 分版本的祖本,故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明 清《文选》的传承影响很大。
明代中前期刻书尚严 谨,此时的唐藩本、汪谅本、袁本、吴勉学本等较为 精善,后期的汲古阁本亦较重要。
由于宋版乃至元 版《文选》在清代已为学者所希见,当时学者校雠 《文选》多是据明版为底本,故明版《文选》的校雠 版刻直接影响到清代学者的校雠实践。
一、茶陵本及其翻刻本元大德(1297—1307)年间,茶陵陈仁子刻《增 补六臣注文选》六十卷,世称茶陵本。
记载陈仁子 生平的资料不多,《四库全书》存目有陈仁子《牧莱 脞语》,《提要》称仁子字同備,号古迂,茶陵人,咸 淳十年漕试第一,宋亡不仕®。
据陈仁子文集《牧 莱脞语》可以对其生平有所了解。
卷七《牧莱少年 稿自序》称作序时“年几二十四矣”,而此序作于宋 德佑乙亥(1275年),则陈氏当生于1252年。
据此 则陈仁子大半生皆生活在元代,而前人多因其宋亡 不仕而题其为宋人。
傅增湘《牧莱脞语跋》曰:按集中之文字多署纪元年号,于宋则有咸 淳、德佑,于元则有至元、元贞、大德。
其于至元辛卯诛桑哥也,则撰《诛大奸颂》;于至元庚寅诏免儒人差役也,则上《儒户免役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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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0⁃18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日本尊经阁藏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研究”(项目编号:15WYC060)的研究成果;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重点资助项目 唐宋文士与道统研究 以李白㊁苏轼为例”(项目编号:LB18-A05)的研究成果;北京印刷学院北印英才选拔与培养办法资助中国 古典文学’与文化的 影像化’传播”(项目编号:27170118002/008)的研究成果㊂第27卷 第1期Vol.27 No.1北京印刷学院学报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2019年1月Jan.2019明郭云鹏校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考述兼论徐祯卿评注李白诗张 佩(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北京 102600)摘 要:郭云鹏校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将杨齐贤㊁萧士赟注删削大半,极大改变了元版杨㊁萧注的风貌㊂借助郭本,徐祯卿评注李白诗得以部分保存下来,惜其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㊂经考证,徐注当在弘治十六年(1503)以后完成,地点在苏州㊂郭本所录徐注并非取自‘谈艺录“或徐氏其他诗文集,而是郭云鹏广泛搜集的成果㊂其热心于此的原因为:吴人向来尊重前贤,徐祯卿作为个中翘楚,备受推崇;李白诗歌在明代的翻刻比较繁荣,郭氏希望提升自己刊刻本的分量及知名度;及时搜集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评注,以配合嘉靖年间的诗学风尚㊂徐氏评注用语简洁流畅,类型广泛,率先对杨㊁萧注进行选择㊁评判,更能从评点方式上影响后人㊂关键词:‘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徐祯卿;郭云鹏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8626(2019)01⁃0040⁃07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㊂这是现存最早的李白作品注本,非常珍贵㊂其删节本,大致可为两大系统,即郭云鹏校刻本系统和玉几山人校刻本系统㊂郭云鹏校刻本系统包括郭云鹏本㊁霏玉斋本和‘四库全书“本㊂郭云鹏认为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繁杂,遂将杨㊁萧注删削太半,不太顾及元版杨㊁萧注的凡例㊂但坚持摹刻精品的作风,仍然使郭本得以流传下来㊂一㊁郭云鹏本述略郭云鹏是一个在文献资料中屡被提及,但准确记载甚少的人㊂叶德辉‘书林清话“:东吴郭云鹏济美堂㊂嘉靖癸卯(二十二年),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三十卷,见丁‘志“㊂(云后有云鹏自跋,并 嘉靖癸卯春元月宝云堂梓行”小木记㊂)嘉靖己未(三十八年),刻‘曹子建“集十卷,见丁‘志“㊂无年号刻‘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㊁外集二卷㊁‘附录“二卷㊁‘集传“一卷,见孙‘记“㊁陆‘志“㊁丁‘志“;(云:每卷尾有 东吴郭云鹏校寿梓”篆文木记,版心有 济美堂”三字㊂)刻‘欧阳先生文粹“二十卷㊁‘补遗“十卷,见‘天禄琳琅“十(云:云鹏跋,题 宝善堂梓行”㊂德辉按:此与所刻‘李“集木记相同,非仅济美堂矣㊂)㊁丁‘志“(作‘欧阳先生遗粹“㊂)[1]按,第一,郭云鹏很喜欢使用类似 东吴”这样宽泛的籍贯㊂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第一卷卷首自称 吴会后学郭云鹏”;在 分类编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六”之后,仍题 吴会郭云鹏”㊂至‘重刻李翰林集后跋“,则略略调整为 吴人郭云鹏”㊂‘欧阳遗粹后序“又自云 东吴后学”㊂无怪乎‘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均称其 爵里未详”㊂王琦‘李太白集辑注跋“言及云鹏,只说 吴中郭氏”,这里叶德辉也只道 东吴郭云鹏”㊂近人著作为慎重起见,索性称呼 明济美堂郭氏”,将 济美堂”这样响亮的名号作为郭云鹏较为可靠的修饰㊂乾隆‘天禄琳琅书目“卷十:按云鹏自标吴会,而‘吴中志“乘不见其名,书中但称校刊㊁编次前后俱不自为序跋㊂以后‘欧阳文粹“一书证之,亦称云鹏校刊,而序跋俱无,则疑云鹏者第书肆中刻梓鬻市人耳㊂特此本模印精洁,远出前部之上,当亦书林良贾也㊂此处, 自标吴会”这样模糊的书写籍贯方式,与 不自为序跋”㊁ 序跋俱无”一道,成为推测云鹏为 书肆中刻梓鬻市人”㊁ 书林良贾”之人的证据㊂清李卫等撰‘畿辅通志“卷六十五明举人 万历乙卯(1615)科”条: 郭云鹏,高阳人㊂”明代高阳县属北平布政使司,又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中举人,故此人与主要活跃在明世宗嘉靖(公元1522~1566)年间的吴人郭云鹏显系两人㊂第二,郭云鹏于嘉靖年间校刻了不少作品,叶德辉亦在‘书林清话“卷五 明人刻书之精品”中例举了 东吴郭云鹏济美堂”㊂现见于记载的有:嘉靖癸卯(1543),‘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三十卷;嘉靖丁未(1547),‘欧阳先生文粹“二十卷㊁‘欧阳遗粹“十卷;嘉靖己未(1559),‘曹子建“集十卷;无年号刻‘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㊁外集二卷㊁‘附录“二卷㊁‘集传“一卷㊂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卷四记载: 柳集四十五卷,龙城录二卷,外集二卷,附录二卷,集传一卷㊂唐柳宗元㊂明嘉靖郭云鹏重刻宋本,天启壬戌柳氏再刻本㊂”[2]198近人吴文治㊁谢汉强主编‘柳宗元大辞典“云: ‘济美堂本河东先生集“简称 济美堂本’㊂明人郭云鹏于嘉靖年间所刻㊂此书实际是 百家注本’ 五百家注本’和 郑定本’的翻刻本㊂郭云鹏刻此书时,对‘外集“和‘附录“作了一些改编的工作㊂有人认为此书是 明济美堂郭氏复刻宋世彩堂本’,这是一种误解㊂柳州博物馆藏有此版本㊂”[3]卢贤中撰‘中国图书学“: 嘉靖间私人刻书尤为风行, 郭云鹏济美堂刻有‘柳河东集“等,这些书都是摹刻宋本㊂”[4]那么这些书的质量到底如何呢?首先来看‘欧阳先生文粹“㊁‘欧阳遗粹“㊂郭云鹏‘欧阳遗粹后序“云:鹏计‘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三十卷㊂其文瀚漫,既不可以篇数深味之,尤见纯而正,典而雅,锋采隐伏不外见,有古人遗风,诚为学者宗匠㊂传之者,宜尽存而弗削也㊂龙川陈先生亮,伊何畴拔仅百三十篇?要之,其殆有见云尔㊂若鹏则弗忍舍置,于是会合诸英选暨厥子孙家藏全集,反复阅越岁,更取阅根义理,事切要务者八十三篇,别汇十卷,窃名‘遗粹“附之㊂又不敢秘以自私,并录寿梓,壁公文流藩衍,得与韩㊁柳㊁苏集齐驱,博雅君子,咸得丕式,是亦庶乎其可以㊂然不自量,妄敢去取其文,使之不尽传于世,则鹏之负罪岂不重欤?时公告就,仅以愚志岁月志焉,嘉靖丁未中元日东吴后学郭云鹏敬跋㊂[5]郭云鹏对欧阳修极为推崇,认为他 诚为学者宗匠”,因此,对于欧公的文章应该 尽存而弗削”㊂怎样 尽存”?郭氏做了如下工作㊂一是会合散见文章,取材自 诸英选”,即前人所编各种欧阳修选集;二是搜集 子孙家藏全集”,即从欧阳修后人手中获取部分罕见的文稿;三是经年批阅筛选,以根义理”㊁ 切要务”为原则,最终敲定 八十三篇,别汇十卷”,取名‘欧阳遗粹“;四是刊刻出版,采取 附骥”的方式,同陈亮‘欧阳先生文粹“一并付梓㊂那么,这样 反复越岁”,倾注郭氏心血的作品,后世又是怎样的评价的?乾隆‘天禄琳琅书目“卷十云: 以后‘欧阳文粹“一书证之,亦称云鹏校刊,而序跋俱无, 特此本模印精洁,远出前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之上 ”这里对‘欧阳遗粹“没作评论,直指其重刊陈亮‘欧阳文粹“略显草率, 序跋俱无”,但模印水平比此前‘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集“要精良得多㊂乾隆‘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八: 云鹏自序以陈亮‘欧阳文粹“所收太隘乃为补録,然不及亮本之精㊂”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四云: ‘欧阳遗粹“十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明郭云鹏编㊂ 此则全从本集(陈亮‘欧阳文粹“)采出㊂字句既无可互证,又其精不及亮所录,而其博又不及修所自定‘居士集“,实两无所取,故析出,别存其目焉㊂”‘四库全书“几乎彻底否定了郭云鹏本的价值㊂回过头再看郭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三十卷㊂郭云鹏‘重刻李翰林集后跋“云:是集三十卷,愚合别集而成之者㊂缘旧本注坐繁杂,既仿迪功徐先生古风例,将不切题义者删去已半,且恨其文之不载,更以别集编次五卷附于诗后,俾成全书㊂冀四方观者庶免瀚漫分散之叹焉㊂[6]郭云鹏首先认为旧本,即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繁杂”㊂于是以明徐祯卿点评太白古风的方式为范例,将杨㊁萧注 不切题义者删去已半”㊂其次,郭氏对旧本未录太白文深感遗憾,于是 以别集编次五卷附于诗后”㊂最终的目的便是免去观者因旧注 瀚漫”而不得不分散精力之苦㊂清王琦‘李太白集辑注跋“谈及郭本时云:流传于世者,唯萧氏注本为多㊂ 明嘉靖间,吴中郭氏取而重刊之,以其注之泛且复也,删节约半,于古风五十九首增入徐昌谷评语,又取杂文五卷另为编次附其后,共成三十卷㊂[7]清陆心源‘仪顾堂续跋“云:郭云鹏刊本,增杂文为三十卷,注则删削过半,14第1期张 佩:明郭云鹏校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考述有全章削去者,有一章削去四五百言而留一二句者,又增以 祯卿曰”云云,使古书面目几无一存,殊为谬妄㊂[8]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是卷二古风徐祯卿评语㊂王琦㊁陆心源都谈到 增入徐昌谷评语”㊁增以 祯卿曰’”,而翻检郭本时,很容易发现除此之外,还有未署名的新注㊂王㊁陆二人并非未注意到 新注”,概以其均为徐祯卿语罢了㊂且二人均对 仿”字不加留意,而郭氏这个模仿同县人徐祯卿评点古风的举动,极有可能超越 删萧增徐”的范畴,扩大到亲自动笔书训释诗句㊁解读篇章㊂日本学者芳村弘道疑此出自郭云鹏之手[9],是有一定道理的㊂对于郭本,王琦很客观地陈述了一下此本大致情况,陆心源则直斥其 使古书面目几无一存,殊为谬妄㊂”结合前人评价‘欧阳先生文粹“㊁‘欧阳遗粹“,不难发现几个问题:一是郭氏刊刻甚少得到太高的评价,以中下评语居多㊂济美堂㊁宝善堂成为嘉靖间私人刻书的代表,概以摹刻宋元本数量之多取胜,且郭氏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㊂二则郭氏刊刻的初衷并未得到后世太大的认可㊂这可能是他在序跋中所写的 反复阅越岁”的劲头与实际上付出的努力并不对等,要么就是勤勉而碍于自身见识的捆缚,未能取得最好的效果㊂不过,此本影响力颇大,我们也有必要对这个最初的删节本细加梳理及探研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十二册)三十卷,明嘉靖22年(1543),吴会郭氏宝善堂刻本㊂每页8行,每行17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㊂首卷次序:李阳冰‘唐翰林李太白诗序“㊁乐史‘别集序“㊁李华撰‘故翰林学士李公墓志并序“㊁刘全白撰‘唐翰林李君碣记“㊁宋敏求‘后序“㊁曾巩‘后序“㊂目录题为‘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目录“,其下依次写:舂陵杨齐贤子见集注,章贡萧士赟粹可补注,吴会后学郭云鹏校刻㊂目录顺序与元版无异,最后有 目录终”三字,下有 嘉靖癸卯元日宝善堂梓印”㊂卷一卷首,如下: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之一舂陵杨 齐贤 子见 集注章贡萧 士赟 粹可 补注吴会后学郭 云鹏 校刻古赋八首大鹏赋并序从卷二至卷二十五,仅写卷名及类别㊂卷之八类别为 歌吟五十三首”,而元版未标 五十三首”书目㊂自卷二十六至三十为郭氏所编太白文,卷二十六卷首,如下:分类编次李太白文卷之二十六吴会郭云鹏万程编次表三首书六首总九首卷二十七之后只写卷名㊁类别及篇数,不再写编次者名㊂卷末附有郭云鹏所书‘重刻李翰林集后跋“,再次加盖 嘉靖癸卯元日宝善堂梓印”㊂二㊁郭本引徐祯卿评注李白诗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常熟梅李镇人,后迁居吴县(今江苏苏州),明代文学家,被人称为 吴中诗冠”,是吴中四才子之一,也是 前七子”之一㊂他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文创作,为后代留下了‘迪功集“㊁‘谈艺录“等研究明代文学㊁文艺理论不可忽视的文化遣产㊂‘谈艺录“开篇云: 诗理宏渊,谈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㊂”[10]故此书仅载其论诗宗旨,较少针对诗家作品作出专门点评㊂那么,郭云鹏所录若真为徐祯卿语,就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也为解读李诗保存了珍贵的借鉴资料㊂誉高槐‘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对李白集在明代的刊刻㊁评点㊁流传以及深层原因进行了细致的陈述与考察[11]㊂然而仍未对徐祯卿注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言及明代的众多刊刻版本出自不同阶层士人之手时,虽已明确学者诗人㊁显宦世族是主力,但并未指出徐祯卿㊂谨慎起见,有必要对徐祯卿注释李白诗进行更深一步的考论㊂(一)评点的基本情况考与徐祯卿交游过的人员,其友人袁仁提到过曾与祯卿点校古籍㊁讨论诗歌一事㊂袁仁‘毛诗或问“卷首序云:余闻之先人,诗必以三百篇为准,云汉魏之五言㊁唐人之近体诗也乎哉㊂余友徐昌谷㊁孙太初辈奕奕骚坛㊂尝与订古人之逸韵,校时髦之声律㊂挥尘雌黄,颐可解也㊂及谭‘毛诗“,则训诂外不能措一词矣㊂岂诸公智弗及歟?非然也㊂ 三千在门,独许商赐可与言诗者,以其各有悟门耳㊂首先,从参与者孙太初的特殊经历,可以大致确定他们相聚的时间㊂孙太初,即孙元一㊂明刘麟撰‘孙太初墓志铭“:太初讳一元,太初其字也 十三读老氏书 离家去入太白山㊂ 既数年东入华,南入24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衡,又东登岱,又南入吴会,此至爱其山川㊂学士遁迹其间,殆且十年 与名流相倡和,驰其声于四方㊂其初至吴兴,与吴甘泉游,时年二十有九,尚未有室㊂明殷云霄撰‘太白山人传“称:孙一元,字太初,关中人㊂年十三诵古六经文,不为举子章句 其为十八,则入终南山,继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下㊂ 一无可好尚,独喜为诗㊂诗喜唐人音节,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发之以豪纵恣肆时㊂出入畦径曰: 吾舍此益与世绝㊂”足知,孙氏十三岁离家,十八入终南山,至二十九岁时方初至吴兴㊂孙氏生于成化二十年(1484),至吴地则在弘治十六年(1503)㊂其爱吴会山川,流连 殆且十年”,又喜与名流唱和,声名远播㊂在1503~1513年间,与徐祯卿㊁袁仁共同校订古今诗歌当可坐实㊂尽管从这三人现在的集子中看不到相互唱和的作品,徐㊁孙二人甚至只字未提校诗之事㊂‘文徵明集“卷九‘诗人孙太初过访“: 把剑南来赋远游,又看东上浙江舟㊂”近人范志新因此诗系于正德四年(1509),又推断三人相会当在苏州,而祯卿正德二年(1507) 自楚返里,至冬返京师,于时为从容”,故将时间确定在1507年[12]㊂实际上,从刘麟的记载就可知道,从与吴甘泉交游开始,孙氏便与吴中诸子结缘,无须特以文徵明诗为佐,定其始于正德四年㊂至于苏州倒是极有可能,祯卿吴人,孙太初又遁迹吴会十年,则袁仁在苏州与他们校读古今诗歌甚为合理㊂那么,我们可以初步推断这次相会的地点在苏州,时间为1503年以后㊂其次,徐祯卿极有可能在这次相会中为李白诗写了评注,且范围不止于古风部分㊂从‘毛诗或问㊃序“可知,袁㊁徐㊁孙三位所做的工作主要有:第一, 订古人之逸韵”,这里的 逸韵”除了指造诣高超的诗歌外,当还包括一部分需要辑佚的零散诗文㊂第二, 校时髦之声律”,即对诗歌中不协律,或是有碍诗意的字词进行调整㊂根据作品体格㊁版本或是个人创作经验等,进行查漏补缺㊁弥缝声韵等工作㊂第三,训诂注释㊂所谓 训诂外不能措一词”,足见训诂是肯定在做的㊂第四,解读诗意,即 挥尘雌黄”之类㊂他们所涉及的内容当以‘诗经“为主,兼及汉魏五言诗㊁唐人近体等㊂尽管袁氏仅以首句表达自己对诗歌的整体见解,但也从侧面提供了这个重要的信息㊂郭云鹏本卷二仅录其注李白诗古风部分㊂这就有潜在的可能,即徐祯卿为李白诗歌所做的工作更多,不光是撰写评注;涉及的范围也更广,绝不止于古风㊂最后,袁仁对徐祯卿的评价并不准确,不能精准地反映徐氏解经㊁解读诗歌的整体水平㊂袁仁认为徐㊁孙二人解读‘诗经“的水平不高㊂当然这与智力才力无关,主要是 悟门”不在此处㊂那么袁仁自己的 悟门”是否在此呢?四库馆臣评‘毛诗或问“: 自谓其说 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为古人,古人之为我’,其言甚诞㊂今观其书,一知半解,时亦有之㊂然所执者,乃严羽诗话 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纯取妙悟’之说㊂以是说汉魏之诗尚且不可,况于持以解经乎!”[13]可见,袁仁有满把的自信,是 妙悟说”的忠实拥笃㊂以此解读‘诗经“,倒也自得其乐,沉醉不已㊂称袁仁 一知半解,时亦有之”,虽甚为苛刻,却也指出了其明显的不足㊂故知,他对徐祯卿的评价只不过是一家之辞,并不能精准地反映徐氏解经㊁解读诗歌的整体水平㊂我们还是应该对徐氏评点予以足够的重视,结合其内容进行价值判断㊂(二)郭氏搜集徐注的来源与动机除了徐注的时间㊁地点以及水准外,其来源也值得深究㊂我们从徐集的编纂情况入手:徐祯卿年十七撰‘新倩集“,弱冠著‘谈艺录“㊁‘叹叹集“㊂此三集成书刊行的年代最早为弘治十一年(1498),至迟便为弘治十六年(1503)㊂正德六㊁七年(1511~1512),李梦阳刊豫章七卷本‘迪功集“㊂此本是徐氏‘迪功集“的第一刻㊂正德十五年(1520)徐伯虬刊家塾七卷本‘迪功集“㊂家塾本将诗歌数量由原来的189首,增为191首,其他仅行格与李刻本不同㊂嘉靖二十一年(1542),长洲皇甫涍刊‘迪功外集“二卷本㊂皇甫涍‘外集序“云: 徵访遗文,得徐君诗百余篇于其家,予删其半刻之,为‘迪公外集“㊂”此集分上下两卷,卷上收诗34首,卷下收66首,实收诗足百首㊂嘉靖癸卯(1543),郭云鹏刊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三十卷㊂那么,他所能参考的只能是本年以前的徐集版本㊂嘉靖二十九年(1550)姑苏袁氏刊‘迪功集“十五卷本,已经超过郭本的面世时间(1543),故不必再考虑㊂则郭云鹏当时所能见到的徐氏诗文集,主要的只能是豫章本㊁家塾本和皇甫涍刊本㊂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个本子均以徐祯卿的诗歌作品为主,虽有增补,但不涉及评点诗文的34第1期张 佩:明郭云鹏校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考述内容㊂又明顾璘(1476~1545)称: (祯卿)专门诗学,究订体裁, 其所研索,具在‘谈艺录“中,可谓良工独苦者与㊂”可见,当时人也认为徐祯卿诗歌评论的成就悉数归于‘谈艺录“㊂那么,郭云鹏所见的徐氏评点从哪里来?他下苦功夫搜集徐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孙㊁袁二人的作品中并未提及或详述与徐祯卿校诗一事,更莫提录入只言片语㊂1503年之后,无论具体哪年徐㊁袁㊁孙三位相聚,其探讨记录下的一切内容都不会出现在‘谈艺录“中㊂故,从‘谈艺录“中是找不到评点太白诗的痕迹的㊂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评点的确成于正德以后,由于并未刻意而为㊁篇幅短小,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影响,迪功自己也不以为意㊂故逝后,友人着重搜集整理其诗歌作品㊂‘徐氏笔精“卷七 徐氏文人”条云: 古今文人之盛,惟徐氏历代不乏㊂ 盛明四家则有徐祯卿 此皆丁极盛之时而文士辈出㊁名震霄壤者㊂至于单词片语流传文苑,不可胜纪矣㊂”[14]郭云鹏所录徐祯卿语极有可能属于这种 单词片语流传文苑”的情况㊂作为吴中人,郭氏也有搜集前辈遗作的热情与便利条件:吴人向来尊重前贤,徐祯卿作为个中翘楚,自是备受推崇㊂皇甫汸怀念昌谷,言: 昔贤今异物,述德最怜君㊂”王世贞更直以 吾昌谷”称之,如其‘郢垩集序“云: 明献吉㊁仲默以至于鳞,乃能以其北之完气而修辞,而吾吴昌谷亦稍裁其南之藻辞而立骨,庶几彬彬质文君子哉㊂”王穉登‘论诗书“: 武宗之时,文士辈出㊂ 长才实力,则徐不逮李(梦阳);清声古色,则李不逮徐㊂ 吾吴土风清嘉,民生韶俊,故其诗冲和蕴藉,政自不能一律齐也㊂”他从风土习俗㊁人文环境角度去诠释徐祯卿诗风,充满了对吴中才子的赏爱,对吴地 人杰地灵”的自豪感㊂郭云鹏身为吴人,对徐氏也是极为尊敬㊂此外,李白诗歌在明代的翻刻也比较繁荣,郭氏作为贩书商,自然要为增加自己刊刻本的分量及知名度做出一番努力,故深入搜索各家藏本,或转引自其它人的作品也极有可能㊂在明代,除了众多宋㊁元旧版的广泛流传外,明人也编纂㊁刻印了多种李白选集及李诗评注本㊂李诗评注本的编纂兴盛期长,从明初宣德至明末天启㊂最早者为赖进德‘李杜诗解“三卷,宣德刻本㊂其后,嘉靖年间便有5个刻本,依次为:元人郑鼐‘李翰林诗范德机批选“四卷,王维桢(1507~1556)‘李律七言颇解“一卷,汪旦(1535)‘评选李杜诗“,胡缵宗(1480~1560)‘李诗近体“㊁‘李诗绝句“㊂除去郑鼐,王㊁汪㊁胡三位皆为明人,且生卒年代基本晚于徐祯卿㊂那么,徐氏评点当属于明人评点较早者,而郭云鹏于嘉靖癸卯(1543),刊刻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三十卷,亦应包括在内㊂李白集在明代的刊布盛况,与明代诗学的复古思潮及唐诗学发展进程基本一致㊂复古尊唐为明代诗学的主流,作为唐诗典范的李诗日益受重视㊂ 前七子”领袖李梦阳㊁何景明提倡 诗必盛唐”,并努力学习李诗,李诗声望渐高,李白集之刊刻亦自正德后日广㊂嘉靖间 后七子”承而推之,李白地位继续攀升,绝句被推为 唐三百年一人”,其时 诗歌创作宗杜,诗论则李杜并重”,李白集与李诗评注本刊刻形成高潮㊂徐祯卿为 前七子”之一,又为 吴中四才子”之一,他这一南北贯通的身份,雄健与清丽结合的诗风,显得尤为瞩目㊂另一方面,郭云鹏身处 后七子”繁荣的年代,配合李白诗地位逐步上升的趋势,及时搜集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评点是至关重要的㊂三、徐祯卿评注李诗的内容及价值明了徐注基本情况之后,笔者接下来再细论其注释评点李白诗的内容㊂徐氏的评点用语简洁流畅,涉及方方面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题下注㊂共计51条,内容主要是点明全篇主旨㊂其中一部分以判断的形式出现,云 萧说近是”㊁ 萧说是也”,有14条㊂第二,句下注㊂21条,内容有:(1)直接表明句意㊂如‘古风㊃其三“: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玡台㊂”祯卿曰: 此二句言秦皇极游观之乐㊂”‘古风㊃其四十三“: 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㊂”祯卿曰: 淫乐二句,言人君好荒淫佚乐,则虽其气度超迈,亦何足论哉㊂”(2)说明句间关系㊂如‘古风㊃其一“: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㊂”祯卿曰: 此申首一句(大雅久不作)意㊂”又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㊂”祯卿曰: 此申首二句(吾衰竟谁陈)之意㊂”‘古风㊃其十八“: 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雠㊂”祯卿曰: 黄犬应前贵宠之言,绿珠应前歌舞之言㊂”又 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㊂”祯卿曰: 鸱夷应前功成身退之言㊂”(3)对旧注做出判断㊂如‘古风㊃其二“: 桂44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
[作者简介]王江东(1987-),女,汉族,甘肃武山人,硕士,图书馆员。
研究方向:古籍整理和西北地方文献。
李军强(1986-),男,汉族,甘肃秦安人,本科,图书馆员。
研究方向:图书馆阅读推广。
杜鹏姣(1989-),女,汉族,甘肃平川人,硕士,图书馆员。
研究方向:古籍整理和西北地方文献。
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考述王江东1李军强2杜鹏姣3(1.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甘肃兰州730000;2.甘肃省图书馆典阅部,甘肃兰州730000;3.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甘肃兰州730000)[摘要]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活动受到经济、地域与交通等因素的限制,刻书史实鲜为外界知晓。
通过后世传本及各家书目钩稽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的史料,能够客观反映甘肃私人刻书发展的历史面貌与特点。
虽然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活动较之同时代的江南地区明显滞后,不具典型性,但甘肃士人学者的著述通过刊刻的方式得以流传,这不仅保存了甘肃文献,也延续了甘肃文脉。
[关键词]明清时期;甘肃;私人刻书[中图分类号]K87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101-07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起源于唐,发展、繁荣于宋,明、清时期更加普及与流行。
甘肃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雕版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前,图书出版业曾数度辉煌,两汉、三国时期,敦煌、张掖、武威等地已相继出现译场,专门从事佛经翻译。
宋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东移,丝绸之路往来中断,图书出版业一落千丈。
明清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甘肃的雕版印刷得到长足的发展。
私人刻书,是指私人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
私人刻书的出版主体多为士人学者,所刻书籍的牌记多刊刻自己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其刻书多以崇尚学问、传播文化、繁荣学术为目的。
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广泛推行和地域经济环境的好转,甘肃文教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甘肃士人学者的数量大增,优秀的作品不断问世,带动了甘肃的私人刻书,一批优秀的著作得以刊刻。
明代《包孝肃奏议》版本源流考释宋可伟(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江西宜春336000)[摘要]《包孝肃奏议》在明代产生了多种版本。
这些版本依据其刊刻地和刊刻者的不同,可分江西刊本系列、庐州刊本系列、开封刊本系列、端州刊本系列和其他刊本5大类。
其中,明正统元年(1436)刻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其他刊本对正统本多有借鉴。
明版《包孝肃奏议》的传世,既与该书在传世中出现的“故刊不存”和“读者病之”的状况相关,也受到了明代“致用”学风和该书“以文化人”作用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包孝肃奏议》版本源流[分类号]K 248;G 256*本文系安徽包公研究中心2021年研究生课题“包拯财税改革研究”(课题编号:b g y j 2021y j s -1)的研究成果。
《包孝肃奏议》(以下简称《奏议》)是研究包拯的原始史料。
到了明代,该书被时人进行多次收录和刊刻。
明人对《奏议》的关注不仅使其免于亡佚的危险,而且让《奏议》的刊刻在明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目前学界主要是从《奏议》的版本和书目中的《奏议》这两个方面进行的研究。
关于《奏议》版本的研究,杨毅[1]探究了《奏议》的版源问题,杨国宜[2]和孔繁敏[3]对《奏议》的主要版本进行了罗列。
关于书目对中《奏议》的研究,赵正群[4]对《四库全书总目》中《奏议》的一些讹误之处进行考释,笔者曾对明代目录书中《奏议》的著录模式、分类方式和时人对该书性质的认识进行探究[5]。
现试从版本梳理、版本流变和刊刻原因方面,对经眼的12种明版《奏议》进行考释。
1明代《奏议》主要版本整理从明英宗正统年间至明崇祯时期,明人刊刻了多种《奏议》。
其中,笔者所经眼的《奏议》有12种。
这些《奏议》依据刊刻地和刊刻者的不同,可分为5类,即江西刊本系列、庐州刊本系列、开封刊本系列、端州刊本系列和其他刊本。
1.1江西刊本系列江西刊本,即明正统元年(1436)江西刊本,其刊者为胡俨和方正。
在现存的诸多版本中,“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明正统元年(1436)合肥方氏刊本”[3]。
852021年第4期·文献学研究·明汲古阁毛氏刻本郑樵《尔雅注》及其文献价值金静文(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曲阜 273100)摘 要:《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训诂学专著,为其作注者颇多。
郑樵是南宋著名学者,其《尔雅注》对所涉名物多得目验,自成一家。
现存最早刻本是元刻本,为明末毛晋收藏。
明崇祯间,毛氏以此为底本校改重刻于汲古阁。
清嘉庆间,张海鹏在以上二本的基础上,补入脱文,再刻于照旷阁。
《四库全书》本以汲古阁本为底本,改正了其中明显的讹误。
另有其他几种清刻本皆从汲古阁本出。
汲古阁本校勘精审,然亦偶有讹误,在元刻本秘不外传的情况下,汲古阁本在传播郑樵注本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尔雅注》;汲古阁;毛氏刻本中图分类号:G256.22;G256.3 文献标识码:AResearch on the Annotation of Erya Created by Zheng Qiao Based on the Mao's Work from Jiguge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Literature ValueAbstract Erya is the first monograph on exegesis in China, for which there are many annotations. Zheng Qiao, afamous schola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a lot of famous objects involved in his Annotation of Erya , which makes the book distinctive.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Annotation of Erya is block-printed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collected by Mao Jin. In the Chongzhen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Mao’s block-printed it again in Jiguge based on the Yuan version. In the Jiaqi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Zhang Haipeng supplemented his work based on the two block-prints in Zhangkuangge. The one collected in Si Ku Quan Shu was based on the Jiguge version and had mistakes corrected. Some other versions delivered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also from Jiguge. Arguably, Jiguge did a good job in emendating the book despite several mistakes. Now that the Yuan version is not accessible, the Jiguge block-pri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serving Zheng Qiao’s work.Key words Annotation of Erya ; Jiguge; Mao’s block-print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南宋著名学者,好考证伦类。
明代刻书书目研究王国强刘纪泽先生在《目录学概论》中曾说:石版本之重,始于明末。
”此话大体是不错的,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明人之重视版本,而且在书目中留下记录,在明中叶就已经开始了,并逐渐演变成版刻书目的发达,以及综合性书目对于记注版本的重视。
所以,说版本之重始于明中叶似更符合实际些。
明代刻书书目,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为专门的刻书书目,一为记注版本的综合性书目。
本文拟对明代刻书书目作一评介,并附论其成就、价值以及发展的原因。
一明代刻书事业十分发达,官、私、坊刻数量众多。
与此相适应,明代官、私、坊都产生了一些刻书书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刻书书目体系。
1、政府刻书书目。
明代官刻,有内府、中央各机关和地方政府刻书。
内府刻书是由司礼监所属的经厂负责的,由宫内太监领导其事。
经厂刻书始于永乐年间,终于明朝覆亡,经历时间既长,又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所以刻书数量比较丰富。
由于所刻书籍主要是供后妃、皇子、太监诵读之用,所以其内容多是蒙塾初学所需和日常应用之类,甚或有《神童诗》、《百家姓》、《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通俗读物。
经厂刻书书目主要有《经厂书目》和《内板经书纪略》。
《经厂书目》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著录,《千顷堂书目》著录作《内府经厂书目》三卷,存亡不知。
本目共著录一百十四部书,详载每书的册数、页数、纸幅多寡等。
《内板经书纪略》一卷,刘若愚撰。
若愚,襄阳人,系御马监外厂太监,熟谙宫中掌故。
崇祯末年,苦愚蒙冤幽囚,在狱中著《酌中志》以自明,卷十八为《内板经书纪略》,《松邻丛书》将此卷单独抽印。
本书目记载经厂库内所贮书板,共著录一百五十八种,每种详记本数、叶数,附录佛经道经各一藏和大、小五大部经、五般经等,每藏除记函数、叶数外,还详记某种纸若干张、某色绢若干匹、黑墨白面明矾若干斤等等。
此书目比《经厂书目》多著录五十余种书,大约是《经厂书目》完成以后所续添的。
《经厂书目》数百年来无人引用,大约久己失传,现存的《内板经书纪略》遂成为研究明代,尤其是内府版刻、装潢的最为重要的参考书。
另外,作者亲睹了内板的销亡、所藏的残损,所以在本书目之前记述了经厂藏书的衰败情形,痛切感人,可作实录看待,为我们了解经厂藏板的盛衰提供了直接的资料。
再者,它还记我了《永乐大典》的庋藏、流传和摹抄情况,足资考证。
可惜收录不全,遗漏甚多。
中央各机关刻书,以国子监为主。
明代国子监有二,一为北京国子监,一为南京国子监。
由于宋元诸代国子监所刊板片尽归明代南监所有,所以明代南监所藏板片十分丰富。
梅鷟所编《南雍志•经籍志》二卷即记载南监前后版刻书籍。
嘉靖间黄佐修《南雍志》二十四卷,专门记载南监掌故。
其中《经籍考》二卷、为黄佐委派梅鷟所修,后有别出单行之本。
此目凡著录三百零一种,分为制书、经、子、史、文集、类书、韵书、杂书、石刻九类,每书载其有板若干面,或全或缺,其板或完好或破坏或模栩,各书之下有解题,颇为精审。
其中多有孤本及宋元旧刻,足资考证。
2.私家刻书书目私家刻书书目主要有四部,兹分述于下:《宁藩书目》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系宁献王纂刻之书目。
原书不著撰人名氏。
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正统十三年(1448)芫,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
凡群书秘本,莫不刊布。
是书校刻于嘉靖二十年(1541),凡著录一百三十七种。
其所刻书类型较多,所谓“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四库全书总目》)。
按太祖分封诸王,多赐以宋元旧刻,其中有一千七百本词曲(参见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不少藩王拿来翻雕,所以刻书质盘很高。
这是最早的一部私家刻书书目。
《书庄记》一卷,《百川书志》目录类著录,下注“国朝武定侯家刻书目也,并记。
”《传是楼书目》也著录,下注“抄,一本”。
按武定侯即郭勋。
勋,英六世孙,袭封武侯。
正德中镇两广。
其所刊书甚多,今存世者有《白乐天文集》三十六卷、《诗韵释义》不分卷等。
已佚。
《汲古阁校刻书目》一卷、《补遗》一卷,毛晋撰、顾湘校。
晋,一名凤苞,字子晋,号潜在,常熟人,诸生。
好古博览,构汲古阁、目耕楼,藏书数万卷。
毛晋刻书甚多,其所刊印的《说文解字》、《六十种曲》、《津逮秘书》、《十七史》等历来为人看重。
所谓“毛氏之书走天下”是也。
毛晋刻书既多,延续时间且长,加之毛晋颇通目录版本之学,遂有两种刻书书目问世。
是编即载其校刻诸书名目,每书详记书名、卷数、叶数。
此目所收少于《汲古阁书跋》,可能是早期刻书的记载。
毛晋又搜剔古书的秘旨遗义撰成题跋,附刻书后,遂成《汲古阁书跋》,凡一百五十二篇。
近人潘景郑为之补辑,共得二百四十九篇。
毛晋题跋,多所发明,间校其讹谬,字里行间,具见精审。
3、坊肆刻书书目明代坊肆刻书书目,缺乏记载,也无书目流传下来。
惟《千顷堂书目》著录有《福建书目》一卷、《建宁书坊书目》一卷。
福建书坊刻书历来发达,经久不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坊。
这两部书目大约是记载福建、建宁书坊刻书书目,极可能是明人编纂的。
明代最著名的刻书书目《古今书刻》二卷,则是包括了官私坊各刻书系统所刻书的目录。
撰者周弘祖,湖北麻城人,嘉靖二十八年进士。
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督屯田马政,后谪安顺判官。
《明史》有传。
此书上卷载自中央、地方政府至书坊刻书的名目,并以刻书单位或地区分别之。
作者曾宦游福建,所以记载福建书坊刻书颇详。
下卷标明各直省所存石刻,详记撰者、书者、残缺、字数、内容以及立于何处等内容。
本书是关于明代版刻和历代石刻的重要参考书。
这里还要提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本书原是毛晋之子扆求售藏书时所开的价格表。
但作为一部书目,它收录颇为丰富,而且每书都注明宋刻、元刻、抄本、影抄本等。
为求善价,一朽目中或不免有些作假之处,但其中关于版本的记载,仍然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明代综合性书目之记载版本者数量较多,现存最早的是李廷相《李蒲汀家藏书目》二卷。
廷相字梦弼,濮州人,弘治壬戌(1502年)进士。
历官南京户部尚书,谥文敏。
是目编次无法,著录苟简,惟间或注明版本,有一定价值。
此后,此类书目相继出现,留下了关于版刻的丰富资料,也留下了明人关于版本鉴别经验的总结。
晁??《宝文堂书目》三卷,成书于嘉靖年间。
此目不仅收录丰富,而且在书名之下多著明版刻,足以考见明代版本源流。
《宝文堂书目》著录了关于官刻、私刻、坊刻的各种版本类型。
如关于官刻有经厂刻(或内府刻)、南监刻等;关于家刻有周府刻、晋府刻等;关于书坊刻书虽未注明具体坊肆名号,但主要包括在所著录的刻书地区中,关于刻书地区,有闽、杭、扬、楚、常州、苏州等;关于刻书时代有旧版、宋、元、近(新)、弘治、宣德等刻本;关于制板工艺有刻本、活字本、铜活字本等;其他还有宋巾箱刻、绵纸、竹纸等记载。
此目足以可与《内板经书纪略》以及其他版本目录相参考。
它虽然不是专门记载版刻的书目,但由于著录丰富,标注详明,而且注明一书的不同版本,所以参考价值很大,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另外,《赵定宇书目》之专设“内府板书”、“宋板书”、“元板书”类,李鹗翀中《得月楼书目》一卷之对于百九十余种书都记注版本,有助于考见宋元明版刻源流。
《读书敏求记》是明末清初钱曾选择最珍重的宋元精粱和精抄本,并予以解题编辑而成。
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颜色来鉴定雕印年代,并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定版本的价值(丁渝《读书敏求记》说明),堪称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的专著。
二明代刻书书目,在目录学和文献学上都有较高的成就和价值。
其一,丰富了专科书目的类型。
刻书书目产生于宋代,《通志艺文略》所载《周子监书目》一卷、《川本书籍录》三卷即是。
传世的《遂初堂书目》尤为人所重视。
明代刻书书目逐渐发展,且已形成官私坊刻书书目体系,推动了目录学的发展,也为版本目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目录学史上有一定意义。
其二,明代综合性书目记载版刻,丰富了书目著录的内容,增加了书目的参考价值。
其三,明代刻书书目著录丰富,收录广泛,包括一家、一机构和综合性的刻书书目,而且注记详明,对于考知宋元明时期的版刻情况,包括刻书地域、时间、刻书者、版本类型以及装潢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其四,明代刻书书目为考知某些版本源流提供了线索。
如《古今书刻》著录有都察院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宝文堂书目》亦著录有郭勋刊刻的这两部书,为我们考知两书的刊刻时间和版本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五,刻书书目编制者根据前人的经验和自己的实践,提出了关于鉴别版本的理论和方法,历来为人听重视。
明代刻书书目的发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明代刻书业的发达。
明代刻书,在宋元基础上发展很快,官、私、坊系统都刻印了大量书籍。
刻书内容除经史外,还有大量的类书、日用便览和俗文学作品,历来为研究家所重视。
刻书业的发达,为藏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因此明代藏书家众多,且收藏丰富。
这就为编制刻书书目提供了墓础:某些刻书机构和刻书家刻书很多,或者藏书家藏书丰富,并且收藏一书的不同版本,才有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刻书目录。
其次是明代书目事业的发展。
明代书目编制数量丰富,类型多样。
而且由于明代学风的放达,书目编制在类例、著录内容和格式上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参见拙著《明代私家书目图书分类体系的变革及其成就》等)。
于是刻书目录也得到了发展。
最后,明人已经认识到宋元本的可贵,某些藏书家以之作为炫耀的资本,、所以在书目中也极力想反映出来。
如《赵定宇书目》中专设宋元板书类,《读书敏求记》之专收宋元精椠,都与夸耀有一定关系。
受此影响,一些书目中也就著录了明刊本和抄本,进而也产生了专门的刻书书目。
尤其是《汲古阁题跋》,跋文中时时流露出“广告”的意味。
转自《河南图书馆学刊》199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