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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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全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加强对我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活动的宏观动态监管,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掌握情况、制定政策、指导工作以及建立我国资本项目预警机制提供依据,2002年12月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共同制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外经贸合发[2002]549号)。
制度所涉及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统计原则及计算方法等是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基准定义》(第三版)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为基础建立的。
制度规定,境内投资主体所属行业类别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执行,境外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参照执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也包括境内投资主体对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投资。
国家统计局为《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有关指标及统计方法等设定方面做了大量的指导,铁道部、司法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部门在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收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第一次对社会公众发布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打下了基础,深表感谢。
本公报所发布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均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对其他国家(地区)及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29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投资净额为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截至2003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34亿美元, 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332亿美元。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总额为6470亿美元,存量为68660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测算,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0.45%和0.48%。
中国经济数据解读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定义:消费物价指数,英文缩写为CPI,是根据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重要性:非常高: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金融市场的一个热门的经济指标。
消费者物价指数决定着消费者花费多少来购买商品和服务,左右着商业经营的成本。
而且,消费者物价指数影响制定政府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工业品出产价格指数(PPI)定义: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反映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
重要性:非常高: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3.国内生产总值(GDP)定义: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重要性:非常高: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核算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统计指标,也是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
它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4.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定义:衡量制造业在生产、新订单、商品价格、存货、雇员、订单交货、新出口订单和进口等八个方面状况的指数。
重要性:非常高:是经济先行指标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附属指标,具有其高度的时效性。
目前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PMI体系,有关机构已开始建立全球指数和欧元区指数,PMI指数及其商业报告已成为世界经济运行活动的重要评价指标和世界经济变化的晴雨表。
数据来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网站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定义: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摘要: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不断增长。
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就业等方面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首先介绍我国近10年来的外资利用状况,分析外资主要的投资方式等情况,接着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地区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核心技术不高、环境污染严重等情况,然后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最后分析了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监控的措施,希望为我国调整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借鉴的意义。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影响1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外国资本不断流入中国,国内外资企业的数据不断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经济资本的重要来源。
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累积利用外资额度就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1160亿美元。
下表根据我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了我国利用外资投资情况。
表一 2001-2010年我国利用外资投资情况表我国利用外资主要通过下列几种方式: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随着我国市场环境的不断优化,国家对于外资政策也不断放开,97年进入危机后,许多大型跨国企业开始在我国设立外商独资企业。
199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以外商独资企业方式签订的合同利用外资额度就达到了2175270万美元。
但是到了2000年后,主要的利用外资形势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并且,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于外资的政策更加优化。
分析可以看出,外资在我国经历了合作经营—合资经营—独资经营的阶段。
到了2010年,我国利用外资新建项目达到了27406个,利用外资金额突破千亿美元,外商独资企业的使用金额为809.75亿美元,新建的项目数达到了22085个。
下表列出我国近几年来我国外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附件4历史业务和直接投资系统数据的过渡和迁移方案一、过渡期总体处理原则本通知实施后,直接投资外汇业务(以下简称业务)过渡期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直投系统)数据切换期为3个月,各外汇局分支局应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业务过渡和直投系统数据的迁移,做好企业、银行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宣传和告知工作,并督促所涉各主体于过渡期限内完成业务和数据的过渡处理。
总体上,业务和直投系统数据过渡和迁移采用新老业务划断的原则。
本通知实施之日前外汇局已受理但尚未办结相关业务手续的,按照原业务规定办结。
本通知实施之日起外汇局应根据本通知的相关规定受理和办理相关业务。
二、处理细则(一)外汇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登记业务除投资性公司所投资企业外,其余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业务均无较大调整。
本通知实施前外汇局已受理未录入和已录入未复核的业务,按照原业务规定办结。
(二)账户开立、变更核准业务1、本通知实施前外汇局已出具核准件,在核准件有效期内银行尚未反馈的,银行按照原业务规定凭核准件办理业务并于直投系统中对核准件进行反馈;超出有效期的核准件,由外汇局回收后重新开具,银行按照原业务规定凭核准件办理业务并于直投系统中对核准件进行反馈。
因直投系统升级取消部分原核准件功能而无法重新出具核准件的,按新规定进行系统操作和业务办理。
2、本通知实施前经外汇局核准已经开立的外汇资本金账户,应区分不同情况按照如下方式操作业务过渡和数据迁移:(1)对于2009年6月前导入直投系统且外方实收资本尚未全部到位(截止本次数据迁移时)的企业,系统数据迁移自动计算出“资本金尚可流入金额”后暂不发送至银行端进行显示,银行在直投系统办理资本金相关业务时,系统提示“需至外汇局办理尚可流入金额修正”。
外汇局应通过直投系统的“登记管理——企业外汇登记——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尚可流入额度核对登记”功能对企业的资本金尚可流入金额进行修正,修正后企业方可至银行办理资本金账户相关业务,如果数据正确则直接保存即可。
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实践中的非市场风险及其化解对策——以资源能源类海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为例2011-11-14 | 编辑:enablesite | 【大中小】文章摘要:文章结合我国企业实践,对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非市场风险类型做了总结,即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合同条款风险、项目价值风险、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等。
并进而分别对我国政府和企业各自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基于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的需要,我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
海外投资作为“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也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本文中的海外投资与境外投资、对外投资含义基本相同,同时为行文方便,文中的海外投资包含对外承包工程在内)。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12000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或曰存量)2457.5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2002-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54.4%。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1万亿美元,年末存量18.98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计算,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5.1%和1.3%,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另,据商务部的初步统计,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
另外,在对外承包工程领域,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922亿美元,同比增长18.7%;新签合同额1344亿美元,同比增长6.5%。
截至2010年底,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4356亿美元,签订合同额6994亿美元。
然而,历史上跨国公司的实践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企业跨国经营比在国内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
以石油为例,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三大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油田及工程项目总计144个,投资金额累计约700亿美元,折合4480亿元人民币。
而据中国石油大学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各种复杂风险因素的影响,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亏损项目达到三分之二。
另据知名咨询机构埃森哲在2010年底对2008年1月至2010年6月间中国企业120起海外并购进行的统计,并购共计涉及金额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
依照国际并购规律,全球范围内超过一半以上的并购案例最终会在漫长的整合期造成亏损,因此我国企业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能产生约3000亿元的投资成本失利,风险巨大。
总体来说,海外投资的风险可以分为市场风险和非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对所在行业(或曰所在产业)的国际国内发展状况、市场价格涨跌、金融汇率等形势预判错误或应对措施不力而发生的风险,具体包括成本价格、汇率等方面的风险。
非市场风险则是指市场风险之外的风险。
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非市场风险已经成为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的重要威胁。
本文中,作者通过多年以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持续跟踪关注,在国内首次尝试对近年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实践中遭遇的非市场风险进行具体类型划分,并进而对我国政府、企业分别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具体对策建议。
一、非市场风险的类型从实践中来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非市场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合同条款风险、项目价值风险、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等六种类型(实践中,上述六类风险均已对我国企业产生了实际的重大影响和损失。
(一)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
政治动乱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者在东道国内发生的革命、颠覆、政变、罢工、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地方武装的冲击等事件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政治风险是与东道国主权有关的不确定因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些国家易产生政局不稳、政权更迭等情况。
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策不稳定性、民族主义、社会不稳定、武装冲突、区域联盟等。
当前在非洲、拉美、亚洲等我国企业已进行海外投资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存在政治动乱风险。
无论何种原因,只要一旦在东道国发生政治动乱风险,则我国企业均将面临产生损失的可能性。
如,在委内瑞拉和赞比亚等与我友好的国家,甚至也出现了敌视我投资的现象。
上述两国的在野党针对我国在该国的资源能源类投资就已经提出了强烈抗议,宣示如果能够上台执政,就将赶走中国等国家的投资者。
以2011年发生政治动乱的北非国家利比亚为例。
利比亚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之一。
目前我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总共约计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换算,约折合1233.28亿元人民币)。
在13家央企的投资中(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石油、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囊括了房屋建设、配套市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信等领域。
现下来看,无论利比亚战事结局如何,我国企业均面临着工程设备等固定资产损失(一些项目营地资产遭抢劫,在利万余名员工安全也受到威胁)、预期收益的损失、撤离费用的损失、未来汇率结算的损失等。
而面对如此巨额的损失,中国企业却缺乏挽回损失、获得救济的权利工具。
形成较大损失的两个直接原因是:一是,中国企业投保的保险覆盖面仅为合同金额的5.68%,因此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188亿美元合同金额的工程项目,将只能获得不足4亿元人民币的保险赔付,并且保险方也限于我国内的国有保险公司(这是由于部分央企投保意识不强、专业知识欠缺所致。
有专家指出,此次在利比亚投资的部分企业只投了工程险,但战争是工程险的除外责任。
大部分企业都没想到,除了商业保险外,还有政策性的保险可以承担战争导致的经济损失);二是,当前我国尚未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任何形式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
(二)政策与法律风险。
政策与法律风险是指因东道国变更政策、法律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政策风险主要包括重大外国投资政策的调整、政府禁令、政府违约、税收政策的调整、国有化政策(保括征用、征收、没收、报复性充公);法律风险主要有立法不全、执法不严、法律冲突等。
最近的政策与法律风险以澳大利亚资源租赁税的出台最为典型。
近年来,我国企业纷纷加速了海外投资矿产资源的步伐,其中澳大利亚正是中国企业投资矿业的聚集地,赴澳投资的企业包括宝钢、首钢、中钢、鞍钢、中信泰富、五矿、兖州煤业等等企业。
2010年5月2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拟从2012年7月开始向在当地注册的资源类企业征收税率为40%的资源租赁税(之前,澳大利亚主要是依据产量对矿业公司征税,各州征收的特许税税率仅在2%-10%之间)。
由此,按照联邦新的税收方案,资源类企业须将其开采不可再生资源所获利润的40%作为税收上缴联邦政府(新公司和小公司如果没有盈利则不需要缴税,小企业还将得到原地方性特许经营税的返还)。
依据计算,今后资源类企业所承担的全部法定税率总计可能将从目前的43%上升到2013年的57%。
2011年6月,经过一系列谈判和政府高层更替,澳大利亚政府终于就备受争议的矿产资源税问题公布了草案。
草案提议,矿产资源使用税仅针对铁矿和煤矿,税率设定为30%。
尽管这一草案与之前澳大利亚政府最初酝酿的计划相比,资源税的征收比例已经从最初酝酿的40%下降到30%,但这一新增的资源税,仍将对澳大利亚当地和赴澳投资的企业产生不小的影响。
草案正式执行之后,除了将会增加在澳投资矿业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之外,同时如果矿产供不应求的状况持续,矿产资源税增加的成本很有可能最终要由中国钢厂等矿石进口商埋单(2011年1-4月,我国进口的铁矿石中有43%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我国铁矿石的第一大进口国)。
再如,最近几年,在拉美地区,从委内瑞拉到玻利维亚,再到厄瓜多尔,“拉丁美洲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国有化运动”不断涌现,也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形成了巨大的政策与法律风险。
(三)文化差异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是指我国企业及其管理人员与东道国当地政府、社区、员工由于中外文化上的不同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实践中,中外不仅有语言文字上的区别,在待人接物、处理事情上更是深深烙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化的差异往往在不经意间即招致纠纷和损失。
由于投资方不尊重东道国当地风俗文化而发生纠纷,在这个问题上,经常被提及的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日本企业在20世纪末期大量到美国投资经营,有一家企业的12个美国女工起诉抗议日方总经理对她们实施歧视待遇,比如要求她们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为客人端茶倒水”的事务,官司从1982年打到1989年,导致日方企业亏损很多,原因就在于日本企业把本国的管理模式、行为举止等文化照搬到了美国。
在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客人端茶倒水”是女员工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对她们的歧视,要求日方对所有女工进行赔偿。
此后,日本企业吸取教训,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东道国推行本土化,不得不在营销和人力资源等部门几乎全部雇佣美国人。
文化差异往往带来管理理念和行为的不同,实践中,我国的部分企业非常易于将一些不良的文化习惯延伸到国外使用。
如,我国一些企业在拉美与工人、工会发生争执之后,往往并不通过合法手段予以积极合理解决,而是采取贿赂收买工会头目等违法方式处理,易造成无穷遗患,最终致使问题升级。
再如,在非洲的赞比亚,中国企业管理人员枪击当地员工的事例,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影响极坏。
(四)合同条款风险。
合同条款风险是指在我国企业与东道国方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中,因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不够具体而产生理解差异,最终出现合同纠纷而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实践中,因合同权利义务条款界定模糊极易导致我国企业产生巨大风险。
例如,中国铁建在沙特的工程承包项目即是深刻教训。
2009年2月10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旗下上市公司中国铁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城乡事务部签署了《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约定采用EPC+O/M总承包模式(即设计、采购、施工加运营、维护总承包模式)施工完成沙特麦加轻轨铁路项目。
截至2010年10月31日,按照总承包合同金额(66.5亿沙特里亚尔),中国铁建确认预计总收入为人民币120.51亿元,预计总成本为人民币160.45亿元,另发生财务费用人民币1.54亿元,项目预计净亏损人民币41.48亿元。
2011年1月,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中的损失锁定为13.8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