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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拜靖国神社意味着对侵略的认可和军国主义的认同。
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其它内阁大臣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此举引起日本国内外强烈反对。
中国和韩国政府谴责此举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予以严正批判。
中曾根康弘之后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未再参拜。
从此，靖国神社问题就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外交问题。
靖国神社的作用：
靖国神社在明治维新后是供奉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包括中日甲午战争（1894-5年）、日俄战争（1904-5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今存放着接近250万名为日本战死者的灵位，其中有210万死于二战，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和约2000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
1945年，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招魂祭奠”，把许多未死的人也来祭祀。
后改为宗教法人才得以幸存。
1955年以后，自民党5次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要求将靖国神社改为“特殊法人”，试图将之国营化。
国家神道中的“扭曲”民族主义和宗教神道中的“原生”民族主义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对日本神道的角色进行了改造。
政府还制定了很多政策和律法来强调日本神道的重要性，并长期受到佛教的影响。
随着新宪法的实施，日本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授权来促进神道教成为国家宗教，并确保神道教的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外来宗教。
另外，日本政府强调神道是“国体”（国家的主体）的关键因素，因此公民有义务实践神道来表达对天皇的坚定服从。
之后国家神道就成为了神道教的一个分支，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但很难理解国家神道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大众的广泛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败导致了7年的美据时代，由于盟军总司令部对神道教的指令，国家宗教废除了神道教这一部分。
神道与国家的分离也意味着宗教活动与公民义务的分离。
认为神道教是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种方式来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很合理，因此也很容易理解在政府对于神道教不再强制后，日本人民很乐意放弃这种宗教活动。
然而在事件发生后，尽管大多数日本人声称自己是非宗教信仰者，他们还是决定在他们的国家假日和纪念日上保留其神道教活动，原因还不明确。
本文将着重探讨由于政治野心而形成的国家神道，是如何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神道教所保留的自我救赎意识是如何形成日本正直的民族主义。
国家神道的形成开始于1868年，并在1889年最终形成。
1868年也是日本立法明治时代的第一年，标志着幕府统治的终结和皇权统治的恢复。
这种政权的交替对于之后国家神道来说是一个历史机遇。
在天皇收回主动权后，他和他的拥护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国家权力完全集中，措施之一就是建立国家神道来巩固皇权的神圣性和国家的独裁统治。
1868年3月3日，政府宣布重建古代的“神祗宫”系统，也被称作神道部局，来确保皇权控制了所有的神社和公民信仰。
之后神社系统的应用标志着伊势神社地位高于所有其他地方神社，以及皇权至上。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你不知道的靖国神社一座庙究竟供奉了哪些人导语：靖国神社建于1869年，原称“东京招魂社”，是日本明治政府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中战死的官兵“招魂”的场所。
靖国神社每年4月21日至23日和1靖国神社建于1869年，原称“东京招魂社”，是日本明治政府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中战死的官兵“招魂”的场所。
靖国神社每年4月21日至23日和10月17日至20日，会举行春季和秋季例行大祭。
正是在1978年“秋祭”时，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被秘密安放于此。
从此，靖国神社就彻头彻尾地成为了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绝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庙”拍摄《靖国神社》电影的中国导演李缨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形容：“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日本一个表情最为复杂的舞台。
它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名誉与羞耻，宗教与政治，右翼与左翼，不断在这个舞台上交锋呐喊。
”记者日前采访了几名去过靖国神社的中国留日学生以及在华日本留学生，记录他们参观靖国神社的真实感受。
“我去过靖国神社，2009年，刚来日本的时候就去了。
”日本一桥大学中国留学生王昊告诉记者，“我当时就是想去看看靖国神社到底什么样。
”“结果呢？你参观下来以后觉得和之前想的或者你听过的介绍有什么不同吗？”记者问，王昊想了一会儿才说，“印象好坏都谈不上，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刚来日本的缘故吧，对日本文化了解得还不深，语言也马马虎虎。
但是它的整体的氛围，我是比较惊讶的，那种……肃穆感，仪式感都很强，不像在国内一般逛庙。
”“仪式感指什么？”记者问。
“仪生活常识分享。
新闻资料：靖国神社里面究竟供奉着什么人 2001年08月14日11:18 生活时报近年来，日本一些政要和右翼极端分子不顾中国、韩国、朝鲜等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为沾满了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军国主义分子招魂。
今年，8月15日，在二战日本投降日到来之前，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再次声称要参拜靖国神社。
那么，靖国神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里面究竟供奉了些什么人？1869年(明治二年)6月29日，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为辅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官兵“招魂”，日本明治政府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设立了“东京招魂Array社”。
1879年(明治十二年)6月“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
“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
因此，靖国神社不同于一般的神社，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上的军人的神社，它在日本大大小小8万多个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靖国神社修建之初与其他神社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随着日本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的急剧膨胀和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靖国神社被一小撮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用来作为愚弄和笼络国民感情的工具，靖国神社逐渐取得了国家神社的显赫地位，变成由国家护持(管理)的、“超宗教”的祭祀活动的场所。
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其他神社均由内务省管辖)。
靖国神社占地近10万平方米，成长条形。
这个神社有围墙与外界相隔，中间被一条小路阻断为前后两部分。
院前南端入口处耸立着一座青铜制的高25米、长34米的大牌坊(“鸟居”)，走不远便是近代日本陆军创始人之一大村益次郎的雕像。
后院有拜殿等主建筑。
前后院之间的路旁有一对30年代建的展示帝国军人“武功伟业”的石塔，上有表现“皇运进展”、“鏖战奋进”的浮雕，16面浮雕中有10面与侵华战争有关，又是“奉天入城”、又是“占领南京”，令中国人不堪入目。
日媒批安倍拜鬼：个人满足国家受损参考消息网12月28日报道日媒称，对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缺乏外部考虑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人们只能感到震惊。
无耻否认侵略历史据日本《朝日新闻》12月27日报道，无论安倍举出何种理由，都无法将参拜正当化。
现任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参拜，而具有其他意义。
政治是要和宗教相分离的，这是宪法所定的原则。
其背景就是军国主义和国家神道结合后造成的痛苦历史。
战前，靖国神社将死去的军人作为“神”，是国家神道的中心。
即使在战后，这里还合祀有那些将年轻人送上战场的甲级战犯。
报道称，如果考虑到神社内“游就馆”展示的内容，其已经超越了宗教法人的意义。
这是一个要将那段历史正当化、带有政治性的神社。
安倍参拜这一神社，只能说他要肯定这一历史观。
战后的日本人发誓永不再战。
在这种情况下，安倍仍然去参拜，只能说他在表达完全相反的态度。
日本《每日新闻》12月27日报道称，参拜靖国神社，使国内外再次质疑其历史认识。
难道安倍想模糊日本对二战的战争责任吗？报道指出，靖国神社不宜作为追悼战殁者的场所，因为它供奉有那场战争的领导人。
如果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外界可能认为日本并未反省历史，试图修改历史，对战后秩序发起挑战。
昭和天皇后来不再参拜，原因就在于他对靖国神社供奉有甲级战犯感到不快。
在历史认识方面，安倍并不完全认可东京审判，并且有意否定侵略历史，这和靖国神社的历史观是相通的。
他曾在国会表示，“侵略的定义尚无定论”。
安倍还表示，东京审判是“胜利方的定罪”。
《日本经济新闻》12月27日指出，缅怀战殁者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靖国神社是否适合表达这种感情。
靖国神社供奉有14名在东京审判中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战争领导人。
日本政府承认东京审判，不言自明，将战犯神化的做法并不可取。
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日本《朝日新闻》12月27日指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从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看一直遭到质疑。
当年国家神道也曾是战争动员的精神支柱，而靖国神社正是国家神道的核心设施。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年第3期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 nternati onal Relati ons,2006No13国家主义与靖国崇拜的本质王凯,李康,何强军(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北京100091) [摘要]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中“亡灵观”的继承,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后为建立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军国主义需要,而借助神道国教化大肆推崇对天皇的崇拜与效忠。
靖国崇拜从其诞生之日便深深体现出其国家主义本质,这种国家主义经历了早期的天皇国家主义,后发展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对内反映着日本国内政治基础的右倾化,对外则表现了日本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日渐增长。
冷战后至今,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又以“新国家主义”的形态对亚洲的国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靖国崇拜;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中图分类号]D73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3489(2006)0320027204 日本领导人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反对,坚持参拜供奉着日本二战14名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圣,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价值根源。
这一价值根源一方面体现在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中“亡灵观”的继承,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后为建立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军国主义需要而借助神道国教化大肆推崇的天皇崇拜与效忠。
靖国崇拜从其诞生之日便深深体现出其国家主义本质,这种国家主义经历了早期的天皇国家主义,后发展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后至今,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又以“新国家主义”的形态对亚洲的国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2005年12月中旬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本该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被推迟,中日关系也进入了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寒冬期”。
探寻和揭示靖国崇拜这一特殊现象的价值根源与国家本质,对于我们了解日本社会、政治、文化乃至这个民族都尤为重要。
一、靖国崇拜的历史根源日本一些政客总是以日本文化与习俗的特殊性为说辞为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开脱罪责,了解靖国崇拜对神道教传统“亡灵观”的继承和歪曲以及其服务于战争的功用就会对这一问题有清楚的认识———靖国崇拜其实并不符合日本的宗教文化传统。
(一)对神道教传统“亡灵观”的继承和歪曲。
神道教是唯一产生于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在神道教传统观念中,认为人死后有灵魂,而且“人亡不究魂之过”。
[1](P156)灵魂并不是不分善恶,而区分灵魂的善恶则不以其生前行事的善恶为标准,这一点和中国传统观念是不同的。
根据《日本宗教事典》[2]解释,在神道教传统观念中,灵魂分为“和魂”和“荒魂”,前者可带来安宁,后者则带来灾厄,并由此衍生出两套信仰体系———“祖灵信仰”与“御灵信仰”。
和魂与祖灵相通,所谓“祖灵”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家庭祖先之灵,而是包括先祖和先亡者的所有亡灵。
祖灵信仰是对先祖、故去的亲人、死去的“英烈”“慰灵显彰”,以追悼和安慰亡灵,供万民世代敬仰。
日本人祭祀自己的先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1869年为祭祀在倒幕战争中天皇军队阵亡者灵魂而建的招魂社即后来的靖国神社以及忠魂碑都在“祖灵信仰”体系之中。
第二体系“御灵信仰”与“镇魂”的概念密不可分,镇魂即通过祭祀、祈祷“荒魂”使其转化为“和魂”,因为荒魂通常是死于战争(通常是敌人一方)、灾害和瘟疫的灵魂,如果不加祭祀会化为“怨灵”作祟于现世,民间信仰的“厄病神”、“贫穷神”都是作为荒魂而存在的,因此在御灵信仰中,往往要给敌人下葬、修墓或立碑。
祭祀被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为日俄战争中俄国阵亡士兵所立的俄军墓碑、为与日本军队作战而丧生的元朝军队建造的元军墓都在“御灵信仰”体系之中。
由此可见,靖国崇拜的价值根源中有对神道教传统的“祖灵信仰”继承的一方面,但是它绝不简单等同于神道教的传统。
日本著名哲学家、日本文化的权威学者梅原猛指出:“靖国神社远远脱离了传统的神道。
若将古事记的神道作为传统,可以认为古记事时期系有两种神社构成:一是祭祀自己先祖神2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神社,而且反而是出云神社建造的更大。
将为自己夺权而消灭的人们镇魂的神社,比自己的祖坟修建的更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中国和韩国等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牺牲者比日本的牺牲者多5倍”“按传统的日本神道,这些人的灵魂也应得到祭祀。
不对这些人慰灵,而只祭祀本国的死者不是很奇怪吗?这是违反传统神道的”。
[1](P157)(二)从对天皇的崇拜与效忠到服务于战争的神社祭祀体系。
靖国崇拜是日本明治维新背景下祭祀政治的产物。
在幕藩体制下,被幕府限于宫廷活动的孝明天皇通过祭祀表明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忧患意识和政治立场,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
借助日本神道教经典中诸神的权威,对尊王攘夷和倒幕斗争的牺牲者给与神格是天皇与幕府斗争的有力武器,然而,“天皇制的成立是封建天皇由于周围政治因素变化而转化为权力主体,因而他始终未能具备经过政治斗争陶冶的,绝对主义君主应该具备的政治能力”。
[3](P144)“1868年明治政权成立初期,国内形势极为严峻,掌握实权的并不是天皇,而是以大久保利桶、木户孝久、西乡隆盛为首的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何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朝廷公卿,此外还有在倒幕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一些藩的藩主。
新政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为主导的资产阶级与地主的联合政权”。
[4](P1359)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全国上下无条件的服从天皇,必须把神道教排在诸宗教之首,使天皇拥有高于一切世俗权利的神权权威,于是德川幕府统治时代的佛教被从国教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建立了以国家神道为核心的祭政一致的制度,把全国神社一律划归新政府直接控制。
靖国神社对于培养忠君爱国思想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内供的战死者不仅获得镇护国家之神的神格,而且受到天皇的亲自祭拜,死者亲属也得到优厚的待遇和至高的礼遇,拥戴天皇、努力敬神不再是枯燥的说教,全国上下笼罩在皇恩浩荡之中。
“1890年出笼的《教育敕语》主要目的是以天皇制的意识形态系统地教育国民,以防止民权思想的普及和渗透,它在国家神道的支配下向社会进行‘国体教育’,强调‘神国日本’在世界的绝对优越性。
所谓‘则义勇奉工,以扶翼无穷之天皇’就是把天皇制的合法性与军国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通过压制不同宗教、思想控制和教育洗脑,国家神道帮助日本顺利地进行了对华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神道完成了它的最终阶段———天皇法西斯阶段”。
[5](P154)靖国神社在日本军部统治时期自上而下地发展成服务于战争的神社祭祀体系———中央有由陆海军亲自掌管的靖国神社,各地设立了地方分祠,1934年官方祭祀的招魂社有104社,民间祭祀的招魂社34社,1936年各地招魂社统一改称护国神社。
靖国神社发挥着麻醉和刺激日本国民参战的精神鸦片作用,成为国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3](P147)在军国主义时代,靖国神社扩大再生产的忠君爱国思想实质上转化为对外扩张的思想。
靖国神社的价值根源虽然有其继承神道教传统的“祖灵崇拜”的一方面,但是它却抛弃了更为重要的“御灵信仰”,天皇从只祭祀祖神和祖宗之灵到大规模地参拜臣民之灵,这些都证明靖国崇拜有别于日本传统的神道教文化。
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神道教经过明治维新和军国主义时代,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传统的神道教已经发生人为的变异,成为新的“国家神道”。
对天皇的誓死效忠和带有侵略扩张性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构成其价值根源的另一重要方面。
二、靖国崇拜的国家主义本质靖国神社从诞生之日起,便具有深刻的国家主义性质。
19世纪中叶的日本面临着深重的内忧外患。
美国东印度舰队于1853年叩开了日本闭关的大门,德川幕府经不住威吓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接着荷兰、英国、俄国都相继与日本签订条约,日本市场逐渐被外国殖民者侵占,民族危机动摇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国内资产阶级和部分封建大名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天皇为团结力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倒幕斗争,最终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起以天皇为首脑的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的联合政权。
新政府上台后于二三十年间,实行一系列改革,破除封建领主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
“日本把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和争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结合在一起”,[4](P1362)这场运动本身带有极为鲜明的国家主义性质,而靖国神社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崇拜与忠于天皇的意识是贯穿日本近代史的思想主旋律,是建立近代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这种对天皇的效忠在二战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领导下达到顶点,而伴随着神道国教化,靖国神社成为明治维新后,天皇从精神上统一国民,树立神权权威,号召国民对外参战的最有力工具。
神道教本身,也成为日本专制皇权和军国主义对内思想统治,对外扩张侵略的战争工具,靖国神社连同神道教都被人为地依附于国家主义之上,国民对于民族国家的意识第一次彻底的得到强化。
二战的失败,导致日本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从战前的“国家主义至上”瞬间跌落到对国家的极度失望和不信任。
神道教虽然从国教的位置上被拉了下来,但是天皇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许多国民并未放弃神道教的信仰。
1991年日本文部省文化厅编篡的《宗教年鉴》统计,日本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达217229831,而神道教人数为108999505,[5](P155)占一半以上。
美国只是实现了对日本形式上的国家改造,而天皇和神道教则以一种隐蔽和巧妙的方式对国民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日本学者本泽二郎曾写道(日本)“表面上披上了民主主义的外衣,但精神架构仍然是被君主制的意识形态犀利的高级官僚在行使着日本的主权”。
[6](P12)日本“国家主义”神髓依然被完整地保留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为其复活等待时机。
[7](P172)三、“国家主义”与“小泉参拜”的透视 靖国崇拜的国家主义本质被其领导人不顾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的参拜所证明。
到2005年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已经自其2001年上台以来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
1975,在日本战败30周年时,三木武夫首次于“8・15”以个人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开了首相参拜的先例。
此后福田赳夫、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等先后以个人或首相或议员的身份参拜。
小渊惠三内阁也有9名阁员前往参拜,森喜朗则以国会议员身份,与其他53名国会议员赴靖国神社参拜。
日本政界领导人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现象是和日本自90年代以来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分不开的。
“新国家主义”思潮主要是由于日本在七十、八十年代的发展经济达到鼎盛,而自90年代起,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持续低迷,达到谷底,导致民众心理上的严重失衡,日本政坛由“保革对立”变为“保守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