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悖论”理论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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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悖论”理论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启示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16 14:10:00 ] 作者:潘冬冬编辑:studa0714【摘要】本文通过对“三元悖论”理论发展的简要阐述,总结了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制度安排的政策选择空间,并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以汇率目标区制为代表的中间汇率制安排为我国的选择方向。
【关键词】三元悖论角点解中间汇安排当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很少有哪个国家不是处于开放经济之中。
各国或积极的参与而融入全球化,或被动的为全球化所溶。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内外两种均衡的严峻考验。
内部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低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三大目标;外部则要寻求国际收支的平衡。
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汇率制度的稳定性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一国政府追求的三个难以居首的目标,也就是学术界所称的“三元悖论”。
本文立足我国经济现状,试图阐明“三元悖论”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应用性,并提出相应的汇率政策选择。
一、理论阐述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于1951年在其著作《国际收支》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
米德认为,开放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有时会使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产生相互矛盾的情况,要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实现两个均衡,就要采用两种独立的政策进行适当的搭配。
米德发表这个论断时,各国仍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
其隐含的一个推论是,货币政策有效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2006,侯杰、雷日赣)。
可以将这个“二元冲突”看成是三元冲突的理论前身。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创立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对汇率、利率、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他综合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和米德的政策搭配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
三元悖论对我国政策的启示
三元悖论指的是在多元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追求一个目标往往会牺牲另一个目标。
这一悖论对我国政策有以下几点启示:
1. 立足本土实际:我国政策制定应根据国情和民生需求,避免盲目模仿他国模式。
在解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问题时,要考虑到多元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权衡各方利益,寻求最优解。
2. 统筹协调:政策制定需要整体思考和全局观察,不能片面追求某一目标而忽视其他目标的重要性。
政策制定者应积极寻求多重目标之间的平衡,通过综合考虑,实现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3. 循序渐进:在面临多元目标冲突时,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各项目标。
通过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政策,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减少可能造成的冲突和矛盾。
4. 加强信息收集和研究:政策制定需要基于充分的信息和研究成果。
政策制定者应加强与学术界、专业机构等的合作,开展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数据和分析结果,以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总之,三元悖论提醒我们,在政策制定中应全面考虑多元目标
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寻求最优解,同时加强信息收集和研究,以科学决策为基础,推动我国政策的发展和进步。
论三元悖论与中国经济三元悖论也称“不可能三角形”,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经济目标,而只能实现其中的两种组合。
本文将结合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策来进一步对三元悖论进行分析探讨。
标签:三元悖论;米德冲突;中国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米尔顿·弗里德曼(mihonfriedman)首次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
1950年他在《浮动汇率论》中指出了固定汇率制的局限性,并提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更好地调节国际收支平衡。
随后,1951年詹姆斯·米德在《国际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中讲到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
他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化政策而同时追求内、外均衡两种目标的实现是冲突的,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米德冲突”。
这为之后提出的“三元悖论”奠定了基础。
克鲁格曼指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因为当资本完全流动时国际收支状况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货币当局不干预,那么汇率就会出现波动;而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行资本管制,无法让资本完全流动;当资本自由流动时,要实行固定汇率制就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会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着三个目标同时实现的难题,,而“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并不是说只要牺牲其中一个目标就能使另外两个目标得以完美实现,它只是为此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在中国,为实现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两大目标,放弃了资本完全流动而实行了资本管制;在英国和美国,为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放弃了固定汇率制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在中国香港,为实现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资本项目的逐渐开放也是大势所趋,因此,发展中国家就要对钉住汇率制加以调整,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浅谈三元悖论下中国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摘要:本文对三元悖论的提出和发展进行了回顾,并讨论了三元悖论中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稳定的汇率制度这三个经济目标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三元悖论对我国政策组合的选择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为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在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之间有所取舍、找到平衡。
关键词:三元悖论;汇率制度;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开放经济下的三元悖论三元悖论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
该理论认为对一国而言,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这三大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取其二。
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助于达到低通胀且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定甚至固定的汇率制度降低了汇率风险,有助于价格稳定,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资本自由流动则能分散本国的金融风险。
因此,这三个目标对政府而言都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
三元悖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二元冲突。
米德在其著作《国际收支》一书中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必须运用政策搭配才能同时实现内外均衡:政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时无法运用汇率政策,仅依靠支出改变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导致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
米德认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特别是对短期资本自由流动的控制。
米德的二元冲突指出了在支出改变政策有效的前提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冲突。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提出了著名的M-F模型,论述了资本是否自由流动和汇率是否固定对一国货币政策的使用产生的影响。
当一国资本完全流动并实行固定汇率制时,若央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下调利率,利率下降至低于他国会导致资本外流,本国的货币供应量故而减少,容易造成国际收支逆差。
此时央行必须抛售外汇资产并购买本国货币直至货币供应量回到最初水平。
可见在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的前提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无法实现。
“蒙代尔三角”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启示摘要:“蒙代尔三角”表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汇率的稳定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目标,三者只能取其二。
从“蒙代尔三角”的视角,通过对我国外汇相关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分析,得出我国应在未来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组合;我国可由汇率目标区制度逐步过渡到完全汇率浮动制度。
关键词:蒙代尔三角;三元悖论;人民币;汇率一、“蒙代尔三角”理论的发展“蒙代尔三角”的含义是:一国货币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三者最多只能同时选其二,而不可同时全部满足。
这一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
该论断亦称为三元悖论。
这一“三元悖论原则”,提醒了各国政府以宏观调控方式干预经济时,应根据国情径行取舍,选择适当的目标政策。
其理论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在对开放经济中的稳定政策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该模型可解释为:宏观稳定政策的效应将随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发生相应的变化。
即无资本流动时,固定或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均有效;而在资本完全流动时,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失效,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则有效。
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明确提出“三元悖论”的原则,并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进行了详细论述,从而使该原则得到广泛认同。
由此可见,“蒙代尔三角”揭示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只能从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目标选择两个同时实现,而必须放弃第三个目标。
“蒙代尔三角”的三个顶点代表了三种目标组合的制度安排,即资本管制、汇率完全浮动以及货币局制度或货币联盟三种制度。
二、我国的“三元”存在情况1.货币政策存在情况从2006年开始,央行已用“微调”政策明确表示出了对于银行体系不断增长的流动性的回应。
自2007年8月15日起,央行进行了第六次对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
用三元悖论论述人民币的汇率改革马吉元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93年。
这一阶段内,国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调整,第一次是1979年至1984年,开始实施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的并存;第二阶段是1994年至2007年7月年底,此次改革决定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第三阶段是20057月至今年,此次改革提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纵观人民币的改革历史,可以发现,每次改革的内容和侧重都有所不同,这是由中国当时所处的国内社会经济状况和国际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中国将继续推进人民币的汇率改革。
但是,要强调的是的是中国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只会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
我国今后汇率改革的原则主要坚持主动性、渐近性、可控性。
从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到这次汇率制度改革之间,人民币汇率虽然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
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出发,在资本趋于自由流动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只有同浮动汇率相配合,才能真正体现其有效性,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从长期来看无效。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固定汇率制度的安排与我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
特别是在此轮经济过热中,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其中主要运用了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从几年前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但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连续多年的快速增长和美元的持续走低等原因,使得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币值的低估严重制约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货币政策独立性降低在开放经济中,存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矛盾,即三元悖论此次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我国选择的是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
“三元悖论”视角下的中国汇率制度选择[摘要]“三元悖论”作为经典的金融理论之一,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性、资本自由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的矛盾。
在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各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是货币政策得到独立性的必由之路。
本文基于“三元悖论”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汇率制度情况及金融整体发展状况,并且对未来我国汇率制度的调整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三元悖论汇率制度政策选择困难建议[正文]一.“三元悖论”理论(一)理论简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深入探讨了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以此为基础,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他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构成了三极,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好的兼顾到三方目标[1](图1)。
(图1)如图1所示,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条边分别代表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三个顶点)的对立面,依据该理论,一国只能实现三角形中其中一条边上的三个目标:如一国若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则必然要放弃汇率的稳定;同理,当一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目标,必然要实行资本管制。
“三元悖论”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该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最突出的缺陷在于角点解假设过于严格。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该理论只给人们展示了三个宏观经济目标完全实现的情况,如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完全固定或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却没有告诉人们如果各个政策目标实现不完全会是怎样的情况;其二,该理论假定“三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完全的且无溢出效应,忽略了其它因素对“三元”的作用,如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因素很多,不仅仅是资本自由流动。
(二)理论研究发展历程及现实政策含义早在1930年,凯恩斯就指出,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会限制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2]。
而米德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二元冲突”揭示了在货币政策有效前提下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的冲突。
证券时报/2007年/9月/15日/第B02版主题调查“三元悖论”和货币政策失效江南金融研究所张志标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一克鲁格曼“三难困境”理论指出: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者中,一国政府只能选择其二,必须放弃其中之一,否则政策之间就会发生冲突。
目前央行所面临的政策困境,是这一理论最直接的表现。
长期以来,我国选择的都是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种目标,并对资本实行严格的管制。
人民币的缓慢升值,打破了我国原有的政策平衡,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难困境”困扰央行。
当前,CPI-PPI的联动,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选择投资策略的主线:CPI的上涨,必将引起上游资源价格的联动,物价上涨引起价值重估,资源成为了资金最好的避风港。
我们认为资源类行业,如有色、煤炭、钢铁板块,将会成今后一段时期资金追逐的热点;而一些具有价值洼地优势和资产注入概念的股票也可重点关注。
2007年以来,CPI指数屡创新高,8月最新出炉的增长幅度达6.5%,创10年来新高,这在3个月前是不敢想象的。
由于本次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以猪肉、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引起,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响较大,因此,“中国是否会进入全面通胀阶段”,也成为老百姓近段时间最为关心的话题。
分析CPI走高的成因,猪价上涨只是导火索,大量外汇占款引起的流动性过剩才是根本因素。
为治理流动性泛滥,央行频频出手,4次加息、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1200亿定向央票、背后还藏有财政部万亿特别国债的利器。
央行虽不断推出各路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通胀形势却愈演越烈:在CPI连创新高的同时,8月份PHI上涨2.6%,较7月份增长0.2个百分点,CPI-PPI 联动效果隐现;股市依然火爆,目前已突破5300点高位;外汇储备、M1继续攀升。
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央行的调控措施收效不大。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货币政策无效?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克鲁格曼的“三难困境”理论: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者中,一国政府只能选择其二,必须放弃其中之一,否则政策之间就会发生冲突。
从“三元悖论”谈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开放经济的研究中发现,在资本的完全流动条件下,一国的汇率稳定与其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出现明显的冲突。
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认为,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各国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
如果把“三元悖论”用到我国,那么“三元悖论”告诉我们:如果把我国中央银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视为我国的内部均衡目标、把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视为外部均衡目标,一旦我国国际资金流动不稳定情况发生,我国将难以实现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
然而,这个经典的“三元悖论”并不能保证:在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完全开放后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以及在浮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情况下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一定能够实现。
本文下面将分别用Mendel-Fleming-Dormbusch模型和存在货币替代的情况来具体说明。
并得出结论: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能以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作为主要依据,在浮动汇率制下,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样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因此,不能用它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一、Mendel-Fleming-Dornbusch模型模型假定:1、在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完全自由流动;2、我国人民币当前的汇率水平可变,人民币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制;3、我国公众具有理性的预期;4、国内外生产部门对价格变动的反应滞后,即国内外产品价格变化缓慢;我国货币市场对价格的变动反应迅速,即我国资本市场对利率变化的反应较为迅速。
模型表达式:y=h×(s+p+p*)+j×y-f×i+g(1)m=k×y-l×i(2)h×(s+p+p*)-r×y+n×(i-i*)=0(3)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h代表经常项目差额对我国人民币真实汇率的反应敏感程度;s代表当前汇率(用直接标价法表示);p代表我国商品价格,p*代表国外商品价格(s、p、p*均为对数形式,s+p+p*表示单位国外商品所换取的本国商品数量,即真实汇率的对数式);j代表边际消费倾向与边际进出倾向之差;f代表利率对投资的反应敏感系数;g代表政府支出;m代表我国国内的货币需求量;k代表货币需求量对收入的反应敏感系数;l代表货币需求量对利率的反应敏感系数;r代表我国边际进出口倾向,并假设为正,这在marshell-lerner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可以成立。
新时期“三元悖论”与我国汇率制度再选择○ 成学真 陈小林[摘要]“三元悖论”,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及汇率稳定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该原则为一国汇率制度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已成必然趋势,同时由于货币政策受到货币替代和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的影响,其独立性逐渐减弱。
因此,昔时的“三难困境”如今应不复存在,在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本身不独立的前提下,一国实施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对本国经济状况的权衡。
对于中国而言,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应局限于“三元悖论”原则,应跳出该理论的约束,从现在开始,密切关注本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并有针对性地为将来实施何种汇率制度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关键词]三元悖论;资本管制;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制度[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2X(2009)—02—0116(05)[作者]成学真,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陈小林,硕士研究生,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深入探讨了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以此为基础,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汇率稳定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1]该理论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认同,并迅速成为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理论依据。
但是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原则是有严格的假设条件的,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代社会,“三元悖论”发展趋势如何,其“三元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能否继续成为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依据,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极具意义,也是本文的根本目的。
一、理论研究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克鲁格曼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一文中明确提出“三元悖论”原则。
其后他又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一原则,形成较为完善的“三元悖论”理论。
三元悖论在中国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也称三难选择,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但中国看来只是实现了一条,汇率的稳定性,并且实现了1/2的资本流动(经常性项目),并且在加入WTO后,按照先利率后汇率的原则,资本项目的流动也将会慢慢放开,所以中国今后的目标将是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也许实现1/5的货币政策;4/5的资本完全流动)。
这也是由中国稳定增长的需要确定的。
所以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通货膨胀根本上是货币太多造成的。
经济的发展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决定的。
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必须保持8%左右的GDP增长率(经济学家们说,GDP增长率简直就是中国经济机器的润滑油,一慢下来毛病就全出来了:对财政来说,GDP一掉,财政收入加倍掉,就揭不开锅;对银行来说,GDP一掉,存款往下掉,坏账往上冲,就可能出现支付困难:对企业来说,GDP一掉,三角债立刻膨胀;对就业来说,GDP一掉,就意味着数百万工人下岗。
”),当然了8%没有验证过(也不敢验证),随着效率的提高,损耗的下降,稳定增长率也许可以慢慢往下降低。
在三架马车中消费政府不能控制,投资已经运用的到极限了,那么出口上也要动动脑筋。
出口一直是中国的强项(劳动力成本低),但是大量的美元流入却不能用,也不能卖给银行(因为商业银行手上都是外币),所以中国就出了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代表收购各个企业中的外币,但是付出的代价是要有的,就是印刷钞票(也就是投放到流动领域的钱多了),而收过来的外币,变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
基本流程是这样:出口导致大量顺差—〉RMB面临升值压力—〉避免RMB升值—〉印刷钞票收购外汇—〉增加外汇储备也许有人会说那么RMB升值就好了,但是RMB又必须被低估,因为一旦RMB升值,那么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企业效益不好,经济就达不到稳定增长的目标。
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是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着三个矛盾的主张,这三个主张是:货币主权、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无法同时实现。
这个悖论表明,在国际经济中,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一种无法解决的权衡问题。
首先,货币主权强调的是国家有权自主决定货币政策。
国家可以根据国内经济状况来调整利率和汇率等政策工具,以实现国内经济增长和稳定。
然而,如果国家同时希望实现固定汇率,即希望自己的货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维持这一汇率。
这些措施包括频繁的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等手段,这些手段抑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
其次,固定汇率则是指国家的货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保持稳定的兑换比率。
固定汇率通常可以使国际贸易更加稳定,因为企业和个人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汇率波动,并更好地规划他们的进出口业务。
然而,要实现固定汇率,政府需要频繁地干预外汇市场,以保持货币兑换比率的稳定。
这种外汇干预可能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并且需要大量外汇储备来支持。
最后,资本自由流动则是指资本可以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包括货币、股票和债券等。
资本的自由流动通常可以增加经济效率,并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然而,当资本自由流动时,资金可能会快速流入或流出某一个国家,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和货币崩溃等风险。
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表明,货币主权、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在国际经济中很难同时实现。
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权衡和选择。
例如,一个国家可能通过采取资本管制的方式来维持固定汇率,但这将抑制资本的自由流动。
另一个国家可能选择让货币自由浮动,从而保持资本的流动性,但这可能导致汇率的不稳定。
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的目标,并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经济政策。
总之,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揭示了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的权衡问题。
货币主权、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的实现存在矛盾和冲突。
三元悖论下中国的政策选择【摘要】三元悖论是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面临多项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需要有所取舍。
本文从三元悖论作理论依据及最近经济因素,分析三元悖论下中国的政策最优选择。
【关键词】三元悖论政策组合汇率制度三元悖论揭示在没有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与浮动的汇率制度中均有影响。
然而,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尽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才有影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没有作用。
因此,在三元悖论中认为,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下列三种货币选择,即稳定的外汇汇率,自由的资本流动以及独立的货币政策。
政策制定者只能从上面三个选择中选择两个,也即产生下列三个种组合可能:一、固定汇率和自由资本流动的组合假如本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利率(理解为货币的价格)便会升高,对于国外的自有资本便意味着套利空间。
外币想要购买本币,那么在供需机制下,本币便会升值,汇率就无法稳定。
如果此时央行想要稳定汇率,那么必须增加金融市场上本币的供应量,这与原本的货币政策背道而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消失。
反之同理。
二、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组合假如本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利率(理解为货币的价格)便会升高,对于国外的自有资本便意味着套利空间。
外币想要购买本币,那么在供需机制下,本币便会升值,汇率就无法稳定。
如果此时央行想要稳定汇率,那么必须增加金融市场上本币的供应量,这与原本的货币政策背道而驰,反之同理。
三、固定汇率和独立货币政策组合假如本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利率(理解为货币的价格)便会升高,对于国外的自有资本便意味着套利空间。
外币想要购买本币,那么在供需机制下,本币便会升值,汇率就无法稳定。
所以为了稳定汇率,必须限制资本流动,实行外汇管制。
反之同理。
目前,中国无法完全放弃三元悖论包含的任何政策选择。
由“三元悖论〞探讨我国的外汇占款摘要:“三元悖论〞理论揭示了开放条件下经济体系内部制度选择之间的矛盾,即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资本自由流动性三者的不可兼得。
这说明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必须有所取舍,这种取舍需要针对本国的现实状况。
以三元悖论理论为根底,结合当前中国货币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探讨宏观调控方如何通过使用和调整外汇占款这一环节与对策,来实现对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的改革和优化。
关键词:三元悖论;外汇占款;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的“三元悖论〞理论说明:一个国家在经济金融开放中在固定汇率制下,如果选择资本的自由流动,那么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这一政策虽然能很好地保持汇率的稳定,但是货币当局失去了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国内总需求以及取得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
并且容易受到汇率投机的冲击进而引发货币危机。
如果选择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须放弃汇率的稳定。
我国1994年对汇率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同时,我国一直强调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的调整。
可以说,在理论上我国选择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
对资本流动严格控制。
这样可以防止国际资本市场对国内利率的影响,降低汇率风险。
但在现实中我国的结售汇制度使资本流动呈现单向自由化,即人民银行的外汇储藏增长是以人民币等值投放为代价的。
随着我国经济开展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实施这一政策组合的本钱越来越大,外汇储藏增长成为本币投放的主要闸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严重削弱。
也就是说,我国当前事实上被迫实行了汇率稳定和资本单向自由流动(流人)的政策组合。
这一组合造成了根底货币通过外汇占款大量被动投放。
在开放型经济中,外汇市场运行与整个经济运行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
一方面,外汇市场的波动能够影响到经济运行状况和趋势;另一方面,经济的总体运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汇市场的波动趋势。
“三元悖论”理论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启示【摘要】本文通过对“三元悖论”理论发展的简要阐述,总结了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制度安排的政策选择空间,并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以汇率目标区制为代表的中间汇率制安排为我国的选择方向。
【关键词】三元悖论角点解中间汇安排当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很少有哪个国家不是处于开放经济之中。
各国或积极的参与而融入全球化,或被动的为全球化所溶。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内外两种均衡的严峻考验。
内部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低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三大目标;外部则要寻求国际收支的平衡。
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汇率制度的稳定性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一国政府追求的三个难以居首的目标,也就是学术界所称的“三元悖论”。
本文立足我国经济现状,试图阐明“三元悖论”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应用性,并提出相应的汇率政策选择。
一、理论阐述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于1951年在其著作《国际收支》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
米德认为,开放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有时会使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产生相互矛盾的情况,要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实现两个均衡,就要采用两种独立的政策进行适当的搭配。
米德发表这个论断时,各国仍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
其隐含的一个推论是,货币政策有效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2006,侯杰、雷日赣)。
可以将这个“二元冲突”看成是三元冲突的理论前身。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创立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对汇率、利率、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他综合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和米德的政策搭配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
其所得出的结论是: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即改变实际产出水平上是极其有力的;而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则显得无能为力。
这就意味着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从而为三元悖论打下了理论基础。
“三元悖论”原则的首次明确提出是由克鲁格曼完成的。
克鲁格曼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详细阐明了该原则。
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意味着资本要素可以在一国内外自由流动,这不仅是已过宏观经济开放程度的表现和标志,也意味着资本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一国既可以在国内资金短缺情况下利用世界各国资本,又可以在本国资本丰裕时投资到回报率较高的其他地区。
而固定汇率制在布雷顿森林瓦解前一直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固定汇率的稳定性,在保证贸易和投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增强人们对前景可预期性的信心。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般均认为它对国家内部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是极其重要的。
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保证了,国家内部经济的均衡发展。
经济在冷热失调时,政府可以充分运用货币、财政政策确保一国内部经济的均衡发展。
因此,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构成了三极,没有国家可以完好的兼顾到三方目标。
克鲁格曼认为各国只能达到三个目标中的两个:或者放弃汇率稳定,像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实行浮动汇率制;或者放弃灵活的汇率政策如阿根廷那样,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甚至像欧盟那样放弃本国的货币;在或者放弃自由市场实行资本管制,大多说国家在上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都是那样做的,包括现在的马来西亚。
2001年,我国经济学者易纲在“三元悖论”基础上(又称“不可能三角”)提出了扩展三角理论框架,并提出简明的X+Y+M=2公式。
其中X为汇率,Y代表货币政策,M代表资本流动状态。
三个变量变动范围均在0到1之间。
X=0表示完全自由浮动,X=1表示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度,Y=0表示货币联盟,Y=1表示货币政策完全独立;M=0表示资本完全管制,M=1表示资本自由流动。
其余中间值表示中间状态。
二、政策选择根据以上理论发展,我们可以有肯定的三个角点解政策组合。
1、(0,1,1)组合。
这种角点解追求的是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而放弃固定汇率制。
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并允许资本的自由输出入,并根据宏观经济情况及时运用调整国内市场利率等的货币政策。
保障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和国内经济安全免受游资的冲击。
但是这也意味着国家要承担浮动汇率带来的风险,如各种交易的不确定性提高,从而给贸易和投资都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都倾向于这种政策组合。
2、(1,0,1)组合。
这种政策组合下,资本自由流动,并实行固定的汇率制度,本国的货币政策将趋于完全的无效。
这种情况下,国内利率水平的高低不由本国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和需求决定,因为存在资本的自由流动,任何利率上的微小差异都会引起国内外资金的套利行动,因此国内利率比和国际市场利率保持一致。
此时如果国内经济发生通胀,投资过剩时,国家如果采取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来缓解,那么较高的利率会引起资金的内流,此时本币有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一国政府要抛出本币,收回外币,货币供给增加直到利率恢复到世界水平,从而货币政策无效。
同理,当国内经济面临紧缩的痛苦时,一国政府也不能通过放松银根来达到缓解国内经济紧缩压力的目的。
3、(1,1,0)组合。
此时,政府希望采取稳定汇率制度的同时,保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有效性,以便对国内宏观经济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保障国内三大目标的实现。
但条件将是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
我国在2005年汇率改革以前基本属于这种情况。
但这种管制也是有代价的,它在保证经济不受投机资金冲击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开来,不能充分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最终将会是国内经济丧失应有的活力,被国际经济所边缘。
根据克鲁格曼的论述我们似乎只有这三种确定的角点政策可供选择。
但易纲的X+Y+M=0扩展三角理论放松了这种选择,我们不必要对三个变量取整数解,每个变量在0到1之间还有大量的解存在,我们将这些政策组合称之为中间汇率制。
这些中间汇率制对不但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现实中也是先于理论而造就存在的。
如固定盯住制、爬行波幅、爬行盯住制、汇率目标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
但是这种中间地带的汇率安排并非是三元的和谐解。
随着上世纪70、80年代来国际投机资金大量的出现,中间制度并不能有效地防范货币危机的发生,可以说货币危机的发生国多为中间制度的国家。
三、我国汇率制度选择取向的探讨我国2001年加入WTO,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阶段性肯定,也是新一轮开放的伊始。
如今金融业开放的五年过渡期已过,我国将有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服务业将获得国民待遇,QDII和QFII名额的逐年扩大,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的资本市场将更加的开放,资本的流动将更加的活跃。
而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那么立足我国现实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我国汇率安排将会走向何方?我国目前资本流动方面仍属有一定管制的国家,汇率制度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意味着我国的X和Y都介于0和1之间的值,这就这保证了我国货币政策变量M有取1值的可能。
但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并没有绝对的效果。
2007年上半年来,央行频繁出手上调准备金比率和利率来抑制我国国内偏热的经济和流动性过剩,但到目前来看,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热钱流入减,居民的储蓄率更是创下新低。
对于我国汇率政策安排的选择,一定要明确我国的近期目标。
首先对于我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依然要保证未来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其次,货币政策有效性是确保我国调整经济平衡的必要工具。
所以我国近阶段内的汇率政策组合仍将是中间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已经和我国的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而单独的浮动汇率制度也不非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所能承受之重。
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货币当局依然要立足经济目标倾向,适时的调整浮动汇率框架下的管理限度,同时稳定资本市场开放步伐。
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目标区制不失为我国的一个可选方案。
目标区制既有一定的波动空间,调整货币、资本的供需平衡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又规定一个波动的底线,使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稳定在一定限度内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当然鉴于我国近期人民币升值的释放压力,这个波动带也应当是可调整地。
应当清楚看到,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不是只考虑资本自由流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足够的,汇率制度选择也要综合考虑我国经济构成、经济发展战略、地区状况以及国际状况等多种因素。
因此就这个角度来看目标区制也只是次佳选择。
较之角解政策组合,中间政策更容易存在较大的主观性,更依赖于政府的判断和决策,这也意味着更大的人为性风险的存在,而这些都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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