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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翻译：1）Sex versus gender(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翻译也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王宁说过：“因为翻译研究总是包含这样两个方面：研究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的狭义的字面翻译；研究把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翻译，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形式的束缚，而后者则有着较大的能动性阐释的张力”。
•翻译的生理性别也就是结构主义者所关注的表面上的语言转换，翻译的社会性别是文化。
2）女性主义翻译理论1. 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观点有：(1)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
女性主义认为, 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是平等的, 翻译不是机械性的语言转换, 而是涉及文化干预和操控的创造性活动。
加拿大批评家谢丽·西蒙（Sherry Simon）说道：“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历来处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
(2)强调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翻译过分强调译者消极被动的一面，忽视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认为任何文本都带有作者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来自于文本的创作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
在此基础上，他们力求以女性的方式翻译原作，从而让翻译的主体也就是女性不再卑微而又隐形，而能够被看到。
这就是所谓的“妇占”(3)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极力倡导重写的翻译策略。
他们有意识的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凸显女性的痕迹，弗洛图（Louise von Flotow）归纳出三种重写策略：1.增补(supplementing)；2.加前言或脚注；3.劫持（hijacking）。
2. 女性主义翻译误区：1）仅从译者的生理性别来判断译者翻译成果的优劣.“双性同体”翻译思想的提出可以纠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激之处。
该理论给翻译界的印象似乎已经被定义为建构一种完全与传统父权制下的翻译完全对立的翻译理想，而女性译者可以成功地翻译男性作者的作品，而男性译者也可以成功地翻译女性作者的作品。
略述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不分地区、种族与阶级,女性都处于一种附属的位置。
但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女性运动才开始具有社会性质。
“女性主义”的英文字feminism源自于法国的feminisme。
柯德教授的研究表明,1880年法国女子奥克雷建立的第一个妇女参政权会最先提出了这一个词汇,但是直到20世纪初“女性主义”才被各派争取女权运动者所认同。
随着女性运动的普遍开展,其涉及社会活动各种领域,因为语言在社会性别发展史中维系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女性主义者便把目光转向语言,投向翻译。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最先出现在加拿大女性主义者的翻译实践中,代表人物有谢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福露窦(Loius Flotow),以及巴贝拉·戈达尔德(Babara Godard)等。
1 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形成的促进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基石,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要领,性别差异论认为是两性的社会差异而不是两性的生理差异造成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认为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而语言是文化身份重要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之中,语言随父权、夫权地位的建立而成为一种“他/男人”的语言。
自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者为争取解放提出了“女性必须得到语言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的口号。
翻译是重要的语言活动,批评家们认为翻译在父权意识形态下被贬低到从属地位,原作者、原文是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翻译者是女性、阴性、被动的,这使翻译和翻译工作者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
女性主义者用犀利的视角观察,用特有的文风表达,在翻译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使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
2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主义的贡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各种观点都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阐发,为女性服务,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彰显女性主义各种主张,凸现女性主义思想,有很强的政治性,为女性主义开辟了新的战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其地位日益凸显。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女性声音，推动翻译实践中的性别平等。
本文旨在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西方语境下的发展、影响及挑战，以期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回顾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西方的发展脉络，梳理了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核心观点，包括雪莉·西蒙、路易斯·冯·弗洛图等。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包括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贡献和所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比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本文揭示了两者在理论建构、实践应用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异同。
文章还深入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意义和价值，包括促进性别平等、推动跨文化交流以及丰富翻译理论体系等方面。
本文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可能的挑战。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推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发展，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和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概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理论视角，其核心在于挑战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权力结构，尤其是那些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观念。
该理论主张，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和权力的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认为译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对原文进行再创造，以打破原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权力结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开始挑战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关注翻译过程中的性别问题，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它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性别关系的构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反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原文”的观念；提倡在翻译中引入女性的视角和经验，以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关注翻译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尤其是那些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的差异；强调翻译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认为翻译应该服务于社会公正和平等。
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风起云涌。
这场由知识女性发起的意识形态的战争,波及到了政治、文化、文学等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更推动了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发展。
翻译研究者从中找到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相似点,认为翻译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开始质疑暗含男性中心论的译论。
由此,女性主义翻译观应运而生。
一、女性主义与翻译两千多年来,翻译领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
翻译被置于与女性相同的地位。
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女性。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处于这种弱势地位是长期受父权压制的结果。
父权中心制统治下的翻译研究移植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使翻译这种跨文化的语言活动也被视为从属、派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
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从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徐翠波,2011,p.60)。
二、理论主张女性主义和翻译都是对语言的一种批判性理解,当二者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
其主要观点包括:(1)对传统翻译理论标准“忠实”的颠覆,强调叛逆中外传统翻译理论一直把“忠实”视为翻译的根本准则之一。
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标准的核心就是“信”或“忠实”,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以原作/作者为中心,强调译文/译者对原作/作者的绝对忠实。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她们认为,语言中充满了性别歧视,“忠实”通常意味着剥夺女性的话语权(马丽娜, 2012, p.127)。
因此,在翻译中,她们要“妇弄”(woman handling)文本,对文本从女性视角、以女性的方法进行操纵,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
(2)重新界定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作-译者/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提倡原作-译文的共生共荣。
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和影响，揭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跨文化交流的深入，翻译作为语言和文化交流的桥梁，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不仅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中国语境下的性别平等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首先回顾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梳理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演变历程。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深入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和实践方法，分析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案例和效果。
本文还将关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语境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其对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启示和影响。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促进性别平等和文化交流，为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社会环境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概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翻译学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交叉领域，旨在重新审视和构建翻译实践与理论中的性别关系。
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学术视角。
在中国语境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仅借鉴了西方的理论成果，还结合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呈现出独特的研究特色。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特别是女性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它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权力、性别等多重因素交织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译者往往能够凭借其独特的性别视角和文化敏感，对原作进行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解读，从而实现对原作的创新性翻译。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关注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歧视问题。
它指出，在传统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女性往往被边缘化，其声音和视角被忽视或压抑。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试图通过强调女性译者的主体地位和声音，打破这种性别歧视的局面，推动翻译领域的性别平等。
读者的中心地位。
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
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
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
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
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
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
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
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
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
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
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
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
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
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 1989:9)。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
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五、结语
认知型的“镜”式的翻译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实现的是对作为翻译对象的原文意义的符合，而主体性的“灯”式翻译则是精神内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观照的是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义（刘华文，2002）。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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