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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红色文化和人文精神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其中，文化和人文精神是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红色文化则是恢弘壮观、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一、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和文化传统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的时期，这是因为在秦朝和汉朝之前，中国一直是处于分散、属国和战国状态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统一的时期，这不仅带来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也为中国历史上后来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传统方面，秦汉时期的传统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基础。
在这个时期，诸如《诗经》、《周礼》、《仪礼》等经典都得到了重视和传承。
人们对于周代传统的礼乐、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的推崇和传承，也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石。
二、秦汉时期的红色文化在秦汉时期，红色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
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革命的文化传统，这包括军民共同的纪念活动、革命歌曲、革命戏剧和革命小说等，并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众多光辉灿烂的篇章。
红色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革命史。
可以说，秦汉时期的革命斗争是中国革命史的开端，这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的丝绸之路开辟，为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此外，他还加强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扩大汉朝版图，在国内外都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
在秦汉时期，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也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大力的传播。
像《天问》、《吊古战场文》和《游击队之歌》等都是代表性的革命文化，它们通过弘扬自由、平等、公正的革命思想和民主、科学、进步的价值观，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三、秦汉时期的人文精神与红色文化相对应的是，秦汉时期还有人文精神的传承。
人文精神主要指对于人性、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思考和探究。
在秦汉时期，人文精神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秦汉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阶段。
秦朝划时代地开创了绘画的壁画时代。
而汉代的绘画则具有鲜明的个性，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明朗的色彩为代表。
中国秦汉时期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发展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名人、文化作品和思想，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秦汉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始皇以极高的政治手段，规范了中国的文字，长度等，并消灭了七国，实现了中央集权，统一了中国。
汉朝则是在秦朝之后出现的一个王朝。
汉朝将中央集权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并推进了思想和文化的发展。
二、秦汉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在秦汉时期，中国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流派和文化作品。
这些作品和思想流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也对中国文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 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秦汉时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个体责任、仁爱、正义、敬畏等，这些观念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
2. 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同样在秦汉时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道家思想注重自然、人性、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讨论。
许多机智的观点和思想被提出，影响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3. 佛教思想佛教思想在秦汉时期也在中国流行开来。
佛教思想强调人类的禅定、慈悲、自我检讨、中庸等等。
佛教思想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
4. 文化作品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创作和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
在这个时期，很多重要的文化作品被创造了出来，例如《管子》、《韩非子》、《离骚》、《诗经》等等。
5. 科技创新在科技创新方面，秦汉时期也有许多杰出的科技成果。
例如造纸术、指南针、火枪、桥梁技术等。
这些技术成果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总结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是一个在思想和文化方面都非常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和思想流派，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一统"的思想来源及其历史影响早在先秦时期，由孔子首倡的“大一统”思想描绘了国家昌盛、人民幸福的理想状态，包括版图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等要素，其首要途径就是实现中国疆域版图的统一。
与中国历史发展相伴相随的“大一统”理念，无论是人文范围还是地理范围都是持续扩展的。
“大一统”的人文范围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众多兄弟民族，在今天统称为“中华民族”，其地理范围在历史上是指秦汉唐元明清历代“大一统”王朝的本土疆界，在今天是指按通行的国际法中国所管辖的所有主权领土。
“大一统”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不但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有一种理念，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而长盛不衰，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直到今天，它依然在很大水准上支配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家前途的思维模式。
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一统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
一、“大一统”的概念《辞海》“大一统”词条的解释为:“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
后世因称封建王朝能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
孔子作《春秋》，在记载列代周王即位时总是冠以“王正月”字样，对此，《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后代学者对此段经文有进一步的诠释，如第一位系统阐释孔子“大一统”思想的西汉大儒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唐代学者颜师古进而解释:“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
”从这里我们能够把握“大一统”的原始意义，即以周朝天子为核心将社会有序地组织起来，使中国完成真正的政治统一。
孔子：首创“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概念及所蕴含的思想，虽然是由后代儒家阐发而成，但的确符合儒家创始人孔子本人的意向。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知识汇总第9课 秦统一中国一、秦灭六国条件：1、商鞅变法后，实力超过六国。
2、嬴政即位后，招募人才，听取建议，谋划统一。
时间：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21年。
秦朝建立：公元前221年，嬴政建立秦朝，定都咸阳。
秦的统一（秦朝建立）意义：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战争混乱的局面，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二、确立中央集权制度目的：加强对全国的统治，秦朝创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
最高统治者：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总揽全国的一切军政大权。
中央机构：皇帝之下，设有丞相（掌管行政）、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理监察事物），最后决断权由皇帝掌控。
地方：建立郡县制。
管辖：由中央直接管辖。
数量：全国36郡，后增至40多郡。
行政长官：郡守。
下设：郡下设县。
三、巩固统一的措施文字：统一文字，制定笔画规整的小篆，作为全国通用文字。
文字统一可以使政令在全国各地顺利推行，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货币：废除六国的货币，以秦国的圆形方孔半两钱作为标准货币。
改变了币制混乱的状况，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促进各地经济的交流。
度量衡：秦始皇以秦制为基础，统一度量衡，所有度量衡用器必须由国家统一监制。
度量衡统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交通：1、统一车辆和道路的宽窄。
2、修筑贯通全国的道路。
3、开凿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便利了南北的水运交通。
防御匈奴：1、派蒙恬北击匈奴。
2、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防御匈奴。
秦朝疆域：东至东海，西到陇西，北达长城一带，南达南海。
本课重点识记内容1、公元前221年，嬴政建立秦朝，定都咸阳。
2、中央集权制度:最高统治者是皇帝。
中央机构设有丞相（掌管行政）、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理监察事物），最后决断权由皇帝掌控。
地方建立郡县制。
3、巩固统一的措施：统一文字，小篆作为全国通用文字。
统一货币，以圆形方孔半两钱作为标准货币。
统一度量衡。
“大一统”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及民族自治中国古代的法制与秩序基于自然经济之上的宗法社会结构和重宗法人伦的社会心理，从而选择了一个以家族为支点“礼法并用”的秩序构建模式，这个特质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中央王朝的民族政治。
在中国古代规范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则中，国家制定法始终处于正统地位。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一贯遵循的目标，从秦汉至清朝，总体上形成了“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体现出了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民族秩序。
秦汉之始，中央政权即对西北、西南多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实行特殊的管理办法，并设置相应的机构和职官。
唐宋“羁縻府州”之设，明清土司之制，就是这类特殊政策的制度化发展。
与汉民族相比较，诸边疆民族不但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在王朝的边缘，古代中央王朝政治法律制度(“国法”) 的哲学基础“天理”、社会基础“人情”，其载体是汉民族，而其他民族则成为被礼“教化”的对象。
一、“大一统”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早在黄帝之族、炎帝之族、东夷之族、九黎之族、三苗之族和夏族出现之时，夏夷一统、中华一体的观念就已渐渐孕育和萌芽，到了周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大一统观念已经较为明确。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诸侯混战，但各诸侯国统治者的理想基本上仍以“一统”为目标。
《礼记·礼运》更是首倡“天下为公”，这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雏形。
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公羊学说取得统治地位。
大一统被尊奉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书·董仲舒传》卷 56 ) 。
唐朝时，传统的夷夏观更进一步明确为“胡越一家”、“四夷一家”(《资治通鉴》) ，并将天下一家的理念付诸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
唐律制定和实行诸如: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律疏议》) 的条款。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
秦汉政治统一与中华民族发展作文全文共6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篇1中国是一个悠久璀璨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历史。
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我们伟大的祖先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而秦汉时期的政治统一,则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大家都知道,在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是一个割据纷争的乱世。
当时的中原地区有无数个诸侯国,他们经常打仗,战火不断。
国与国之间相互仇视,民不聊生。
那个时候的人们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是太可怕了!就在这个动荡混乱的时期,秦国的嬴姓君主发现了一件宝贵的东西——统一!只有统一了全国,才能结束内战,恢复安宁。
于是,秦始皇一路杀出重围,先后灭掉了其他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大秦帝国。
秦朝把全国划分成三十多个行省,实行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
虽然秦朝只有15年的统治时间,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秦朝覆亡后,历史的接力棒传给了汉朝。
刚开始的时候,项羽和刘邦两位大人物在中原地区争夺霸权,打了几年内战。
最后,刘邦赢了,建立了长达四百多年的汉朝王朝。
汉武帝时期,汉朝的版图达到了最大,国力也最为强盛。
汉朝实行的是县制,由中央直接任命地方官员。
同时,也采用了郡国并立的制度,对外藩国则采取了放权自治的办法。
汉朝时期,人口、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纸和东西向西传播,丝绸之路开通,与西方的联系更加密切。
科技文化成就也是灿烂辉煌,有许多重大发明和文学名著诞生。
秦汉时期的政治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内战,确立了中央集权,使整个国家团结统一,民族文化开始形成,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
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大发展、大团结、大统一的道路。
我们可以说,秦汉时代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起点。
虽然现在离秦汉时代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应该珍惜祖先们艰苦卓绝的努力。
让我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发扬光大中华文明,为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的璀璨新篇章吧!篇2大家好,我是小明。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
《春秋经》开篇首句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对此，《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里所说的“大一统”问题，指的是春秋时期诸侯一律听命于周天子，即全国由地位至尊无比、权力至高无上的周天子进行统治。
西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中华帝国的统一，董仲舒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得到武帝的支持，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董仲舒特别强调儒家"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他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后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
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因此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1]。
历史的发展使这一元典精神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思维观念及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台湾学者李威熊指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安详而有层次的社会，使我们的国家2000多年来始终维持大一统的局面，不像面积与中国等大的欧洲，一直四分五裂，国家居然有二三十个之多，由这一点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博大能容。
”[2]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思想贯穿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始终。
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特质。
陆游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正是中华民族盼望和守护国家统一的心理写照。
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和探索四海一家，万邦和协是我国的人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的心理趋向和精神模式。
一、大一统思想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秦汉时期人们的政治理想追求之一，乃是致力于“大一统”之梦的构筑与实现。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
《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
经儒、墨、法等先秦诸子学派的倡导和弘扬，“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
到战国末年，终于在统一条件基本具备的基础上，由秦国通过战争这一暴力手段，横扫六合，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现实，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即使是在分裂割据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仍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
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居。
又如清统治者也将其入主中原、底定天下看作是“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范文程《入定中原状》)之盛举。
而当时的知识阶层，更是突出地流露出了盼望统一的心态。
如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十六国春秋》、《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等著作的编撰范围，都不以当时某一小朝廷的统治区域为界，而以“大一统”国家为准，这明显反映了当时人们要求统一的深切愿望。
由此可见，“大一统”观念作为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岁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二、汉文化南传的途径与方式
（秦汉时期,居住在今广西地区及广东西部的土著民族是百越族系中的西匝、骆越(有时称为匝骆)。
有的学者认为,西匝和骆越是岭南越族的两支,西匝主要分布地在今广西北部
和东北部地区,即桂江流域和西江上游一带;骆越主要分布在今广西南部及西南部地区,即今红水河、郁江及左右江流域;也有的学者认为,西匝和骆越是同一族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即如顾野王《舆地志)所言:“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日西匝。
”以及(汉书·南粤传》:“西匝即骆越,言西者以别东匝也”。
总之,无论西匝、骆越是两个不同的分支,抑或同族异称,他们都是当时广西地区的土著居民,而且是现代壮侗语诸民族的先民。
为了便于论述,本文不讨论二者之分属,而将之作为一个族体论之。
）
如果说先秦时期中原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匝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属于自发的、自然的或者是间接的民间交流方式的话,那末,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一及其不断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移民南居等措施,汉文化的南传则主要体现为通过中央政权的力量与作用有序地而且是主动性的、直接的和目的明确(旨在教化“蛮夷”达到一统之目的)的方式进行。
所以,这样的传播方式具有更直接、范围更广泛、更深入而且效果更明显的特点。
这一时期汉文化南传的方式大致有五种:一是中央王朝派往岭南匝骆地区的各级官吏;
二是征战结束后留戍岭南的将士;
三是从中原迁居岭南“与越杂处”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汉族人;
四是南来北往经商的内地商贩;
五是两地相邻地区的民间交往。
自秦朝在岭南地区设置郡县以及两汉时期在岭南设置郡县数量的增多,中央王朝为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其郡县的主要官吏多由中央王朝派遣中原汉族人担任。
这些南来的官吏多受过程度不同的文化教育,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
他们的到来,既带来了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汉文化,而且在其管理的区域内积极地推行和传播汉文化,使当地的匝骆人逐步受到影响并接受和汲取之,尤其是在郡县治所周围,受之影响更多更深。
久之,当地“华风渐兴”,习尚更新。
其次,秦汉两代曾数次对岭南大规模用兵,每次动辄数十万。
战事平息后,为了维护岭南社会的安定,防止当地匝骆人的反抗,巩固其地方政权,南征的军队多被留在岭南各地戍守。
这些留守岭南的将士不断与当地民族通婚,并落籍岭南。
这些将士同样是中原汉文化的直接传播者,对汉文化在匝骆地区的传播起着示范和推动作用。
其三是从中原迁居岭南的汉族人。
自秦至汉,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岭南的统治和开发,多次把大批中原汉族人民强迁到岭南“与越杂处”;此外也有为躲避战祸
或灾荒而举家乃至举族结队移居岭南。
在这些移民中,既有文人儒士,也有失势官僚、贵族、平民乃至手工业者,故而带来的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汉族文化,也更为丰富和多样化,对汉文化在匝骆地区的传播同样起着示范和促进作用。
其四是南来北往的各类商贩。
由于岭南各地的土特产品非常丰富,且以品质优良、物美价廉而闻名,为中原地区所罕见,深受从王室到各级官吏乃至平民百姓的欢迎和喜爱。
随着岭南与中原的政治一体化及水陆道路的畅通,内地商人纷纷携带中原物品进入岭南各地,交换或收购岭南各种土特产品运销中原。
这些商贩的南来,既带来各种工艺先进的生产生活日用品,也带来了中原文化,成为汉文化的直接传播者。
另外,早在先秦时期已与内地有着自发式的民间交往仍然保持着,并且随着灵渠的开凿打通了桂江与湘江的水路交通以及秦军进攻岭南时所开辟的陆上通道,使得两地的民间交往更为便利。
正是以上的传播途径与方式,使得中原汉文化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传入匝骆地区,并且呈滚雪球的态势传播着,对匝骆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
三、汉文化对欧骆文化的影响
中原汉文化是汉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并经过不断地积累与优化而形成的。
他们在继承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不断吸收周邻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成分,使其文化不断丰富、充实、提高、更新和发展,加上中原地区具有区位、自然及人文优势,使得其文化体系中具有新的质态和富于开拓进取的机制,体现着华夏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成就。
她所具有的相对先进性,当时不仅在中国诸多民族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也站在世界民族的前列,因而能够对包括匝骆民族在内的周邻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乃至推动作用。
如果说,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对匝骆及其先民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物质文化)的话,那末到了秦汉时期,汉文化对匝骆文化的影响不仅仍主要体现在表层结构的同时,已逐步进入其文化的深层结构(即精
神文化),使之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首先是郡县制的在岭南的推行以及中原汉籍官吏、将士乃至大批移民的南居,不仅带来了中原封建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带来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并潜移默化地对匝骆人及其传统文化产生影啊。
当时的匝骆民族虽已迈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但其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乃至少\们的思想观念中仍保留着诸多的原始氏族或部落制的传统。
正如(后汉书·任延传》所言:当时“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
”“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这些记载虽然是从中原正统的儒家礼制及其观念出发而将岭南少数民族的礼俗视为怪异,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欧骆社会的落后状况。
岭南设置郡县、各阶层的中原人尤其是有文化的仕宦者入居岭南之后,积极倡导和传播汉文化,使当地民族原始落后的文化习俗受到影响而逐步得到改革。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云:“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约,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中原汉族移民南迁,“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伴于(任)延。
……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
”马援率军南征经过匝骆地区时,“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以上记载虽文字简略,但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种信息:秦汉时期,中央封建王朝统一了岭南,设置了郡县,推行封建制度;中原汉族的南迁“与越杂处”,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汉文字,也带来了中原的礼教及其价值观念,使之逐步在匝骆地区传播,许多匝骆上层人物及其子弟受到了汉文化的教导与熏陶,逐步掌握和提高了汉文化水平。
从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用汉文字书写的木犊以及广西各地的墓葬形制可知,当时匝骆地区已开始使用汉文字(小篆),其丧葬制度亦已在匝骆地区流行,反映了汉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使东汉以后匝骆后裔中的文人学仕开始涌现。
中原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匝骆文化的影响,在青铜冶铸业、冶铁业、陶器烧造业以及漆
器制造业中有着更为明显而具体的反映。
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匝骆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居住建筑、造船、玉饰器、煮盐业等方面,因篇幅所限,兹不一一详述。
从上可以看出,随着秦汉王朝对岭南的统一和匝骆与内地·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中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直接传入岭南地区,并且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匝骆文化产生影响。
汉文化以其所具有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很快就为匝骆民族所认识和接受,并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之中,使之得到充实、发展和提高,充溢着活力与生机,进而推动了匝骆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乃至文化的繁荣。
事实说明,匝骆民族是一个崇尚先进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宽容情怀和善于学习吸收兄弟民族先进文化的开放型民族,并且敢于正视和摒弃自身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接纳和汲收新的文化因素,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使之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模式。
正因为如此,匝骆及其后裔壮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比其他少数民族相对较快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