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道互补看全盛期的汉赋流变摘要汉朝初年承接秦朝末年的战乱，采用了道家与民休息的思想作为指导策略，后来国力日盛，汉武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重用儒家思想并让儒家思想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
这一举措不意味着道家思想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反的，而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逐步发展演变成一种以老庄合流的思想体系。
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充分显示了儒道思想的相辅相成。
可以说，汉赋流变正与儒道思想的演变有着异质同构的关联。
而在汉赋发展的全盛时期，无论是汉赋的创作理念，还是赋作的思想内容，都透出儒道互补的影子。
关键词：儒道互补；汉赋；流变引言著名学者冯友兰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对于中国的哲学，“既能入世而又可出世”。
中国哲学能保持这种精神，因此实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最佳结合，在实践当中结合了理论的先进发展，同时又以它深厚的哲学基础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过程，具有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实用性较强。
[1]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构成部分中，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是从始至终贯穿中国整个发展历程。
不仅在于哲学，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儒家思想到了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思想广为传播，道家的思想则以顺其自然、超脱凡俗为主要诉求。
儒道思想在整个思想的发展史中，互相吸收融合，排斥中互补，贯穿始终。
赋这种文学体裁，在汉代曾经活跃一时，后世称为“汉赋”。
汉赋跟诗歌有类似之处，保持韵脚使之更为押韵，一般情况下，以叙事为主要内容。
在分类上面，大多按照骚体赋、大赋和小赋。
小赋多以抒情为主。
汉赋的整个发展过程，历代的文学研究者将之分为形成期、全盛期、发展期以及最后过程中的转变期。
这种分类的方法后世形成定论。
形成期的时间：汉朝初年——汉武帝在位初年；全盛其的时间：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发展期时间：西汉末年——东汉中期；转变期时间：东汉中期——魏朝初年[2]。
汉赋的全盛时期，汉武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采用儒学思想并提升儒学的地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成为了当时的时代盛事。
自那以后，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独尊地位开始奠定。
然而，道家思想也并非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逐步发展演变成一种以老庄合流的思想体系。
受学术思想的影响，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充分显示了儒道思想的相辅相成。
可以说，汉赋流变正与儒道思想的演变有着异质同构的关联。
这与时期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
重要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和王褒等。
司马相如最有代表性的汉赋作品有《子虚赋》《大人赋》《美人赋》等等。
除了对于人物的记载，还涉及到多种内容。
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当时可谓是首屈一指，其赋结构宏大，语汇丰富，也有描写相当细致的片段。
汉赋到了他，揉合各家的特色，加上自己的创造，建立了固定的形体，使后来的作家都追随他，模拟他，却无法越过他的藩篱。
东方朔有《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等，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汉赋，无论从创作理念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上，都能看出儒道思想相辅相成的影子。
本文从“儒道互补”入手，探讨儒道互补与汉赋流变的关系。
之前的人们对于汉赋的研究不多，后世的学者们对于汉赋的探讨也相对偏少，并没有将汉赋作为重点的文学体裁进行深入的研究。
直到1920年代之后，伴随着新文学在社会上的流传，各研究团队逐渐将目光转移到汉赋，对汉赋进行深入的反思和阐述。
汉赋作为一定时代在特定环境下的结晶，有当时的时代特色，近些年，研究团队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看待汉赋，汉赋的发展历程又变得更为清晰明朗，深刻生动，不仅研究的范围大大放宽，研究的深度也进一步扩展，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硕的成果。
21世纪初期，更多的学者关注汉赋，重新解读汉赋，阐释汉赋的著作急剧增加。
除了对汉赋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到类似于汉赋与文化学、汉赋与生态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虽仅十余年，但书著、论文等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
对于这一选题，通过检索，与本篇论文相似的论文很少，一些有关汉赋的硕博论文中有关于儒道思想与汉赋流变的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本论文的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创作思路，开拓了学术视野，提供可借鉴之处，但他们多是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很少有关于汉赋流变与儒道互补之间动态轨迹的深入研究，在研究角度上是有差异的，因此，更深入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本课题在基本文本解读的基础之上，对赋作进行分析，并结合当时儒道思想互补的情况，探究儒道互补在全盛时期的汉赋的痕迹，运用文学理论的相关知识，全面的认识儒道思想互补与汉赋各方面变化，从而推动学界对汉赋研究，并将汉赋这一散韵结合的文体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儒道互补对赋家创作观念的影响传统的儒家思想经过多番发展和演变，在汉武帝的推崇下，一举发展成汉代朝廷正式的官方之说——经学，不仅在两汉时期具有话语权，而且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之久。
凭借着统治者“崇儒尊经”的统治政策以及政权赋予它的统治力量，经学在汉代得以渗透到社会生活、文化等的方方面面。
当然，文学作为政权的附庸，受经学影响深重，经学的思想理念影响着赋作家们，而汉赋作为作家创作的产物自然而然得会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汉大赋逐渐沦为赋作家为了满足统治政权的需要以及自身名利仕途追求的附庸文学，正因如此，汉大赋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儒家经学的阐释和解读，其讽谏、颂美情怀也是建立在汉赋附庸文学地位的基础之上的。
1.颂美颂美在汉赋的创作中不像讽喻一样需要反复强调和说明意图，颂美情怀体现在汉赋的每一个作品中，似乎已成为其写作的宗旨，例如，枚乘的《七发》作为汉赋的大赋典型的先锋之作，在这篇赋体中，总共以7段文字构成问答形式来展现楚太子卧病在床、吴客去探病这一过程。
吴客借助丝竹之音、吃食、驾乘、饮宴、狩猎、观潮以及为圣之道，方方面面告知楚太子的行为不合规则礼仪的地方，从而引导他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在前六种事件描写中，处处体现了颂美的情怀，以在游观事件的描写为例：“浮游览观，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
连廊四注，台城层构，纷纭玄绿。
辇道邪交，黄池纡曲。
溷章、白鹭、孔鸟、鶤鹄、鹓鶵、鵁鶄，翠鬣紫缨......列坐纵酒，荡乐娱心。
景春佐酒，杜连理音。
滋味杂陈，肴糅错该。
练色娱目，流声悦耳”。
[3]（本片段选自《七发》）枚乘对于游观部分的描写，河水、飞鸟、林木相映而成美景，可见《七发》对大汉王朝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体现在铺排之中。
枚乘在《七发》结构上的创制，推进了汉赋讽颂模式——“欲讽先颂”格局的产生，但从《七发》中清晰可见对审美的追求和对音乐、食物、自然风光等的颂美情节。
此赋是汉大赋的发端之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枚乘以后，汉大赋在司马相如笔下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等确立了汉赋“讽谏”“颂美”的传统，后代文人多拟其作品。
2.讽喻在赋体中，颂美只是一种手段，讽喻才是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当下很多的研究学者，都认为在赋体当中，讽喻占据了较大部分的感情色彩，甚至可以说，讽喻已经成为了赋体的一大特点，并且当下很多人受到汉学研究的影响，对汉赋的看法和评价不够客观。
以司马相如的赋为例，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中规劝话语占多数，多以讽喻为主要手段，辞藻华丽，形式繁华，但是究其根本，实际的正面作用却很少。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赋中的讽喻其实只是门脸，本质上是为勉强迁就经学的标准而特意做的掩饰之作，没什么真正的价值。
以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不管赋体中的讽喻是否具备积极价值，作为汉代的一种文学，在当时广为流传，就证明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所需，是合理的存在。
不管在汉代起着何种作用，身为现代的研究人员，我们应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评价。
汉代文学，以赋著称。
司马相如是汉赋成就最出色的作家。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首”载于《汉书艺文志》。
他的代表作《子虚赋》和《上林赋》虽然不是一部时间和地点的作品，但是在内容上有所联系。
因此，司马迁将其视为一部，称为《天子狩猎赋》。
学者们更多地把司马相如的赋归为弄臣制作，认为其讽刺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
应该说，司马相如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其雄浑的修辞创作中，总是有一些讽喻和批评。
儒家思想中也有此特征。
从司马相如的赋上来看，以他写赋的心理作为探究的入口，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在内容上，涉及范围宽而广；二是形式上，追求宏大；三是在描写上，力求详尽；四是在艺术方面，力求展现一切的美学。
通俗的说，司马相如的赋，美则美之，但是这种凡事求全求美的态度，反而丧失了事物本身的自然特色，有作秀之嫌。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司马相如的赋，受汉代国力宏盛、民力激奋的影响较深；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司马相如的赋融合了汉代文人想要一展宏图、建功立业的主观追求，二者思想的浸染体现在司马相如赋体的字字句句中。
仔细品读司马相如的赋《哀二世赋》，此赋是基于司马相如跟随汉武帝去狩猎途径宜春宫时的情境而作，赋中的主要内容阐述的是秦二世因为自身德行不修造成身死国灭的结局，借助秦二世的荒淫无道来讽喻汉武帝要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要励精图治，切不可重蹈秦二世的亡国覆辙，时刻警醒着汉武帝要以国家为重。
如果研究的更为透彻一点，就能发现司马相如曾经给汉武帝的上书中，提到狩猎的规则，二者结合到一起，司马相如的心思就最为清晰不过了。
除此之外，在《天子游猎赋》一赋中，也指出了汉武帝在狩猎之时，极尽奢侈，并对此提出了谏议，清晰的体现了讽喻的语气。
事实上，在司马相如的这些讽喻赋中，也并非是直接进行讽喻之言的，这些讽喻之言绝大多数都是在对山河风情、自然风俗的描写后进行阐发的，有些在讽喻之前还铺垫了大段的颂美之言，可见，司马相如的讽喻之言，在赋中其实还是表达的较为委婉的。
正如司马迁说的，司马相如即便很多虚词滥调，言辞华丽，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引导规劝皇帝要节俭、修身自律。
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司马相如，著作很多，研究他的学者也有不少，但是，对于司马相如在汉代，对自己身处的环境持何种态度，相关的研究论断极其少见。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一些资料以及他的作品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端倪的。
实际上，司马相如在朝为官，隐有不平之气。
他经常不去上朝，而且不喜欢参与热闹的朝事，即便在去世之后，汉武帝当时派人去他住处寻找新的作品但是却找到了一篇封禅的谏文。
谏文中极力赞颂汉武帝的功德圆满，德行修善，劝导汉武帝去泰山进行封禅仪式。
死之前甚至告诉他的妻子，如果朝廷有人来求书，必须上奏他的遗愿。
但是在当时，去泰山封禅乃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司马相如对封禅一事极力规劝，说明他对政治还是抱有一线期望，而非全无志向的。
身为一代名赋大家，在驾鹤西去之前，司马相如自己并没有以著作留世来名垂万世，而是以这样的一件事作为尾声，可见他对自己生平的不满。
据此，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他的辞赋写作观念，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无论是从儒家继承的讽喻还是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产生的创作观念，辞赋创作观念无一不是儒道互补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