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栗洪武陈磊【论文摘要】学校教育的本质是文化育人，传承与创新文化是其基本功能，也是一条重要的教育规律。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在储才与育才的同时，日益凸显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及其特征：学校储备人才与创新文化，形成传承中华文化的长效机制；学校培育人才与整理文献，使中华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学校开展经学教育，促成社会主流文化的形成与确立；学校教育具有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独特功能。
认识并遵循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历史规律，继续发挥学校教育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开辟一条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有效途径，是促进中华优秀文化得到更好的保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学校教育是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伴随着文化的创造、积累和传承的需要而产生，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基本功能和规律，并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而趋向进步和卓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实践活动。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也承载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基本功能和作用，并与中华文化心心相印、相得益彰，在储才与育才的同时，凸显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及其特征。
一、上古时期学校教育开启了培育人才与传承文化的历史先河学校教育源于知识的积累、文化的创造以及社会的分工，开创了培育人才与传承文化相结合的教育先例。
关于中国上古时期学校教育的传说，最早见于《孟子o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1]另有文献对这一传说予以印证，《文王世子》篇记载："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2]郑玄注云"养，犹教也。
言养者，积浸养成之。
"针对此种说法，清代经学大师王念孙在其所著的《广雅疏证》中曾解释为："'养国老于上庠'谓在庠中养老，非谓庠以养老名也。
'州长'职云：'春秋以礼会而射于州序'谓在序中习射，非谓庠（注：庠应作序）以习射名也。
《王制》：'耆老皆于庠，元日习射上功'而庠之名独取于养老，何也？《文王世子》'适东序，养老'而序之名独取义于习射，何也？"由此可见，"庠序学校，皆为教学而设，养老、习射，偶一行之，不得专命名之义。
庠训为养，序训为射，皆是教导之名，初无别异也"[3]。
传说中还有一种学校曰"成均"，《周礼o春官下》解释其为"大司乐掌成均之法"。
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云：均，调也。
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
照此解释，则"成事已调之乐"曰"成均"。
换言之，则成均的教育内容始于乐。
后人对上古时期传说中的学校教育还有一些考证。
清代纪昀主编的《历代职官表o国子监表》第一则按语云："谨按：太学之制，昉于五帝，郑康成引董仲舒说谓'五帝名太学曰成均'者是也。
而教胄子之官，则肇于舜之命夔。
盖五帝三王之学政，皆由乐始，故以乐官兼之。
汉魏而后，博士官隶属太常，其意实本于此。
今故引冠历代建置之首，以明原起焉"[4]。
所谓"舜之命夔"，是指《尚书o 尧典》记述"帝(舜）曰：夔丨命汝典乐，教胄子。
"陆德明《释文》云："胄子，国子也"。
所谓"学政皆由乐始"，是指《周礼o春官下o大司乐》记载："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历代职官表o国子监表》的第二则按语对夏、商、周三代学校之制也作了系统的整理"盖自五帝建学，名曰成均；其后虞曰庠，夏曰序，殷曰瞽宗，周人立辟雍于中，而以四代之学环建于外；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是为五学。
辟雍为天子承师问道及养老更、献戎捷之地，虽世子齿学不得就，而四学则令国子肄业焉。
此外又有门闱之学（注：蔡邕《明堂论》云：《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四郊之学（注：《礼记》所谓'虞庠在国之西郊者，皇侃谓四郊皆有之'），是为小学。
故以四学对辟雍，则辟雍为太学；而以小学对四学皆为太学矣，此立学之地也"5]。
另外，关于人学之人、教学之官和教学内容皆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以其父兄皆有爵列于国，则谓之国子，皆当人太学"；"于四学之中，于成均学乐德、乐舞、乐语，则以大司乐教之；于上庠学书，则以典书者教之"。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上古时期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学校教育初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一是学校既是储才之所，又是育人之地。
学校养老，以示尊年重教，是储备人才；老年人经验丰富，德才兼备，为师育人，是培养人才。
二是三代之学名称各异、类型多样，所学内容"皆所以明人伦"，即以传承伦理文化为主，此乃德育之本源也。
三是学校教育内容逐渐专门化，既有文化的综合，又有文化的创新。
如"三德"、"六艺"、"书写"和"乐德、乐舞、乐语"等。
四是尊师而重道，"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
上古时尤重乐教，大司乐掌管学校教育，死了以后奉为乐祖，祭奠于瞽宗。
这表示学校教育对有成就者的尊重。
五是三代的文化教育为"学在官府"和"学术官守"。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o原道第一》对其有精要的论述："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
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
有书斯有学，故斯传其学。
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
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6]因为，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器，而民无器；惟官有学，而民无学。
所以，这一时期政教合一的官方及其官学承担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全部任务，而民间是不具备这方面条件的。
二、春秋以还学校教育凸显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文字的发明使人类进人了信史的大地。
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
在学术流向民间的同时，私学开始出现。
"有教无类"不仅是孔子为办私学打出的响亮招牌，而且也体现了这个时代学校教育的显著特点。
这一时期，社会上办有很多私学，除孔子之外，还有老子、墨子等人创办的私学；也涌现出许多学派，号称"九流十家"。
在私学兴起与百家争鸣的盛况下，私学培育了学派，学派成就了私学，二者相得益彰、共生共存、互补发展。
其中，儒、墨两家被称为显学，也是影响最大的私学，仅孔子就被誉为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学派。
对此，司马迁赞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圣人矣"[7]。
并且，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及其学派的发展与繁荣，与社会对知识的诉求以及对人才的需求密切相关。
在诸侯割据、群雄纷争的战乱环境中，"养士"之风盛行，谁拥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与好的治国方略，谁就能成为威震四方的霸主而成就霸业，这就为私学及其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当时，孔子以及其他学者所办学校实为民间流动大学，他们周游列国，学生同行，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对弟子进行言传身教。
据《史记》载"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8]。
期间在齐、鲁等国参与政事，最高职位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9]。
可见，这时的社会实践为学校教育提供了用武之地，学校不仅要培养出有用之才，帮助诸侯王干出一番事业；而且要创新文化知识，拥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主张，方能够为执政者进言献策，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尖锐矛盾与紧迫问题。
秦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举国上下推行"书同文，行同伦"，这是一项重大的创新举措，为文化教育的交流与传承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汉代社会经过休养生息以后，在武帝时期出现了新繁荣的同时，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于是，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进言献策，形成著名的"对武帝策"[10]。
由于董仲舒具有造诣精深的儒学思想与德高望重的学术影响，所以在对武帝策问中表现出超群的政治卓见和思想才华，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
在对策中，董仲舒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后指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11]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兴太学，以养士"以及"置博士弟子"的建议，于公元前124年正式办起了太学。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第一期有学员50人，由专门的博士官分经授诸生，主要专业和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学，学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毕业，并按成绩的高低授予一定的官职。
自汉代首创太学以后，类似太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后来的历朝历代中从未间断过。
三国时，魏国于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12]。
"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
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
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
"[13]梁朝设有国学和太学，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
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14]后齐时设"国子寺，掌训教冑子。
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录事员。
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太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三百人"[15]。
这一时期，社会虽战乱动荡，但是统治阶级仍重视在太学或国学里设置《五经》专业以培养治术人才，同时，又注重传承自汉代以来重新搜集整理的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