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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
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
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
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
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
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
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
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
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
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
文化的失落、认同与适应——谈托尼莫里森三部作品的启示樊晓丽
【期刊名称】《牡丹江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8(017)003
【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其早期三部作品<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和<柏油孩>中,深切关注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美国社会中黑人文化的传统与命运、黑白文化的分离与冲突,以及迷失在白人文化冲击中的黑人的人生悲剧.她的作品对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正遭遇西方化和边缘化危机的弱势国家、少数民族和边缘群体的文化抉择、文化生存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启示.
【总页数】3页(P11-13)
【作者】樊晓丽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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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黑人文化的“现代神话”--试论托尼•莫里森作品的象征手法 [J], 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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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迷失在黑白世界里的自我救赎——论托尼·莫里森作品中黑人族裔身份的自我认同 [J], 邓燕林;
4.迷失在黑白世界里的自我救赎--论托尼·莫里森作品中黑人族裔身份的自我认同∗
[J], 邓燕林
5.自然·两性·文化
——托尼·莫里森和艾丽斯·沃克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比较 [J], 刘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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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里森《宠儿》看黑人的自我成长摘要《宠儿》是托尼·莫里森长篇小说中最成熟的一部作品。
在这部小说里，莫里森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一位生活在奴隶制度下的黑人妇女进行了详细的描绘——黑暗的压迫使得母亲做出了弑婴的行为，小说用艺术形式再现了人性的光芒。
本文以《宠儿》为例，通过分析奴隶制下黑人的悲惨命运以及奴隶制给黑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来阐述黑人的成长过程，并分别从黑人身体自我成长、黑人社会自我成长和黑人心理自我成长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促进读者对“黑人自我成长”这一主题的理解。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宠儿》黑人自我成长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托尼·莫里森作为一位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她对美国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代表作《所罗门之歌》、《秀拉》、《最蓝的眼睛》、《宠儿》曾多次获得多项大奖，其中《宠儿》更是以苦涩的诗意和紧张的悬念、如诗般的文字画面以及对黑人生活的真实描写，先后获得了种族关系图书奖、普利策奖和美国图书评论奖。
尽管莫里森顺利地读完了大学，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现象仍然很严重，而作为一名黑人作家的莫里森对这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编著黑人历史、讲述黑人文学就成了她毕生的事业。
《宠儿》作为黑人对奴隶制度的控诉，在这个诉说过程中，黑人忘掉了过去，在心灵创伤的愈合过程中实现了身体、社会和心理的自我成长。
莫里森在《宠儿》这部作品的叙事中采用多视角、空间错位、时序颠倒、语境变换、虚实相生和历史与神话结合等多种表现手法，黑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重新构建。
一《宠儿》概况尽管《宠儿》是以小说的形式发表，但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却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莫里森作为一位黑人女作家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古典文学以及小说的研究使得她曾担任过出版社的编辑，在一天上班的早上，她在简报上看到一则关于黑人妇女的报道，报道上讲述了一位黑人女奴为了让自己的孩子避免重复奴隶的悲剧亲手结束了孩子的生命。
西方“三大预言”为什么落空
贾立政;陈阳波;魏爱云;马静;周素丽;张夏梦;张寒;张小青;杨鹏峰;潘丽莉;谭峰;李祥峰;于珊;宋扬【期刊名称】《人民论坛》
【年(卷),期】2016(0)6
【摘要】人类发展的轨迹使得“三大预言”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了。
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采取强力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强行“实现预言”的行径，更进一步恶化了国家与文明间的关系。
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三大预言”内部所充斥着的谬误和矛盾，就埋下了其失败的种子。
【总页数】6页(P14-19)
【关键词】三大预言;新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作者】贾立政;陈阳波;魏爱云;马静;周素丽;张夏梦;张寒;张小青;杨鹏峰;潘丽莉;谭峰;李祥峰;于珊;宋扬
【作者单位】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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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种族束缚，勇敢融入社会——托尼·莫里森《天堂》
主题探析的开题报告
尊敬的评委、老师：
大家好！我选择的论文主题是《天堂》主题探析。
《天堂》是美国黑人文学大师托尼·莫里森的经典小说之一，讲述了一个黑人女子吉斯丁的成长经历，通过她的故事探讨了黑人社区的刻板印象、正义与平等、种族歧视、身份认同等重要社会问题。
《天堂》在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它曾经荣获普利策奖、美国国
家图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
在这部小说中，托尼·莫里森以精湛的笔触和深入的思考，揭示了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残酷和暴力，同时也呼吁人们打破种族束缚、勇敢融入社会，促进社会正义与平等。
本论文将以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天堂》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小说中的主题和
思想内涵。
首先，论文将介绍小说的主要情节和人物，为后续的分析打下基础。
接着，将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首先，探讨小说中对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揭示和
批判；其次，探究小说中对身份认同的探讨和反思；最后，探讨小说中对勇气、自立
与自由的呼唤和鼓励。
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将揭示《天堂》所传达的深刻思想和主题。
本论文的意义在于深刻剖析了《天堂》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和欣赏托尼·莫里森的经典小说，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思想深度。
全球社会问题概览之【摘要】本文从引言部分开始介绍了全球社会问题的概览，着重讨论了经济、环境、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五大方面的问题。
在经济问题方面，全球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剧，资源分配不均衡成为普遍难题；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等，对地球和人类生存构成巨大威胁；社会问题涉及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贫困、失业、暴力等问题令人担忧；政治问题包括战争、恐怖主义等，严重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文化问题涉及宗教、价值观念等方面，文化冲突不断加剧。
通过总结，本文呼吁全球各国共同合作，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解决这些全球性社会问题，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关键词】全球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总结、全球化、可持续发展、贫富差距、气候变化、人权、民主、多元文化、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1. 引言1.1 全球社会问题概览之介绍全球社会问题概览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挑战和困境，影响着全球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和稳定。
经济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包括贫富差距扩大、全球化带来的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危机等。
环境问题也备受关注，包括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等，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社会问题涉及到人口增长、教育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民族宗教冲突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政治问题包括政治腐败、民主制度不完善、国际关系紧张等，影响政治治理和国际合作。
文化问题则包括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文化多元化与文化认同等，影响文化发展和多元共存。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才能找到解决之道，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稳定和繁荣的全球社会。
2. 正文2.1 全球社会问题概览之经济问题全球的经济问题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影响着全球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和稳定。
经济问题涉及到贫富差距、经济不平等、金融危机、失业问题等多个方面，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努力解决。
贫富差距是全球经济问题中的一大难题。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困人口占比较高，与之相对应的是少数富裕人群拥有极大的财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辩论辩题正方辩手观点：作为正方辩手，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概念，而且它对于全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趋势。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已经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我们命运与共。
”这种紧密联系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共同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贫富差距、恐怖主义等等。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而且影响着全世界的人民。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只有通过合作和协调，才能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道德理念。
伟大的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地球上的一家人。
”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于全人类命运的关注和责任。
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国家，无论我们的肤色、宗教和文化背景如何，我们都应该意识到我们是同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应该共同努力，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而奋斗。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现实需要。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利益交融在一起，国际合作已经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必然选择。
比如，联合国的成立就是为了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合作。
又比如，新冠疫情的爆发让我们意识到，病毒不分国界，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地应对疫情。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共同体是一个现实需要，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现实存在的概念，它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趋势，是一个道德理念，也是一个现实需要。
只有通过合作和协调，我们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
反方辩手观点：作为反方辩手，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忽略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忽略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世界上各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存在着竞争和冲突。
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领土争端，这些都是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体现。
2009年6月第12卷第3期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 our nal of X i钿U ni ver si t y of A r t s and Sci ence(S oci al Sci ences Edi t i on)Jun．2009v01．4N o．3强权文化的侵入与自我否定——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读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曹云(西安文理学院外语系，陕西西安710065)摘要：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描写了强势文化对黑人文化的侵蚀，揭示了在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重压下，白人的文化霸权以及黑人对自身身份的质疑和否定，同时也谴责了殖民主义的种种摧残行为，力图唤醒黑人民族的自我意识，建立黑人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最蓝的眼睛》；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自我身份否定；中图分类号：1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77X(2009)03—0056—03后殖民主义理论指的是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西方通过文化霸权，用经济和文化方式继续对前殖民地国家进行统治。
通过文化的不断渗透，西方的主流文化逐渐将殖民地的本土文化边缘化，并控制了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最后从精神和心理上将被殖民者彻底同化。
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殖民比土地的占有更加可怕，因为它侵蚀人的心灵，所以也更具有残害性。
阿托尼莫里森作为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唯一的黑人女性得主，一直致力于探求在主流社会中维护和构建黑人的文化本位，通过对黑人文化、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的描写，表现出她对黑人命运和文化传统的关注以及强烈的民族情感。
《最蓝的眼睛》是奠里森的处女作，小说暗含了后殖民主义的诸多因素。
本文将从后殖民视角解读黑人的身份认同危机、白人文化的侵蚀及科1族主义的内化，从而揭示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生活和身份的影响，以及黑人如何在白人的主流文化影响下将其内化，形成自身的否定，最终成为主流文化的牺牲品。
《最蓝的眼睛》讲述的是一直生活在父母的粗暴、同学的奚落和成年人的冷漠之中的黑人小女孩佩克拉，懵懂地觉察到自己所有的困境源于自己是个丑陋的黑女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阅读札记目录一、内容描述 (2)1. 阅读背景与目的 (2)2. 阅读意义与价值 (3)二、关于文明的基本概念 (5)1. 文明的定义 (6)2. 文明的分类 (7)3. 文明的构成要素 (8)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 (9)1. 社会主义文明 (11)2. 资本主义文明 (12)3. 共产主义文明 (13)4. 未来文明展望 (15)四、文明的发展与演变 (16)1. 农业文明 (17)2. 工业文明 (18)3. 信息文明 (19)4. 绿色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20)五、文明与社会进步 (22)1. 文明与国家发展 (23)2. 文明与民族振兴 (25)3. 文明与人类幸福 (26)六、文明与个人成长 (27)1. 文明与个人修养 (28)2. 文明与职业道德 (30)3. 文明与家庭和谐 (31)七、文明与全球治理 (32)1. 文明与世界和平 (34)2. 文明与国际合作 (34)3. 文明与全球环境治理 (36)八、结论与思考 (37)1. 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 (38)2. 对未来文明建设的展望与期待 (39)一、内容描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着诸多生态挑战。
本书提醒我们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技与人文的融合：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和社会问题。
本书强调科技与人文的融合，提倡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关注人的尊严和价值。
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具备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消除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本书呼吁我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努力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
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多样性成为一种宝贵的财富。
本书主张尊重文化多样性，倡导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每个人都是社会文明的一份子，需要关注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
内容摘要：《最蓝的眼睛》是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1941年俄亥俄州某个黑人社区一个11岁的黑人小姑娘佩科拉的悲剧生活。
小说通过对佩科拉追求蓝色眼睛这一事件的描写来揭示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的残害。
本文从白人文化霸权角度进行分析，希望引发学者和读者对文化、种族、审美标准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推动对托尼·莫里森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文化霸权种族歧视1.白人文化的渗透1.1大众传播建构扭曲的审美标准《最蓝的眼睛》中白人阶级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学校教育以及教会等机构来影响黑人的思想意识，导致他们讨厌自己和自己的黑人同胞，一步步从接受到信奉直到彻底屈服于白人的审美标准，即“白皮肤美，黑皮肤丑”的审美标准，最终逐渐抛弃黑人的种族性。
《最蓝的眼睛》中多次出现大众传播媒介对于“美”的定义：白皮肤、蓝眼睛的白人就是美的标准。
比如佩科拉只愿意用印着秀兰·邓波儿头像的杯子，并且一有机会就用它喝牛奶，仅仅因为秀兰·邓波儿是金发蓝眼睛的白人。
秀兰金发碧眼的形象被当时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大肆宣传，成了美国社会竞相追逐的对象，佩科拉当然也不例外。
“到了圣诞节蓝眼睛的大号洋娃娃，就成了父母送给孩子最宝贵、最特殊、最受欢迎的礼物。
不仅如此，甚至大人、大女孩、商店、杂志、报纸、橱窗标志-全世界公认所有的女孩都会把金发碧眼和粉色皮肤的洋娃娃当作宝贝”（《最蓝的眼睛》杨向荣译本2013年版25页）。
当时的美国社会，每一个广告牌、每一本杂志、每一张报纸都在展示蓝眼睛的魅力，都在告诉佩科拉及整个社会：“蓝眼睛最美，”“白皮肤美黑皮肤丑。
”于是大众传媒的宣传成了美国白人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控制的帮凶。
而普通大众面对媒介铺天盖地的宣传渲染时，只能选擇接受。
于是白人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中影响了黑人的价值标准，最终成为黑人的价值尺度。
1.2学校教育强化文化霸权“霸权（hegemony）是指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通常不是通过直接强迫，而是通过被认可的方式，将权威加诸其他阶级。
《贫困与饥荒》是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撰写的一本经济学著作。
实际上，称之为严格的经济学著作也有失偏颇。
《贫困与饥荒》更多的是通过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社会学的理论，来剖析人类社会中贫困与饥荒发生的普遍原因。
这是一部十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巨作。
书中对于贫穷的概念以及分析了几个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大饥荒作为引子。
书的最后引出的结论是令人深思的，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基本权利的深刻探讨。
当然，我们要谈论这本书，就需要从贫困这个概念细说，什么是贫困呢？贫困一般来说，是形容一个人所拥有的一种资源匮乏的状态，这种匮乏的状态使得这个人长期保持一种各个基本需求不能被满足的状态。
这就是贫困的一个简单的肆意。
贫困在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任何人在社会中都有可能跌入贫困的境地。
自私有制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出了财富的积累，由此就产生了阶层的分化。
以财富和权力为标准的阶层分化，必然导致了一部分人是处于社会的底层，这些人缺乏足够的资源与财富，同样也缺乏基本的教育。
可怕的是，这种匮乏会跟随这些人持续很多代，除非出现了某些巨大的变化，否则，平民阶层想要摆脱贫困，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阿马蒂亚·森的这部书中，对于贫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除了是一种资源匮乏的状态，也同样是一种权利匮乏的状态。
这里的权利指的是人一般现代意义上的权利。
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从近代几百年以来，欧洲文明的发展和扩张，使得人类普遍地开始了解到人权的基本含义。
但是，就当下的时代来看，大量的国家当中还存在着极度贫困和饥饿的人口，有人说，在我们当下的时代，生产力已经能够足够供得起全球人口不饿肚子，唯一能造成饥饿的原因就是政治。
此话不假，但是也过于简单化地对这个问题进行定论。
国际关系中的全球贫困问题全球贫困问题一直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贫困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全球贫困问题的根源、影响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
一、全球贫困问题的根源1.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贫困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
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了全球贫困问题。
2.政策失当：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贫困人口的利益，导致政策执行不到位，无法有效缓解贫困问题。
此外，一些国家的政治环境不稳定，腐败现象严重，也加大了贫困问题的解决难度。
3.自然灾害和战争：自然灾害和战争也会导致贫困问题加剧。
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会破坏基础设施，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失去基本的生活条件。
战争则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使人民陷入饥饿和困境。
二、全球贫困问题的国际影响1.社会动荡：全球贫困问题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当人民无法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时，很容易引发暴力和冲突，给国际社会带来安全隐患。
2.阻碍经济发展：贫困问题严重的国家往往经济发展滞后，无法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实现经济腾飞。
这不仅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会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
3.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全球贫困问题会导致大量人口陷入困境，面临饥饿、疾病、无家可归等困境。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会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影响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三、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1.加强国际合作：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贫困问题。
各国应该相互支持，分享经验和技术，推动全球减贫工作的开展。
2.制定合理的政策：各国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政策，关注贫困人口的需求，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同时，应该加强对政策的监督和评估，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
3.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是否应该废除全球化正方观点，应该废除全球化。
全球化导致了贫富分化加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在这些国家获得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但却不给予足够的回报，导致了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愈发严重。
正如印度的著名作家阿尔维拉·罗伊所言，“全球化的承诺是，它会给全世界的人民带来繁荣和和平，但实际上，它只是加剧了贫富差距，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
另外，全球化也导致了文化的同质化，许多传统文化逐渐被西方文化所替代，这对于世界的多样性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毕加索曾说过，“全球化是文化的灾难，因为它破坏了人类的多样性。
”全球化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同质化，使得人们失去了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
最后，全球化也加剧了环境问题，跨国公司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会无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导致了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环境的破坏。
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所说，“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它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必须反思全球化对于环境的影响。
”。
综上所述，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应该废除全球化。
反方观点，不应该废除全球化。
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这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化使得全球贫困率下降了近一半，这表明全球化对于减少贫困是有积极作用的。
另外，全球化也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使得世界各国的人民更加了解彼此，这有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所说，“全球化使得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
最后，全球化也有助于促进环境保护，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受到了环境保护的监管，这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因此，全球化并非完全是环境的灾难，而是有助于促进环境保护的。
综上所述，全球化对于全球经济、文化和环境都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不应该废除全球化。
辩论辩题应该关注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正方辩手：首先，我们必须关注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剧，使得贫困地区的人民无法获得基本生活需求，而富裕地区的人们则过度浪费资源。
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对人权的侵犯，更是对全球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威胁。
其次，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也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
富裕国家过度消耗资源，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贫困国家则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环境问题。
这种不平等导致了全球环境问题的恶化，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名人名句方面，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说过：“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是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另外，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也曾指出：“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是造成贫困和冲突的根源。
”这句话直接指出了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对贫困和冲突的影响。
经典案例方面，可以引用非洲地区的资源掠夺问题。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这些资源大部分被跨国公司和富裕国家掠夺，导致了非洲地区的贫困和动荡局面。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对贫困和冲突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关注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为它不仅侵犯了人权，更是对全球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反方辩手：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固然存在，但我们不能一味强调这种不平等对全球社会的负面影响。
首先，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也是由各国自身的发展水平和政策所决定的，不能简单归咎于全球体系的不公平。
其次，全球资源分配不平等也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这种不平等也激励了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名人名句方面，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说过：“资源分配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激励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努力。
”这句话表达了资源分配不平等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
克里斯蒂昂·莫里森：不平等、贫困与全球化：贫困●克里斯蒂昂·莫里森<TDclass=text15 valign="top" id="contenttd" style="padding:15px;">「内容提要」反全球化人士认为，世界上的不平等和贫困状况几十年来在不断加剧，一些国际组织有时也持这种观点。
然而最新研究显示，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末这段时期，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还稍有好转。
一项针对近两个世纪的长期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平等与贫困的演变，从而更准确地界定二者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不平等/贫困/全球化一、1820年以来个体之间的不平等许多关于世界不平等现象的研究都忽视了存在于一国内部的不平等，而只关注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根据人均收入的高低划分等级评估世界的不平等。
这种方法使我们对两个世纪以来不平等的演变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偏差。
目前确定世界不平等的主要依据是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异，可是，假如我们兼顾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不仅仅考虑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异，那么在1820年，一项类似基尼系数的不平等指标却要比目前的算法高出2倍。
既然考虑到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让我们来谈谈“个体间的”不平等吧。
这是一种近似法，它不是考虑每个个体，而是根据收入的多少，把每个国家的人口分为11个分位数组（quantiles ），先假定每一个分位数组的成员收入相同，再按平均收入将所有的分位数组进行排列，根据排列顺序和数据得出每一个分位数组的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及其他的不平等指标。
据此得到的表1显示了世界收入的分配情况。
从该表可以看出两个最重要的结果：一是1820年到1950年间不平等的急剧上升；二是1950年以后的相对稳定。
大部分关于世界不平等的文章所涉及的时期都只限于1950—2000年，一些文章只强调10年或20年间不平等的扩大或缩小。
不过，最主要的结果是这些变化相互补偿，而且最新的评估结果显示，1990年代末的不平等状况与1950年大致相同。
相反，从1820年到1950年期间，所有指标都大幅上升，上升幅度从1/3到1/2不等，而最贫困的40％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由于这种情况基本上延续到了19世纪，因而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从1910年开始，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与1950年持平，不平等指标也与1950年相近。
值得注意的是，不平等现象在19世纪初就已相当严重：5％的人口占有了全球1/3的收入。
在此基础之上，19世纪不平等鸿沟又进一步加深。
到1950年，不平等程度达到了一般情况下一国内部从未达到过的水平：超过半数的世界收入被10％的人口所拥有，而最贫困的20％的人口与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达到了1∶43.最富有的5％人口的收入超过了最贫困的80％的人口。
1820—1950年间，世界平均收入增加了两倍，受益者主要是西欧人，即西欧国家的居民及拥有众多欧洲移民国家的居民。
1950年，在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中，西欧人超过了80％。
这一人数从18世纪起就处于上升状态，到1820年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了（当时最富有的10％人口中有半数是西欧人），而从19世纪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中获益的也主要是他们。
在1950年以来明显的稳定状态背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贫困的6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和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份额没有变，但个体的来源却不同了。
在十分位数10中，超过18％的人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他们在1950年只占2％），于是，西欧人所占的比例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亚洲（上述三个地区除外）在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中所占的百分比翻了一番，而非洲在最贫困的40％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则大大增加了。
实际上，世界不平等的稳定状态是由相反的运动造成的：一些地区比西欧国家增长得快，而另一些地区比西欧国家增长得慢。
稳定与巨大的不稳定并存，从这种不稳定中受益的是亚洲的所有国家，受损的则是非洲国家。
二、贫困状况的发展表1是关于绝对贫困，即不能满足基本需要（食品、住房、衣服、医疗等）的数据。
我们选择了两个最低限度：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指“特别贫困人口”）和每人每天消费2美元（指“贫困人口”）。
美元以1990年的价格为准，按平价购买力计算。
以上数字具有任意性，世界银行在2000年关于世界贫困状况发展的报告中还引用了这些数字。
此外，各国的统计部门用来评估绝对贫困最低限度的标准是这样确定的：由医生给出维持人体健康所需要的卡路里的最低消耗量，再根据满足这个最低消耗量的食品价格来计算。
知道这个最低食品开支后，他们再根据家庭预算调查得出相应的总开支。
统计部门经常得到的结果是每天的总开支接近2美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每天2美元的开支从表1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矛盾的现象：“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其总数从1950年的18亿增加到1992年的28亿：“特别贫困人口”减少了，而且世界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两个世纪以来，贫困在不断地消退：1820年“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的94％，1992年降到了51％：“特别贫困人口”也从1820年的84％降到了1992年的24％。
因此，西欧19世纪初的发展大大减少了贫困，然而这一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被“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掩盖了。
“贫困人口”的增加既是由于总人口的增加，也是由于不平等的加剧。
如果我们假定1820年以来的收入分配是均匀分布，那么从1820年到1992年间，前6个十分位数的个体平均收入应当增长了6.6倍，与世界平均收入一样，而不是只有3倍，1992年的“贫困人口”应当只有6亿。
假定1992年的人口与1950年一样多，那么“贫困人口”的数量应当减少5亿。
1992年，为了与前面提到的世界银行的报告取得一致，对表1的估算作了调整。
但是最近的研究得出的有关贫困消退的结论更为乐观。
印度一位专门研究贫困现象的经济学家S.巴拉（S.Bhalla ）对世界银行的方法论提出了批评。
世界银行的最新估算是建立在对家庭预算调查的基础之上的。
每个家庭所报的平均支出之和被视为总支出，而这个总支出显然远远低于国民账户的数字。
由于申报不足的情况主要见于富有家庭和贫困家庭，贫困人口的消费支出就被低估了。
巴拉根据国民账户纠正了调查所得的数字，指出“特别贫困人口”减少了12个百分点。
相反，根据家庭预算调查来衡量消费的世界银行得到的结果是：人均消费下降了7％，“特别贫困人口”减少了4个百分点。
巴拉对这两方面的不合逻辑提出了批评。
从国民账户来看，人均消费不是下降而是大大增长了；另一方面，7％的下降幅度与贫困的减少是不相称的。
巴拉据此得出结论，“特别贫困人口”从1987年的11.4亿减少到了1999年的6.7亿。
因此1999年“特别贫困人口”的总数应当比世界银行的估算（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的总数为12亿）少一倍。
从这一差异中尤其可以看出，为什么从1987年到1999年“特别贫困人口”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上述报告却显示1987年和1998年的数字并无不同。
世界银行所说的贫困人口数量的稳定与以下两个事实相悖：一是1980年以来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长，二是最贫困的20％（或40％）人口在世界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微弱增加。
其他一些有关世界收入分布的最新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微弱增加。
从1980年到1998年，泰尔指数下降了8％，基尼系数下降了5％，1990年代则下降得更快，由于表1的数据止于1992年，因此这一点没有体现出来。
巴拉和世界银行之间的这场论战存在着几大焦点。
如果巴拉是对的，那么“贫困人口”与“特别贫困人口”的总数自1980年以来显然是减少了。
巴拉认为，这一成就主要应归功于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19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的增长。
因此他认为，世界贫困之所以出现了消退，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选择了对外开放。
三、19世纪的全球化与收入不平衡这一时期主要是从1850—1860年开始的，其特点是物资、人和资本的三重开放。
关税的降低，尤其是长途运输价格的降低使各大洲之间同类物资的价差减少了80％。
移民潮在这一时期并未停止，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移居北美和南美。
在美国，移民所占比例从1850年到1910年增加了一半。
同时，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使资本的流动在20世纪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次全球化并没有涉及所有地区，亚非各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而主要是西欧、拉美和1852年后被迫开放的日本，俄罗斯在该时期行将结束时也参与了进来。
最大的移民潮产生于西欧诸国和新兴国家之间，这些新兴国家也属于同一个西欧群体。
全球化刺激了这些地区的增长，而亚非国家则处于停滞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大大增加了世界的不平衡，因为正是全球化造成了领先地区与亚非两洲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见表2）。
但有人会提出异议，认为未参与全球化的地区的停滞状态不应归咎于全球化。
拉美就是明证。
拉美参与了这次全球化进程，且在1820年起步时的发展水平几乎不比亚非两洲高。
像它们一样，拉美也专门出口初级产品、矿产品和农产品。
可是，拉美的增长率却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如果说两者之间可以比较的话（毕竟它们的政治条件是不同的，很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沦为殖民地，而拉美国家是独立的），那么拉美则是受益于开放的。
如果我们只考虑参与了全球化的地区，那么1820年平均收入最高的领先地区就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因此，参与全球化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就加剧了。
表2中各地区内部不平衡的变化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同一地区不同国家间的收入差异以及各国内部的不平衡。
前者很容易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系列数据中得出。
西欧地区内部在1870年以前是各自为政的，此后有一段稳定时期，1890年后形成了统一。
由于从1880—1890年开始加快了进程，因此不能根据斯托普尔-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 ）定理，在商品市场上，全球化会增加富余要素所有者的收入而减少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当地主属于最富有人群而无技能工人总是属于最贫困人群时，R/W （R 表示每公顷地租，W 表示无技能工人的工资）之比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不平衡指标。
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土地充足的国家或拉美国家，R/W 之比在1870年到1910年间有所上升。
相反，在那些土地不是富余要素并且参与了自由贸易的国家，如丹麦、瑞典、英国，R/W 之比却明显地下降了。
在英国，《谷物法》的废除使工人受益而使地主受损。
在保护农业的国家（如德国和法国），R/W 之比下降的幅度比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小土地所有制的影响，R/W 比与不平衡的关系要复杂一些。
因此，在很多国家，农业自由化更加重要，它在欧洲国家起了一种平衡作用，而在新兴国家则起了相反的作用。
但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认为，在西欧，这种平衡作用在总体上占了上风，因为欧洲的大地主在收入等级排列中排在最前面，而无技能工人则排在最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