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符号化_现象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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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号互动论的教育学反思
符号互动论是一种教育理论,由菲尔兹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
此理论认为,
教育是一个通过符号(如语言、文字、图像等)双向交流互动进行的过程。
菲尔兹教授认为,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是通过使用具有某种特定含义的符号来实现的。
因此,他提出,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必须要教师在教学中更多地使用符号,以促进学习者的理解。
符号互动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学习者对教师和同学的了解会影响他们参与讨论的程度。
它认为,学习者越了解和参加讨论,越容易理解教师和同学使用的符号,实现一个相互支
持的学习环境。
菲尔兹教授认为,这种类型的学习环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有效地学习,甚
至可以带来生活中的应用意义。
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符号互动论又被称为数字互动论。
由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的应用正在加速,电子教育也在取得很好的进展。
基于符号互动论的概念,应用
科技来支持课堂教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学习者和教师可以建
立一个虚拟的学习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可以交流更多信息,进行更有效的学习和考核。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为教师和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新的
学习方式和视角,促进了教育进步和发展。
它的出现引领着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也有助于
提高教育教学的有效性。
它也为教师和学习者创造了一个更具有创新性和活力的学习环境。
当前,不断紧密结合科技支持,运用符号互动论的思想,改革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是必须
特别重视和抓住的重要时刻。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对高职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启示[摘要]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行为、认知和环境的共同决定,个体通过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形成态度和品德,榜样示范和强化在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
文章指出高职院校应以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为指导,在职业道德教育中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充分发挥强化的作用,提高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职业道德观察学习亲历学习榜样强化[作者简介]王翠荣(1965- ),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心理学。
(河南郑州451450)[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6-0181-02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吸收新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心理学派的观点和成果,把行为和认知紧密结合,构成了自己的社会学习理论框架。
其主要观点包括观察学习、交互决定论、自我调节及自我效能理论。
该理论认为个人通过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以形成态度和品德。
职业道德作为高职学生职业素养的重要组成由部分,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重视,如何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提高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已是高职院校共同的探索。
本文通过对社会学习理论主要观点的分析,探索如何在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中实施职业道德教育,以期提高高职院校职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一、让学生在观察学习中获得道德认知,优化理论教学效果班杜拉为具体说明人的思想和行为如何受环境的影响,区分了两种学习: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
观察学习是指通过观察环境中他人的行为及后果而发生的学习,也叫替代学习。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属于态度的学习。
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认识,是培养其职业道德情感、职业道德意志和形成职业道德行为习惯的前提,也是职业道德教育的起点。
根据班杜拉的理论,在职业道德教育中,必须引入观察学习。
在观察学习中影响态度学习的关键因素是榜样。
大学生榜样教育选树机制的几点思考本文总结了当前大学生榜样教育中榜样选树的几种来源,分析了当前榜样选树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提出健全大学生榜样教育选树机制:积极选树大学生身边的榜样;创造学生与榜样交流平台;鼓励大学生在实践中向榜样学习。
标签:大学生;榜样教育;现状;困境;建议一、当前大学生榜样教育中榜样选树的现状榜样教育就是利用个体对于榜样人物的崇拜心理来激发起学习者模仿榜样并在实践中将这种心理机制内化的过程。
相较于“言传”,榜样教育具有更好的“身教”功能。
当前大学生榜样教育从各种途径展开,不仅仅局限于思政教育,榜样人物的选取也来自多个不同领域。
1、以品德为导向的榜样选择思政教育是形塑大学生价值观的主要场所。
当前我国思政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十九大以来,我国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社会大环境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以笔者所任教的思政课为例,时代模范人物如尊老爱幼模范、安岗敬业模范、助人为乐模范以及“感动中国”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榜样人物成为了思政课堂榜样教育的首选。
高校思政课榜样教育旨在形塑大学生争取的价值取向,因此在榜样选择时偏重于具有高尚品德的模范人物。
2、以技能为导向的榜样选择大学教育价值观引导之外的另一任务就是大学生的技能训练。
大学生在毕业之后会走向工作岗位,因此,技能和专业学习就成为了大学教育的主杆。
熟练技能的养成首先依赖于教师的示范,一些具备了较强操作技能的人员则具备了榜样作用。
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对对其技能产生崇拜心理进而模仿、学习其技能。
大学技能学习分类较多,如机械类、食品类、艺术类等都对示范者有较高的技能要求,从而以技能为导向的榜样也具备一定了的规模。
3、学生自身选择的榜样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大学生可以更便捷的获取外界信息,具备了一定实力的公众人物则成为了一些大学生崇拜的对象,进而影响到大学生的价值取向。
这一类大学生自发选择的榜样与学生个体的价值取向有一定相关,商界成功人士、体育明星、艺术家等不同领域中的人士都可能成为大学生崇拜甚至模仿的对象。
学生爱国教育中的优秀典型与榜样效应在学生爱国教育中,优秀典型和榜样效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优秀典型是对具有高度道德风范和伟大事迹的人的称呼,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和奉献,成为广大学生学习的榜样。
榜样效应则是指学生在接触到优秀典型后,通过模仿和学习,逐渐形成正确的行为规范和认同爱国主义情感。
本文将探讨学生爱国教育中优秀典型与榜样效应的重要性,并举例说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一、优秀典型的重要作用优秀典型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观念和价值体系。
当学生接触到那些具有高尚品质和爱国精神的人物,比如先烈和伟大领袖,他们将被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品质所感染,从而产生敬仰和崇拜之情。
同时,优秀典型也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让他们明白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怀有自豪感,并为祖国的繁荣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榜样效应的作用机制榜样效应是指学生在模仿和学习优秀典型的过程中,逐渐养成正确的行为规范和正确的价值观念。
当学生不断模仿榜样的行为和品质时,他们会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这些行为和品质的重要性,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准则。
这种模仿和学习的过程是渐进的,通过反复实践和自我调整,学生逐渐培养了积极向上的品质和良好的道德修养。
三、优秀典型与榜样效应的实际应用学校作为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重要场所,通过选取优秀典型和引导学生学习他们的事迹和品质,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爱国意愿。
例如,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观看一些关于先烈们的电影或纪录片,讲述他们的英勇事迹,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爱国意识。
同时,学校也可以通过开展模拟活动或角色扮演,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和模仿优秀典型的行为举止。
除了学校教育,家庭也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重要环境。
父母可以通过讲述家国史实、给予学生爱国人物的书籍和视频资源,让孩子接触到那些优秀典型人物的形象。
同时,父母自身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孩子,培养他们正确的爱国观念和价值观。
社会也可以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引导。
从符号消费到符号生产——青少年“饭圈”文化的哲学解读张添翼,陈雪曼(东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吉林132000)2020年睾二期特别推荐—文化算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文化发展迅速,明星粉丝群体衍变为拥有严密组织框架的“饭圈”,“饭圈”发展出某种具有特定行为特质与精神内核的文化形态即"饭圈”文化。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在全民性的社会动员层面,"饭圈”积极组织公益活动扶危济困,“饭圈”文化为青少年群体平添了长久以来欠缺的公共事务热忱。
在警惕并批判'符号消费逻辑与低幼化思维的同时,公权力有必要结合“饭圈”文化的情感价值传播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生成并使用能够激起全民情感共鸣的网络符号,全面巩固公共社会的共识基础。
关键词:饭圈文化消费主义政治符号意识形态现代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高度集成的文化工业,以好莱坞电影、电脑游戏为代表的文化工业产品令全球青年人趋之若鹫。
近三十年来,赛博空间内的公众互动效率得到了空前提升,它既加速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衰落,也促成了文化工业本身的质变。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点击量带来了关注率,关注率持续牵动着资本,资本逐步弓]导着流量,流量成为追星族们的全新追逐目标。
传统的明星粉丝群体日益资本化体制化,直至发展出某种全新的文化形态,"饭圈”就是近年来国内出现的独特类型的亚文化群体。
众所周知,亚文化群体通常以标榜个性为旨归,以叛逆作为彰显自我的标签,甚少趋附于主流价值观,"饭圈”却能够与官方意识形态立场保持高调一致。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际,"饭圈”组织的公益活动引发了公共舆论的关注与赞誉,这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长久以来青少年亚文化系统性彰显的一部分,值得审慎看待。
本文试图在全民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时代背景中,从政治哲学角度分析当代青少年的"饭圈"文化。
一、“饭圈化”的社会动员机制"饭”即英文"fans"的谐音,意为爱好者、粉丝。
2009年第11期(总第221期)EDUCATION EXPLORATIONN o 111,2009Serial N o 1221青少年榜样教育误区探析余明远(天水师范学院经济与社会管理学院,甘肃天水741001) 摘 要:青少年榜样教育中存在重成人思维轻青少年心理、重政治说教轻道德感召、重成功经验轻失败教训、重抽象原则轻具体现状、重单向灌输轻双向互动、重树立榜样轻全面呵护、重传统方式轻现代手段等问题。
关键词:青少年;榜样教育;误区 中图分类号:G 4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9)11-0125-03收稿日期:2009-08-20作者简介:余明远(1970-),男,甘肃天水人,副教授,硕士,从事青少年德育研究。
青少年榜样教育存在种种误区,现梳理如下: 一、重成人思维,轻青少年心理崇拜心理作为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需要,在青少年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将个体在观察学习时对社会情境中某个人或团体行为学习的历程,称为模仿。
模仿的对象可分为榜样和偶像,人们往往把“榜样”作为褒义词,赋予它健康、积极、向上等意义;把“偶像”作为贬义(至少是中性)词,把它与“盲目”、“冲动”、“幼稚”等词联系在一起[1]。
青少年之所以热衷于崇拜偶像,对榜样敬而远之,因为“榜样”往往是教育者给学生树立的模仿对象,“偶像”是青少年主动寻求的模仿对象。
青少年崇拜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体现了青少年不满足于既有文化,挑战权威,张扬个性,追求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
青少年的现实生活是绚丽多彩的,成长发展具有无限丰富性,要基于其身心发展特点,充分尊重多样化需求,树立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能与他们同思考、共悲喜、结伴前行的榜样。
严肃理性的榜样和轻松感性的偶像相得益彰,没有偶像崇拜的社会会因太理性而单调乏味。
榜样选择应多元。
从英雄伟人、明星到我们身边平凡人,都可能成为我们崇敬和学习的对象。
应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要与发展实际,使榜样具备生动性、形象性、亲和性的特征,去掉神秘光环和绚丽外衣,拉近偶像、榜样与青少年的心理距离,以平常心看待和接受偶像、榜样,更加尊重和悦纳自我,引发青少年学习的强烈意愿[2]。
中西神话⽐较:中国的神是符号化的楷模,西⽅的神是⼈格化的英雄作者说:神话传说中蕴含着先民对于⾃然世界的认识,体现出早期社会祖先的智慧。
不管是在西⽅还是中国,神话传说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重要⽂化遗产。
我们⽤⽐较的⽅法来看待神话传说,就会发现⾝处不同空间的中国和西⽅因地域特点、思维⽅式和⾃然环境上的差异所造就的早期神话传说的异同。
在中国⽂学艺术的长流中,即使是孩童也能复述很多⽿熟能详的神话故事,远古时代⼥娲造⼈、盘古开天辟地、嫦娥奔⽉、后裔射⽇、⼤禹治⽔、精卫填海,民间流传的孟姜⼥哭长城、⼥郎织⼥,这些都是让我们引以⾃豪的民间瑰宝。
西⽅神话也是绚丽多彩,⾄今在欧洲的戏剧、诗歌甚⾄哲学⾥⼈吸收着西⽅神话的营养,西⽅的神话主要是以古希腊神话为主,我们常见的有俄狄浦斯的故事、普罗⽶修斯盗取⽕种、特洛伊战争等。
⼥娲和伏羲古⽼的神话在历史的长流中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形式,在古远的世界⾥,由于空间的限制,中西⽅是很难实现信息交流,却不难从神话起源的思维⽅式、⾃然环境、地域特点等⽅⾯发现它们的异同。
中西创世神话中神造⼈有着相似情节从神话的题材上来看,中西创世神话中神造⼈有很强的相似性。
他们都认为⼈是神创造的,并且是由⼟⽽⽣。
在中国,创世神话最流传最⼴的是⼥娲造⼈和盘古开天辟地,⽽在西⽅则有《圣经》中的上帝⽤泥⼟按照⾃⼰的模样创造了⼈类和普罗⽶修斯造⼈。
根据《风俗通》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民,⼥娲抟黄⼟做⼈,剧务,⼒不暇供,乃引绳泥⼟中举以为⼈。
故富者黄⼟⼈也,贫贱凡庸者,絙⼈也。
也就是说⼥娲运⽤泥⼟照着河⽔⾥⾃⼰的倒影捏造⼈形,创造⼈累,后来由于太累了,便随⼿扯了⼀条绳⼦深⼊泥潭,沾上泥浆向地上挥洒⽽去,结果点点泥浆就变成了⼈的摸样,后来⼥娲看到了⼈终将死去,⽆法传承,就分出男⼥,创造婚姻制度。
并且还将⼈分成了等级。
西⽅神话中也有很多神创造⼈的传说,流传最⼴的莫过于⽕神普罗⽶修斯创造⼈类的故事。
普罗⽶修斯有⼀天知道了天神将种⼦藏于泥⼟中的秘密,于是他就捧起泥⼟,沾上河⽔,按照天神的模样捏泥成⼈,他还从动物设上摄取善恶灵魂,封印在⼈的⾝体⾥。
班级的风向标—浅谈班级管理中的榜样力量与不良行为的模仿摘要:中学生的可塑性大、模仿性强,在班级中树立榜样,相当于在集体中树立了一个风向标,帮助学生明确努力的方向。
通过榜样的言行和思想活动及其成长过程,把高深的理论、烦琐的教条具体化、人格化,使中学生从这些富有形象性、感染性和可信性的榜样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从而增强班主任工作的有效性。
相反,在班级里,一件阻碍班级发展的小事,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一方面,犯错误的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容易使其今后的行为更加难以控制;另一方面,错误的行为没有得到纠正,其他学生就把这种错误理所当然的接受了,还有可能模仿,给班主任工作增加难度。
班主任如何在班级树立榜样,与怎样控制邪气滋长,是建设良好班级的第一步。
关键词:班级管理风向标健康成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中学生的可塑性大、模仿性强,在班级中树立榜样,相当于在集体中树立了一个风向标,帮助学生明确努力的方向。
通过榜样的言行和思想活动及其成长过程,把高深的理论、烦琐的教条具体化、人格化,使中学生从这些富有形象性、感染性和可信性的榜样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从而增强班主任工作的有效性。
班主任为学生确立正确的风向标,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一位班主任如何在班级树立榜样,是建设良好班级的第一步。
一、榜样——为学生树立学习的典范榜样是无声的语言,有时比有声的语言更有说服力。
班主任要经常提供古今中外名人的成长事迹来教育和激励学生,让学生从名人的身上汲取营养滋润自己。
也许有人会质疑:我们都能成名人吗?当然不可能。
所以,学生身边榜样力量就更为重要了。
俗话说:“群雁高飞头雁领” [2],班主任是学校中全面负责一个班学生的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工作的教师。
一个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在学生的健康成长中起着导师的作用;班主任是与学生接触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影响最大的教师,班主任的举手投足都将会被学生视为典范而效法,?班主任本身就是学生心目中的榜样,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试论《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榜样的作用及其实现作者:尚珂来源:《课程教育研究》2019年第12期【摘要】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榜样具有示范引导生活道路、践行高尚品德、培养理想人格的作用。
应依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认知水平、兴趣特点合理选择榜样,正确发挥榜样的作用,真正达到人心濡染和思想感化。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榜样示范作用实现途径【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9)12-0074-01榜样示范是以榜样人物及事迹为典型,潜移默化地渗入人们脑海中,从而通过情感共鸣鼓励人们学习效仿,从而改变自身行为、提高思想品德的一种方法。
英国学者菲尔丁曾说过一句名言:“典范比教育更快,更能强烈地铭刻在人们心里”。
《道德与法治》教学目标与榜样教育的作用具有多重契合点,正确界定《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榜样的作用,探索其实现途径,才能更好实现《道德与法治》教学目标。
一、《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榜样教育的作用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榜样示范具有激励、导向、示范等多重教育作用。
1.引导生活道路学生的社会阅历少,生活经验缺乏,其本性纯良的特质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作为直接的教育引导人教师来说,能够选择榜样人物以求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引领学生的生活走向。
例如在教材第一课《中学时代》第二框的《少年有梦》中教学的最终目标就在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梦想,那么教师对本节内容的讲授就不应仅仅停留在探讨和了解学生的梦想是什么,更重要的在于选择典型榜样帮助学生认清自己的梦想,以最切合实际、最正确的价值理念引领学生为梦想奋斗的走向。
因而教师选择榜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未来生活走向。
2.践行高尚品德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往往被其内在的动机和需要所推动,而这些需要就是人们控制自己的生活效力能达到什么程度。
学生有了榜样作为行为的参照物参照和样板,就容易确定未来行动的目标,达到榜样所塑造的行为标准,帮助学生践行高尚的品德。
教学理论中角色扮演教学法研究教学法是教师提出课题和一定的材料,运用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等一系列活动,最后得到学习结果。
通过对角色教学法的探究,摸索出有助于深化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的途径,并付诸实践,使课堂教学方式发生积极的变化,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标签:教学;教学法;认知论;角色教学法;社会学习理论1什么是教学1.1杰罗姆·布鲁纳的理论杰罗姆·布鲁纳是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着重于对人类学习认知过程的研究,他认为,学习一门学科不仅是“学会什么内容”,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的方法和手段。
他指出,“我们教一门科目,并不希望学生成为该科目的一个小型图书馆,而是要他们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
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
”所以在他看来,探索知识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发现的过程。
它是一种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发展探究性思维为目标,以基本材料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学习的教学方法。
现在许多教学的弊病就在于将学生看成被动的接受体,一味地强调知识的灌输和记忆,从而妨碍孩子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发展。
真正的智育不是传授知识,而是点燃智慧,启发思维,培养思维方式。
特别是文科教育,思想性更明显,它教的是思想,是思维方式,是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对人性的思考和回答,是生活的态度,是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也是对人对事的处理方法。
其实也是创造力,是社会的活力。
这些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布鲁纳在其认知,发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
(1)动机原则。
认为内因的效应比外在原因持久而有效,教师要善于激励学生的内因发挥作用,再结合一系列的外因,真正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结构原则。
教材的选择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构架,能够将深奥的理论解释得简明扼要,言简意赅,不能选择超过或低于学生的知识层次的教材,否则物极必反,学生非但学不到应该学习的内容,而且过于晦涩难懂或过于肤浅很容易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
摘要:榜样衍生的逻辑前提是人的超越意向,但在不少学校教育实践中,榜样却逐步演变为某种符号。
被赋予榜样称号的学生仅仅成为这一符号的代言人,成为变相的特性角色,被作为榜样的学生及其他所谓的普通学生,都不免会体验到偏离其生命本真的苦痛。
关键词:未完善性;榜样异化;特性角色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4289(2011)09-0005-032011年第9期(总第291期)LILUN SHIYE榜样的符号化:现象与反思●武秀霞人们普遍认为,榜样近乎完善之人、全面发展之人,因而他们成为多数人追寻的目标,成为供他人仿效的典范。
为他人提供一种指引、一种发展的模板即是榜样的外显功能。
然而,居于普通生活圈外的榜样如历史人物、明星人士,往往由于生活圈的隔绝而给人以虚幻之感,这就使得身边同伴榜样的筛选顺理成章。
由学生评价体系产生的三好生、优秀生很多情况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被学校所推崇的榜样。
一、人的未完善性及其追求超越的心灵意向:榜样衍生的“前奏”关于人性,学理界持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人生来本不成熟、本需完善。
这不仅表明人需要接受教育,也意味着榜样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德国哲学家、人类学家H ·普勒斯纳曾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文化生物。
尼采也指出,人是一种可以理解为还不确定的,即不定型的,其本质还处在发展中的动物[1]。
这样的观点意在说明,人生来是有缺陷的,且具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需求。
这样的需求使得我们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不同程度地显现出对外界文化的汲取之需,都在有意无意关注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思想,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意向。
正因如此,学校在施展其教化力量的过程中会倾向于制定或设想所谓客观标准来寻求与这一标准基本吻合的人,将其命名为优秀,视之为榜样。
然而,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就是对人的未完成性的恰当回应呢?其实,人的未完成性并非仅限于表明人的不成熟性,而是更大意义上暗含了人天生所具有的弥补自己不足的趋向。
这种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且试图去完善,同时还不断思考和筹划自身未来的行为,正体现了人之生命力最为重要的一点———超越性。
可以说,超越性体现于个体以理性自觉的态度从事批判和反思活动中,是人对其自身自然性的不满足、否定和扬弃。
超越性要求个体对其人生有审慎的思考,要求明确的目标指引,要求个体对其人生、对其所处的世界主动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
因为有这样的超越意向,教育将其使命定位于使人在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能够实现由不完善到完善的持续性发展,便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既然如此,那么寻找有效的捷径来实现这种期待,对教育而言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而榜样教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学校教育最为推崇的教育方式之一。
不少关注教育的人士都认为,儿童的发展离不开榜样的引导,并且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激励力量。
而他们能够在校园中找到的有影响力、活生生的典范,即是那些学习成绩优良、思想积极向上的所谓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二、规训性的外显:榜样载体异化为“符号”学校、教育者设立榜样的初衷无疑是积极的———倘若没有一定外在力量的引导,儿童便可能无法得到积极有效的发展。
而榜样的功效正在于为儿童的发展指明方向,给予儿童前进的动力。
然而,任何一种事物如果过分强调,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目前,榜样在学校中正是处于这样的境遇:由激励转变为规训。
在这样的规训中,那些有形有色的榜样教育活动以及具有榜样称谓的学生,实际上已沦为某种符号。
提到榜样,人们头脑中浮现的不是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生命体,而是一系列的标准,这就使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称号的获得者无形中扮演了由学校制造的模具这一角色。
为了让儿童发展,不断超越自己,教育者往往在平日的教育活动中,通过营造诸多竞争性氛围向儿童灌输某种求胜心理。
他们设立各种荣誉称号,将获得者视为供他人效仿的榜样,即在暗示像某某做才是优秀的。
诚然,教育的功能一定意义上是携带某种规训因子的,而这种因子的存在也具有某种必要性。
因为儿童需要具备适应社会、承担伦理责任的能力。
这些能力的其中一个表现即在于对社会规范的遵从与认同。
然而,倘若只强调规范,人就无法形成起码的判断能力。
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领域并非仅局限于人的社会化,而是从根本意义上让人成为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主体人,而非单向度的社会人———主体人区别于社会人,就在于前者是人生意义的自我掌控者,拥有理性、自主性,持有“我—你”人际关系之信念,存有人类共契价值的个体存在。
如此,那种仅仅强调对规范、标准遵从的教育只是一种极端化了的规训。
在筛选榜样的过程中,这样的教育往往在强调被官方化了的标准的同时,遮蔽了潜藏于儿童内心的超越需求和意向。
不少在推崇榜样的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往往将其受教历程描述为无休止的学习、考试、评比和排名。
在他们看来,曾经的荣誉、成绩并没有为他们的人生带来什么,反而是失落甚至是某些重要素质的遗失。
何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从以往三好生、优秀生的产生机制中,我们极易发现,在这样的榜样教育中,教育者对于谁应当成为榜样,什么样的标准可以作为筛选榜样的依据等往往遵循不变的逻辑。
这种逻辑的不变性首先体现为,评价三好生、优秀生的标准被持久地定位于学习成绩上。
如此,所谓榜样的入选者便需要获得靠前的成绩排名,只有排名达到规定要求的儿童才有资格考虑各类荣誉称号的争取。
这极容易促发一种现象:儿童为了争取某类称号而拼命攻读,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尊严所在。
这期间,成绩、荣誉即成为他们的学习目标,而其自身实际上已成为荣誉本身的奴隶。
其次,就榜样的授予本身而言,其往往遵循少数原则甚或一贯性、连续性的原则。
某一榜样角色的承担者往往只占群体的极少数比例,纵使参选儿童多于预设名额,教师也会毅然决定从中再次筛选,将获选的儿童推上荣誉的殿堂。
而一旦该生获得了此种荣誉,其后来连载荣誉的获得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这似乎表明,获得榜样称号的学生在所有方面永远都是出色的,而不会被他人超越。
由此看来,三好学生、优秀学生自被校方的榜样标准锻造而出的那一刻起,已经成为某种符号,某种品牌式的代言人。
他们因为恰好符合了学校预先设立的榜样标准而被推上了荣誉的领奖台。
学校也借此向其他儿童声明,那些三好生、优秀生的行为、做法才是恰当的、正确的。
对于那些与这类标准相背离甚或是行为反叛的儿童,等待他们的是被抛入另一种模子的差生、问题儿童称号。
这类差生“模子”在与榜样形成鲜明对照的同时,也使榜样的优越性更为突出。
如此,一种似乎完备的榜样机制就在有奖励、有对比的教育氛围中建立起来了。
然而,这种过于强调学习成绩,过于推崇由传统继承而来的评价标准的榜样教育,非但无法真正契合教育的生命本真,反而变相地演化为某种动物式的训练。
三、儿童群体“特性角色”的形成:榜样符号化的另一面榜样的符号化即是人的符号化。
人的符号化不仅意味着个体成为片面的、不完善的、被某种特定符号所规训、驱使和奴役的工具,而且意味着符号存在的意义大于人自身的价值意义。
这种符号化进一步导致的后果便是特性角色的形成。
特性角色在麦金泰尔看来,是那些被赋予特权的社会阶层。
这些人拥有供他人模仿的特权,拥有许多普通人所不具备的优点,社会给这些角色的承担者以诸多特权和赞誉,因为他们是“由社会挑选出来的‘典范’”,是“体现着社会的道德理想,具有文化代表意义和履行某种重要社会功能的‘角色’”[2]。
依照这种看法,校园中的特性角色也同样存在,并不断充斥着其他级别的群体文化。
它们的扮演者某种意义上即是那些长期垄断各类荣誉,并被校方视作典范的三好生、优秀生等等。
然而,这些学生真的可以担当同伴群体中的典范吗?他们的榜样力量真能成为其他学生前进的动力吗?这些充当学校特性角色的儿童,在被赋予荣誉的同时,是否也失去了什么?被遮蔽了什么?而那些与榜样、特性角色无缘的儿童是否因为这些角色的存在得到了更多?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文化代表、学生代表只限于有限群体内,他们代表的思想、行为也只是在有限的生活圈中适合了某种规范。
如此,对榜样学生而言,成为这类典范即意味着他们相应的典型行为被过分强调、拔高,而其他部分则被舍弃。
而真正能体现他们生命活力的东西很可能会在这期间被遗忘,被流失。
如此一来,片面的发展,甚至无真正意义的成长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少凭借学习成绩充当过所谓特性角色的学生,随着其人生履历的增长,往往发现,曾经显赫的声誉并没有带给他们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反而让他们失去了人生中本该有的东西和经历。
更有甚者因为在后阶段的成长中失去学校的娇宠甚至出现了心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
然而,榜样教育的过度推崇所导致的儿童价值生命的遗失,并非仅出现于成为榜样的学生群体中。
那些在学校中未曾成为榜样的学生,由于自己本有的良好素质未曾被明确认可,而可能多次与发掘自身优点的机会擦身而过。
他们甚至会产生自卑心理,放弃自己本应有的超越意向。
这都暴露出榜样机制的内在缺陷:一方面,由教育者拟定的评定标准蕴含着很多主观因素,而这些标准的定性化又极易造成其结果的片面化,而依据这类标准评定的儿童很可能就是极其不完整的。
正如麦克·F·D·扬所言,“教师眼中的所谓能力较强的儿童也就是在学校能力分组中位列较高的儿童,只不过是接触了并且愿意接受教师规定的概念。
因为教师通常认为A儿童的行为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学习知识的方法也是恰当的,于是正确的儿童行为就等同于他们的学习能力。
这不一定说明他们有能力在更加概括、抽象的层面上掌握知识……”[3]。
另一方面,榜样机制的片面宣扬是对儿童超越性的阻滞甚至扼杀,使儿童成为空壳的榜样符号在其演变中早已失去其本然的对超越的追求。
所以,当回归于麦金泰尔关于特性角色的描述时,我们可以发现,麦金泰尔关于特性角色的表达是贬义而非褒义。
在麦金泰尔看来,特性角色的流行即意味着道德的沦丧。
事实上,在发挥“负道德”效应的同时,那些担当特性角色的人自身由于仅仅充当着某些空洞的符号称呼,他们的所言所行也变得更为被动———这一角色或者符号要求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其似乎从未慎重地思考过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也没有充足的机会审视自己眼前所做事情的实在价值和意义。
或许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角色视为一种快乐,但这种快乐能维持多久却令人质疑。
而对于那些与榜样体验无缘的人,由于难以得到教育者的赞可,失去了诸多发展、认识自己以及发掘自身优点的机会。
这是否也是一种悲剧呢?这种悲剧由谁导致?答案可能在于人性因素,也可能在于环境因素,但榜样教育的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无法从中脱离干系。
总之,榜样产生的初衷是有积极意向的,其原初意味也并不是要制造出某些特性角色(特性角色的形成是在其意料之外的)。
然而,随着榜样教育方式的步步演化,榜样呈现出某种具有规范意味的规训样态,榜样的塑造过程、宣扬过程等也由此而成为一种训练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