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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课堂:谋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摘要]打造高效课堂，必须追寻教学的本真意义。
我们要预防借以高效课堂为名，使工具理性进一步恶性膨胀，价值理性缺失；同时也要预防在高效课堂中以追求价值理性为名，彻底淡化工具理性，导致教育质量大幅度滑坡。
实施高效课堂教学策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需要努力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不断确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不断实现学生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
[关键词] 高效课堂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谐统一一以高效课堂为名，使工具理性进一步恶性膨胀，是“伪高效课堂”“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
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
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
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工具理性的统治往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
长期以来，在我国教学领域，工具理性长期或显性或隐性居于主宰地位。
工具理性漠视了教师与学生的人性诉求，课程往往被窄化为“公共的知识”和“预设的计划”，没能打通学生与社会、与生活的交往；教学也因此被固化为知识传递的特定程序与步骤，教学行为往往就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培养与张扬；学习因而被矮化为机械的接受和训练，泯灭了师生的探究性与创造性。
概而言之，上述在我国课程与教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概念框架核心的问题在于目中无“人”，往往导致教育呈现出极强的“工具性”特征；教育对象呈现“物性”特征，漠视教育对象的存在，且呈现了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颠倒现象。
试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合理性概念，将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动，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感情和精神价值。
价值理性则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
在当今社会的工程建设中，我们应当熟练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两者分开，单独运用。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并行，保持平衡。
而维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点并不是固定的，不同的工程建设不同的实际情况，平衡点也不同，因此，它是动态变化的。
为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平衡点，我们应当认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
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工具理性的有效运行，以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为基础。
而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却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
在当代，科技飞速发展，为提高工具手段的知识含量，就必须增强现代人的主体性和科学技术力量。
而要克服这些困难，把握客观规律，人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这主要来自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提供的精神支持。
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没有工具理性的存在，价值理性也难以实现。
工具理性体现了主体对思维客体规律性的认知和驾驭，由此逐渐形成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则构成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促进其发展的基础。
在实践中，人们一方面依靠工具理性，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另一方面，又在意识的更深层面体味着人生价值，为价值理性的升华提供契机。
工具理性的不断深化使得价值理性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状态再到自由状态的现实展开成为可能。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着互相作用、互相转化、互相提升的内在联系。
工具理性的存在，通过阶段性的实现人对自身生活环境的开拓，不断促使价值理性确立新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为实现价值理性的升华提供着现实支撑。
试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试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李圣雷（广西师范大学政行学院08级马克思主义哲学广西桂林541004）【摘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张裂是技术理性畸形发展的结果，探索工具理性的真，追求价值理性的善，力求达到二者和谐统一的美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本文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角度浅试论述二者如何有机结合。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统一引言随着社会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能力和实践活动能力得到迅速提高，新的物种和产品相继出现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人类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认可，然而由于人类无节制的向自然界索取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令世人震惊：局部地区战争不断流血冲突事件增多、“南北关系”紧张、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信仰危机等。
上述事件都和高科技的畸形发展有关，由于人类片面追求科技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实践应用性，忽视了人类整体的幸福和价值性目的性，进而没有多加考虑其负效应结果导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技术理性中出现张裂，如何在保持科技继续向前发展的同时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一、了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1、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实现服务。
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
据说“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
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
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有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者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马克斯韦伯在其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做出了经典式的解释。
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的特征在于关注手段的有效性与适用性，它是人们运用手段而达到既定目标的价值观念。
工具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理论理性，它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想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所形成的技术理性主义理念，以功利目标和技术手段为核心，并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因而也可称之为技术理性。
正如韦伯所言，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它人的举比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在于价值理性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反思和变革，从而建构一个应然的、理想的、合乎人的目的和本性的美好世界。
价值理性源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实践理性，它强调人的生存意义情境下的理想价值、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等，是对自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一种认知，具备了一定的关怀性与合理性，换言之，价值理性就是人在发展之中的主体尺度。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统一的理性观念和人类理性行为的两种基本形式，虽然两种理性分别有其不同的文化和伦理基础，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
第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合规律性思维与合目的性思维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
第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现实利益和终极利益之间的逻辑辩证关系。
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其主要表现为由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
转型时期我国而临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公共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公共政策的执行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承担着将目标转换为有效行动的重要任务。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在当代社会中，我们面临着诸多选择和抉择。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决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对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工具理性强调效率和功利，而价值理性则注重道义和意义。
如何平衡这两种理性，使其相互促进，为我们的决策和行动引领方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工具理性强调个体或社会的效益最大化。
我们在做决策时，常常会根据目标的设定和已有的资源条件，选择最高效的方式和手段来达到预期的结果。
这种理性帮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提高效率，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我们的目标。
然而，当我们片面追求效率和功利时，往往忽略了人的情感和需求，可能导致生活的空洞和缺乏意义。
工具理性缺乏对人性、社会关系和文化的综合考量，容易使决策和行为变得单一和机械。
与之相对，价值理性关注的是人的尊严和生活的意义。
它以道德原则和精神追求为导向，试图回答存在的根本问题，探索人性的真实需求。
价值理性使我们具备了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有助于我们识别和抵制形形色色的诱惑和迷途。
它使我们关注生活的质量和人类共同的利益，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但是，如果我们过分依赖价值理性，可能会使我们陷入道德枷锁和理性的僵化，无法做出高效和务实的决策。
如何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达到平衡呢？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既有差异，又有联系，二者共同塑造了我们的人格和价值观念。
我们需要借鉴二者的优点，以获取更全面的决策信息和智慧。
例如，在规划个人职业发展时，我们可以考虑到自己的兴趣和价值观念，同时也要考虑到市场需求和自身能力，找到工作和职业的最佳平衡点。
其次，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需要注重自我反省和审视。
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和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目标，明确自己的为人处世原则和追求的意义。
同时，也需要对工具理性的运用进行评估和调整，确保自己不会盲目追求功利而忽视道义和意义。
当我们在做决策时，要善于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将效率和价值结合起来，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又考虑到人的尊严和生活的品质。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对于理解社会现象和社会演变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中，韦伯通过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对人类社会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本文将探讨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概念，并解析其在社会学思想中的重要性。
韦伯将人类的理性行动分为两种类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指个体或集体通过运用技术和工具来达到预期目标的行为。
换言之，工具理性关注的是目标的实现，其核心思想在于选择出能够最有效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手段。
这种理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工业化和科技革命的进程中，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力和创新，工具理性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然而，工具理性的运用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人类对于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等。
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是价值理性。
价值理性是指个体或集体在行动中受道德、宗教、或个人信仰等价值观念的指导下，追求某种被视为正确或合理的目标。
价值理性关注的是行动背后的动机和意义，强调对于人类行为的伦理思考和道德判断。
在其思想中，韦伯认为价值理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动力之一。
人们基于自己的价值观选择行动，有时候会追求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更关注道义和精神层面的追求。
例如，在慈善事业、环保运动以及人权活动等社会运动中，人们的价值理性得到了体现。
韦伯深入思考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趋势，工具理性正日益主导人类行动。
工具理性的进步给予人类以巨大的实际利益，而这种实际利益的追求又进一步强化了工具理性。
然而，韦伯也指出了这种发展所带来的隐忧，即对于价值理性的忽视。
现代社会强调效率和产出最大化，导致人们对于纯粹的功利主义进行追求，而忽视了个体内心的道德追求和价值判断。
这种单一追求最终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对于道义和伦理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和功利。
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周建建MG1009038一、什么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
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
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
韦伯的理论反映了这一时代的需求，同时也适应了这一历史性诉求。
韦栓喜在其《诗意的栖居——人类审美化的至境》①中提出了工具理性的以下特点：1．逻辑性和系统性。
工具理性注重理论的严谨和系统，要求对外界的准确把握。
2．现实实用性。
工具理性始终以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为指导，主张理性建构在实际经验之上。
3．独立性与中心化。
工具理性推崇自由与独立，提倡冒险与利益崇拜。
4．功利性与追求利益最大化。
工具理性排斥任何形式的非理性，或者打着“理性”的幌子，实际上脱离实际的追求。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工具理性引导人类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思维中：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
面对客体，主体往往注重客体的特征和规律，从而制定行为规范。
但是这种医治无疑是牵强的。
以工具理性为评判准绳直接导致主体能动性、目的性的最大张扬。
而目的、手段和对象三者之间关系是否和谐却不予考虑。
目的本身的价值及所使用手段本身固有的价值倾向也被忽略不计。
另一方面，工具理性追求商业利益的人们无限度地扩张，以至在文化和生活领域出现了工具至上的偏差，使得主体性原则极度膨胀，人被技术化，成了商品和工具，“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为可以在市场上算计的使用价值。
”②科学技术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极度异化。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及其后果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因为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
也就是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蜕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强调勤俭和刻苦等职业道德，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上帝的救赎。
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工具理性获得了充足的发展。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
”③现代社会，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空前发展。
然而在上帝和诸神隐去之后，人类社会走向了虚无，走向一个精神日益萎缩和颓废的时代，一切与技术效用无关的精神活动走向式微，遭到歧视和排斥。
人类精神回到了原始的蛮荒，而人类自身更是在物质的浮华中流离失所，无可安身，人类和自然都发生了深度异化。
工具理性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属人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由和谐的关系异化为一种冷漠甚至对立的关系。
总之，在工具理性的统治下，丧失了主体性与主导作用的人同样成了被管理的对象，人们之间的先在关系也屈服于物的生产活动，被撕裂、重组，让位于人与机器或人与物的关系。
在一种以金钱和利益为终极追求中，维系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模式被彻底瓦解。
传统的道德标准在利益面前似乎显得古板可笑，成了遗忘和践踏的对象。
人类也由此陷入了狂躁和焦虑，像马尔库塞所言：人成了单向度的人，④失去了判断和反思能力。
社会便会走向一个又一个极端，这时，道德的沦丧似乎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了。
固然，在利益面前，道德是无力的，因为它不能转化为直接的利益和享受，但是，一旦道德消失，任何体系便会随之崩塌，人就会沦为没有信仰、没有追求、没有任何约束的流离的符号。
科技的发展必然要有一定的物质作为基础，而这个物质便是自然的种种变体。
人类欲望一旦被激活，势必带来生态的失衡，自然界也会同样在异化。
⑤近三百年以来，自然和人类的矛盾异常突显。
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酸雨横行、自然灾害频发、全球流行疾病此起彼伏，这是人类无节制的攫取所得到的“报复”。
人类宣判了“上帝死亡”，但在狂热的工具理性评估中又悲剧地回到了原始的蛮荒。
所以，人类急需塑造一个新的上帝来安慰脆弱的心灵，而这个“上帝”便是人类自己，便是一种“贵族式的自我”。
这种强烈的“自我中心”逐渐演化成“人类中心”，在这个体系下，“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还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动源”，⑥任何道德、自然因素都被阉割、屏蔽。
在这种精神危机之下，人类迫切需要精神上的终极关怀和灵魂的救赎，极度渴望重返精神家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所以，唯有重塑道德在价值领域的判准地位，社会才会平衡发展。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各有其发挥各自独特作用的范围。
它们本应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但是随着西方社会物欲的膨胀，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片面发展，精神危机日见加重，功利思想睥睨一切，伦理领域出现了道德败坏、精神颓废，更不用说日益突出的各种犯罪现象了。
这种状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具理性的越位和价值理性的沦落。
本来，工具理性有其特定的作用范围，可现在却发展成为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以工具理性为至上的信仰。
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的问题，从欧洲启蒙运动后便是一个为世人争论不休的问题，人类自“启蒙”之后，“自我”得到了充分发展和推崇，主观能动性的解放直接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社会的飞跃式进步。
人类不自觉地沉浸于欲望不断张扬和膨胀中，工具理性成为一切价值评估的标准。
而道德，这个维系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因子被越来越边缘化。
工具理性的优先地位，至今在学术界不可动摇。
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前提。
在法学中，必须先有程序正义，才能走向实质正义，程序法先于实体法。
在经济学中，必须先有效率追求，才能为公平追求奠定基础。
总体上说，只要有一种价值理性的存在，就必须有相应的工具理性来实现这种价值的预设。
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就是水月镜花。
但是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
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二者是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姐妹。
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在当代日益引起人们的反思。
四、如何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一个人合目的、合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即个人精神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化，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工具理性即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
工具理性是一个系统，系统内又分为物质形态的工具与精神形态的工具；前者的存在好比一个人过河必搭桥，而桥身只有作为物质载体而存在，才能体现手段的价值。
否则人过河的愿望只能是人的一种从精神到精神“自身划圆”的过程，即人永远实现不了过河的目的。
两种形态的工具因各自工具效应的不同，使之各自又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
物态工具具有服务于主体需要的直接效益；精神形态的工具则借助主体的逻辑思维所投入的抽象劳动，形成物态工具构成的基础，体现了精神形态工具服务于主体的间接效应。
二者结合所形成的合力，体现了工具理性能实现主体客体化的手段价值；反映了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动性。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才能确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要做到以下四点⑦：首先，要整合个人与社会二者的关系。
个人要自觉地把自己融入社会与“集体”之中，并以他人与集体的利益为重，使个体的小我升华为社会性的大我，使个体生命升华为“宇宙大生命”，从而在这种“民胞物与”的情怀中获得超脱与关怀。
同时，集体与社会也应视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为自己利益的有机成分，因为抽象的集体利益正如抽象的集体一样是不存在的。
其次，要整合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
当今消费时代的到来，带给人们的只是肤浅的感官上的享受。
对丰富物质的占有与消费并没有使人们自身丰富起来，相反，他们却发现自己无奈地陷入了深深的失落与迷惘。
精神丧失以后，人也真的沉沦了，失去了灵魂。
人们在经历了表层的狂欢及狂欢后的心理失落以后，转而进行反思：只有感官的刺激和物质的享受，而没有理性的生活和精神的追求是非人的。
人不满足于这种状况，就应发挥思想的力量，以精神引导生命，以理性引导生活，把本能转化为崇高的意志，从欲望中升华出伟大的激情，从而把自己从物化与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提升自己生命的价值，恢复自己作为人的存在的丰富性，使自己的生命到达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第三，要整合短期效应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人们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眼前的较小利益，而看不到在未来可能实现的更大利益，更看不到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巨大危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们总是不久就看到这种盲目与短视带来的恶果。
人类中心主义、经济至上的短视在今天所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
这些短视的做法受到了思想家们的猛烈批评。
人们看到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那种竭泽而渔式的经济活动有可能使人类陷入发展的绝境。
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
最后，要整合技能训练与品格培养的关系。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这是现代社会自身所追求的目标。
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也应是德才兼备的人。
历史上但凡伟大的人物，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都是多才多艺而人性丰满的。
现代人如果欠缺工具理性与技术，就难以跟得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无法融入和参与到飞速发展的现实中来，他们空怀着一腔不切实际的“崇高”道德理想，却难以对他人与社会做出切实的贡献。
但是只拥有科学技术知识，而精神世界却苍白贫乏的人同样是可悲的和不可取的，他们被公式和定理所充塞的大脑，却可能忽略了价值与人性的存在，他们只能被称为残缺的人，甚至是富于危险性的人。
因此，一个健全的人，一定是有着完整人性的人，是既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又有高尚人格的人，然后才能成为有益社会的人。
这就要求社会教育要把科学与人文、技能训练与品德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
注释①韦栓喜. “诗意地栖居”——人类审美化的至境[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8,(4)。
②同①。
③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赵勇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