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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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届高考历史模拟卷 全国卷
2023届高考历史模拟卷全国卷一、选择题，本题共12小题，每小题4分，共计48分。
24.春秋时期，诸侯相争，大国肆意僭越礼制。
针对这种混乱局面，大批思想家和政治家极力主张以礼治世。
他们活跃于各诸侯国，宣扬礼对政治的作用，或影响当权者的决策，或直接参与政治，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
据此可知当时( )A.礼乐制度破坏殆尽B.社会秩序亟待重建C.儒家思想逐渐成熟D.思想文化较为繁荣25.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员选任方面完全是熟悉文史法律的“文吏”。
汉初，训练有素的文吏仍然占据着政治机构的主导地位。
武、宣之时，文吏依然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主要命脉，而儒生已经从文化方面向整个社会开始渗透，文吏和儒生形成了对峙局面。
对此合理的解释是( )A.汉承秦制，有所损益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C.贵族政治到文人政治D.黄老之术到霸王道杂之26.南宋时期，江浙地区已成为人才密布区，有“财赋之地，人文渊薮”之说。
在南宋都城临安，即使是本地人开的酒馆也往往仿效汴京旧俗，在门前张挂炉子灯，茶馆则学北方张挂名人画像。
北方人吃笼饼的习惯南方人也跟着学。
这些现象主要缘于( ) A.中原地区经济萧条 B.南方自然环境优越C.经济政治重心南移D.南宋重视民众教育27.正式绘制于康熙年间的《皇舆全览图》是我国全国性实测地图的开端，这份地图不仅是当时亚洲最好的地图，也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份地图。
这反映了( )A.边疆危机日趋严重B.近代地理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C.国家组织力量强大D.西学东渐推动欧洲测绘技术普及28.太平天国运动建立了农民政权，大批封建官吏、恶霸地主被杀或逃亡、农村自耕农数据增加;在进军过程中，太平军毁孔庙、碎牌位、删改“四书”“五经”。
据此可知，太平天国运动( )A.动摇了清朝统治基础B.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性质C.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D.促使小农经济加速解体29.1920年，在制造业中手工业产值占90.05%，产值约80亿元，到1936年手工业产值占77.96%，产值增加到100亿元。
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如何在古今与中外的时空背景下展开。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重塑民族文化。
在这一时期，对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如何整理国故，即对待历史上的文化遗产，成为了讨论的热点。
本文将通过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献资料和历史背景，探讨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形成和发展，以及这种论争对于当时和后来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对于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两种主要观点的分析，以及这些观点如何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
本文还将关注这一思想论争在当时社会中的实践应用，如教育改革、历史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
通过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势。
这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的兴起新文化运动，发端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
它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热烈追求。
在这一历史潮流中，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他们激烈抨击了封建礼教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呼吁国民摒弃旧有观念，接受民主、科学的洗礼。
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才能摆脱落后，走向现代化。
然而，在这一股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风潮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对传统文化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
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基，不能一概否定。
因此，他们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试图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发掘和整理出其中的精华，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源。
“整理国故”：为科学在中国寻根
“整理国故”：为科学在中国寻根作者：雷颐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5期1919年年末，经过群情激昂的“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新文化”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巨大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发表了重要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试图对新思潮的目的、内容和意义作一概括性的说明和总结。
胡适开篇即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
在这一纲领中，“整理国故”是以“再造文明”为根本目的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步骤。
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诸位思想先进中，胡适却又首先提出要“整理国故”，的确有些出人意外。
但在胡适而言，这却是“顺理成章”的。
胡适又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文强调，“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
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重新评价一切价值”。
他认为，这种“评判的态度”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作以理性为标准的重新评估。
这三方面的重新评估，与中国旧有的学术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
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
”这三项中，“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
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不讲究学术渊源和思想的前因后果，“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有种种武断的成见”和“可笑的迷信”。
对于“保存国粹”的主张，胡适作出激烈批评：“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四面楚歌、腹背受敌--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困境
四面楚歌、腹背受敌--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困境
徐茜
【期刊名称】《理论月刊》
【年(卷),期】2008()4
【摘要】开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者发起的,试图以现代的眼光、观念,清理传统、重审历史、整合文化的一场运动。
保守阵营的曲解和利用、新文化人的质疑和反思以及"整理国故"自身方法的局限,都使"整理国故"陷入困境,不得不偃旗息鼓。
本文对"整理国故"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总页数】4页(P43-46)
【关键词】整理国故;胡适;传统;现代;科学
【作者】徐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9
【相关文献】
1.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图书馆学近代转型的影响 [J], 刘春云;龚蛟腾
2.《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兼论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 [J], 卢毅
3.国故与国魂——整理国故运动中关于孙子兵法辨伪的一场论争 [J], 邵青
4.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以《国学季刊》进行考察 [J], 宋婉姮
5.“整理国故”与“再造文明”的不同路径——从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考察当时学界的不同文化理念及其冲突 [J], 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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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典籍整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辨证关系
摘 要 文章分析了“判断历史原貌与现代认识是否一致”之所以困难的原因，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出发点，论证了古代典籍整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辨证关系，并就专家学者在普及古代典籍方面的作用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 古代典籍 传统文化 历史 逻辑分类号 G256.1DOI 10.16810/ki.1672-514X.2021.06.002钮婉姮Niu Wanheng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it is difficult to judge whether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history is consistent with modern understanding. Starting from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on the role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popularizing ancient books and books.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Logic. 古代典籍整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辨证关系0 引言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整理国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是胡适等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起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场学术运动。
它影响广泛、构成复杂，但就其中坚主体而言，无疑是那些具有较深传统学术素养的新文化派学者。
他们先后创设了一系列专门机构与团体，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整理国故”的各种实践。
他们遵循“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理路，主张立足于“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结合点。
因此，他们既是五四新文化理性批判精神的继承者，又是秉持了西方现代学术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
也惟其如此，他们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并非只是一场单纯学术运动，而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但长期以来，“整理国故运动”却被视为一股反动思想逆流迭遭物议，认为它背离了五四新文化的方向。
而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评价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全面探讨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的文章仍不多见[1]，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
一“整理国故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于五四时期，绝非偶然，这恰恰说明了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众所周知，在狂飙突进的法国启蒙运动中，“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fi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1] (P355)。
而作为一场在20世纪中国发生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样高举着理性的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深刻批判，从而打破了长期盘踞在人们脑中的“偶像崇拜”，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激发了理性批判精神的高扬。
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便高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 [2] (P393)胡适也阐明：“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
从保存国粹、整理国故到国学新生
从保存国粹、整理国故到国学新生作者：白中林来源：《出版广角》2017年第20期【摘要】国学乃国之思想源泉，不同时代的媒体环境和印制技术赋予国学经典出版迥异的活力。
诉诸国学出版史可以发现，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更新迭代中，国学经典出版先后经历了保存国粹、整理国故和国学新生三个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思想线索和国家盛衰状况。
【关键词】保存国粹；整理国故；新媒体；国学经典出版【作者单位】白中林，商务印书馆。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一个民族走向富强和兴盛的标志，这种复兴必然也是充分吸纳外来文化影响之后的复兴。
在此意义上，国学经典的出版就是一种新生，尤其是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中，国学经典的出版更加具有活力。
但是，越是在国学经典出版充满活力的时候，我们越要反思，国学经典对当下意味着什么？在鱼龙混杂的国学经典出版热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思想问题和时代问题？此时诉诸国学出版史，或许不失为一条路径。
虽然国学的称谓诞生于国将不国之时，但这恰恰说明了国学之重要性和急迫性。
章太炎先生曾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
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比其国有独优之法治，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
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气治法，不习其文辞。
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
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不过，对国学的这种定位，在不同的国学经典出版时期，时有昌明时有遮蔽。
在保存国粹的第一阶段，国学的保存被提到了与保国、保种并存的高度，此时国学经典的出版更具有一种使命感，即为中国“文化续命”。
在整理国故的第二个阶段，国学的定位相应的被遮蔽或者降格为“文明再造”的精神原料或思想准备。
读《国家学术：清季民初“国学”思想争》有感
读《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有感《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是罗志田老师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从国学到史学：清季民初中国学术的传承与更新”（最初名为“近代中国考据史学从怀疑到同情的转变”）的外篇，规模已达到足以单独出书，便离内篇（应是《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而独立。
本书从思想史角度深入考察了19-20世纪之交，在西学冲击下，围绕“国学”展开的一系列争论与思辩。
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国学自身利益怎样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和争辩的大问题。
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发展演化进程，起最显著的主线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
这一系列充满歧异而使人困惑的讨论虽然都以学术为题，却远远超出”学术”的范围，形成了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反映出时人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看待“国学”，投射入且表述出20世纪前期许多中国士人的共同期望，即中国的整体”复兴”。
下面本人将自己的一些浅见略作说明。
一、罗志田老师深厚的史学功底从罗先生所引用的材料来看，这本书为了说明“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引用了众多材料。
罗先生认为“今日治学他别是治史学，图书资料的丰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且“多赖海外各地众多朋友代为搜集、购置、复印及赠送各种资料”，在广度上“索要资料的范围紧则两岸，远及欧美”，这充分体现了罗先生对史料的搜集的重视，我们不仅要重视本国的史料，更要注意吸收海外的史料。
从罗先生的语言及论证方法来看，一般读者初看会觉得文字实在太过晦涩萦绕，论证甚至有点反复和烦琐，经常让读者有时很难索解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
正如作者所推崇的陈寅恪先生之学术文章在人看来未免太多“牵缠反复”（钱穆先生的评价）的意味。
胡适“整理国故”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胡适“整理国故”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作者：付玲玲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02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面，胡适开创了用科学精神来整理研究国学的新方法，取得了令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为后学树立了严谨、务实的良好学风。
一、“整理国故”的提出1919年8月，针对守旧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来“保存国粹”的观点，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初步提出自己对“整理国故”的看法：“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
”1919年11月，胡适在《新青年》7卷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正式揭起了“整理国故”的旗帜，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那以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进而“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
”二、胡适“整理国故”的基本观念与方法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立足点与他心目中的复古派、国粹派区分开来，以批判的眼光、西方的学术观念来对国故进行系统整理，正因此，整理国故运动始终贯穿了胡适崇尚民主、科学、自由与思想解放的精神，贯穿着对旧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观念强烈的质疑精神与批判眼光。
那么，到底什么是胡适反复强调的科学方法呢?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强调，我们必须在方法上“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
”文中提出的“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成为当时不少新文化人公认的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
1930年11月27日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将他导师杜威的实验主义简约成他所理解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汇通了古今中西思想精华的科学方法，并以此作为“整理国故”的法宝。
胡适发动“整理国故”运动，一定程度上也普及了国学知识，他关于中学国文教育的两次演讲，以及为清华大学学生所列的“一个国学最低书目”，得以让国学尽可能广大地普及，让治国学的法门在一般初学者中得以掌握，胡适的用心良苦在此又可见一斑了。
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作者：贾继让来源：《学习月刊》 2019年第1期贾继让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
”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分析传统文化，切实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以客观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以客观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是对五四科学精神的继承。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毛子水、胡适等人提出了以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他们打破了对于传统经典的盲信与崇拜，而仅将其看做学术研究的材料，并以客观中立的眼光审视之。
胡适认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应从三个方向着手：“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也有需要反思之处。
首先，从文化立场上看，“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者多是西化论者，“整理国故”非是为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价值，将其作为“再造文明”的有益资源，而是为了揭露传统文化的糟粕，以达到其反传统的目的。
胡适说：“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整理国故的目的即在于“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这种文化态度足以消解国人的文化自信。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胡适所谓的科学方法并没有脱离传统汉学的训诂学、校勘学、考据学的窠臼。
这些工作固然是研究传统文化之必需，但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对许多历史文化现象无法予以合理的解释。
对此，胡适的弟子唐德刚批评说：“搞‘整理国故’的人，多少要有一点现代社会科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等方面的训练，各搞一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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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诚如胡适与顾颉刚所言，“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1](P30)，“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
……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可不能凭空无因此至”[2](P302)，曾在民国学界盛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尽管在专门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这要紧反映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继承传统的考据方式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方式的代表之一，考据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肇端。
如《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终归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之例。
而《国语》所载的叔向解《诗·周颂·昊天有成命》之言，那么更可谓考据学的正宗。
到西汉，缘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章句之学亦由是发达，乃至于“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后进弥以驰逐”[3](P1723)。
尔后，为了辨识那时大量涌现的古文经籍，训诂学更是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如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伙儿便前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式遍注五经。
至宋朝，由于朱熹将“格物致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4](P4)，历史文献学愈益兴盛。
白寿彝先生就指出：“向来有一种说法，以为学问有汉宋之分，以为宋学是讲义理的，不讲究史料的考订、文献的研究，而以为清人的考据是汉学。
这种观点不必然对。
清人所谓汉学，事实上是从宋人的历史文献学进展而来的。
宋人固然是以义理出名，可是他们在历史学上是有成绩的，在历史文献学上也是有成绩的，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制造的。
”[5](P514)固然，在传统学术中将考据学方式推向极至的仍当属清朝学者。
尤其是在文字狱的政策高压之下，世人群趋朴学，以至于“家有聪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6](P155)。
这其中，“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
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7](P8)。
由此看来，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流变进程中，考据学方式可谓不绝于缕，而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而更为关键的是，历代学者尤其是清朝朴学这种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式，还直接组成了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
第一，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从不掩饰自己对清朝朴学的好感，同时也不讳言经受了其遗泽。
如傅斯年便承认：“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式和精神做不来”[8]。
后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径直号召同人“咱们宗旨第一条是维持亭林百诗的遗训”[9](P179)。
而胡适也说自己“深受近三百年来中国古典学术的阻碍”[10](P124)。
他乃至坦言：“我是崇拜高邮王氏夫子的一个人。
”[11](P14)顾颉刚也表示：“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式的周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
”[12](P33)到晚年，他仍说：“我是一贯佩服清朝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
……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
”[13](P313)至于他在1923年与郑振铎、周予同、王伯祥、叶圣陶等人成立的同仁集体，那么更直接以“朴社”命名，以示承继“朴学”之意。
另外，梁启超一样申明：“吾以为有一重要观念为吾侪所不能忘者，那么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
”同时，他还自认“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14](P11九、98)。
第二，从胡适等人所提出的治学精神与方式来看，他们确实与清朝朴学一脉相承。
例如，在治学精神上，胡适所谓的“整治国故，必需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那么多诬前人。
不评判它们的是非，那么多误今人”[11](P6)，确实是脱胎于段玉裁所谓“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那么多诬前人。
不断其立说之是非，那么多误今人”。
又如，在治学方式上，胡适指出：“考据之学，其能卓越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依照者也，……‘以经解经’之法，虽以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
”[15](P326)这种熟悉无疑也是来源于清朝朴学对小学功底的强调。
事实上，那时的学术界也普遍将“整理国故运动”视为清朝朴学的后劲。
1920年，梁启超在《清朝学术概论》一书中就写道：“绩溪诸胡以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式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16](P7)魏建功也在1926年所撰写的《新史料与旧心理》一文中说：“我相信顾颉刚……他的方式……与清朝经师的治学并非有什么迳庭的地址。
”[17](P257)时至1928年，美国学者恒慕义更是在撰写《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一文时，系统回溯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渊源。
他说：“这实在是一种旧的运动，他的开始一直要回溯到十七、十八两世纪间极为兴盛的‘汉学’家，这一个学派的目标就在于用学者的客观的态度来批评经籍的原文，推翻主观的宋学。
可惜的是，……这种批评的运动随即完全停止。
……只是在最近十年里面，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学的方式方面发表了许多高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
”[18](P444)总之，历代学者尤其是清朝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式，对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来讲，诚可谓是筚路蓝缕，创榛辟莽，具有着十分重大的先导意义。
二宏扬历代的疑辨精神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与考据学方式紧密相连的是历代疑辨的精神。
揆诸史实，疑古辨伪风气早在先秦便已萌芽。
孟子就曾声明：“尽信《书》那么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罢了矣。
”[19](P959)他而且还对所谓“血流漂杵”之说提出质疑。
到了汉唐，疑古辨伪之风更是勃兴。
如《汉书•艺文志》在著录书目中就直接注明其中包括“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
王充在《论衡》“儒增”、“艺增”、“书虚”、“正说”诸篇中，也针对古书多有辨正。
尔后，隋僧法经更在编撰《众经目录》时别立“疑伪”一门。
而唐朝刘知几也在《史通》中辟有《疑古》、《惑经》等专篇，柳宗元亦证明《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皆伪书或后人杂作。
时至宋元明，疑古辨伪风气愈形大开。
譬如，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疑《易十翼》、《周礼》、《仪礼》，王安石疑《春秋》，郑樵疑《诗序》、《左传》，朱熹疑《古文尚书》、《周礼》，叶适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老子》。
另外，陈振孙、晁公武二人，也别离在《直斋书录解题》、《郡斋念书志》中指出了很多伪书。
至元朝，那么有吴澄《书纂言》，辨斥《古文尚书》。
迄明代，宋濂更撰述《诸子辨》，专力于诸子伪书的检讨；方孝孺亦著《遯学斋集》，指《古三坟》、《夏小正》、《周书》为伪；梅鷟也著《尚书考异》，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
而胡应麟《四部正伪》一书，那么更可谓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
至清朝，疑古辨伪之风愈炽。
清初姚际恒撰《九经通论》、《古今伪书考》，对群经多所疑辨，复详列伪书百余种。
继其后，学者踵起，往往穷终生之力专辨一书。
如阎假设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辨东晋《伪古文尚书》、《伪孔传》；万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与古书不合；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辨《家语》乃王肃伪撰；刘逢禄著《左氏春秋疏证》，辨《左传》释经之部份为刘歆伪窜；魏源著《诗古微》，非《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书古微》，斥《伪古文尚书》。
固然，清朝辨伪最力者，还当属崔述。
他在《考信录》中，关于先秦古书，除《诗》、《书》、《易》和《论语》之一部份外，几乎都疑心是伪书。
很显然，中国古典学术史上这种不绝于缕的疑辨传统，正是“古史辨派”崛起的源头。
对此，顾颉刚曾明确说明说：“我的学术工作，开始确实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
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那么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
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发我对《诗经》的疑心。
因此我的胆子愈来愈大了，勇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
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讲确实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12](P197)。
他而且还表示：“疑伪之事既已开了头，便遏束不来。
仿佛长江、大河挟了百川东流，势极汹涌，不到大海是不能停止的。
咱们今日的工作，正是疏导它的下流，使之归海，完成昔人未完的工作。
”[12](P158)直到晚年，他仍强调说：“以考证方式发觉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罢了。
”[12](P216)诚如顾颉刚所自述，“古史辨派”的指导思想，确实深深植根于历代疑古辨伪的传统。
第一，“古史辨派”继承了宋朝学者的强烈疑心精神。
诚然，在中国思想进展史上，“宋学”通常意味着对思想解放的某种禁锢。
只是客观来看，它在初起时期，却具有着十分强烈的疑心精神。
如张载便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
学那么须疑。
”[20](P286)而朱熹也说：“念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
到那个地址方是长进。
”[21](P186)他乃至还曾训导其门人：“诸公因此念书无长进，缘可不能疑。
某虽看至没紧要底事物，亦须致疑。
才疑，便须理会得彻头。
”[22](P2931)毫无疑问，宋朝学者这种疑心精神，在专门大程度上鼓励了“古史辨派”。
钱玄同在1921年1月5日的日记中便说：“宋明人说经，勇于疑古是其特长，咱们要整理国故，很应该参考者也。
”[23](P1920)顾颉刚也声明：“宋朝人的传道，其是非虽不可知，但宋朝人的治学，其方向确没有错。
咱们此刻正应该照了那个方向再向前走。
”[24](P419)1954年12月，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又提及：“我在故纸堆里试探连年，明白宋朝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朝学者有周密的考据功夫，心想若是能把这两种益处合而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
……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大体方式，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25](P263-264)。
无独有偶，胡适在1959年7月由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也宣读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式》一文。
在该文中，他不仅对朱熹的疑心精神做了充满激情的介绍，而且还说：“后来真能使继承他的人，学术振兴的新时期的那些开辟的人和做工的人，都知道了疑心。
……使咱们，今世中国的儿女，在那个近代科学的新世界里不感觉困扰迷惑，反能够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