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红楼梦》第三回两种英译文之浅析摘要：《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是一部了不起的巨作。

该小说现有的两个英文全译本,即霍克斯的《石头记》和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红楼梦》,风格迥异但各得其所。

本文主要对《红楼梦》第三回的两种英译文进行简要的评析和鉴赏，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的品鉴两种译本的迥异之处，进而把其中优秀的翻译手法和思想更好的运用到文学翻译实践中去。

关键词：红楼梦；语言；文化；翻译方法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1-0-01一、引言《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一部凝聚中国文化精神的伟大小说，其中第三回“贾雨村寅缘幅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在全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通过这回, 曹雪芹把整个故事的序幕完整呈现给读者面前，《红楼梦》故事的主要人物也将一一地粉墨登场。

我们可以用“豹头虎尾”来形容《红楼梦》的整个故事，那么这一回实际上就是“豹头”，写得非常好，给读者以充分的愉悦享受。

二、语言转换英语作为静态语言，名词与介词应用频率很高，而汉语作为动态语言，多用动词。

汉译英时，词性的适当转换使译文更加流畅地道。

就此而言，霍译似乎略胜一筹，对比第三回第一句“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霍译是“on the day of her arrival in the capital, dai-yu stepped ashore”,而杨译则是“to return to tai-yu, when she disembarked”。

其次，增词是汉译英时必不可少的手段，霍译中增词的多处运用，使得表达更为贴切。

以王熙凤在这一回中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翻译为例：原句为“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杨译为“i’m late in greeting our guest from afar!”。

霍译为“oh dear! i’m late,”said the voice．“i’ve missed the arrival of our guest”。

简述《红楼梦》两英文译本的比较清代著名小说家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

他生活在我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末期,早年经历了一段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的繁华生活,后期因家道衰落有机会接触到下层人民,因而对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有较具体的感受。

他主创作的中国著名古典小说之一《红楼梦》中通过描写一个官僚大家庭的盛衰历史，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形象，深刻批判，剖析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并热情的歌颂了具有异端思想的男女青年。

《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英国出版的美籍牛津大学中文教授霍克斯译本和197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本。

本文将对《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部分的两个英译本进行分析比较。

1 称谓语的翻译称谓语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称谓语的使用是多变的，动态的。

《红楼梦》中称谓语的礼貌性，动态性和意图性，揭示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体现了语用理论对文学作品的强大诠释力。

称谓的使用在话语层面上是否礼貌由语用距离决定。

语用距离指交际双方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推定的彼此间的关系亲密度，具有可变性。

以下谈谈本回中“老太太”的使用及其翻译情况：例1：竟忘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王熙凤道)霍译：I quite forgot about you, Granny dear.杨译：I forgot our Old Ancestress.例1中王熙凤的言辞用杨译本中的Old Ancestress 更加强调了贾母在家族中有权威、受尊崇的重要地位，体现了“老祖宗”所具有的深层含义，比霍克斯的译文“Granny dear”更胜一筹。

称谓语的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的转移。

在文化的转移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地域、习惯诸多差别的客观存在，译者会遇到种种棘手的问题。

翻译只有从社会文化的视点出发，考虑到语用含义既“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具体的交际情境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和“言外之意”，译本才可能有成功。

理解与表达《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摘要]作为源语语言和译语语言文化的媒介，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译作。

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不同的作者译出不同的译文，更是司空见惯。

文章立足于《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和霍克斯的译本的比较，从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做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展示二者之异同。

[关键词]红楼梦大卫·霍克斯杨宪益戴乃迭文学翻译一、引言作为中国著名古典小说之一，《红楼梦》对中国文学史影响非同凡响。

它突出的文学成就以及艺术魅力吸引了许多翻译家把它翻译成各种语言。

自19世纪以来，已经有多种英译本陆续问世，这些译本为跨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一个是英国出版的David Hawkes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另一个是1978年在出版的杨宪益、戴乃迭（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

两个英译本都有自己的鲜明特征，译者都显露了自己深厚的文学造诣。

同时，他们在文学翻译都有各自的得失。

二、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作为源语语言\文学和译语语言\文学的中间人，译者在完成翻译任务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在对源语读者语言、风格、文化信息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译者会考虑如何把他们所理解的东西表达出来。

他们应该跟源语作者的想法一样：比如，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把正确的意思翻译出来，如何把场景描述生动，如何让人物形象更有魅力，如何体现写作风格，以及如何传达原文化等等。

这本身就是一个重现和再创造的过程。

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表达方式，就算是相同的文章，不同的译者的译文也不尽相同。

为了说明这点，笔者将从《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引用一些例子，并从以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理解理解原文是整个翻译过程的第一步。

这是关键的一步。

理解是译文的地基，否则译文就是空中楼阁。

大部分的翻译错误都起因于译者的理解错误。

杨宪益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比较《红楼梦》在传入西方不久就被译为英文，在我国对《红楼梦》的翻译也起步很早。

其中最有影响的英译本有两个，其中一个版本由杨宪益夫妇所译，即《红楼梦》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另一个版本由英国译者大卫霍克斯所译，即《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 。

正如《红楼梦》这部小说在古今中外掀起的热浪一样，关于杨霍二译本孰优孰劣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过。

本文将从人口数量，国民观念，国家体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别从政府和人民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1. 两个译本对人物称谓的不同处理方式。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身份各异，即使是国内的读者，在首次阅读这部巨著时也难免将其中的人物混淆，遑论外国人。

因此，小说中人物名字和称谓的翻译对有心的译者来说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称谓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鲜明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特点，对于中国这个封建历史悠久、宗族观念浓厚的国家尤为如此。

而《红楼梦》涉及到的九百多个人物当中君臣、主仆、同僚、亲戚等关系错综复杂。

在中国封建大家族中，几代同堂，人员之间关系复杂，为彼此区分，亲属间称谓词语数量众多，语义明晰，且长幼有序，如“大姨”、“二叔”、“三侄”、“四弟”等；而西方人家庭成员居住较分散，流动性相对较大，特别是家庭内部，子女一旦成年就独立门户，各自谋生，人们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因此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家庭内部，血缘观念比较淡薄，亲属关系松散。

这一点可从下面列举的两个例证中看出来。

①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你二舅霍译：“ This is your Uncle Zheng ' s wife , AuntWang ⋯⋯”杨译：“ This is your second uncle ' s wife ⋯⋯”杨宪益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他认为，我国人民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而外国也应该了解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将“二舅母”翻译为“序数词+ 亲属词”的格式。

雾里看花终不同——浅析《红楼梦》的两大译文比较【摘要】“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具有恒久的魅力, 它在中国文化里产生、流传，在异域文化里也得到传播, 这主要是通过它的译文得以实现的。

迄今为止，已有多个译本，其中最为完整、最为成功的两个译本是杨宪益夫妇的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和霍克思(Hawkes)与闵福德(Minford)合作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这是由于两个译本的作者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本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方法所造成的。

本文通过对上述两个《红楼梦》的英文译本的实例进行对比，对两译本中的人名称谓、地名、诗词等的不同译法加以比较，从而分析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对翻译文化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比较文化差异翻译策略一、人名翻译在原著中曹雪芹给每个人物取名都可谓是独具匠心的，使其包含丰富的文化蕴涵和意味。

然而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使得译者很难在译语中全面准确地再现源语意义的情形。

再加上两位译者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势必会引起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再认识与再表达的不同。

例1：“老祖宗”、“贾母”杨译：0ld Ancestress，Lady Dowager霍译：Grannie， Grandmother Jia文中称贾母为“老祖宗”，是为了显示贾母在贾府中的最高地位，奉承这位家族地位最尊者。

杨译抓住了这一特征，突出了中国文化里“祖宗”受尊敬、有权威的至高地位，译得很贴切。

霍译仅仅译出了表层意思，不够忠实，因为这里的贾母并非一般意义上家庭中的老奶奶。

例2：“凤辣子”杨译：Fiery Phoenix霍译：Peppercorn Feng文中用“辣子”形容王熙凤，意在起到一语双关的效果，既表现出她外表火热、泼辣，又暗示她内心阴险、狠毒。

霍译比较贴切，起到了同原文一样的双关效果，而杨译只译出了表面意思，没有对王熙凤的内在性格进行暗示，所以有失忠实。

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翻译策略以《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例谭卫国（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34）［作者简介］谭卫国，男，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应用语言学。

“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主要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广为运用。

关于归化与异化的选择问题，郭建中于1998年提出了四个制约因素: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要求和作者意图[1]。

德国学者雷斯(KatharineReiss)认为，文本类型是影响译者选择恰当翻译策略的首要因素[2]，然而，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选择翻译策略时往往受翻译目的影响。

根据翻译目的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国内学者发表了不少讨论影响翻译策略选择之因素的论文。

有些学者探讨了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有些学者探究了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的关系。

迄今为止，尚未出现将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翻译策略相结合同时加以探究的成果。

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与文本类型理论为指南，以《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典型实例分析，探讨翻译目的对文本类型转换和翻译策略选择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相关理论探讨本研究关涉三种理论，分别简述如下。

1.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翻译家威密尔（Hans J. 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ne Nord）。

他们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译文受众，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即翻译目的所决定的。

诺德于2001年提出了翻译的三个目的：译者从事翻译活动的一般目的（比如挣钱）；译文在译入语语境中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译者选用某一翻译策略的具体目的（比如使用异化旨在忠实于源语文本）[3]。

翻译目的论的Skopos主要指第二个目的，即实现目的语语篇的交际功能，而这一目的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往往需要译者与委托人(Commissioner)或者发起人(Init[来自]iator)协商后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