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探析公共行政理论价值变迁在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演进中，每一个阶段的主导理论存在和以往有明显区别的核心价值观念，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这两种价值观念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交替出现。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研究社会行动时提出并加以详细论述的。
他认为，工具理性的社会行动取决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将这些预期转化为实现目标和追求的工具。
而价值理性的社会行动取决于“内化为行动中的价值理念和信仰，这种不论是哪方面的价值和理念的体现伴随着行动过程的始终，因此它侧重于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1]。
这段表述可以被理解为，工具理性强调手段———目的的合理性，主张通过精确的科学计算和缜密的逻辑推理来实现所预设的目标，而不关心行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价值理性关注行为本身的合目的性，追求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要求人的行为必须指向美好的价值，而不管它的结果成功与否。
简而言之，前者关注“是什么”“如何做”的问题，通常与方法、技术、手段等工具相联系，所追求的是科学性、有效性；后者关心“应是什么”的问题，往往与人性、信仰、信念、关怀、德行等目的性的价值相关联，所追求的是正当性与公正性。
工具理性取向的公共行政学强调效率优先，坚持理性———自利人的假设，倾向实证的研究方法，主张管理者的角色定位，积极构建行政科学。
而价值理性取向的公共行政学注重公共精神的培养，坚持反思———利他人的假设，喜好规范的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家的角色定位，努力追求行政哲学。
对于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史，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其中一个主要的划分方法就是“范式论”。
“范式”一词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2]提出。
他认为，“范式是经过大部分人肯定并且成为通用的模型或模式”。
我国学者陈振明[3]提出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学三范式；美国学者登哈特夫妇[4]也提出三范式论，即老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毛寿龙和李文钊[5]提出四范式论，即官僚制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民主制行政理论。
工具价值转换和公共行政分析摘要：“理性”是公共行政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包含了追求最大功利的工具理性与坚守纯粹信仰的价值理性两个基本方面，这两者的对立融合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也造就了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历程的秩序之道。
我们可以借助此概念理解公共行政的转折，透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通过重申两者对公共行政发展的重要意义，探析新时代技术视角下公共行政新领域——智慧政务在两者中运行的内在机理，进而促进公共行政的深化发展。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公共行政；智慧政务一、引言理性作为一种缜密思维能力被提出肇始于西方。
现实生活中，人类总是通过某种介质与客观世界发生互动，而互动的有效性就建筑于介质的合理性之上，一方面表达的实际关系和论证能力足以促使交往参与者就世界中的存在进行沟通，另一方面行为规则的实际关系和论证能力为成功介入世界提供了可能［1］，这就造就了行为的合理性。
马克思•韦伯（下文简称“韦伯”）认为行为的发生总是基于一定的缘由，在由行动者主动施与的过程中，它总是要实现某个目标，或是携带某种深切的意义。
人是可以进行思考与选择的，人的行为内含着意图，因此人的行为一般是理性的。
因而，他根据思维取向的不同将社会行动分为以目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和以价值为导向的价值理性。
按照韦伯的观点，价值理性是根据对某种价值坚定不移的信仰而展开自身的行为，不论后果如何，都必须遵循内心对于伦理、尊严或是美等信念的坚守，仅仅关注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相对应地，工具理性则是在对情况的全面掌握和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上，理性地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或行为，而不论这一手段所透漏出的意义内涵。
就合理化的论证而言，价值理性的准则在于对行为意义的预设，即一切行为的合理性都驻扎在是否符合行为者设定的价值基准、是否坚守了行为者的信仰立场；工具理性则聚焦于手段的运用，即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上，能否以最低成本实现既定目标。
可见两者各有侧重，但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其所具有的巨大外溢性使得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无法只聚焦于自身的评判标准，继而走向融合。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自公共行政学产生至今已逾百年。
在这一百多年中,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各种理论与价值理念层出不穷。
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美国公共行政学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分析框架,更新研究内容,采纳新的研究方法,开创新的研究领域。
这些努力的结果铸就了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两大范式的发展。
宪政主义就是以宪法或一系列法律为标准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制约以保障人权的一套理念形态和制度形态,它关注社会公正、平等、民主、回应性等价值;管理主义则强调实证分析和经验观察以及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希望通过价值中立的方式得出科学的结论,并通过改进行政技术方法来提高行政效率,它关注效率、经济与效果等价值。
从学者时代传承的视角来看,自杰斐逊起中经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奥斯特洛姆至登哈特为宪政主义的思想脉络,而从汉密尔顿起中经威尔逊、魏洛比、古利克、西蒙至奥斯本和盖布勒形成了管理主义的思想脉络。
从两大范式相互更替的视角来看,则形成了传统公共行政、行为主义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理论传承。
其中传统公共行政、行为主义行政学与新公共管理属于管理主义范式,而新公共行政学与新公共服务则属于宪政主义范式。
两大范式在哲学根源、理论基础、价值理念、政府与公民的角色及对组织的认识方面各不相同,具体可见表1。
理论界的学者和公共管理者,如何辩证地看待和理解这两大范式的发展,进而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方法则是当务之急。
正是基于此,我们或可剥开自缚颇紧的时代之茧,去发现那隐伏于两大范式理论之蛹中的内在规律。
一、价值回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要研究管理主义,我们先探讨一下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一个重要的特质在于把关于科学的原则同等应用于社会科学,并提供了社会科学的基本哲学理念。
这些原则包括:经验主义。
作为实证主义立论基础的经验主义是其反形而上学的核心学说,它强调所有知识都必须有经验基础。
客观主义。
实证主义把认知建立在主体和客体分离的基础上,不关心观察者本身的态度,而只关注于客体。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作者】王春福【作者简介】王春福，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浙江杭州310035【摘要题】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就是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而对授权者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是外在的客观责任和内在的主观责任，即制度性责任和伦理性责任的统一。
在人类理性中，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把客观制度性责任提高到空前显赫的位置，以至于主观伦理性责任渐渐弱化。
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还主观责任以应有的地位，已成为理性的重要任务之一。
公共政策伦理问题研究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昭示了这样一种趋势。
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视角，解析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内在结构，探寻客观制度性责任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统一的途径，对于科学地确定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界限，提高履行责任的自觉性，以及完善责任追究机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政策决策责任与工具理性马克斯·韦伯以其德国民族的思辨头脑，探寻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把人的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这一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两大基本特征，因而得到了学界同行的认可。
工具理性着重手段对达成目的的可能性。
正如伯特兰·罗素表述的那样：“‘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和准确的含义。
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你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
”[1]工具理性的特点是注重过程、注重手段、注重方法、注重技术、注重实证、注重量化，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制度和体制成为其关注的对象。
近代科学的发展，推进了理性的工具化。
“近代科学的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不仅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被广泛接受的，而且作为一种理性精神而贯穿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模式”[2]。
对形式化了的科学技术的无条件地强调，使实证主义大行其道。
在政治学的舞台上行为主义虽然受到了后行为主义的冲击，但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公共行政理性范式之嬗变与取向“价值—事实—工具”三种理性的结合公共行政理性范式之嬗变与取向2013年06月09日 15: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7日总第460期作者：朱国伟浏览： 26 次我要评论字号:大中小【核心提示】通过对公共行政理性范式加以考察，我们发现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公共行政三维理性范式选择的逻辑取向在于“价值—事实—工具”相融合的三维理性范式取向。
行政理性是指公共行政人员在伦理旨归、事实认知、工具选择等方面取舍、权衡的思考与行为模式。
公共行政理性范式即是指作为公共行政理论分析与实践标准的理性标准的方法、框架。
它反映了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员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它所要解决的是公共行政为什么做、需要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
在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价值理性、事实理性、工具理性的扬与抑表达着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理性范式。
价值理性是一种选择、评判好与坏的反思性标准，也是一种“应该是什么”的行为方向诉求，它是公共行政行为的基本动因与合法性基石；事实理性是对公共行政生态微观、中观、宏观各个层次的一种总体性的客观观察和考虑，是对行政生态、行政事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工具理性是为实现目的而对手段或技术进行的权衡、选择。
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所隐含的是以螺旋式上升的理性范式的转换。
通过对公共行政理性范式加以考察，我们发现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公共行政三维理性范式选择的逻辑取向在于“价值—事实—工具”相融合的三维理性范式取向。
在公共行政的历史进程中，从被悬置的价值理性下的工具理性追求，到事实理性指导下的价值理性重塑，再到被狭隘化的价值理性约束下的工具理性重拾，公共行政所内含的理性范式在理性的张扬与挫败之中不断地循环着。
“价值—工具”理性结合的公共行政是功利主义的，有着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精神，但缺乏对自身存在的社会基础的顾虑；“价值—事实”理性结合的公共行政是理想主义或者是空想主义的，它有着柏拉图式至善的追求，但没有找到实现理想之路；“事实—工具”理性结合的公共行政是实用主义的，它不愿为未来的某种东西所拖累，却迷失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有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者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马克斯韦伯在其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做出了经典式的解释。
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的特征在于关注手段的有效性与适用性，它是人们运用手段而达到既定目标的价值观念。
工具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理论理性，它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想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所形成的技术理性主义理念，以功利目标和技术手段为核心，并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因而也可称之为技术理性。
正如韦伯所言，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它人的举比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在于价值理性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反思和变革，从而建构一个应然的、理想的、合乎人的目的和本性的美好世界。
价值理性源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实践理性，它强调人的生存意义情境下的理想价值、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等，是对自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一种认知，具备了一定的关怀性与合理性，换言之，价值理性就是人在发展之中的主体尺度。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统一的理性观念和人类理性行为的两种基本形式，虽然两种理性分别有其不同的文化和伦理基础，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
第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合规律性思维与合目的性思维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
第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现实利益和终极利益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
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其主要表现为由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
转型时期我国而临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公共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公共政策的执行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承担着将目标转换为有效行动的重要任务。
解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竞合0 引言随着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推进，民智不断被启迪、民心不断被解放;而民治民心的充分准备又为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条件。
由此看来，上述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等在公共管理的不断实践中逐渐成熟。
换言之，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道路的选择，是各种力量经过长期博弈，最终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点。
而理性贯穿公共管理领域各类博弈的始终，成为了推动公共管理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1 理性：公共管理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真正动因一般认为，理性是指人们运用知识技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涵盖判断、分析、综合、比较、推理、计算等各方面能力。
理性是如何推动公共管理领域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呢?笔者认为可以从理性对公共管理领域中两种力量的影响进行分析。
1.1 首先是理性对管理群体的影响第一，理性使得管理群体能客观看待自身能力的限度，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这就使得管理群体尽可能避免了盲目自大的心理状态，转而极力跳脱寡头统治的铁律并积极主动地向外界寻求建议和帮助。
这客观上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
第二，理性使得管理群体能尽量保持科学的态度，不主观臆测、不轻信盲从。
同时，理性也促使管理群体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掌握新的工具来保证公共管理领域的可持续性。
这客观上推动了科学化的进程。
第三，理性使得管理群体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愈发成熟，摆脱对自己和他人的绝对信赖，转而不断摸索独立于人之外的、更为可靠的、操作性更强的制度。
这客观上推动了法制化的进程。
1.2 其次是理性对被管理群体的影响第一，理性使被管理者能够独立思考并怀疑所谓本该如此的社会状况的，对把自己排除在外决策者之外的管理活动提出质疑。
这客观上保证了民主化的进程。
第二，理性也使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实施的具体管理活动不轻信、不盲从，使他们有能力发现具体管理活动中的不科学不合理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