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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辩, 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建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1954年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 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
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 但他们的具体分期主张又意见相左。
孙守任和范文澜。
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金冲及主张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
还有刘大年主张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如下几个论断：1、“三次革命高潮”的论断。
胡绳提出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理论观点。
胡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第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义和团失败后开始的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归结为辛亥革命。
强调中国近代史三个革命高涨时期。
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辛亥革命则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强调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所谓的八大事件, 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这八件大事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
从反帝反封建的层面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勾画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
3、20世纪50年代以后编着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论着就其思想旨趣和体例内容而言都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特点。
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学科理论的影响, 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所产生的实践意义。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一点思考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化问题，已有不少相关论述涉及，并已作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吴剑杰指出，不能“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
”[1]蔡礼强认为，“革命史范式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现代化范式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两大范式为相互竞争但非否定或替代关系。
”[2]将中国近代的历史用现代化的理论进行新的诠释，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再次叙述，是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而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正是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问题展开的。
对历史的研究总是为现实服务的，而当前，中国的发展正面对着选择何种道路的问题，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表述上就出现了不同的选择。
所谓的“范式”，就是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范式的转变，体现了不同的历史学研究者对新理论的接受与运用，也反映了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
一、研究范式的转变范式的转变问题的提出，也是在新的范式，即现代化范式出现之时开始的。
在这之前，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并没有“范式”一说。
当然，没有“范式”一词的使用，并不是说就没有较为统一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
革命斗争理论，是贯穿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研究的主线。
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逐渐成为对近代以来历史研究的主流，它以“两个过程”为主线，以三大高潮为划分历史阶段标志，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为基本学说，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制度、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中国革命史研究体系，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对中国革命的进行起了指导作用，是站在革命成功的角度对历史的回顾反思。
革命史研究体系是逐渐形成的，当前仍在不断完善。
它的一些研究成果，是经受了历史与时间检验的正确理论。
中国革命史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进行革命斗争也就成为了一百多年中国历史的主旋律，革命斗争年代最突出的需要就是革命斗争理论，中国革命史研究也就随之张扬。
四大史学范式的基本内容：1.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理论基础。
它强调，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2.现代化（近代化）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历史，其内容包括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经济上的工业化进程；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大众化进程。
其中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工业化进程是其核心，重点是把握人类历史纵向发展的历程。
3.整体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横向、整体发展的历史，要重视交往、强调友好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4.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
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物质文明包括物质生产、物质交流、物质生活等；政治文明包括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行为等；精神文明包括科技文明、学术思想、文学意识和宗教文明等。
文明史观认为，一切文明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并相互交织、渗透和转化，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均应得到承认和尊重。
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从来就是多元的、多线的。
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
对待文明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坚持平等的态度和开放的态度，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人类文明发展的纵向主线是：野蛮蒙昧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包括工场手工业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等）。
龚云：“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作者：文章来源：团结报点击数：854 更新时间：2014年04月03日“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系列文章之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编者按：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
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
本文作者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为中心，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
1、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学术界通称为中国近代史。
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翻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
从另一个意义说，也是中国由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
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先现代化，还是先革命，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考察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传统——“资治”。
从其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现实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中，为现实的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依据。
在民族、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两任于一身，将学术研究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构筑的近代史研究范式，折射了当时中国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
超越与重建：新社会史、新革命史与“当下开放”的近代史作者：来源：《历史教学·中学版》2015年第05期“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二者的缺点和局限，决定了必须力图超越两种范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
目前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思考，出现了多种替代性路径，其中有三种趋向最值得关注：马敏指出：现代史学潮流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其更多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
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最具关键性，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
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
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
夏明方认为，正因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均有局限，故有结合形成“新革命史范式”的必要，其中之“革命”概念，是包括改革在内的广义的“革命”。
是以不断变动着的近代或当下为节点的通变史观，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是着重解决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冲击的相互关系问题，对现代中国的由来与未来，对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新的解释和观照；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史观，着重解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改变以往非此即彼、互为拒斥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在严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尊重不同的声音；是以复杂性理论和生态系统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新辩证史观；是以相对真理与视域交融为中心的叙事史观，注重处理文本与历史、概念与叙事、话语与存在、主位与客体、历史与现场、“同情性之了解”与“时间距离”等相互关系问题；是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冲破所谓“中华性”与“西方性”之间过多无谓的纠葛、缠结。
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策略分析余放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形成的两大范式，即“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革命史范式为近代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事实基础，而现代化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近代史的内容被深化，强调理解的延伸与发展。
在表面看来，两大范式虽然呈现激烈的竞争关系，彼此无法实现替代，更不能相互否定，但是，二者实则相互促进。
鉴于此，要全面分析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与策略，实现二者的真正理解，有效发挥警示作用，防止出现对某种理论的盲目与过度推崇，在根本上能够更加科学地运用理论，学习历史。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基本内涵；策略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发挥研究理论的作用，两大研究范式顺势而出，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借鉴价值，创造丰富的内容基础，二者各自具有相应优势，具有相对独立性，很难被彼此取代。
因此，要正确理解两种范式的基本内涵，深入挖掘，掌握应用策略，在根本上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更加科学与合理的研究理论。
一、基于专业角度对“范式”概念产生与发展背景的介绍对于“范式”这一概念而言，其主要应用于对学科理论的探讨问题，使用率较高，但是，也被认为缺乏较强的清晰性，存在严重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学界对其存在说法各异。
“范式”的启用源于马斯库恩，其强调共有的方法和标准，抑或是一致性的知识体系。
其在运用“范式”概念的时候，强调两个基本内涵，一是重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变革。
另外一种是学科发展中的系统性研究理论、思维以及方法模式。
正是这一基本内涵的阐述，促使“范式”概念获取了新的生命力，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但是，一旦被滥用，其所具有的优势就会被减弱，需要强化共识，遵守其原有的概念内涵。
二、结合“范式”概念对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确立历程的介绍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范式”概念也被引入其中，但是，也带来一定的混乱，各自具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角度，缺乏对“范式”概念的全面掌握与区分，不利于学术积累与交流。
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过两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辩, 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理论的建设。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1954年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最早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标准探索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和分期问题,提出“三次革命高潮”理论, 进而引发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战。
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等人亦赞同以阶级斗争为标准进行中国近代史分期, 但他们的具体分期主张又意见相左。
孙守任和范文澜。
主张以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法。
金冲及主张以社会经济表征和阶级斗争表征结合为标准的分期法。
还有刘大年主张以综合的标志为标准的分期法。
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辩，如下几个论断：1、“三次革命高潮”的论断。
胡绳提出并为多数人接受的一种理论观点。
胡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第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义和团失败后开始的第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归结为辛亥革命。
强调中国近代史三个革命高涨时期。
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
辛亥革命则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强调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肯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2、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所谓的八大事件, 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
这八件大事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事件和内容。
从反帝反封建的层面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勾画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
3、20世纪50年代以后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和论著就其思想旨趣和体例内容而言都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理论的特点。
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学科理论的影响, 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所产生的实践意义。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
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
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
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20世纪中国历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传统中国历史学中分离出来，30—40年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服务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占了主导地位。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
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
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
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分析[摘要]就范式的不同理解、不同类型和主要范式之间的联系进行讨论，使得近代史范式问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积极探寻“范式”讨论由学理层面向实际运用的经验，也是扩展此项研究的必要需求。
[关键词]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项事业都逐步开放且快速成长，文化事业隶属于其中一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鉴于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了关于“范式”问题的争论，主要包含两种核心观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者相互交融又争鸣不断，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分野，并且两大学术阵营在史实上立足，依据历史文献进行论点研究，又不断与对方阵营的学者进行相关学术讨论，使学理得到深入系统的相关印证。
同时，由于两大阵营不断较量又彼此关联印证，使得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涉及范式角度而导致对立的核心问题逐步厘清，并且为范式研究这个基本学科奠定了框架基础，本文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两大基本“范式”进行简要介绍和关系论述，为后续相关学者研究提供部分借鉴。
一、范式的不同理解1.范式的基本概念“范式”是在中国进行人文社会科学学界讨论学科理论发展时运用频率较高的一个专门术语，其首创者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他认为范式是有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是一种共有的知识共同体。
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变革是一组科学信念的转换，称之为“范式”的转换。
2.范式的各种理解关于范式的理解多种多样，可以说有些混乱，有的学者认为不同范式是代表研究者不同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方式，如果想成为立足一种理论上可以成立的范式，需要具备一套独特的概念和论说系统，特质上可以明显加以区分;而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却认为范式是一种理论、方法、对事物的共同看法和理解，是一种世界观的体现，可以把史学类别里的政治史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当作一种范式进行研究;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史是区别于传统的政治史的，其研究视角和解释思维方式应该是一种全新的角度和模式。
不同史学研究范式例述史学研究范式，是史学家在解构历史过程中所采用的理论研究模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观”。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对史观的考查成为近年来高考命题的重要切入点。
当前，史学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主要有现代化史观（也称近代化史观）、整体史观（也称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和唯物史观、革命史观（也称阶级斗争史观）等。
新的史观，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不同史观概述1．现代化史观（即近代化史观）现代化史观强调以下几点：①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两种基本途径，走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由各国具体国情决定；③实现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是落后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双重任务，实现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实现民族独立后应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2．整体史观（即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认为，1500年新航路开辟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
该史观侧重关注世界的横向联系，以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为叙述对象，超越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叙事传统，有助于弥补国别史的缺陷。
但不能取代国别史，且仅适用于研究1500以来的世界历史，无法涵盖古代历史。
整体史观要求我们：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放在整体世界发展进程中去认识。
3．社会史观社会史观主张从社会的角度考察历史，倡导“眼光朝下”的研究方法，着重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变迁，涵盖衣食住行、家庭婚姻、社会保障、教育环保、语言习俗、思想观念等诸多社会层面。
该史观突破了传统英雄史观的狭隘视野，也称新文化史观。
4．文明史观文明史观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
文明史观几乎涵盖古今中外所有历史，它囊括了现代化史观、整体史观和社会史观，其中，现代化史观所涵盖的内容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一个阶段，整体史观所涵盖的内容不过是不同文明单位横向交流的一个方面，社会史观所涵盖的内容不过是不同时期文明发展的一个领域。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契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有学者指出，这门学科从 20 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因此，虽然早在这门学科形成之初就存在着两种解释体系，即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历史的“近代化（现代化）体系”，和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过程的“革命史体系”。
由于其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对近代史事的高度解释能力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资治功能，“革命史范式”在长时期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转型，“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种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 80 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扩大影响，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形成学派。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革命史范式”（旧范式、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观）和“现代化范式”（新范式、现代化取向、现代化史观）的论辩反复展开，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少有的针对性强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学术争论之一。
笔者认为，两种范式的讨论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深入，对于不同学术流派发现和纠正自身及对方的偏颇和不足，对于推动学术界的思想解放，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革命史范式”“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发生于近代一百多年来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被给予更多的关注。
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
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
相反，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证据不足，不符合历史事实。
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认为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存在着误差甚至严重歪曲。
革命史观，诚然是以革命为基调，为主线，为主要内容，但绝对没有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作是一场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
在“革命史范式”下所写的中国近代史，也都叙述了并不属于“革命”至少并不属于“农民战争”范畴的洋务运动史、戊戌维新史、辛亥革命史、新文化运动史和五四运动史、北洋军阀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都包括清末统治阶级内容状况、改良主义思想以及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等内容。
但相关学者也对自身的不足进行了检讨，认为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
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以及存在若干研究误区和禁区等等。
该派学者同时肯定了现代化取向研究的贡献，认为以之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20 年来许多学者（包括持“现代化史观”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所作的多角度、多领域研究，或者校正了传统观点的某种偏颇，或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研究工作。
“现代化范式”不同于坚持“革命史范式”学者立场观点的高度一致，被归纳于“现代化范式”旗下的学者可分为两派。
根据“现代化范式”中“主流派”的认定，这两个派别，其一是“告别革命论”者，认为将其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是恰当的；其二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论者，此为“现代化范式”的主流，他们的学术观点迄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主流”派学者对“革命史范式”学者在论战中不加区别、将“支流”当作“主流”、未厘清真正对手的做法表示了明确的不满。
“革命史范式”论者在争论中指向有所偏差确是一个事实，然而，或许身在其中者更容易看到内部的分野，而争论的对手方却往往更关注其同质的一面。
从总体上说，这两个派别均强调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相对于革命历程的重要性，均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也都承认为“新范式”的拥护者。
将之统归于“现代化范式”是可以理解的，在争论中将矛头对准旗帜更鲜明、立论更直截简明的一方也是合理的。
当然，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学术性的加强，更具自身学术逻辑和学术建设意义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本文所介绍的也就是现代化史观中主流派学者的学术观点。
相关学者指出，“现代化范式”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这一理论的主要建构是：中国近代存在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 - 商业文明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的矛盾。
三大矛盾决定了四大趋向，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
衰败化是指“国家政治权威的衰落与立国的阶级基础农业和农村的衰败”；与内部衰败相连的是外部力量不断导致中国的“半边缘化”，中国虽仍保有主权和独立，但逐步沦入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
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向的方法有两种：激进的革命手段和温和的自救运动，两者的目标都指向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期间出现了三次局部断裂和三次模式转换。
论者指出，这一现代化理论，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界限鲜明，双方在现代化的动力、目标、理论基础以及现代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过程还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多线性发展过程等方面的认识，都有着本质的差别。
它也反对几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传统理论。
其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的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同时强调，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各不相同。
他们指出，从现代化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
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现代化范式”学者认为自己与“革命史范式”有剪不断的关系，并肯定“革命史范式”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但认为它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和不足，主要是忽略甚至否定了近代史上许多方面的内容。
而“现代化范式”旨在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
包纳抑或并存如上所述，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不否认对方存在的价值，都在自己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了一席之地，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谁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趋势和本质内容？对方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存在？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大体有三种意见，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三是提倡共存，认为不仅这两种范式可以并应当并存，而且应该倡导史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并存。
对于“取代说”，“革命史范式”论者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因此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
他们不认为有用“新范式”替代“旧范式”的必要。
由于这一反驳没有引起对方的回应，而持“取代说”者也较少进行学理方面的深入探讨，因此目前看不到继续争论的迹象。
分属两种范式的学者均有持“包纳说”者。
“革命史范式”论者提出，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
与此相反，一些“现代化范式”论者主张将“革命史范式”包纳进自己的解释系统中。
有学者指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显然，两种范式都不排斥对方，但也都只把对方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试图用已方模式包纳对方模式。
这样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多年，事实上不大可能说服对方，达成共识。
而且，任何解释系统都应该有自身的界定，“无所不包”常常导致自身意义的稀释，这是应当引起警惕的问题。
“并存说”的明确提出虽较近，但全面衡量和调和两种范式的意见却早已出现。
一些学者从分析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富裕）入手，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围绕着这两大任务的实现而不断前进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现代化实践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实现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前提；实现国家独立和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国家独立，现代化只能是幻想，但如果没有现代化造成的阶级基础，也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显然，国家独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革命史范式”的研究主题，而“繁荣富强”、“工业化”、“民主化”等是“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对象。
有的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表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广义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范畴，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说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也未尝不可；自己所反对的，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