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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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先秦时期,与现在所讲的“法学”近似的词是“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刑名法术之学”将“刑名”和“法术”两词联在一起,其中“名”指的是循名责实、赏罚分明。
“刑名”也可以作刑种解。
“术”指的是君主实行统治的策略、手段。
自汉开始各代又有“律学”的名称,但总的来说,在中国,法学或法律科学这一名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大量传入后才广泛使用。
(二)法学体系是指法学研究的范围和分科,使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三)法学的分类?答:第一,从各种类别的法律这一角度出发,法学可分为:1、国内法学,其中又可分为宪法、民法、刑法等各部门法;2、国际法学(广义),又可分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等;3、法律史学,又可分为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两者又可再分为通史、国别史、断代史、专史等;4、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这里之所以将二者并列,因为比较法(或比较法学、比较法研究)通常是指对不同国家的法律进行双边或多边的比较研究。
第二、从法律的制定到实施这一角度出发,法学又可分为:1、立法学,即研究立法原则,立法规则,立法预测,立法体制(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程序,法律形式的规范化,法律的统一化,立法体系,法律整理、汇编、编纂以及对立法的评价,等等。
这里讲的立法和法律都是从广义上讲的,即指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
2、法律解释学,实质上即中外历史上早已出现的注释法学。
3、法律社会学,即研究法律制定后如何实施,是否实施,怎样得以保证实施,法律的社会作用(功能)和效果究竟如何,法律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等等。
第三、从认识角度出发,法学可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
目前,我国法学界把理论法学称为“法理学”或“法学基础理论”,主要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等。
应用法学通常是指在社会中实际应用的法学分科,其内容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及这种法律的制定、解释和实施,从这一意义上说,以上所讲的那些法学分科,除法理学和法律思想史以外,都可以归入应用法学。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演进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演变,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长期过程。
从古代社会原始阶段的部落法制,到后来的封建律制,再到近代的法理学说,中国的法律制度一直在不断发展和进步。
1. 部落法制在中国古代社会原始阶段,人们生活在部落社会中。
因此,部落法制是最早的法律制度。
部落法制没有明确的国家机构或规律,执法和裁判都由长老或部落头领负责。
该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依靠习惯和传统,以保持人们的秩序和稳定。
在这种制度下,积极防止和解决纠纷是非常重要的。
2. 周朝法制周朝时期,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
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始于“周礼”,它将国家政治、经济和法律规范化,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正刑和赏罚制度由于执法不严,时常被贵族乱用。
赏罚制度则经常被皇帝用来夺取贵族的权力,从而制衡贵族之间的权力。
3. 秦朝法制秦始皇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化。
统一法律的短期改革推动了中央集权和中央控制的发展。
除普遍使用人名时限制时间以外,设定了“法律”的正式权威地位,秦法立始、公判入赘、官职考核和稽查系统等,都为中国法律制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4. 隋唐法制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备。
在持续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中,中央政府对各级长官的职权进行了精细的管理。
《北律》、《南律》等著名的法律法规相继诞生,国家对法律制度力求完善。
伴随着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盛行了一段时期。
5. 明清法制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对法律制度的进一步需求和完善去了,明清法制随之兴盛。
这一时期,中国法律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法律手段和程序也得到了进一步整理和完善。
为了更好地统治社会和保持秩序,康熙法规和乾隆法令,以及诸如《大清律》《中国律》《民法总则》等法规相继诞生,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些基础。
6. 现代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法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中国现代法制主要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三个方面。
一、中国法理学历史鸟瞰在古代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人论述过法的问题。
周公姬旦就主张“明德慎刑”,反对族刑连坐、滥杀无辜,要求注意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偶犯与累犯,还提倡先教后罚、以教代罚。
这些刑法思想,体现出周公的刑事法理观念。
到了诸子蜂起、百家异说的春秋战国时代,萌发了中国法思想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期。
当时的各家各派,诸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对于法的问题都曾议论纷纷。
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和人治。
认为“为国以礼”,要以维护等级差别的行为规范――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最主要的工具;认为“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依靠“德行教化”来实行统治;认为“为政在人”,要求由圣君贤哲来实行统治。
墨家主张用法来“壹同天下之义”。
他们提出“尚同”说,认为在法产生之前,人们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即所谓人各有“义”,大家意见分歧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斗,后来选出天下贤人确立为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这样就终于实现了“壹同天下之义”,就终于有了法。
还提倡“兼爱”说,劝说互爱互利,主张“赏贤罚暴”、“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反对亲亲原则。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法则就是办事的根本原则,由此而主张“无为而治”、一切顺乎自然,反对制定各种礼法制度特别是以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思想,主张运用法来治国安邦。
法家是个被史学家视为建法立制、富国强兵、著书定律、以法治国的学派。
法家从分析人的本性出发来阐述他们的法治学说。
法家认为,人是生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的。
“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万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人的这种本性使得人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互相争夺。
对统治者来说,只有抑制这种争夺,才能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
要抑制争夺,就要“定分”,使人们都在“分内”活动。
第1章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历史第一节 法学与法理学一、法学的概念和品格法学,亦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以法和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是法律实践活动、法学科研活动和认识成果的总称。
法学是治国理政的学问。
“国无法而不治,民无法而不立”,这是中国人对法学的总的认识。
其实,这也是一条社会法则,因为法学具有如下品格:1、法学是治国之学。
2、法学是强国之学。
3、法学是正义之学。
4.法学是人本之学。
二、法理学的性质与沿革法理学是法学的二级学科,属于理论法学的范畴。
在西方,一般界定为:法理学是“对法律的一般性研究,着重考察法律中最普遍、最抽象、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1在中国,清末民初的法学院便开设法理学,解放前李达先生在当时的湖南大学便主讲该课程,并写有《法理学讲义》。
2新中国成立后,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套用前苏联法学教育模式,改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后又简称为“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法理学迅速发展,北京大学法律系率先对该课程改名,称之为“法学基础理论”,将有关国家的一般理论划归由政治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由沈宗灵教授、张文显教授、李龙教授等编写的统编教材,正式命名为“法理学”。
这一科学的结论,早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
三、学习研究法理学的重要意义法理学是整个法学的基础课程和法学入门的向导。
学习法理学的意义,至少有四:第一,学习法理学是法科学生的需要。
第二,学习法理学是培养法科学思维方式的需要。
1[英]载维·M·洛克著,邓正来等译,《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489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先生的学生们将该讲义编辑出版为《法理学大纲》。
第三,学习法理学是法科学生提高理论素质的必由之路。
最后,学习法理学既是法科学生入门的需要,更是他们发挥作用成为治国之才的需要。
治国固然需要各方面的学问,但法学是主要学问,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国家领导人多数出身于法科的原因。
法学的发展历程从古代到现代的法学演进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古代到现代,法学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和发展。
本文将从古代法学的起源开始,一直探讨到现代法学的发展,旨在展示该学科的进化历程以及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一、古代法学的起源人类社会最早的法律体系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部落社会。
由于部落社会的特点,其法律制度主要是以习俗、传统和族规为基础,以维护部落的秩序和稳定为目的。
这种古代法学的思想包括人类自然法和神圣法。
人类自然法是对人类普遍共同的道德规范和基本权利的认识,而神圣法则源于宗教信仰和神权的影响。
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等文明古国也对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古代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高度发展,形成了一系列严密的法典和法律原则,包括汉谟拉比法典、希腊法典以及罗马法典等。
这些法律体系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法学的成熟和法律思维的积累。
二、中世纪到近代法学的转变中世纪是法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在此期间,宗教对法律和制度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并将其法学思想纳入到宗教的框架中。
教会的法律体系开始流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的主要依据。
同时,罗马法的再次研究与普及也对法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2世纪的学者们开始重新发掘、翻译和研究古代罗马法典,制定了一系列法学原则,被称为“罗马法的复兴”。
进入近代,法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开始对法律和社会进行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一系列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概念。
这些思想促使了法学从传统宗教和传统法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注重对自然法和理性法的研究。
其中,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对后来的法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三、现代法学的发展与多元化进入现代社会,法学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从传统的法哲学、法理学和法律逻辑,到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等各个分支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法学正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深入的研究方法适应当代社会的复杂需求。
研究中国古代法理学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法理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思想文化和法律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法律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研究中国古代法理学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研究中国古代法理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趋势,以及其对现代法律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理学的研究有助于形成一种更为全面的古代文化观念,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
其次,研究中国古代法理学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观,以及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与现代伦理思想的关系。
中国古代法理学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中伦理观的形成,以及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差异,从而增强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
三,研究中国古代法理学有助于探索中国古代的宪法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宪法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以及古代宪法思想对近代宪法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理学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宪法思想和宪法制度的内容,从而为当今宪法思想和宪法制度的建设做出贡献。
最后,研究中国古代法理学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以及古代法律思想与现代法律思想的关系。
中国古代法理学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当今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
以及古代法律思想对当今法律思想的影响,从而为当今法律思想的建设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古代法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而且有助于当今社会的伦理建设和法律思想建设。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法理学十分重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导 论法学与法理学一、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一词,在中国先秦时期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或“刑名之学”。
商鞅改法为律后,国家法典一律称为“律”,因而有关法律的学问也就称为“律学”。
中国古代的律学更多的是关心法律条文的注释及个案中法律适用的技术,既缺乏法与正义关系的探讨,也缺少系统的、理论化的知识论体系,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律学而无法学,并且,律学本身与法学相距甚远。
到了清末修律后,西学东渐才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或“法律科学”。
在西方,“法学”一词源自古代拉丁语的Jurispredentia,其原意是“法律的知识”或“法律的技术”。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该词的定义是“法学是对神和人的事务的认识、关于正义和不正义的科学”①。
在思想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法学家往往依据自己的哲学观点、价值立场、研究方法等的不同提出自己关于法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在西方法学史上,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基本的看法。
第一种认识是从法律秩序的角度出发,认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实在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法律体系,它的基本解释模式是“法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侧重于对法律本身的阐释。
这种认识传统后来成为了法律实证主义派别的基点。
在理论上,这种认识有利于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能保证威权主义的存续和强化。
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即在法学研究上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甚至在特定时期成为保守者的武器。
第二种认识是从法律价值角度出发,认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具有理想2色彩的正义,或者说是人类的理想、正义,它的基本解释模式是“法应当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侧重于对现行法律的批判。
这种传统后人往往将它归纳成自然法学的基本取向。
这种认识符合研究的特色,即保持批判性,具有进步性。
但它明显的缺点是具有较强的研究者本人的主观性。
第三种认识是从法律效果的角度出发,认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效,法学家要将关注点从本本上的法转向生活中的法,它的基本解释模式是“法实际上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侧重于研究法的社会效果。
中国古代法理学中国古代法理学一、古代法理学研究的学科概念1. 中国古代法理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实践实践的一种重要法学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澄清正义、社会秩序、规范权威等法律观念的研究。
2. 中国古代法理学涵盖了丰富的内容,包括立法的理论、法律思想的原理、立法的实践方法、实际的实施机制、实施过程中的检查制度等。
3. 古代法理学的发展历史悠久,起源于先秦两汉时期,历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发展迅速,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宝库。
二、古代法理学研究的思想理论1. 中国古代法理学的思想理论以儒家学说为主,以“道”为法的诠释和“仁义”为准则的行为准则,以“公义”为核心的用法原则,深深影响着对法律的实践、实施和诠释。
2. 孟子把先秦的治法由论理精神的层面进行解释,把‘仁义’作为社会秩序和法律政令的基础,推崇宽容和施行“而以道治天下”。
3. “成大学”是冯叔齐法理学家的经典著作,将中国古代理性思想融合在法律学中,重新建构古代法律思想,并把“君子之道”与传统的道德准则相结合,影响深远。
三、古代法理学的理论实践1. 古代法理学的理论实践不仅限于立法规范,还包括以比较任何时候遵守传统价值观在内的多种行为约束。
2. 古代法理学家们更加重视行为的内在道德根源,强调法律和道德约束的和谐一致,把“不以利己,以人为”作为道德和法律原则,为中国宪政改革发展历史涌现了强烈的正义精神。
3. 古代法理学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支撑着“夏汤之赋”的社会和法律建构,发挥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四、古代法理学对现代中国的影响1. 中国古代法理学的思想在先秦道家、儒家思想的条条框框下慢慢发展,在善恶的划分方面无疑给现代中国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2. 古代法理学家依据中国文化传统,在立法和执法中推行了仁政,不以权力而以法治构建了一套完备的社会秩序系统,为现代中国政治生态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3.中国古代法理学的思想至今依然受到我国宪法和法律制度无穷的启发,更加承袭了宗教律法及其他政府行政文件的运用,以及法官和诉讼者的日常实施,塑造现代中国的法律文化。
法理学重点章节第一章法的本体(法的起源) 1.原始社会的法律不存在(奴隶制法律产生) 2.奴隶制法律是从原始社会的习惯演变而来。
(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公证审判、法官职业化) 3.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丰富了法学理论宝库,但不够完备。
4.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形成较早。
(罗马法)第二章法的运行(法的运行的机制) 1.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给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2.法的制定,需要采用科学的民主立法程序。
(宪法)第三章法的价值(法的功能) 1.法的价值概念:法对特定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调整与控制,从而对该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具有指引、评价、教育和预测作用的属性。
2.法的基本价值的层次性:人类社会有两种基本的法律价值,即自然秩序的维护和人的自由发展。
3.法的价值的实现:通过法律制度实现,即对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的设计上,应当充分体现和满足法的基本价值。
4.规范法律价值的实现:就是将某一法律规范内含的价值通过法律规范表现出来,实现规范所规定的价值的一种活动。
第四章法的渊源(法的渊源) 1.法的渊源的概念:法的渊源是指法所来源或者从属于的特定法律部门或者特定法律制度的总称。
2.法的渊源的构成:法的渊源包括国内法渊源和国际法渊源。
国内法渊源:国内法律规范和规章、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二)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文化,这种文化虽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深深的农业社会的烙印,并且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轻视甚至蔑视“下民”的人权,但是它相对于同时代西方的文化,却又表现得更为自信、宽容和开放,其显著特征就是接纳吸收了外来法律文化,与此同时又以批判的眼光,总结、继承和超越外来法律文化。
封建时期法律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儒家的天命观和君权神授说、法律神权主义、德礼合一、法律无为主义和仁政思想等,另外还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黄老之学的民本思想,杨雄的“为人者,莫重于义”,董仲舒的“春秋决狱”等等。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一、本文概述在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法理学的角色日益凸显。
它不仅是法治理论的基础,更是推动法治实践的重要动力。
中国需要的法理学并非一成不变,而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当前法治建设的实际需求,进而分析中国所需要的法理学的特点和方向。
我们将从法理学的历史发展、现状分析以及未来趋势等方面,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法理学的应然状态。
本文还将关注法理学在解决现实法律问题中的应用,以及法理学对于法治进程的推动作用。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期望能够为中国的法理学研究和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法理学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法理学,作为法学学科中的基础理论学科,其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对于探讨中国所需的法理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演变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法理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古代中国的法理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等观念。
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西方的法学理念逐渐传入中国,对传统法理学产生了冲击。
特别是清末民初的法制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都促使法理学不断吸收和融合西方法学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体系。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法治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法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中国的法理学在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法学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本土化和实践性,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法理学体系。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法理学也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如何平衡法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如何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秩序等。
从现状分析来看,中国的法理学在取得显著成就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法理学的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
法理学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需要加强法理学教育和实践的结合。
法理学在应对现实社会问题时,需要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以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
中国古代的法学、律学、吏学和谳学中国古代的法学、律学、吏学和谳学开场⽩:从《四库全书·⼦部·法学类》说起在传统的重礼轻法、重德轻刑观念的影响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编辑《史部·政书类·法令》、《职官类·官箴》、《⼦部·法家类》时,是极为“吝啬”的。
主编纪昀在《政书类·法令之属》按语中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亦盛世所不尚。
兹所录者,略存梗概⽽已,不求备也。
”故仅录《唐律疏议》和《⼤清律例》⼆部。
⽽《⼦部·法家类》也仅录⼆⼗三种。
这种指导⽅针对于中国古代法史⽂献的保存和研究⽆疑是不利的。
但是《⼦部·法家类》对法史⽂献的选择,⼜是颇具匠⼼的。
⼤体上录有四类:⼀是私⼈学术著述,如《管⼦》、《邓析⼦》、《商⼦》、《韩⾮⼦》;⼆是律学⽂献,如《刑统赋》、《读律佩;三是官箴类,如《巡城条约》、《风宪禁约》;四是谳学(审判)类,如《折狱龟鉴》、《棠阴⽐事》;五是判牍类,如《名公书判清明类》、《王恭毅驳稿》。
可见,《四库全书》编辑者⼼⽬中的“法家”类⽂献,是甚为⼴泛的。
不仅有思想家的著述,还有律学、吏学、谳学⽂献。
涉及⽴法、法律解释、法律适⽤、为官施政、司法审判等各个⽅⾯。
受此思路的启发,作者试将中国法史学划分为四个⽅⾯:法学、律学、吏学、谳学。
中国法史学⽂献浩如烟海,若依此四⽅⾯整理研究,或有裨益。
⼀、中国古代的法学与西⽅不同,中国历史上确切意义上的法学家和纯粹法学著作是罕见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法学,也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法学天然落后。
关键是要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把握和研究。
(⼀)中国古代法学的范畴中国古代法学指中国古代⼈们关于法这⼀社会现象的⼀般见解和理论评价,近似于今天的法理学或法哲学。
包括:法的概念、特征、起源、社会功⽤,法与国家权⼒的关系,法与道德的关系,法与天道(⾃然规律)的关系,法与⼈性的关系,⽴法基本原则,变法理论,法与君权,“法治”与“⼈治”,犯罪的原因与预防,等等。
一、名词解释1、成文法:是指有立法权或立法性职权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以规范化的成文形式出现的规范性法文件。
2、不成文法:是指由国家有权机关认可的、不具有文字形式或虽有文字形式但却不具有规范化成文形式的法,一般指习惯法。
(是指由国家认可其法律效力,但又不具有成文形式的法,一般指习惯法.不成文法还包括同制定法相对应的判例法,即由法院通过判决所确定的判例和先例)3、罗马法系:又称大陆法系,是承袭古罗马法的传统,仿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样式而建立起来的各国法律制度的总称4、法律部门:又称为部门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
5、法律行为:指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6、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广义)与法律义务相等同,如公民保卫祖国的责任、遵纪守法的责任、国家机关执法的责任,等等。
法律责任(狭义)是指由违法行为所引起的不利法律后果。
{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补偿、强制履行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
构成:责任主体、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损害结果、主观过错。
种类: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违宪责任}7、法律职业:具有线束的法律技能与伦理的人士所构成的具有自治性的职业共同体。
特征:法律职业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学理论或法律学问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取;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传承着一种职业伦理,从而维系着这个团体的成员,维护着这个团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或自治性;加入法律职业共同体必将受到认真考查,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
8、权利和权力:9、义务: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
10、法律关系: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形成的、以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第四、五章法的起源与历史类型法的起源法的质变-如法的历史类型的更替法的演进法的发展法的量变-如法的继承、法的移植等法的起源与历史类型 第一节 法的起源第二节 法的历史类型第三节 其它法的发展阶段理论这一套套中国的“法”史之际,中国古代社会 秩序在这些书中已经“逐渐死去”――书中展 现的是一个100年前甚或是50年前的中国法律史家都已无法辨认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法”。
--苏力第一节 法的起源一、法(法律)产生的原因(一)关于法律产生原因的多种学说1.精神解释朱熹,(1130-1200)汉族,江西婺源人。
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
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
2.基于人口爆炸的定分止争的解释“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 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 财有余,故民不争。
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 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 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 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五蠹》3.契约论解释洛克认为自然法存在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纠纷的公正裁判者;缺少权力来保障判决能够得到顺利执行。
而为了克服这些缺陷,人们才加入社会,签订了社会契约,交出了一部分自 然权利,如自卫权或执行自然法的权利等,建立了国 家和制定了法律,以便更好地保护和享受自然权利。
4.社会管理解释(1)蚩尤造刑“蚩尤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贼、鸱(chi)义、奸宄(gui)、夺攘、 矫虔。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杀戮无辜,爰(yuan)始淫为劓 (yi)刵(er)椓(zhuo)黥。
”《尚书∙吕刑》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 长,中国神话中的武战神。
原为炎帝臣属,炎帝被黄帝击败后,蚩尤率八十一个兄弟举兵与黄帝争天,在涿鹿展开激战。
法理学的历史文化基础古代法律文化在古代,法律文化是与宗教文化密不可分的。
古埃及的法律源自法老王的神权,希腊则有以宙斯为首的众神管理法律的神权体系。
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的法理学[1]体系也是以神权为基础的。
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镇法、乡约、部法和律法四种形式。
这些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是对权威的尊重和崇拜,法律权力的源头是神权或君权。
古代法律体系的演化,也经历了由单一规范向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范的发展过程。
近代法理学传统近代法理学传统是以欧洲法律文化为主导的。
早期的近代法理学传统主要涵盖了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
自然法学派强调了人的本质和自由思想,认为法律应该建立在固定准则、伦理和自然法之上。
实证法学派则认为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和评估法律实践为基础。
而法律现实主义派则着重强调社会和个体对法律的影响,认为法律应该明确反映社会现实。
当代法理学现状当代法理学现状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上述传统中的某些思想。
例如,许多现代自然法学派依然认为法律应该建立在道德和自然法之上;然而,他们现在主张法律应该以更为实用的方式实现这一要义。
另外,法学问题的跨学科性质也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现代法理学倾向于将法律领域的问题与人类学、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以此来深入探讨法律的本质和角色。
法律也愈发关注行为主义、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
总结法理学的历史文化基础是法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和演化过程。
古代法律文化有神权体系,近代以欧洲法律文化为主导出现了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
当代法理学则在传统基础上继续发展,主张将法律问题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深入探究法律的本质和角色。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法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
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儒家学派,而在随后的历史时期,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学派。
中国法理学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
在这个时期,儒家学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治理社会的理论观点。
儒家学派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对后来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法理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其中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就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主张以“心学”为核心,强调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应该通过修身养性来达到与天地之间的和谐。
宋明理学在中国法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派是清代的经学派。
经学派强调对经典文献的研究和解读,认为通过对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可以找到治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法则。
经学派在清代达到了巅峰,并对后来的中国法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法理学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
在近代以前,中国法理学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治理,而在近代以后,中国法理学开始关注更加具体和实践性的问题,如法律制度建设、司法实践等。
这一转变使得中国法理学更加贴近现实,更加注重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当代中国法理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且在中国法律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法理学主要关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和法律解释等问题,并且致力于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相结合,为中国法律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总结起来,中国法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学派。
从儒家学派到宋明理学、经学派再到当代中国法理学,中国法理学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在中国法律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相信中国法理学将继续创新和发展,为中国法治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理学中国古代法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一些具体问题和制度也有细致入微的论述--如肉刑、复仇、大赦及律令例的相互关系、立法变法的具体程序、法言法语的准确表达及一些具体条文的更改等等。
梁启超曾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1]将中国古代法理研究的内容分为:"法之起因"、"法字之语源"、"旧学派关于法之观念"、"法治主义之发生"四个方面。
其中,旧学派法之观念主述儒家、道家、墨家法思想,法治主义主述法家法思想及法家与儒道墨诸家的异同。
梁启超的论述开启了以现代法学方法研究古代法思想的先河,但是这种现代法学研究方法继受西学,又处在开创时期,有些概念,尤其是新创或从西学中借用的概念,比如法理学、法治、主义等等难免差强人意。
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先秦诸子的"治国"之术上,比如儒家的"礼治主义"、"人治主义";道家的"放任主义";法家的"法治主义"、"势治主义"等。
梁启超的研究虽开时代风气,但也给人留下了缺憾(缺少秦以后的时代)。
如果用现在的法理学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古代法思想,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法理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法与自然的关系,二是法与人的关系(法于人性、法与道德、法治与人治)。
而法的概念、本质、特征、体系、作用等则都是在对这两者关系的论述中涉及到的。
因为中国古人以"实事求是"的形象或经验思维方式为主,所以,在思想家、学派的理论体系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概念"。
对相同的事务,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或将其放在不同的环境中论述时,便会有不同的"概念"。
一、法与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使中西方人从大自然中感悟到不同的真谛。
以农为本的中国人从自然中感受到的是万世不易的四时变化规律与万物相生相克的和谐之美。
从中国古人的思想中不难寻找到崇尚自然、效法自然的法理念。
顺应自然,和谐相处就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最大公正。
西方人则从自然界感悟到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公正"原则,其自然法的精髓就在于"公正"。
虽然这种"公正"在西方人眼里也只是一种人类社会可以不断接近,却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法。
基于对自然的不同感悟,中西方法理中都有"和谐"的理念,但是中国法理中强调的是一种安于本分和角色的和谐,西方法理更强调博弈后以秩序为基础的和谐。
1、"天人合一"的立法思想崇尚上天(和神),用占卜获取天(神)意,是人类社会发展伊始必经的阶段。
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商人几乎无事不卜:大到祭祀、征伐、立制,小到行止、梦幻、疾病之类。
商统治者对"天"的崇拜迷信达到鼎盛,商纣王在周人大兵压境,商亡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依然说"我生不由命在天乎?"[2]周人革商人之命,对"天"的存在与威力不可能毫无怀疑,人对天的绝对服从在周初便有了改变。
相对以往的"天"来说,人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
周初统治者认为,天意通过占卜可以预测,但更直接的是通过民意反映出来。
所谓"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
"[3]"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4]统治者只有凭藉"德政"才能获取民心,并由此获得天命。
天--王--民由此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思想可以说是"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卜筮之法仍盛行,但"天"的概念在学术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家各派在论及"天"时,基本上是各取所需。
务实的思想家对"天"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孔子学生记"子不语怪、力、乱、神";[5]孔子对鬼神的看法是"祭神如神在";[6]但对"天",孔子仍持"敬"的态度。
《论语·乡党》记:"迅雷风烈,必变。
"即遇到异常的天变,孔子一定作出恭敬的姿态来迎候。
他还认为一旦"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7]子产则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
"[8]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对"天"的解释,老子认为"天之道"就是"自然之道"。
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虽不受人事的影响,但人类社会若逆自然规律而动则必乱无疑,必亡无疑。
在道家的理论体系中,自然之"道"是万物之本,是人类必须尊奉的"大法"。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与法家言人性恶,但他们最终都将人性说成是自然使之,天所生就。
墨家虽迷信天地鬼神,但对天地鬼神也完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他们把自己"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说成是天地鬼神的旨意。
原服务于宗室的阴阳五行家,由于宗法制的崩溃而"官失其守",流落民间,以占卜为生,成为方士[9]。
为生活所迫,他们无法恪守以往的天命观,故从以占卜释天意转为注重以自然释天意。
太史公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10] 对"天"多种多样的、现实的解释,使中国文化的发展避免了狂热的宗教崇拜而始终以人为中心。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对自然的探索往往无法深入,因而对"天"那种若有若无的迷信也始终没有打破。
中国人论证"天道"目的在于为"人事"提供效法的模式。
日月运行,寒暑交替,春华秋实,生老病死,这些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为统治者解释法的来源和设法立制提供了依据。
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1]天人合一观在西汉正统法思想形成时,被董仲舒系统化、理论化。
正统法思想的奠基者董仲舒认为天人是相通的,人的精神形体就是大自然的副本:"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
"既然天人相通,那么人与天便也可互相感应:"人之喜怒"可化为"天之寒暑"。
[12]人间政事通和可致"阴阳调而风雨顺,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13]人与天相通、相应,天为人之本,因而在董仲舒看来,人最重要的莫过于效法上天,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来保天长地久之道。
董仲舒的"天"有两个含义:一是阴阳、四时、五行、万物自然的演化,是为"天象",这是自然之天;二是主宰自然(也包括人类)的"天意",这层意义的"天"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14]天象是天意的体现,在天人合一的体系中,在人对天的效法中,董仲舒更强调自然之天。
因为"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
"[15]而自然的阴阳、四时、五行变化却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
阴阳、五行、四时的变化造就了自然界中的"万象",古人称之为"天象",在儒家思想中天象是圣人制礼的依据,也是统治者立法的依据。
儒家经典《礼记·月令》详细地记述了天子一年十二个月应穿的服饰、带的佩物及应行之政。
以天子的为政应天所变,与春夏秋冬四时变化相协调。
《月令》的大致内容是:春季为万物复苏、返青、生长之际,阳气渐盛。
为迎春气,天子应衣青衣,服青玉。
率三公、九卿、诸侯迎春气于东郊。
对大自然采取保护措施,禁止捕杀幼鸟幼兽,禁止捕捞池鱼、掏取鸟卵、砍伐树木等。
体察上天的好生之德,教化百姓,赏有功,恤幼怜弱,开仓廪、赐贫穷、赈乏绝。
减少狱讼。
夏季为万物成长、茁壮、茂盛之际,阳气最盛。
天子应衣朱衣,服赤玉,率三公、九卿、诸侯至南郊而迎夏气。
夏季对大自然也应采取保护措施,不可毁坏长成的万物,不可砍伐大树。
体察上天的生养之德,天子应行仁政,别贵贱,多赏而薄刑。
禁止大的土木工程。
秋季为阳气开始收敛,阴气上升之时,万物转入萧条。
天子应衣白衣,服白玉,率三公、九卿、诸侯迎秋气于西郊。
应举行田猎而教战阵之法,举兵征讨不义,修订法令,断刑决狱,以迎自然肃杀之气。
冬季阳气深藏,阴气最盛。
天子衣黑衣,服玄玉,率三公、九卿、诸侯迎冬气于北郊。
天子应体察冬藏之意,收租赋于民。
民也应在有司的指导下猎取山泽之利。
对没有收藏好的谷物和放佚的马牛等畜兽准许人们任意收取。
对犯罪者申以严刑,加重制裁。
2、顺天则时的"司法时令说""司法时令说"源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思想,其认为王政、法度都应该顺应阴阳消长、四季变化的规律而定,断讼听狱的司法活动也应该与天时相应。
在春夏万物生长之际,应从事教化奖赏;秋冬万物肃杀之时,则应从事断狱活动,故尔"秋冬行刑"成为制度。
"司法时令说"的具体体现是首先要求帝王"顺天":其将自然界的灾异之象,视为"上天遣告"帝王为政有失,所以帝王要检点言行,亲自复查、审断案件,平反冤狱。
其次要求帝王"则时"。
如《礼记·月令》中言,当春夏阳和之际,帝王也应效法天意,善待人犯,停止一般的狱讼和拷掠犯人以体现上天仁慈好生之德。
秋冬时要效法天的肃杀之威,审决死刑,严惩犯罪。
司法时令说为正统法思想所采纳,并形成日益完善的"司法时令制"。
董仲舒认为,一岁之中有春、夏、秋、冬四季,"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
"王有四政:庆、赏、罚、刑,与四季之气相应:"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
"[16]天人合一与顺天则时,用天意、天象解释了人间法令的来源、作用和必要性。
同时也赋予了法律神圣性和合理性。
同时,这种对自然的崇尚和效法造就了古人"秋后处斩"、"秋后算帐"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