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不显而贵的“好刀”——张新泉诗歌美学与人生哲学互义同构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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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诗刊每年春天来临,桃花盛开之际,张新泉先生一句“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让去往春天的道路豁然开朗。
其实,我要说的是新泉先生诗歌的深厚功力,就像他的《好刀》中说的“刀光谦逊如月色”,这是炉火纯青的表现。
在他的那一代诗人中,新泉先生罕见地保持了对诗歌的敏锐和鲜活感受力,常常在高妙之处点活诗意,并步入自在之境。
我一直认为在诗歌写作中有智愚、大小、雅俗之分,而能够跨越这些界限的诗人不多,新泉先生是其中一个。
读过新泉先生过去诗作的人,一般都了解他的诗歌风格,他的诗歌就像被粗绳勒过的桩石,有着鲜明的印记,因为在那被磨出的纹理中有太多的伤痕是不能仿造的。
新泉先生的人生非常坎坷,扛过包、打过铁、拉过船,这些底层的艰苦生活最终变成了他的诗行,“浪抓不住我们/涛声嚎叫着/如兽群猛扑//一匹滩有多重/一条江有多重/我们只有我们清楚”(《拉滩》)。
记得1989年在一座小城里,那时正是诗歌运动的高涨时期,现代诗潮把人冲得天晕地转,我们热衷的是谈论庞德、艾略特和金斯伯格,好像不谈这些,便难以开口言诗。
就在这时,我和几个热爱诗歌的年轻人读到了张新泉的新作《渔父》,这是一首让人泪涌的诗作,显然它同那些热血飞扬的诗歌是不一样的。
《渔父》是一首他怀念早年生活的诗作,讲的是一个渔夫把他从水中救起的经历:记忆总在釜溪河下游三十二年前,洪峰上那只打渔舟把死鲫般的我捞起,掷于沙渚又赠我以粗手重脚,鼻息悠悠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死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诗中有种沉甸甸的下沉感,或许你得抓着一把泥土才读得懂这样的诗。
我们仿佛看到了激流下面的河床,宽阔、深厚,没有闪烁跳跃的浪花,也没有风和日丽的帆影,只有一望无际的卵石送走了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
新泉先生,请告诉我,要挨过多少个浪头,呛过多少口江水,才能写出这样的诗?这是在浪涛之中拼尽全力的苦泅,换来的甘美的诗歌。
新泉先生的诗歌美学动力根植于个体生命的深处,激奋、粗犷、悲怆,那是在诗人的人生受到严重阻碍之后却更加高扬生命本体的歌唱,他说“我的诗虽像手茧一般粗糙/却蕴藏着亿万千卡闪光的热能”(《班后》)。
暮色斑斓(组诗)作者:张新泉来源:《散文诗世界》2019年第01期张新泉(1941一),四川富顺人,居成都。
曾供职出版社、《星星诗刊》,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著有《野水》《人生在世》《好刀》等。
诗集《事到如今》入选小众书坊“中国好诗·第四季”(中国青年出版社)。
头衔应邀赴会看完签到的负责人说先生太谦虚了怎么只是个“退休编辑”即便掉根白发也是闪光头衔我说退休时衣帽底裤都交了只剩一个光身子总不能自封肝肾委主任,或者虎背熊腰协会会员上台就免了我习惯坐下面保证勤奋鼓掌一定把盅里的茶水喝干世道牙齿掉了锯齿还在肉身走了骨灰还在公狗嗅母狗喜欢还在邱股长嫁女吹坏九支唢呐王美蛾秀时尚露臀,抖奶……这世道旧的,已入骨新的,很精彩雨巷,伞廊撑油纸伞的人早已隐入雨幕从伞廊化纤绸上滴下的雨仍有1927的寒凉彳亍不认识堵车哀叹与唏嘘已变声为高腔跳广场舞的大嫂在配乐朗诵声里举着伞; 扮演丁香姑娘……我的葬身之地墓园已越来越拥挤我得赶快去认养一棵树一棵普通而安详的树它离城只有一声叹息的距离却把市声和楼影推至远处有蝉声和竹林将其簇拥有很厚的寂静衬托坡下的牛哞它的树冠簪着月牙的发卡枝桠间金黄的鸟巢永远如同新鲜的日出我将在它的绿荫中安息骨灰撒在树下,再覆上新土这样想着时,就似乎有落叶飘到脸上来一丛丛枝桠,长满肌肤蚂蚁向我讲解何为慢即快蚯蚓在耳边絮叨土中永夜与收放自如我甚至看见了友人和儿孙们偎着树干摄像留影。
他们说在树干上看到了我的诗还说,这里的风吹着真舒服如梦令不询。
不伙。
不惹若非炉红酒暖决不看雪鹰有鹰災鱼有鱼劫纵是金帕包头一脸知乎者也尽头也是一缕烟赢家自古空缺……霾字笔画多狭路相逢时不妨捂嘴一咳岁月摇滚就那么几十年就那么一段黑与白一天追一天就那么几十年比兔子的尾巴长比一条橡皮筋短风筝飞起时,便证实你高不過一片纸谁在琴键上苦苦摸索谁就已经失语多年美是自娱自乐爱是相互取暖大量的有盐无味泪才说,我就是你的苦与甜就那么几十年就那么固执地风摇树。
张新泉诗欹艺术特点
张新泉,原名张新荃,笔名文泉,号壶渊斋主人。
四川达县人。
1962年毕
业于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
1959年参加工作,历任南
充高中、达州师专教师,达县文艺创作办公室主任,达县文化局副局长,达州市文联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
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幽谷百合》,诗集《半树桐诗钞》、《张新泉诗选》,散文集《听来的故事》、《在旅途上》、《西华门》、《笔底波澜》等。
《在旅途上》获四川省第二届文学奖,《布谷鸟》获1981年《诗刊》优秀作品奖,《半树桐》获1986年四川日报文学奖。
以下是张新泉的诗欹艺术特点:
1. 语言简练:张新泉的诗歌语言简练,表达力强,用简单的词语表达出深刻的情感和思想。
2. 节奏感强: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节奏感,读起来抑扬顿挫,给人以强烈的音乐美感。
3. 意象生动: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各种生动的意象,这些意象不仅富有象征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视觉和感官效果。
4. 情感真挚:他的诗歌情感真挚,表达了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感,如爱、痛苦、欢乐等。
5. 思想深刻:他的诗歌思想深刻,经常探讨人生、命运、自然等主题,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总的来说,张新泉的诗歌以简练、节奏感强、意象生动、情感真挚、思想深刻为特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中国诗歌的一把“好刀”作者:刘春来源:《高中生学习·高二理综版》2013年第10期写什么是诗人的自由,通过笔下的意象表达什么,也是诗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在新诗中,花鸟器物、柴米油盐成为咏叹对象是常事,但“刀”成为咏叹对象不多见,张新泉的诗《好刀》是一例。
与很多人年纪越大作品越差不同,张新泉大部分的佳作是在50岁以后完成的。
由于在文学观念上海纳百川,张新泉的作品新意迭出,没有丝毫的暮气和老态,套用一句广告词,那是“60岁的年龄,30岁的心脏”。
《好刀》一诗,粗看并不复杂,无非是以物喻人,从作者的感性体验中提炼出人生哲理。
这种写法不算新鲜,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以茶、剑、暗器、梅花等比拟人类的作品,但由于张新泉精到的文字驾驭工夫与厚重的人生经验,使得《好刀》情理兼具,成为同类诗歌中的精品。
诗人写的是刀,但又不仅仅写刀。
在诗人的笔下,一把好刀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它(他)不注重外在的装饰(“不要刀鞘,不悬流苏”);自矜自信,不慕虚荣(“敬重人的体温,对悬之以壁或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谦逊、稳重,具有极高的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力,不张扬,不轻言放弃(“刎颈自戕的刀不是好刀”)。
而为了正义,它(他)愿意付出一切,“做虫蚁”,做“渡河的小桥”。
自然,再深刻刚强的人也会有柔情款款的时候,“爱情之夜”“好刀是一支柔肠寸寸的箫”。
如同真正的武林高手练武是为了强身健体而不是为了恃强凌弱,好刀懂得自珍、自重,厌恶喧嚣与血腥。
自然,在必要时,它必定会展露峥嵘,在邪恶面前“飞起来”。
完事后,又锋芒内敛,重归平静。
最后一节,用了对比的手法。
因为朴实而谦逊,所以有的人或物离我们虽近,我们对其仍知之甚少。
正如普通人会对伟大的人物的某些超前行为感到费解,在博大与深刻的人和事面前,我们暴露出了自身的渺小与肤浅。
而优秀的人或物是具有包容心的,它(他)更多地是律己,对外界要求不多。
它(他)的沉默,让人们深思,促使人们反省。
和很多拟人状物的作品一样,诗人在所描述的“物”上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使诗歌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忧郁、反思与救赎「王 雷」男,汉族,河南信阳人。
云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论张新泉诗歌的主体性书写1967年,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在《阿斯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日后引起极大争议的论文——《作者之死》,认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是语言论转向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语言是文本的主要构成物,也只有在语言的空间范围中,主体才能够得以彰显。
而语言在承担着宏大叙事的过程中,是否有另一种意义上的主体显现呢?诗歌作为情感主体表达思绪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必然会提供一条策略性的道路,尤其是在宏大叙事成为主流的时代,个体情绪在诗歌的张扬下,或许有着另一种意义空间。
进入到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中国学界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主体性问题,也就是对于个人主体的再发现。
忧郁、反思、救赎、沉默、死亡、新生等个人主体性的情感特征,在诗歌与艺术的语言氛围中,也许能够得到一种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显现,从而形成一种憧憬性的希望式权利。
如果从诗歌的角度来理解主体性的消减的话,张新泉的诗诗学栅栏诗歌理论其实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一方面,他始终以一种平民的气质进行诗歌创作,不断熔铸其间的是对于生活与生命的细致考察与思索;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体的价值体现,熔铸宇宙万物的同时,又将其归纳为自我的成长。
张新泉在忧郁中反思历史的困境,从而以一种弥赛亚式的救赎力量完成主体的复现,保持他对于诗歌的忠诚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一 忧郁的空间或想象忧郁是一种不同于抑郁的自我唤醒的情感体验。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认为,抑郁是“那种去掉了忧郁魅力的忧郁——这种魅力便是生机和冲动”,从而对忧郁和抑郁进行了明确的区别。
在张新泉的诗中,这种忧郁魅力随处可见。
一方面,由于个人经历所带来的情感的直观表白,从而形成张新泉诗歌一贯的忧郁诗风,并且在情感背后渗透着个人思绪的游历,尤其是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之后的一种独有的情感表征。
黑龙江省协作体2023-2024学年高三下学期三模考试语文注意事项:1.本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上,并将准考证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选择题的作答: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3.非选择题的作答:用签字笔直接答在答题卡上对应的答题区域内。
写在试题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答题区域均无效。
4.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意象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其理论价值和研究成果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
相比中国当代诸多美学派别,意象美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不像其他理论派别那样倚重西方美学的理论资源,而是将重点放在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实践方面,重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的研究。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重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理论资源的发掘和研究。
比如,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象外之象——中国美学史概况》将市美意象作为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线索,从“情景交融”“意在言外”等问题出发凸显了中国传统意象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中国传统意象美学诞生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哲学背景下,是中国古代艺术实践的产物。
中国美学家提出的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与命题,是可以通过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审美意象创造来印证的。
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将“意象”作为中国美学和文艺审美的核心范畴,并提出"神与物游”“感物吟志”等诸多命题,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观和心物观,而且也在中国古代诗歌审美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
意象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体现了中国美学运思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人最基本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统摄力,其所包含的“意象”“意境”“气象”等概念范畴组成了一个强大系统。
本溪市第一中学2022-2023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卷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自然、因物性,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
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不同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而两者在历史上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
诚如班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人们经常把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一种消极逃避,什么都不去做。
其实,这很不全面,也不准确。
应当指出,在道家内部存在着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他们对于无为思想精神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
道家的庄子学派总的说来比较偏向于消极的无为,他们追求一种“堕肢体,黜聪明”的“坐忘”(《庄子·大宗师》)和“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自我陶醉的精神境界。
而道家的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就不完全是消极的了。
老子所谓的无为,主要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
他强调的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章)和“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
所以,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为,而是主张为而不恃,是要以退为进、以曲求全、以柔胜刚。
荀子在批评庄、老二家学说时,一则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一则说“老子有见于诎(曲),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对于两者思想精神的不同之处,抓得相当准确,点得十分明白。
韩非在吸收老子无为思想时,强调的只是君道的无为,而臣道是应当有为的。
韩非认为,君主的任务主要是把握原则、任用百官,如果事必躬亲,不仅忙不过来,也做不好,而更严重的是,它将极大地妨碍和打击臣下百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2022届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高三二模语文试题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新批评”肇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自四十年代由约翰•克罗•兰色姆创建《新批评》杂志起,标志着一个强大的“新批评”流派的诞生,他们对文学的阐释与批评建立在“文本本身”和“书面词语”之上,他们主张的是文学批评应该在本体论和体制上享有自主权。
“新批评”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标举的“文学的意义和真理”旗帜是文学批评的绝对真理,这就是“新批评”的中坚人物爱默生所倡导的“批评家在评判文学作品时应该完全依据它能否将读者引向真理”。
虽然“新批评”流派于六七十年代便开始式微,但其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至今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其“意义”与“形式”不可分离的批评观念应该成为批评的基本原则。
二十世纪以来,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到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接受美学等,批评的多元化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批评的多元化极大地丰富了批评论域的拓展,有助于建构一个更加广阔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批评世界。
八十年代大量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思潮被译介到中国来,这才使得我们的批评在多种观念和方法的视界中获得了长足进步。
然而,在许许多多混杂的批评观念当中,我们的批评者往往会目迷五色,失去了批评主体性的价值判断,徜徉在一种价值无序的批评言说之中,失去了自我价值的定位。
这种现象表明,专业性的批评家——说白了就是“学院派批评”已然进入了一个价值体系混乱的境地。
中国的文学批评的主力军并非像欧美那样往往是由作家发起批评的热潮,而更多是由许多“学院派批评家”主宰着批评的市场,而学院派的作风让“活的文学”变成了他们“手术刀”下的一具具尸体的解剖,千篇一律的程序化阐释,让活生生的文学作品在其批评的无影灯下走向了死气沉沉的太平间里的解读。
张新泉的诗作者:张新泉来源:《诗歌月刊》2019年第01期主持人语“比刀更顺手的/是我布袋里的/埙和箫/不屑小恩仇/谁有大块垒,且来一试……”读张新泉老师的这组诗,有一种畅快和豁达,他的睿智和洞察使得他向诗歌的深处不断挖掘出不一般的个体生命感悟。
诗歌语言有外向型的,也有内向型的,这组诗歌属于后者,犀利的语言善于冲决情感的堤坝,向外扩张,抢夺诗的领地。
可是,张新泉的诗歌在高歌突进之后,还能转身回归,貌似回到原点的状态里浸透了人生的五味杂陈。
他的诗歌是掷地有声的,有一股中正之气弥漫其中。
岁月赋予了诗人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达观感受,从早年的诗歌《好刀》到他近期的写作,他保持一以贯之的朴素隽永,自然晓畅的语言,如同他的名字——清新泉水,沁人胸怀,带着诗人深切质朴的情感,唤起人们对真与美的向往与追寻。
——微蓝牛与绳把绳子随便拴在一棵树上牛就不走了,就埋头吃草其间,炸蜢跳舞,蚯蚓翻泥均慈祥对待。
至于一些虻和蝇在背上扎针,在睫上荡秋千牛也无非眨眨眼,或者甩甩尾巴:“一边去!”牛从来不看绳子也不看绳子尽头的结一群牛在一起,居然也不谈谈这个事关自由的大问题……神说,牛就是被绳子这根草引到世间来的如果每年都能……如果每年都能抽时间去殡仪馆和墓地看看去上述两个地方,分别鞠个躬和点支烟,你就会对家里的旧沙发、老灶台投以热眼,继而耐心抚平旧书中的深浅折痕赞赏鹩哥的问候语,能在短句之后又优雅拐弯……四月的原野许多花是自己忍不住当着游客,一点点把自己打开的许多姹紫嫣红,是被风,一层层,涂上去的许多游人游着游着就飞了起来和许多风筝,称兄道弟谁看见一撮土在动,在蓬松就知道有蚯蚓在下面跳舞谁听见蜂儿嗡嗡,谁就已经尝到了蜜……四月的原野是所大学校上午才入学的老迈与沧桑下午已变身童男,少女这个季节出生的娃有福了跨出娘胎,就可以直接跑进童话里去……核桃熟了核桃熟了。
核桃挨打的时候到了无论果实藏得多深,挂得多高都能被竿子找到一棵核桃树被几根竿子围着打核桃坠地的声响如同下冰雹……去掉青皮,核桃还会被铁钳夹,被榔头敲果壳裂开时的叫声山里的母树已听不到她让我看她的袋子易拉罐、塑料瓶、纸板像敬菩萨一般捧起一个断腿的变形金刚她说孙儿做梦都想着它这小铁人儿身上藏着许多暗道机关……好像捡了金子,四溢的笑容漫过皱纹的篱笆让初露的晨光,骤然暗淡“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突然想起这几句话在一个老家来的拾荒者面前如影随行那个追着喊你的女子其实她并没认错人前世或来生,你就是她哥神在一边微笑,但不说破那个摸骨算命的瞎子说你三岁时曾溺水身亡下午在码头却目光炯炯撑船,渡你过河你泼出的淘米水,在雪地腾起一蓬小火台灯下,正要向茶缸续水缸子自己就满了镜子里出现一个陌生人也举着剃须刀。
2022-2023学年河北省沧州市部分学校高一上第一次阶段检测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7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谈到艺术的本质,英国人贝尔认为,伟大的艺术都是“有意味的形式”。
艺术创作并不就是把生活复现出来,最根本的是将艺术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形式化。
早期新诗剑作忽视形式、滥用“自由”随意而作的痼疾成了闻一多新诗理论中批判最多的内容之一,在《泰戈尔批判》里,闻一多指出:“于今我们的新诗已经够空虚,够纤弱,够偏重理智,够缺乏形式的了。
”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中,闻一多借用鲁品提(Rossetti)的名言来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了他的美了。
”早期诗人都强调诗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认为是“写”的,不是“做”的,针对这一创作理念,闻一多多次提出自己的异议,主张诗需要“做”,而不是“写”。
在《〈冬夜〉评论》里,闻一多谈到艺术加工的必要性:“一切的艺术应该以自然作原料,而参以人工,一以修饰自然的粗率相,二以渗渍人性,使之更接近于吾人,然后易于把捉而契合之。
”在《诗的格律》中,闻一多对胡适“有什么话,做什么诗”的诗歌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他说:“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了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一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了。
”并进而解释道:“我并不反对用土白做诗,我并且相信土白是我们新诗的领域里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壤,……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只是土白可以‘做’诗:这‘做’字便说明了土白须要经过一番锻炼选择的工作然后才能成诗。
”当然,要想“做”诗变成现实,就得建立一套诗歌创作和鉴赏的美学规范,这或许就是闻一多提出诗的“三美”主张的初衷。
如果说早期缺乏形式规约的中国新诗创作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中的话,那么,在闻一多明确提出诗歌建设的“三美”主张以后,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讲究规范化的自觉时代。
一把不显而贵的“好刀”——张新泉诗歌美学与人生哲学互义同构探源蒋 涌诗美学巨著《人间词话》中,王国维独具慧眼地把诗人归类为“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二者区分是除却才华、想象和情感等共有特征外,“客观之诗人”需要经受社会磨练,及其作品能够承载起丰富阅历,这为后世留下一个判识诗人个性风格的特质的“路标”。
照此生发,跟着个人感觉走的诗人即为“主观之诗人”,把自己的写作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考量去运笔即为“客观之诗人”。
在有些浮躁和喧嚣的当下,诗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炫示个性的“主观之诗人”,而张新泉的诗歌创作风格似乎是另有寄托的异数,他是诗坛中为数不多既饱经人生磨难又处人处事处文都理性持重的“客观之诗人”。
因为,张新泉很少像一般诗人那样扮演着倾诉者、发泄者、自恋者或指责者的角色,而像一个热爱生活与尊重生命的擅长以温良与诙谐的风格以诗写人叙事的记录者、思考者和述说者,他娓娓道来却不信口开河,能够把俯首可拾的日常生活细节发挥成使人捧腹不已的逗乐段子,能够举重若轻地借助浮雕、油画、音符般的传神文字,再现出一幕幕极富时代气息、现场感、真实性和艺术张力的人间戏剧。
张新泉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英俊、诚笃、爽朗、包容、淡泊,实则他经历过许多波澜迭起、凶险环生的非常境遇,不过,他具有超乎泛泛之辈的定力,达观知命,处变不惊,一生如忠贞于爱情那么专一于诗歌,热切神往生活与生命中的善美与锦绣,默默承受过咀嚼过万般苦痛,始终以灿烂微笑去面对亲人、友人,乃至萍水相逢的陌人。
从少年到白头,张新泉都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男子汉,他饱经磨难不出悲声,世俗侧目不出怨声,友人负义不出恶声,不改本色质朴的温良敦厚。
同时,他对无力抗衡或不屑搭理的一切,素来是不招惹、不搭界、不合作的疏离与规避,以君子风度保持“高贵的沉默”,刚毅地坚韧地把目光和注意力集中于生命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情之所钟。
总之,他奉行具有张氏特色的“存在主义”,忽略了置身忧患的“此在”,精诚于献身艺术的“彼在”,以一种非凡人格去非凡付出,进而成就一种非凡诗艺,这正如他在《烤薯店》中发出的自嘲:我想我注定是民间的土著离垄沟最近离宴席最远一段空白的补述张新泉离开饮誉华语诗坛的《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的工作岗位之后,结集出版了选诗严谨的《张新泉诗选》和名片诗集《好刀》,收入的作品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起点线,这意味着他给读者留下的二十余年的阅读空白。
为什么?张新泉有一个十分洒脱的习惯:往事不堪回首,就不必去回首。
他仅仅在1989年写给自己的救命恩人的《渔父》一诗中略略提及:“记忆总在釜溪河下游/三十二年前,洪峰上那只打渔舟/把死鲫般的我捞起,掷于沙渚/又赠我以粗手重脚,鼻息悠悠//三十二载,那船不知还在浪上否/我有今日,该来索去几袋顺口溜/将那半生不死的弃于漩涡内/把那殷殷情浓的拿去下烧酒……”此诗作者写得比较节制,实则是留下一个从未淡忘的往事的追记,并加了一个短注:“笔者少年时,在邓关码头扛包落水,沉浮八里之遥,幸被一渔民救起,免于一死”。
抗日战争的艰难年头,张新泉出生在富顺县一个经济富庶的书香门第。
等到鼎定以后,不期社会竟会激进到视财富和知识为原罪,他深切体验到了鲁迅《<呐喊>自序》一文中描述过的那类情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所幸,当家庭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一落千丈后,张新泉还能享有一脉书香。
可叹,在富顺二中读初中二年级时,他原本是品学兼优的学习班委,却遭遇了以组织名义动员学生又以组织的名义惩罚学生的朝三暮四的翻云覆雨手的冷幽默,只因为他自封主编办了一份取名《火炬》的油印小报,落下个开除学籍、逐出校门的收局。
那年,他十六岁,脸面丢尽地被手端上刺刀的步枪的军警押送着,去与老态龙钟的“四类分子”一起参加清扫大街、下河挑水等赎罪劳动,唾弃,谩骂,手指背脊,成了家常便饭。
尽管,张新泉几天后就获得人身自由,然而,他不仅被迫过早地中止了学生时代,也从此失去了安稳的生活与坦荡前程,当他邓关码头上下跳板扛起比自己的身躯更重的麻袋时,便出现了《渔父》所述的落水遇险。
尔后的一段漫长岁月,张新泉当过纤夫、船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学编辑、编审,他一步一步地靠自己的才华、苦斗和忍耐,实现了一次使自己“浴火重生”的“凤凰涅槃”。
身为人下人,必定历尽难中难,张新泉不失一副傲骨,不屑去扮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和阿Q的那类角色。
有人说,张新泉的诗风属于“新现实主义”,而他则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流派,我则以为他是一个不屈从于暗淡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兰波、米兰·昆德拉感慨那类“生活在别处”,对于张新泉而言,却以自己的励志人生予以反向的别具一格的精辟注脚。
他如同一匹重轭下的奋蹄健马,把精神可以抵达的“别处”——那一座圣城里的用黄金、钻石、水晶构建的文学宫殿,视作神祗所安排的救赎之所,他还会眷恋挥汗如雨的“此在”吗?不,他需要“彼在”,那才是绝望中透露的一线微光。
张新泉与品节孤傲的东晋名士嵇康有些宿命导致的相似点,都当过铁匠,都精通音律,都有些际遇壈坎的落寞。
在当铁匠的日子,他抡锤砸铁挥汗如雨,每次脱下劳动裤都拧得出水,或被炉火烘干得看得见盐霜斑斑。
一些慕名来访的下乡知青,与他萍水相逢、同命相怜,彼此成了莫逆之交。
他在《打铁生涯》一诗中,不无依恋地回忆那些“穷欢乐”的时辰:“我在打铁铺呆了六年/常常是铁已烧得冒汗/却并不去打/有时突然闯入一群知哥知妹/冲我撩开军大衣/吊儿郎当地集体‘亮相’/——至少有七八只/队长支书家的鸡仔/在他们的皮带上痛不欲生/逢到这种时候/打铁铺一派节日景象/砧板乱响/鸡毛飞扬……/再就是嗜酒如命的老师傅/用旧报纸包卤猪头/油水污染的部位/恰好是林副主席的头像/大祸缠身的师傅/常常神不守舍/常常把一些毛铁/烧得百孔千疮……”当初,张新泉岂止是少年不得志,简直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他能重回人群,找回已经玉碎的尊严,甚至还一飞冲天,一鸣惊人,这无疑得益于他参悟了处世哲学。
尽管,张新泉对某些不值得恭维人和事物,持有充足理由报之以不恭敬,但他非但未付诸问责他人,反而逆向追责和约束曾经逆来顺受的自身,从而较早地完成了一场对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豁然开朗地醒悟世事。
为了不给亲人添麻烦,让母亲、妻子和女儿生活安宁,他小心翼翼地“和谐”社会,尽量避免一切不“和谐”,哪怕对那些凭意气用事完全有权出拳一击的道貌岸然,他也奉守道家“能忍则安”的传统规诫,距离适度地置身留有缓冲余地的隔离线间或安全线外,从而腾出了盯住自己的追求目标的充裕精力。
与此同时,他对自己则时时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训导为警策。
他靠把委屈当成饭菜吞食,喂养了一种幅度阔大的做人格局。
张新泉在锻工房打了六年铁,又到工厂子弟校当勤杂工。
他具有卓异天赋,他干下等人的苦累活,读上等人的私房书,含英咀华地狂补学识,尤其对唐诗、宋词更是情有独钟地深入涉猎,穷究底奥。
同时,他亲近了笛子、提琴、吉他、二胡、唢呐等各式各样的器乐,兼而有之地写词、作曲,一副浑厚的男中音嗓门磁石般地吸引了工友的耳朵,也为他后来由工人转行担任剧团乐手埋下了伏笔。
此外,为了证实自己的才具,他像歌唱家为证实、训练、发挥和保护自己的好嗓门需得吊嗓、试唱、陪唱、合唱和独唱一样,他开始不倦地冥思苦想,不停地运笔写诗,不断地投稿叩门。
在那宣传口径全国一律的年代,张新泉仰仗自己的阳光襟怀积极向社会舞台和主流媒体靠近,驾驭着出手不凡的文字,歌颂劳动,歌颂工农兵,他的诗歌不仅在县域内孤峰独步,而且备受《四川日报》《重庆日报》《成都日报》《四川文学》《边疆文学》等报刊的伯乐们所青睐。
张新泉以音色清朗的嗓门高唱“主旋律”,使富顺糖厂管理层、富顺县、乃至宜宾地区大权在握的官员和大批相识与不相识的文友逐渐对他刮目相看,他求证出了自己具备并不掉价的生存价值,成功重塑了不甘缺失与拒绝污损的做人尊严。
请看,张新泉当年写下的“铁匠”诗《班后》:“炉膛里的火花熄灭了/胸膛里的火苗却灼灼飞腾/我知道诗的坯件已烧得通红透亮/此刻,正需要我将它锻打成型//掏出纸烟盒,铁砧上铺平/发烫的笔杆挥写不停——/录下锤声,录下火花/录下锻工对党的全部赤诚//工件和诗都是我的产品/抡锤挥笔都在烟火中耕耘/祖国呵,我的诗虽像手茧一般粗糙/却蕴藏着亿万千卡闪光的热能”。
大奖作品之前的佳作张新泉是首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五届郭沫若诗歌奖的获得者,四川作为中国诗歌大省,历览现、当代诗歌创作的豪华阵容,像他如此斩获丰硕的实属罕见。
然而,长期拜读张新泉诗作的读者们极易形成共识,即:他荣获鲁迅文学奖的诗集《鸟落民间》,并不代表他诗歌创作的最高峰值,如果按此标准,他先前已出版的《野水》《人生在世》《宿命与微笑》等诗集,本本都早该获奖。
据成都出版社的知情人透露,《鸟落民间》收入的诗歌,其实是同一出版社编辑张新泉诗集《宿命与微笑》时抽出的余稿。
另据《星星》诗刊的同事介绍,那次,时任常务副主编的张新泉热心为他人张罗、四处动员作者报送参评作品时,偏偏忘掉了自己。
他是在同事的一再建言下,才仓促申报《鸟落民间》参评,结果出乎意料中了“鲁奖”。
人们不妨调侃一番张新泉,他的《野水》《人生在世》《宿命与微笑》等诗集出版过早,而不该埋怨大奖设置得太迟。
张新泉诗歌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或喷发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出现了思想大解放的开明气象,国内外各种文学交流渠道畅通,尤其是代表当代华语诗歌最高水准的洛夫、余光中、罗门、叶维廉、郑愁予等台湾重量级诗人的作品和繁星满天的的台湾校园歌曲陆续优雅登陆,风行一时,让他享受了一轮“手捧诗书喜欲狂”的阅读快感和美不胜收的精神盛宴。
张新泉尤其喜欢余光中的诗作,只要他在家就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富顺文学青年围绕他身旁,听他吟诵、点评《乡愁》《春天,遂想起》《白玉苦瓜》《麦坚利堡》《众荷喧哗》等佳作,事后向他讨要笔记本抄下一首首自己喜欢的诗歌。
在张新泉的带动和影响下,郭广岚、冯晓、李华、李自国、聂作平、印子君等成了日后的四川诗坛的骁将。
多年以后,张新泉与和余光中互通书信,探讨诗艺,张新泉还大喜过望地收到了余光中赠送他的一箱整套的诗文全集。
这样,蓄势已久的张新泉终于脑洞大开,顿悟了以长官意志为导向的铸造标准件般的创作模式的局限性,压抑了艺术个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无以自拔的僵化和狭窄,从而催生了他一次破蛹化蝶的诗风嬗变。
至此,张新泉开始以全新视角和高度去把握文化潮流与新诗路数,不禁惊叹写作题材、创意空间可以拓展至无限无际,他真切感到上溯二十多年的笔耕生涯,不过是迎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使命前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砺锋岩石,属于自己的大显身手的机遇期是来自于亿万人民走出寒冬沐浴春风的解冻时辰,它才是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艺术冲刺的起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