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赵均影宋钞本《古文苑》述略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总目（影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由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出版，16开精装本，共175册，书号ISBN 978-7-5402-2410-3，定价139800元。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学，古籍文献资料在教学科研中占据重要地位。

古籍善本是古籍藏书中最珍贵的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2400余种，2800余部。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是一部大型综合古籍珍稀善本丛书，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中，精挑细选出的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版本价值，且在全国藏书单位中不超过三家收藏的珍贵古籍善本，其中大量难得一见的珍本以原貌公诸于世。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共收录珍稀古籍善本134种，包括经部6种、史部32种、子部26种、集部69种，所用底本有稿本21种，抄本4种，刻本98种，木活字本10种。

其中，有一部分是该馆珍藏的孤本, 还有少量出版年代较晚但传世极罕的木活字本。

本书收录的成化刻本《咏史绝句诗注》、正德刻本《皇明开国功臣录》、嘉靖刻本《献子讲存》《易象大旨》、天启刻本《读史机略》等都是孤本或稀见的珍贵古籍。

清初刻本《选声集》、康熙刻本《赋镜录》《明田赋考》《希贤录》《群言沥液》、雍正刻本《半研居题咏》《白沙风雅》《言行汇纂》、乾隆刻本《五言排律依永集》、乾隆稿本《随围诗集》（有清戈涛、李学礼、李养诚、于大鲲评点）、清稿本《舜山是诚先生年谱》、光绪稿本《小留徐氏八修宗谱》、清稿本《仓场事宜初稿》、咸丰稿本《雪泥留印》、清稿本《砚樵山房文稿》、光绪稿本《毛穉澥诗集》、清稿本《知自主斋诗稿》、明抄本《新安詹氏家谱》等，这些珍贵古籍中，既有著名版本学家、校刻学家校刻的善本，也有名人学者题跋的批校本，还有不少是历代版本学家、藏书家所称誉的版刻精品。

同时，在这些珍贵版本中，还保留着许多评点，或眉批、或旁批、或总批，为版本目录学和文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一、顾从德藏印之源顾从德（1519—1587），字汝修，斋号芸阁，博雅好古，喜爱收藏，与郭宗昌、杨元祥、范大澈并称明代古印章收藏“四大家”。

顾氏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最著名的收藏家族，藏印上千，而元代杨遵《杨氏集古印谱》中收录的其藏印不过700余枚[1]。

根据现存资料记载，顾从德藏印来源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合家族之力搜集，这一点可从顾氏印谱前的序中窥出：“上海顾氏称世家、三世以博雅传，自御医公世安氏搜购始，及光禄君汝由，鸿胪君汝修，大理君汝和，光禄子天锡……乃仅仅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然较之诸家所传则三倍矣。

”[2]顾氏合“三世五君”之力，共收藏约1800方印章。

第二类主要来源于丹阳孙氏。

孙桢之父孙育与祝允明、文徵明等人关系十分密切，孙桢也因此与吴门书画圈，尤其是与文彭、文嘉两兄弟关系匪浅，其来往信札内容无不是关于书画碑帖鉴赏的。

孙桢收藏古玺印百余方，并在其基础上结集成印谱。

据考，该印谱是原石钤印，比顾氏《集古印谱》更早，但该印谱已经佚失。

幸运的是该印谱的内容体例与释文考证均在《石云先生印谱释考》[3]一文中得以保留。

根据此文，我们可知孙桢藏印包括官印25方，私印68方，共计93方。

据孙氏后人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的记载，孙桢藏印则有百余方：“上海顾氏所藏汉铜、玉印最多，有印谱行世，而实始于何庄之孙。

嘉靖间，外大父石云孙君……玉印三十余方，铜印七十余方……后为上海顾氏购得。

复次第购印三千有奇，盖由孙氏始也。

”[4]姜绍书的叔父姜志邹曾整理《石云先生印谱释考》，并将顾氏《印薮》与《石云先生印谱释考》对比，认为《印薮》中孙氏的印章只是“大略具载”。

关于孙氏收藏为何转售，姜绍书曾说：“孙于嘉靖间值倭变，产日益落，所蓄珍玩俱已转徙。

”据孙志强考，孙桢避倭与孙桢藏印转售在同一时期，比顾氏《集古印谱》梓行早20余年。

对孙桢藏印有记载的还有同时代的俞允文，其曾言在孙家看过孙桢藏印百余方[5]，与后世姜氏记载相同，直接将藏印去向指向上海顾氏。

怎样考定一本书的版本源流曹之图书版本十头万绪，一源十流，它象一个蕃衍的家族子又有孙，孙又有子，世代相传。

各种版本纵横交错，左右穿擂，编织成一个迷人的网络。

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就象考订一书家族的宗谱，就是要清理该书版本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对于鉴定版本的优劣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个庞大的版本“家族”来说，“子孙”，既多，“子孙”之中，既有“孝子贤孙”，也有“不屑子孙”，考订版本源流的目的就是要把“孝子贤孙”和“不肖子孙”加以区别，为古籍整理和治学提供一个精良的底本。

例如唐贾岛《长江集》有十卷本和七卷本两个系统，十卷本基本保持了宋本的本来面目，七卷本则是明人按照体裁重新编排的错误百出的本子。

如果不了解《长江集》的版本源流，随便抓来一部七卷本作为依据研究贾岛，那么就非出洋相不可。

那么，怎样考订一书的版本源流呢?通常经过查考结集原貌、查考同书异本、梳析源流三个步骤。

查考结集（成书）原貌一书的结集是同书异本的源头。

结集时的书名、篇卷、编例、文字等反映了一书的原貌，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嗣出各本多么复杂，都是在原貌的基础。

上变化而成的。

因此，考证一书版本源流的首要任务就是查考结集（成书）时的原貌。

那么，怎样查考结集原貌呢?主要通过查考传记资料、祖本序文、跋语、书目、进书表等去了解。

下面分别举例说明：（一）查找传记资料。

传记中一般都有生平著述的记载（这些记载是作者著书立说的原始资料，反映了结集付的本来面目。

例如《旧唐书·骆宾王传》云：“敬业败，伏诛。

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

有兖州人都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

”这就是说，《骆宾王集》结集时是十卷。

（二）查找祖本序文。

祖本是一书的最早版本，编者在序言中往往叙述结集的经过。

例如唐中和四年《孙樵文集自序》云：“逐阅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得二百余篇，丛可观者三十五篇编成十卷，藏诸箧笥，以贻子孙。

”这就是说，《孙樵文集》结集是十卷。

杜甫外祖母“芳氏”“崔氏”考辨--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中的一则校勘问题孙微【摘要】在不同的版本系统中，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对杜甫外祖母姓氏的记载存在文字差异。

除《文苑英华》《全唐文》武英殿聚珍本作“崔氏”外，张说诸种文集则均作“芳氏”，然而钱谦益等注家却不顾校勘原则，故意弃“芳氏”而取“崔氏”，这是为了将张说碑文作为杜母姓崔的文献证据。

其实《义阳王碑》对杜甫外祖母的称呼，应以影宋本《张说之文集》中的“芳氏”最接近原貌，且此称谓不能理解为姓氏，乃是对李氏皇族的美称，其中包含了张说对义阳王家族在“永昌之难”中曾被改为“虺氏”那段惨痛经历的深切同情。

【期刊名称】《杜甫研究学刊》【年(卷),期】2016(000)002【总页数】6页(P61-66)【关键词】杜甫;张说;《张说之文集》;《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作者】孙微【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50100【正文语种】中文杜甫《祭外祖祖母文》曰：“纪国则夫人之门，舒国则府君之外父。

”①这两句话记载了外祖母的家世渊源。

“夫人”，即指杜甫的外祖母李氏。

“纪国”，即纪王，唐太宗第十子李慎，义阳王李琮为其第二子。

则“纪国则夫人之门”，是说外祖母是纪王李慎之子义阳王李琮之女。

《祭外祖祖母文》又曰：初，我父王之遘祸，我母妃之下室。

深狴殊涂，酷吏同律。

夫人于是布裙屝屦，提饷潜出。

昊天不傭，退藏于密。

久成凋瘵，溘至终毕。

盖乃事存于义阳之诔，名播于燕公之笔。

②祭文中所谓“我父王之遘祸，我母妃之下室”是指在“永昌之难”中，义阳王李琮夫妇遭到武则天的迫害下狱之事，而杜甫的外祖母往来于河南狱和司农寺之间为父母送饭，被洛阳的百姓赞为“勤孝”。

“事存于义阳之诔，名播于燕公之笔”，是说外祖母的“勤孝”，事迹见于张说所撰的《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碑》之中。

检宋本《张说之文集》，确存此碑文，其文曰：初，永昌之难，王下河南狱，妃录司农寺，唯有芳氏，屝屦布衣，往来供馈，徒行顇色，伤动人伦，中外咨嗟，目为勤孝。

两本宋版古书的递藏源流在国家图书馆藏琳琅满目的古籍善本中，有两种引人注目的藏品：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

两书在现存各自的版本系统中，都是最早、最好的版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所以藏书家历来珍视两书的聚合。

对于藏书史上这两种著名的宋刻陶集，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藏书家周春购买汤注陶诗的曲折经历，以及黄丕烈“陶陶室”的典故，对两书的整个递藏源流，却提及不多。

焦从海先生《陶陶室藏宋版陶集聚散流传考》（载《文献》1985年3期）介绍了这两部宋刻本在黄丕烈以后的收藏情况，但未提及黄丕烈以前两书的所属，而且焦从海先生对其所援引的资料出处并未详加说明。

陈杏珍先生《宋刻陶渊明集两种》（载《文献》1987年4期）在着重考证版本的同时，简介了两书的递藏情况，但因这不是文章的重点，故陈先生只作简略陈述，并未涉及细节，也未列举相应的资料。

本文拟就现有资料，向读者展现两书的尽量完整、详细的递藏线索和具体情形。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是晋宋之际的伟大诗人，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

他的诗风平淡自然，富有理趣，“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陶渊明集》十卷，晋陶潜撰，南宋刻递修本，①二册。

半叶十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

版框高20.4，宽14.6厘米。

卷首有汪骏昌跋。

卷一后有墨笔题“正德巳卯仲冬廿日”一行，书末又题“陶陶室藏靖节集第一本”。

书中盖有“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毛晋之印”、“汲古主人”、“黄丕烈”、“百宋一廛”、“士礼居”、“陶陶室”、“阆源父”、“杨绍和读过”、“宋存书室”、“海源阁”等印。

《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门均有著录。

《陶靖节先生诗》四卷，晋陶潜撰，宋汤汉等注，南宋刻本，二册，半叶7行15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

版框高19.3，宽13.6厘米。

琴学秘稿萃新编海上遗韵传弦音——《上海图书馆藏古琴文献珍萃•稿钞校本》出版古琴作为我国古老的弦乐器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象征与文化内涵的器物。

因它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古琴文化在两千多年的时代变迁中孕育了独特的品格，洋溢着丰富的意藴。

在传统社会中，抚琴奏曲不仅是一种艺术活动的呈现，还展露了弹奏者的精神生活、人生境界。

因此，在历代王公贵族、文人雅士的推崇之下，琴艺的传播、琴曲的收集整理深受重视。

从中国传统音乐文献的存世状况而论，古琴文献整理、刊印的数量之多是其他任何一种乐器不能相比的，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大量琴谱为我们研究和传承古琴文化奠定了丰富的文献基础。

上海图书馆的古琴文献是浩瀚馆藏中的一部分，虽然数量不多，但颇具特色，既延续了江南琴学的传统风韵，也凸显了近代上海兼收并蓄的城市文化烙印。

以往琴学界人士也曾对此进行过研究整理与出版，多部琴谱被编入《琴曲集成》之中。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动下，近年来在未编文献的整理编目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琴谱、琴论的稿钞本，为我们重新认识上海图书馆所藏古琴文献的价值与地位提供了新材料。

随着“古琴艺术”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所兴起的“古琴热”，古琴文献的整理出版得到了有效的推动。

不仅收有六朝后期至清末民国一百四十二种琴谱的三十卷《琴曲集成》由中华书局出齐，还有众多古琴研究著作与琴谱陆续问世。

我国古琴艺术的发展、保护和传承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象。

因此，馆藏古琴文献整理出版正逢其时，将有助于促进当代古琴艺术的繁荣。

然而，琴谱等资料作为专业音乐文献，其整理者需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方能胜任。

因此，本馆特邀古琴学者严晓星先生协助主持馆藏古琴文献的整理开发，期望从专业的角度指导本馆年轻的文献工作者开展本项目的整理，从实践中掌握音乐专业的文献解读与提要写作。

这是本馆近年来历史文献专题整理研究的一次成功合作，展现了“至诚合作”的上图核心价值观。

我们将以开放的胸襟，进一步加强与馆外专家的合作，共同开展有关专业文献的研究与开发，为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Jiao Xiang-Journal of X i' an Conservatory of M usic 2020 年 9 月 第 39 卷 第 3 期 Sep. 2020 Vol.39 No.3中国分类号：G253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3-1499- ( 2020 ) -03-0032-03•曾美月大英图书馆馆藏的中国音乐古籍善本（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439）摘要 大英图书馆收藏的音乐古籍善本包括：乐谱类、礼乐类、戏曲类及其他音乐理论书籍，它们大多在明清时期刻印出版。

其中的乐谱以古琴谱、戏曲谱为主，音乐理论书籍则包含唐宋直至明清时期的不同类型的音乐专著。

此外，这里也收藏了部分留存于日本的中文音乐古籍。

关键词 大英图书馆；音乐古籍；乐谱；专著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 ）位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附近，与国王十字火车站毗邻。

它是英国的国家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的藏书部发展扩建而来，1973年成立之初，也合并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其他大型图书 馆。

珍藏在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古代音乐古籍善本，大多 在19世纪上半叶入藏大英博物馆。

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来源于大英博物馆的收集、购买，一部分来源于各界人士捐赠。

后来，随着大英图书馆的建立，这些善本典籍也被归并入了大英图书馆。

从普遍意义来说，英国精英人士大约从明代开始，就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好奇而开始收藏与购买中国书籍。

大英图书馆收藏有两万多册中国古籍善本，其中的音乐 古籍包括：乐谱类、礼乐类、戏曲类及其他音乐理论书藉。

一、乐谱类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乐谱古籍善本大多是明清时 期刻印出版的乐谱，以古琴谱、戏曲谱为主。

（一）戏曲谱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戏曲谱包括《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与《纳书楹曲谱》。

关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能见于大英图书馆的主要是《新定九宫大成南词宫谱》第二十八本与《新定九宫大成北词宫谱》第三十四本，于1800年出版，此两本均附有唱词与工尺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