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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分类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总称，它的范围相当广泛，也有不同的分类标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
国学以思想划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
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清乾隆年间，姚鼐从学术史角度，将国学分为：义理之学、辞章之学和考据之学。
同治年间，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增添了经世之学，与上述三门并列，合为“四门”。
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经国济世，培养史心—钱宾四先生新儒学史学观论略罗义俊一综观钱穆宾四先生兼治四部的一生学术，显然，仅仅把他定位为史学家是并不恰当的。
但若说史学是他的当行应工，说他是当代中国并不多见的学无依傍、更无任何政治背景而卓然自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家，却可以确定无疑。
史学家当然不应是口宣敕旨的宣传员，也不会是照本宣科的村学究。
家乃私家之谓，史学家之成立在成一家之言。
此成一家之言，在钱先生，不仅是对中国历史自有一套解释体系与哲学的历史观，还包括对史学这门学问的确定的看法亦即史学观。
诸凡史学的性质或意义，对象或范围，功用与目的，钱先生的史学观都已指涉。
其中，有的我过去曾作过探究，不再重复。
本文主题在略论，钱先生所揭橥的“经国济世”、“培养史心”，乃是他表述史学的意义、功用与目的的史学观。
这里，意义与功用是史学这门学问所内具的，是治史目的之根据，三者其实一体。
二史学观是对史学本身的思考。
按照钱先生治学应明体达用的学术观，学问必有体有用，但欲达其用却必先明其体。
此即谓须先对学问的性质加以确认或规定。
这个确认或规定，也就是现代学术的所谓下定义。
史学亦然。
对史学的定义，钱先生不是采取西方式的用一句话来加以说明；而是采取一系列的规定性说法，从整体上与内涵意义上，独特地处理了中国性格的史学是一门什么学问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钱先生所作的史学性质的处理，包含有三层．意义，即现在学科分类所理解的一般的历史学意义，与历史哲学意义和儒学意义，而为一内外俱表、事理无碍融和合一的整体性规定。
他认为，史学是人事之记载，是人事之学。
勿庸讳言，从事上来定义史学，应当说还停留在一般的历史编纂学记载学的意义上。
这也是：所有的史学家都不否认而共有的史学观。
但这个史学观不能认为是完全的，钱先生事实上并没有满足于停留在这个一般意义上来规定史学。
在他的种种规定性说法中，有引人注；意的三句话，这就是：“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
“史学实即儒学”。
“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学”。
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教育意蕴作者：陈祥龙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3年第04期摘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具有丰富的内涵，“学”、“时”与“说”具有多重意蕴和内在联系。
在我国古代的诠释传统中，作为教育基础的“学”具有学文与学道的双重内涵，彰显出对文化知识和做人之道的重视。
作为教育智慧的“时”有时时与适时的不同解读，反映了教育过程中对顺序性和阶段性原则的遵循，并在“学”与“说”之间起到了中轴作用。
在“学”与“时”的融通中，作为教育目的的“说”指向了个体的内在澄明和外在超越，进而达到教育的乐境。
这些阐释启示当前教育要改变对“学”的单向理解，发挥“时”的教育智慧，最终达到“说”的教育目的。
关键词：学；时；说；教育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首章的这句话具有丰富的内涵，对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甚至整个儒家教育都不无裨益。
正如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说：《学而篇》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1]（P49）。
李建华等人也指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置于《论语》全书之首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孔子对“学”，尤其是“好学”的重视确实非同一般[2]。
其实，不但“学”字，“时”与“说”字也在不同的阐发者那里展现出丰富的蕴义。
揭示它们的教育意蕴，对今天我们理解《论语》和孔子的教育思想，改变对教育的一些片面理解都有所启发。
一、学文与学道：“学”作为教育基础的多重意蕴“学”是古代教育中最重要的词汇。
杜成宪就从语言文字的视角讨论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重“学”的现象。
他认为：“传统教育思想重学甚于重教，甚至可以把传统教育思想看成是一种学习思想”[3]。
我国最早的专业教育论著被称为《学记》，直到晚清管理教育的部门还被称为学部，这些都说明了“学”字在古代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甚至可以说，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学”为主的社会。
我们今天来重新解读古代教育场域中这个最重要的“学”字，就要熟悉前辈学者的解读，了解原典诠释的历史。
从辞章学和训诂学的角度解释虚词的意义和用法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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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修辞学的历史发展①从古代到近代，研究汉语修辞的都忽略了口头语言和俗文学里的修辞现象，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雅言”。
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年,南朝齐末梁初，共10卷，50篇。
第6～8卷的15篇讲风格和技法，其中包括如现在所说的辞格。
以下两卷10篇讲对辞章的鉴别，其中《时序》篇提出了辞章与社会的关系。
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
它是先秦以来探讨辞章之学的总结，开此后1000多年研究辞章之学的先河。
陈騤的《文则》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
它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是古代修辞学著作中讲比喻讲得最为详备的。
它讲到用语要注意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至讲到语助词的修辞表达效果。
有人认为《文则》是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修辞学专著。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经宋、元、明、清四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诗话、词话、文话一类的著作和论述文章作法的著作，虽然其中有很多芜杂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在修辞技法方面。
②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前后，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和突破。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引进或参考了欧洲和日本的修辞学，开始建立了系统的汉语修辞学学科，并且在有的高等学校开设了修辞学课程；二是逐渐有了专以现代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修辞学。
从20～30年代，陆续出现一批修辞学专著。
可举以下3种为代表：唐钺《修辞格》(1923)。
主要参考了欧洲传统修辞学，专讲修辞格。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
这部书参考日本修辞学较多,但是有自己的创见。
它继承并发扬了《文则》和元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指瑕、正误的传统，把修辞区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它继承古代著作中讲比喻、夸饰、偶俪等修辞技法的传统，参考东西方修辞格的讲法，条分缕析，列为38格；这些，对此后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国学通论第一章什么是国学一、“国学”这个词最初指国立的学校；二、国学又称中学、国粹、国故、国故学、旧学、汉学；三、国学的分类1、考据之学：是事实求是地考察真相的学问；2、义理之学：是研究国学的思想理论，内涵精神之学；3、经世之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4、辞章之学：文学、艺术；四、国学的概念：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第二章儒学与经学一、经学指中国历代训解和阐发儒家经典的学问，研究经籍中义理之学术称经学；二、汉人为经书作的注解称为“传”、“注”；后人再为注解作的注解一般叫做“疏”或“正义”；三、儒学的思想倾向1、人本思想；2、王道思想；3、德治思想；第三章十三经一、《易经》的内容：用自然现象的变化解释社会现象；二、《易经》的含义：简单、变、不变；三、《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和说明；四、《周易》是古代占卜之书；五、《周易》把天下万物的运行规律归结为八卦，八卦又结合形成六十四卦；六、《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政书，是虞、夏、商、周时期“典”、“谟”、“训”、“诰”、“誓”、“命”的汇编；七、《尚书》的内容与政务有关；八、《尚书》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九、西汉出现了三种《尚书》1、《今文尚书》，作者为伏生，用隶书写作，共28篇；2、《古文尚书》，这本书被称为“孔壁本”，用先秦古文字书写；3、“伪尚书”，东莱张霸所献；十、《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收集了春秋中叶以前五百年间流传的诗歌；十一、《诗经》的内容有风、雅、颂三种形体，表达手法为赋、比、兴；十二、三礼指《仪礼》《周礼》《礼记》；十三、《周礼》原名《周官》，其最后一篇《冬宫》已失传，诸官以天、地、春、夏、秋、冬为类，分别归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六职管理，这本书成为后来变法的制度渊源；十四、《礼记》实质是“仪礼之记”；十五、《春秋》，鲁国的编年史，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十六、《左传》十七、《公羊传》《谷梁传》，阐发微言，《公羊传》属齐学，文风恢奇博弈；《谷梁传》是鲁学，文风纯谨细微；十八、《论语》，语录体，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共20篇，“礼”和“仁”是孔子思想的两个基本点；十九、《孟子》将《论语》的“仁”发展成“义”，围绕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二十、《孝经》主要阐述孝道观念；二十一、《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最早的一部训诂学著作，特点：1、以标准语解释方言；2、是当代的语言解释古语；3、使用常用字解释生僻字；第四章史部概论一、史书分类1、班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读书必先识字”——“不通小学，不足以通国学”文字学又称小学，包括文字、音韵和训诂三部分，在传统国学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基础性地位，犹如风洞和材料之于发展航空航天。
清代《四库全书》经部之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小学入经部足见其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文化薪火几近失传，后继乏人，至八十年代后又杂以市场化商品浪潮，泱泱大国几千年之文化竟难以为继，文字学之沦丧与文字改革之冒进难辞其咎。
自2000年以降，随着国学热兴起，民间学习传统国学的热情高涨，需求旺盛，于是乎通过电视和图书等方式胡乱宣讲传统经典者如雨后春笋般众多，泥沙俱下，精品稀少，遍地快餐和垃圾。
这其中既有哗众取宠博取名利之驱动，也有能力不逮之无奈。
没有基本的文字学基础，字义不明，何以诠释讲解《论语》、《黄帝内经》等传统经典？对于我们这些新式教育下成长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意味着，尽管接受了现代教育，但我们却不识汉字，汗颜！正所谓“欲通经史子集之学，必先通‘小学’。
不通‘小学’，则不通‘经学’。
”历代知名学者文字学之意义莫不有深刻的认识。
汉刘向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
”（《汉书·艺文志》）。
“六书”指的就是文字学。
唐韩愈曰：“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
”（《科斗书后记》）宋郑樵曰“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
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
圣人之道,惟藉六经。
六经之作,惟藉文言。
文言之本,在于六书。
六书不分,何以见义?”(《通志.六书略.六书序》)宋末元初戴侗曰“主于以六书明字义。
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理无不明。
”“注释未兴，经义常明；注疏日繁，经义日晦，非经有明晦，学者不知六书故也。
”(《六书通释》)，要以六书通文字，以文字通语言，通经籍(《六书故》)明赵谦（大儒文字学家）曰：＂士之为学，必先穷理，穷理必先读书，读书必先识字。
故曰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明则六经如指诸掌。
义理、辞章和考据之学的辨别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其中最核心和基本的。
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并以此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作了全面评价。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钱穆、义理、考据、辞章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方法。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的内涵、相互关系和方法论意义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并将这一认识贯穿于其整个学术研究中。
他说“虽不敢自谓於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於此三者皆已能有所涉猎。
”钱穆有关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方法论，而且，也对清代学术史明确提出的这一重大学术命题作了重要发展，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学术界虽然对钱穆学术思想有一定研究，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涵义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一学术命题的重要发展，首先表现在他分别从两个不同层面对三者的内涵作了更加具体的和新的阐述。
概括他的观点，主要包括二个层面首先，三者是不同的学问；其次，三者又是任何学术研究必须运用的三种不同、却又是有机联系的方法。
不过，由于钱穆本人并未对此作明确而集中地分析和论述，因此，在分析他的有关论述时，应当根据他阐述时文本的语境来作具体分析。
第一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不同的学术或学科。
钱穆说，如果按照清代戴震和姚鼐对中国学问的分类，一切学术可分成三个部门，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文学院分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
”“我们也可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个部门。
”在这一层面上，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即是三门学科的内涵。
钱穆往往不将义理之学称为哲学，认为这是西方的传统和用法，而是称之为经学，或心之学。
关于考据之学，他将其对应为史学，也称治平之学。
他说，“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
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
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
”又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
”也就是说，两者的研究对象和功能是不同的，“史事其变，经道其常。
”而辞章之学，相当于传统四部分类中的集部，“集部，即辞章之学。
”也就是文学。
钱穆认为，文学本质上反映人生情感，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一种体现，他说“文学则是情感的。
人生要求有趣味，更求要有情感。
”又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所在。
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
”第二个层面，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他说“从学问成份上说，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成份。
此三者，合则美，偏则成病。
”这里，钱穆显然是将义理、考据和辞章视为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运用的方法。
他又说，清代有人把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大项，“其实此种分法，仍不是就学之内容分。
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
下面，再来看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内涵的阐释。
关于义理。
钱穆说，义理“并非是我们所说的思想。
义理当然要有思想，但思想并不即是义理。
义理也不是所说的哲学，双方有些不同。
”“固然义理必出于思想，但思想亦必归宿到义理。
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
孔孟思想之可贵正在此。
”在他看来，义理是思想，但必须是有人生理想和道德的，同时又能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
而思想的涵义则比义理宽泛。
也就是说，义理是思想的一种。
钱穆在论及学术研究中“道”与“术”的不同时，对义理又作了解释，说“道指义理，……凡有关从事学问之方向、及其所应达到之目标等，应属‘道’，即凡论该做何等样学问，或论学问之‘意义’与‘价值’等皆属之。
”关于考据。
钱穆认为，它首先是一种确证知识和是非的方法。
他说，一门学问的建立必须重视明据确证，不然就无法立于不败之地，“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
”又说“讲话又要有本有据，那是考据之学。
”值得注意得是，在这里，钱穆并不是对考据作狭义的理解，仅将其视为对文字、史料进行音韵、训诂、校勘和考证，而是包括更广的含义，即对历史事实和思想的历史形态和发展过程进行具体描述和评判。
因此，他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考据思想，说曾氏将考据渊源分杜马和许郑两派，以顾炎武和秦蕙田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
”“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
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然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
……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至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
”钱穆还特别提出考据要考其义理，说先秦诸子各大思想家都有一套考据，“他们的思想言论，也各有来历，各有根据，都不是凭空而来。
那亦即是考据。
”又说“考据应是考其义理。
”明确提出考据还应当以包括义理的阐发，这已经与现代西方阐释学有相吻合之处了。
这是钱穆对中国传统考据学思想的重要发展。
关于辞章。
钱穆说，义理是离不开开口讲话的，“中国古人说‘有德必有言’，言就是辞章。
”又说“讲话要恰到分寸上，即是辞章之学。
”这基本是从方法论意义来说辞章的功用的。
二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合与分的关系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关系，钱穆实际也是从学问性质和方法论两个层面来论述的。
他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者既是合一和不可分的，又是可以分别看待的。
第一，从义理、考据和辞章分属不同的学术层面上说，三者既各有其用，又相互贯通，它们在本质上是合为一体的。
钱穆认为，不同的学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人生的解决了人生和社会的问题，各有其用；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又必须将它们共同运用于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才是周全和完善的，他说“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养我们的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
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
”又说“学文学，不能不通史学。
学文史之学，又不能不通义理哲学，……要把学问上这几个成分都包括在内，而完成一大体。
有此一大体，自可用来经国济世，对大群人生有实用。
”钱穆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心性道德修养的基本精神出发，论证了各门学问密不可分的一体关系。
他说，依照中国传统，学问有三大系统。
第一系统是以人为学问系统中心的“人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一人，如何做一理想有价值的人。
”第二系统是以事业为中心“事统”，即“学以致用”。
而人生与事业是不能分的，“故亦惟就其事业，始能见其学问之大体。
”第三系统是以学问本身为系统的“学统”，如治史学、哲学等，好像每一套学问于人生实际和社会应用之外，各有其外在客观的存在，各成一系统。
它与前两系统的分别一在由学人来做学问；一来由学问产生学人。
他说，似乎中国人开始只看重第一、二系统；中国传统观念中之理想人格是圣，主要在求完成自己所具之德，“学问则只是一工具，其本身不成一目标。
”然而，西方却不同，“似乎西方人一向认为学问乃有一外面客观的存在，有其本身自有之疆境与范围。
所谓学问，则止是探究此客观之外在，而又宜分疆界范围以为探究。
”因此，重视学问的分类。
钱穆说，这种做法“固然为人类社会开辟了许多的境界，提供了许多新意见。
但也有两项易见之弊一则各自分道扬镳，把实际人生勉强地划开了。
如研究经济的可不问政治，研究文学的可不问历史等。
第二、各别的研寻，尽量推衍引申，在各自的系统上好像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到底则每一项学问，其本身之系统愈完密，其脱离人生现实亦将愈显著。
”另一方面，三者还是有主从之别的，其中，经学是阐述做人的根本道理的，是中国学问的第一系统“人统”，所以能贯通和指导其它学问的，具有核心的地位。
他说“所谓经学，则确然成为中国各项学问中之最重要者，并可称为是中国学问之主要中心。
”又说“经学之可贵，不为它是最古的，而为它是会通子、史、集三部分的。
”以上是钱穆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学的关系的总体认识。
那么，他对义理、考据和辞章之学，即经学、史学和文学具体关系的论述又是如何得呢？关于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钱穆认为，史学和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两大门类，“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
”两者所以成为中国学术的两大主干，是由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重视历史的精神所决定的。
经学或心学主要是从义理和思想上阐发人文大道与如何做人的方法与真理，“因此，经学在中国，一向看为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
”中国文化又注重历史精神，史学是人事之学，它主要从历史事实来探求人文大道与真理，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因此，“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道，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
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
”由于钱穆视经学和史学为中国学术两大门类或主干，因此，他对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阐述得很多。
那么，经学和史学是什么关系呢？概括起来，钱穆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或层面来阐发的。
一是，从史学与经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演进中的关系阐明了史学即经学，经学即史学，“经史同源”。
钱穆说，后人所说的“五经”，有“四经”是历史。
《尚书》保留了当时大量的历史材料，《诗经》比《尚书》包含了更丰富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史诗，《礼》记载了当时社会的一切礼俗，也可视为一部历史书。
孔子的《春秋》则是中国史学的开山，“亦可谓孔子之学本即是史学”。
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是史学，其所讲不出周公和孔子的治平实绩与理想，皆属已往历史。
后来汉代古文学家提出《毛诗》、《周官》及《左传》为经，“实是经学中之历史性愈趋浓重之证。
其趋势至东汉而益显，即是在经学中根据古代史实的趋势，益胜过了凭空阐发义理的趋势之上。
郑玄括囊大典，偏重早已在此方面；而王肃继起，显然更近于是一史学家。
杜预作春秋左氏集解，显然亦偏重在史学。
故可说经学即史学，史学即亦经学。
”魏晋南北朝时，虽尚清谈玄言，史学亦鼎盛，儒学已从经学扩及到史学，由此开始出现经史并称，并有了经史学的新名目。
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未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和杜佑等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