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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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07年/3月/30日/第009版史学“历史文化语义学”:理论与实践余来明为“历史文化语义学”正名历史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术语意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当语汇(术语的自然形态)在某种情境中被使用时,与之对应的词义及具体指涉具有固定性和单一性。
但随着历史文化的流衍,有着固定词义与具体指涉的语汇被用于不同的情境,其指示性随之变得模糊,在原有的基础上引申出各种不同的词义,以至我们对同一语汇的注解,因具体指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涵。
经过历史演化,词源与引申意涵的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语言体系内部,在许多场合,语汇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意义。
从词源到引申意涵的转化既然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关,反而言之,具体历史文化问题的产生也就必然与术语的历史演变联系在一起。
陈寅恪在《致沈兼士》中提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页)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字”(术语)释义的认识,显然不仅局限于语言体系内部,而是强调在考察术语历史源头的同时,分析其在不同历史语境的承袭、改造、转化、延伸等情况,由语义演变探讨历史文化的变迁。
概念、术语意涵的多元性因为辞典的编纂而隐去了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而“历史文化语义学”就是要将概念、术语的意涵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
事实上,在历史文化的演进中,语词不仅体现为静态的语言结构,还包含了动态的语用实践。
近现代流行的诸如“科学”、“民主”、“文学”、“艺术”、“封建”、“商品”、“经济”、“阶级”、“政党”、“权利”、“革命”、“共和”、“解放”、“劳动”、“家庭”、“文化”、“国家”、“种族”、“小说”、“美学”、“性别”、“自由”、“社会”等术语的确立,都是在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的语用实践中体现其“话语”结构特征的。
我们只有将语义的形成与迁衍置于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加以考察,充分考虑术语生成、发展的时代性因素,方能对术语背后的历史文化意涵获得真切的理解。
语义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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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的历史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形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期应该算作是19世纪晚期,由德裔美国语言学家约翰·里塞尔(John Rupert Firth)和英裔美国语言学家乔治·雷诺兹(George Henry Lewes)首先发展起来。
1920年,德国语言学家马歇尔·冯·拉马兹(M. Paul Vermas)在著作《活着的言语》(Living Speech)中,开始将要致力于语义学研究,将神经生物学和精神哲学的理论运用到语义学的研究中,形成了最初的几个理论,构成了正式的语义学理论体系。
后来,法国现代语义学之父,马塞尔·瓦勒(Marcel Valery)进一步完善了语义学的理论,根据语义而分类的学说,更进一步使英语语言文化渗透力深入,并将其发展成一门重要的研究领域,到20世纪50年代,语义学被普遍应用到语言学研究中,形成一系列理论体系,成为今日研究语言意义的重要基石。
“封建论”:是对概念的误植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作者:周建明来源:《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0期内容摘要冯天瑜先生考证了中西历史上的“封建制”,认为20世纪以来指称中国自秦代以降为“封建社会”是概念的“误植”,导致“泛封建论”,从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
但是我们认为,“封建论”是革命理论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撇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而从“名实”的角度来辨析“封建论”,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关键词封建论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名实历史虚无主义作者周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上海:200020)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①,对20世纪以来学术界,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所指称中国传统社会为“封建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对封建概念的误植,还认为这不仅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的问题,而且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中国历史叙事的框架构筑。
[1 ]从而对“封建”在中外历史上的存在形态,对封建概念进入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历史过程,对如何出现“泛化封建论”,以及如何“得以推广、定型”进行了考证,并主张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的概念来取代“封建社会”的概念。
冯先生的论著出版以来,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封建”名实问题讨论集》、《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两本论文集出版。
这些论文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对“封建”的名实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封建观、如何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讨论。
但是,这些讨论还缺少一个维度。
“封建论”进入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认识中国社会和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物。
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石之一,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围绕着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核心目标展开的。
因此,“封建论”是否是对中国社会的误读或对中国社会在概念上的误植,已不只是史学研究的学术是非问题,也必然涉及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评价,即作为革命的理论,对中国是封建、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和推翻封建主义的目标是否正确。
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来源:《新史学》(第三卷)文章作者:方维规概念史是一个近年来受到不少人青睐的研究方法,吸引了不少学者。
概念史查考不同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并揭示特定词语的不同语境和联想。
它所主张的历史视角和考证维度是不同于实证主义研究方向的另一种模式。
笔者曾发表短文《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1]并在其他一些短文中论及这一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
当下中国学界对观念或概念的历史语义研究,有人称之为观念史研究,有人称之为历史语义学(概念史),也有人称之为关键词研究。
由于研究实例的可观进展与方法学探讨之间还存在极大差距,实际研究中不可避免要出现一些问题,一些研究成果甚至是简陋的。
若问一些研究者的方法究竟属于观念史还是概念史,他们未必能够作答。
的确,我们时常能够看到一些“想当然”的解读方式。
因此,我们亟需补课,尤其是了解被引进的西方研究方法的基础知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题不涉及近年来面世的《政治哲学关键词》、《西方文论关键词》之类的专著,它们多半不是专门从概念史或观念史的角度考察问题,而是分门别类地阐释相关学科的重要概念。
另外,本文所谈论的方法论关涉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即“概念史”方法所理解的“基本概念”。
(当然,本人并不反对人们探讨“铅笔”、“洋伞”之类的词语的源流。
)本文介绍的概念史研究方法,首先是一种“德国的”方法。
文章试图在西方相关方法论的整体语境中阐释概念史的来龙去脉和基本思路,论述路径是这个领域的发展概况、经典著作的成就和重要人物的言说,以此见出概念史的总体特色。
一般而论,西方的概念史、观念史或关键词研究,都可以用“历史语义学”来归纳其方法。
鉴于“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在德语中时常所指相同,本文中的“概念史”用法,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看做“历史语义学”的同义表述。
1 三种研究模式,或“概念史”的来龙去脉西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从亚里士多德说到马克思等近现代思想家。
语言学的发展历史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的科学,它涉及语言的结构、演变、习得和使用等方面。
随着人类对语言的兴趣不断增加,语言学也逐渐发展壮大。
本文将从语言学的起源开始,介绍其发展历史。
一、古代语言学语言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
早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就开始关注语言的表达和交流。
在古代语言学中,语音学和文法学是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
在古埃及,人们开始研究语音的发音规则和语法结构。
他们发明了象形文字,并进行了大量的语言记录和分析工作。
此外,古埃及的语言学家还研究了词源学和语义学等方面的问题。
古巴比伦的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法学方面。
人们开始记录并研究巴比伦的文字,分析其语法规则和词义。
他们还研究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联系和影响。
二、欧洲语言学的兴起欧洲语言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世纪。
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语言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加,出现了一系列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学学派。
18世纪末,德国的弗朗茨·鲁登多夫·冯·格拉斯提出了著名的比较语言学理论。
他认为各种语言之间存在共同的起源,并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
19世纪初,英国的威廉·琼斯提出了印欧语系的理论。
他通过对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等语言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结构,认为这些语言可能有同一个祖先。
法国的索维尔、丹麦的鲍尔、俄国的布洛卡等语言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们研究了不同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
三、现代语言学的发展20世纪是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语言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发展。
在语音学方面,人们开始研究声音的产生、传播和感知机制。
他们发现语音是由不同的音素组成的,通过对不同语言的音素进行比较,揭示了语音的普遍规律。
在语义学方面,人们开始研究词汇的意义和句子的语义结构。
他们发现词汇的意义是由词义和语境共同决定的,通过对语义的分析,揭示了句子的语义结构和语义关系。
《文化语义学》(马清华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2006年6月修订第二版文化语义学研究人类基本文化结构对语义的作用规律,它立足于语义学,发掘文化和语义交互作用的规律,并进行科学的范畴化和体系化,揭示语义的文化本质,完善和深化语义理论和语义类型学研究,指导具体的文化语义研究。
文化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语义学所涉及的文化不是每一桩谈判、交易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文化事项,而是相对稳固定型的基本文化结构。
如任何语言的意义中所蕴含着的人的中心作用和对动物的鄙视,就属于基本文化结构范畴。
对语义中基本文化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为研究文化对语义的总用规律服务的。
法国学者K.Baldinger(Semantic theory.oxford,Basil Blackwell,1980.)指出,语义学的特征是“把人的注意力从封闭的语言结构引向了开放的经验结构,从语言学引向了非语言学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逻辑”。
日本学者野林正路,,~~~~ 所以,文化语义学的建立,是进一步加深和完善语义学本体研究的需要。
他对外语教学、语言翻译、历史文化考证等也有着实际应用价值。
E .Sapir(萨丕尔)指出,在地理分布上,“种族和文化的分界线确有点和语言的分界线相应的趋势。
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
语言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语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文化对语义的影响是必然的,但程度和方式上有伸缩性。
P.Corder(皮特.科德)说,“凡是社团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则这些差异必然会在语言系统上的差异上反映出来”。
反过来,语义特色并不总是由文化造成的,语言尤其任意性的一面。
语义不是在文化模子里铸出的金块,它和文化都有各自发展的广阔空间。
对语义起作用的文化有文明,价值观念,认知方式三种。
中间世界、文化关注、辩证名实观、语言相对论和普遍论,强制观察是与文化语义有关的几个基本原则性范畴。
我为何倡导研究“历史文化语义学”
2012年12月10日 02:32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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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以汉字承载的中华文化遭遇了一场古今转换、中西互动相交织的大变局;近代新概念、新名词、新术语的生成与演变则是这一大变局的产物与表征。
新概念、新名词、新术语的语义学研究与历史学、文化学研究的融合,仍显不足
科学认识的成果,有待形成各种概念和术语来加以总结与概括,故各概念群的形成是诸学科建立的前提,有了“价值、资本、利润、劳动”等概念的厘定,现代经济学方得以运行;当“历史、古代、近代、现代”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明晰起来,新史学才获得确切的表述。
总之,人们思维的深度拓展,诸学科的建立,皆仰赖概念的锐意精进,反之,人们的思维发生逻辑错误,学科系统散漫无章,往往由概念被偷换、被滥用所导致的体系紊乱所致。
故探讨概念的古今演绎与中外对接,寻觅厘定概念的正途,是诸学科健康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关于近代新名词、新术语生成的研究,长期受到多国学者的关注,迄今成果丰硕。
其中,术语的语义学研究与历史学、文化学研究的融合,虽已为部分学者所注意,但深度结合仍显不足。
鉴于此,我们提出并尝试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历史文化语义学”。
其主旨是:在古今转换、东西交会的时空坐标上展开研究,不仅对诸多汉字新语的生成、演变寻流讨源,而且透过语义的窗口,观照语义变迁中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展现中国近代异彩纷呈、后浪逐前浪的历史文化状貌。
“历史文化语义学”透过运动着的语言文字这扇窗口,展现的是历史文化的壮阔场景
人类被称为“语言动物”。
语言是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故语言从来与历史及文化脱不开干系。
而在构成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三要素中,语义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又最为深厚。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多由个案考察入手,也需要在综合论析上用力,从而在历史的纵深度和文化的广延度的角度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的规律。
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
我们探讨时下通用的关键词的演绎历程,其意趣并不止于语言文字的考辨,透过运动着的语言文字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壮阔场景,故这种考辨展开的将是多姿多彩的文化史。
这一艰巨而饶有兴味的工作,显然需要多学科的学者联手共进,相得益彰,决非仅属某一单科的领域。
在接受近代社会西方语汇的过程中,产生了复杂的古与今、中与外的概念纠结与融会问题
语言三要素中,语义与历史进程联系最为密切,因而最富于变异性。
语义的与时偕变,在近现代转型期表现得尤其显著。
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语汇,特别是作为近代诸学科发展产物的西方术语,流布天涯海角,形成了覆盖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非西方民族与国家对此作出既拒且迎的双重反应。
汉语汉文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独树一帜的语文系纪,在迎受西方语汇的过程中,虽然有过“深闭固拒”的表现,但大势则是“兼收并蓄”,在收、蓄间又呈现十分错综的状貌,仅以对外来概念的译述方式而言,不仅有音译(“逻辑”、“布尔乔亚”之类),还更多地采用意译(与前引音译词对应的意译为“伦理学”、“资产阶级”)。
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却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注入;意译则借助汉字的表意性,由词形透露词意(所谓“望文生义”),为熟悉汉字文化的人们所乐于采用。
意译方式除创制新词(如哲学、美术、体育等)对译外来词外,更多地是以汉字古典词(如革命、共和、科学、封建等)作为“格义”工具,通过借用并引申古典语义,表述外来概念,这就将渊深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今用译词,同时也导致异文化交接间的矛盾,构成复杂的古与今、中与外的概念纠结与融会问题。
纷繁多致的语文演绎状态,是历史文化语义学所要着力研讨的对象
在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组成的汉字文化圈里(朝、越文字近代改革后已脱离汉字文化圈),词语的跨文化旅行古已有之,主潮是从文化高势位输往文化低势位,如古代中国语汇曾大量进入日本;至近代,词语的跨文化旅行方向逆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译述西学有成,大批日制汉字词涌入中国,若干新概念主要沿着“西—日—中”走势传递。
这种概念的对接与转换,颇有成功之作,恩惠后人多矣;但在对接时如果忽略了异语文在背景、内容及表达方式上的差别,轻率类比、妄加附会,也可能留下败笔,贻误广远(“封建”的滥用即为一例)。
诸如此类纷繁多致的语文演绎状态及其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历史文化语义学所要着力研讨的对象。
王国维1905年曾将“新语之输入”称之近代最显著的文化现象,认为“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
百年过去,王先生高度肯认的“新语之输入”有增无减,而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经济、文学、艺术、封建、资本、教育、新闻、物理、化学、心理、社会、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生产力、世界观、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等诸多关键词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
这些充当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词形和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
故追溯汉字新语的源流,考察新概念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展开中—西—日文化三边互动的复杂图景,彰显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网络状(并非单线直进)历程。
“历史文化语义学”正从这里展开其曲折有致、绚烂多彩的英姿。
“历史文化语义学”不仅标志着近代新名词、新术语研究的提升,使之超越单纯语言学局限,延展至文化史、思想史层面,而且标志着“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的到来。
它将彰显汉字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及近代文化的“中国元素”,使人们认识到:所谓西学东渐并非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实则中—西—日文化互动的结果;那种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全然陷入“西方话语霸权”之下的“失语症”的判断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而昭示古今演绎、中外涵化的正途,为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历史文化资源,则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现实关怀。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名词解释
何谓“历史文化语义学”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不止局限于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它要求论者在对语义进行考察时,着力于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
它所关注的是一些关键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术语和概念,通过考察关键术语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语义变化,探悉由此传递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多方面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