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土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与心态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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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与国土规划管理中的矛盾及措施分析随着社会生活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必须对城市规划管理加大重视程度,并且为了更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有必要为国土做出规划管理,两者分别简称为城市规划和国土规划。
城市规划的任务是对土地的开发,而国土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对土地的保护,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即开发还是保护土地,还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紧密关系。
本文分析了城市和国地规划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协调这两个主要规划之间的主要矛盾,目的是规范城市规划,保证城市合理运行,将现有的土地资源利益最大化,将现有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化,制定合理的土地规划和管理,从而促进城市的标准化和集约化发展。
标签:城市规划;国土规划管理;矛盾;措施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管理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在编制和实施的技术细节上,为了更好地解决冲突,就必须发挥土地资源的最大價值并保护土地。
一、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管理的矛盾(一)编制城市规划是属于编制建设计划部门管理的,国土规划是属于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管理国土规划编制,两个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相对清晰,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两个部门之间存在很多职能交叉。
但是,这两个部门在功能设计和土地使用范围,缺乏相互交流,缺乏信任和支持,在满足各自利益的城市规划方面经常存在严重冲突,这导致城市规划与国家规划之间经常出现脱节、前后矛盾的状况。
(二)执行执行城市规划和国土规划过程中,二者明显表现出不一样的管理目的,管理内涵,编制流程和目标期限。
1、管理目的城市规划和国土规划的管理层次和管理目的不一样,层次比较高的是国土规划,是将土地资源合理有效的计划及利用,而城市规划是相对较低层次的计划管理,是对城市土地开发的详细布局。
国土规划的最关键的管理目的是对整体土地的利用和规划。
而且它是基于时代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土地资源的特征,对土地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利用,做好土地资源的保护工作,对整体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计划与布局。
土地规划管理与城乡规划实施的矛盾及建议摘要: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有效推进了城乡建设与城乡改革,初步达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基于上述情况,文章对土地规划管理与城市规划实施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土地规划管理;城乡规划;矛盾;建议引言: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城市人口数量与日俱增,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为了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求,城市的土地资源也是日益紧缺,为了缓解城市的发展和土地资源之间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对土地规划管理的力度,同时加大对城乡结合统筹规划的研究,以便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提出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1土地规划与城乡规划管理分析1.1土地规划管理分析土地资源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我国有着非常丰富的土地资源,然而因为人口众多,所以人均土地占有量比较少。
为了确保土地资源可以符合我国人口需要,应对土地资源实施科学合理的规划,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1]。
在进行土地规划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基于土地资源利用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的用途和利用价值,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
在开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土地规划与管理功能,使土地利用的地域与空间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1.2城乡规划管理分析从城乡规划管理的角度来看,其与土地规划管理不但存在很大区别,而且也有一定的联系。
在进行城乡规划管理的过程中,需要综合城乡的现实状况进行考虑,把附近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归纳到统筹的范畴中,同时应用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城乡规划,在根本上优化城市发展空间。
2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管理的重要性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与使用,可以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而促进城乡发展,并能有效减少对环境的损害。
由于我国土地资源紧缺,因此,在开发利用土地时,要考虑到不同区域的实际需求和需要,合理、科学地配置,避免资源的浪费。
从经济学视角浅析城市建设拆迁与征地中的利益关系摘要: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中政府与失地农民/被拆迁人之间存在问题的根源是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征地与失地、土地增值与征地补偿、城市扩张与失业、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等五个方面。
通过对征地和拆迁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层剖析,找出矛盾的根本所在,并站在经济学的角度,以“理性经济人”的视角审视矛盾双方各自无法化解的纠纷。
提出了基于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意见,使矛盾双方最终能找到一个利益均衡点。
在保障国家土地制度顺利执行的同时,使农民/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也能得到维护。
关键字:征地,拆迁,利益冲突,利益相关,纳什均衡Abstract: The conflict of benefits is the problem source existing in the earth expropriation for urban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famers who lose their lands, which is shown in five aspects, earth expropriation and land loss, land increment 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city expanding and unemployment, macrocosmic target and microcosmic target,long-term benefit and current benefit.through the deep-seated analysis of land requisition and removal of stakeholders ,find out the fundamentality of contradictions, and stood in the Angle of economics, with "ration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about the contradiction cannot resolve the problems. putting forward the "Nash equilibrium"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make it find a interests balance. with executing the policy of state land, and make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farmer/the relocation household can be preserved.Keyword:land expropriation, demolition, interest conflict, stakeholder, Nash equilibrium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由之带来的各方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的加剧。
●经济研究土地开发中的利益博弈与均衡朱洪波摘 要 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应合理分配土地开发带来的土地收益,并通过对不能达到最优配置状态的资源进行更新和整合,在行为主体进行利益分配的博弈中,找到一个均衡点,使行为人不再存在任何能够改进双方利益分配的交换。
关键词 土地开发 利益博弈 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发展权 我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因素需要不同的资源使用方式,以资源为基础的土地开发动态影响着土地利用结构的变迁。
一般情况下,土地都会因为经济因素作为现阶段最高最佳的资源加以使用和开发,除非受到非经济因素如政策、法规的限制。
这种由低报酬使用转向高报酬使用的过程,就是土地使用的变化过程。
该变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土地开发过程。
土地开发是指把未利用土地经过清理、整治,使之达到可使用状态,以及将农用地开发为非农用地和对城市已利用土地进行再开发。
本文的研究视角为农用地开发为非农用地及城市已利用土地的再开发。
一、土地开发中的利益冲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人们对土地的需求也随之改变,这种对土地需求的改变推动着不同类别的土地开发,而土地的开发过程必然涉及各方利益主体对土地开发利益的博弈。
11保护耕地与城市外延扩张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目前,工业化、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巨大需求与粮食安全压力下的保护耕地已面临两难局面。
我国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伴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从1997年的1158亩持续下降到2004年的1141亩;据国土部门预测,我国耕地保有量2010年为18124亿亩,2030年为1815亿亩,而2004年底我国耕地面积只有18137亿亩。
①基于这一现实,中央政府实施了“基本农田保护”以及耕地“占补平衡”等政策,以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
然而,政策的实施结果不尽如人意。
首先,部分开发区占用耕地的趋势有增无减。
据200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独立工矿(包括各类开发区、园区)用地占新增建设用地的比例逐年增加,从1997年的24%上升为2004年的47%。
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引言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既涉及到居民的权益和利益,也关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
本文将从法律和经济两个角度对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其中的权力、权利和利益博弈现象。
一、权力与权利的对立在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中,权力与权利的对立是主要的矛盾之一。
权力作为一种行使和执行的能力,是国家和政府的象征,也是处理城市拆迁的基础。
然而,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在推进城市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的背景下,常常强制拆迁居民的住房,可以看到,政府的权力往往压倒了居民的合法权益。
这种情况下,政府将居民的权利视为权力使唤的对象,关联着对居民权益的忽视和剥夺。
在法律层面上,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拆迁程序、标准和补偿措施。
然而,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违法违规行为,往往导致了拆迁问题的扩大化和困难化,违反了拆迁方案应有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面对政府的权力,居民常常不得不以自身的权利行使来进行维权,这进一步加剧了权力与权利的对立。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督促政府依法行使权力,并对违法行为及时追责。
二、经济利益的纠葛除了权力与权利的对立,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还涉及到各方的经济利益。
城市拆迁往往是为了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而进行的。
然而,在拆迁过程中,政府和开发商往往通过以低于市场价补偿居民的方式获得了经济利益,而居民则往往面临质量较低的回迁房和较少的经济补偿。
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使得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变得复杂化、敏感化。
在经济层面上,城市房屋拆迁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并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
拆迁后的土地,一般会用于商业和住宅开发,从而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经济效益。
然而,拆迁过程中的纠纷和不公正对待会使得拆迁的效率和效益受到影响,甚至阻碍了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步伐。
探究城市规划与国土规划管理中的矛盾及措施发布时间:2021-12-15T09:24:14.461Z 来源:《城镇建设》2021年20期7月作者:胡广妍[导读] 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确保城市发展更加规范化、胡广妍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广东省惠州市 516000摘要: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确保城市发展更加规范化、集约化。
随着自然资源部的建立,构建全国统一的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规划工作的出发点是城市土地开发,国土规划的出发点是保护土地资源不被浪费,二者的核心矛盾是发展土地与保护土地,但也存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紧密联系。
因此,我们应正视二者的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制定可行性措施以协调两者的矛盾。
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应构建完善的规划法律、规划体系,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从而更好地保护土地资源。
关键词:城市规划;国土规划管理;问题;措施引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城市化进程也逐步提上日程,我国自然资源虽较丰富,但各项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却呈缩小趋势,有调查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森林面积则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
城市与土地之间存在极大矛盾,城市对于土地资源的需求却越来越大。
只有加强两者的协调统一、衔接管理以及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降低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好地加快城市化进程,同时保护好我国的土地资源。
1我国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进程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进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①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结合了对区域的规划,以及对我国城市的规划,其中又包括以下三个层面,即对以前的城市规划实施修复、对当前区域的空间规划加以重视、形成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雏形;②我国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规划重心不再局限于城镇地区,而是扩展到乡村地区;③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迎接的新时代又被称之为“城市时代”,重点升级对空间以及区域的规划,包括我国开展的第二次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城市未来发展战略、战略性较强的区域建设。
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问题研究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治理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然而,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博弈问题却难以避免。
利益博弈不仅会对城市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还可能导致城市治理失衡,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本文将从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问题出发,探讨其影响因素和解决办法等方面。
一、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现象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是指在城市治理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为争夺资源和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博弈行为。
比如,政府与居民、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博弈,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等等。
这种博弈行为,往往会导致城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政策运行缺乏公正性、市民生活环境的恶化等问题。
以房地产开发为例,房地产开发商需要与政府协商开发用地、房屋购房、物业服务等一系列问题。
这其中,政府可能会考虑到城市规划、土地政策等大局问题,而房地产开发商则主要考虑利益最大化。
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往往会发生利益博弈,导致资源优化配置不足、规划实施效果不佳、市民公正需求被忽视等问题。
二、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因素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下面,我们从政府、市民、企业等不同利益主体的角度来探讨。
1.政府角度政府是城市治理中最重要的利益主体之一,其政策和行为会对城市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产生深刻影响。
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时,往往需要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力求达到资源平衡配置。
然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利益输送、利益驱动、政绩考核等等。
这些因素不仅会导致政策倾向与市民利益背道而驰,还会影响政府治理能力和公信力。
市民是城市治理过程中最基本的利益主体,其利益维护权力也非常关键。
市民在进行政治参与时,往往会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如区域背景、政治认同、文化传统等等。
这些因素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市民在长期的利益博弈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需求和权利诉求,导致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关系紧张。
3.企业角度企业作为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另一重要利益主体,其行为也会深刻影响城市治理的方向和效果。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 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村的土地大量被征用, 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社会群体—失地农民。
由于在征地过程中普遍存在补偿标准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安置制度有缺陷等问题, 地方政府、失地农民、开发商等的各种利益在不同主体间不断地调整, 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据估算, 按照目前的城市化进程, 今后我国政府每年需征用农民土地至少33. 5 万公顷, 每年至少会产生700 万的失地农民[1]。
失去土地以后, 农民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所支付的数额不多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费, 但这些费用难以让失地农民保持以前的生活水平, 加上再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还无法妥善解决, 使得部分农民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 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所以, 在征地过程中, 由于对征地补偿标准、失地后再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不满, 很多农民抵制征地, 纷纷要求提高补偿的标准, 这给地方政府的征地工作带来了影响, 甚至使许多重点工程受之影响而受阻, 三方利益都受到损害。
所以, 如何处理好三者关系, 缓和三者矛盾,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一) 征地与补偿征地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依照法定程序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并依法给予被征用土地的单位和原土地使用者一定补偿的行为。
农地的征用补偿有 4 个方面: 青苗补偿费、劳力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青苗补偿费与地上附着物补偿征用时直接支付给所有者, 安置补助费则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予以发放, 土地补偿费则归农村集体所有[ 2 ]。
为保证征地补偿费的统一管理和使用, 保证公正、公平、合理的安置, 很多地方没有直接将劳动力安置费发放到个人, 而是先作为集体资产保存, 将收益分给农民。
以厦门地区某农场为例,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 到2004 年底, 该场的土地90% 已被地方政府征用[3] , 几年来该场总共收取了几千万元的征地款, 场里就把这些钱贷给地方政府, 每年收取一定的利息, 用这些利息收入保证农场员工基本生活、医疗保障方面的需要。
城市规划与城市冲突解决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利益冲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规划及其冲突解决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一大挑战。
城市规划是指以人为本,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通过合理布局和规划城市各项要素,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创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空间的过程。
然而,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这些利益冲突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探讨城市规划与城市冲突解决,在城市发展中解决利益冲突的策略与方法。
首先,利益冲突的出现源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异质性需求。
在城市规划中,涉及到政府、企业、居民、环保组织等多个利益主体,他们的需求存在差异性和矛盾性。
例如,政府追求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形象的提升,而居民更关心居住环境的质量和社区设施的配套;企业为了经济效益追求开发土地,而环保组织则关注生态保护和环境影响。
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了城市规划中的利益冲突。
解决城市发展中的利益冲突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策略与方法。
首先,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平台,促进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政府可以通过组织座谈会、听取公众意见等形式,了解各方利益的不同诉求,并在制定规划方案时充分考虑各方的意见与建议。
同时,政府还可以设立独立的投诉举报渠道,及时解决利益冲突引发的问题,增强民众对规划决策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其次,需要在城市规划中注重公平与社会正义。
确保规划过程的公正性,避免权力滥用和利益损失,是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方面。
政府应建立完善的规划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依法行政,确保规划决策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补偿政策和激励措施,平衡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冲突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
此外,城市规划中的利益冲突解决还需要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规划过程中,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城市的长远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建立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
例如,在土地利用规划中要合理划定城乡边界,保护农田和生态脆弱区域,同时加强生态修复和保护。
城市规划与土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与心态纠结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每年1%)的速度进行。
这意味着每年有1400万人转为城镇户口,还不包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中就业的农村人口。
不同于上一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那一次是由中央政府从上而下事无巨细的垂直式规划建设,在苏联老大哥的鼎力帮助下以建设重工业基础为主导的城市规模扩张,这一次是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背景下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三方共同参与的圈地运动,各自出于不同的心态,导致了土地开发与城市规划工作中背后的利益分配和资本运作。
按照土地出让的前提,控规决定着土地出让的性质,更决定把土地作为商品和利润分配的法则。
中国的城市规划,把工业用地上限定为25-30%,这在世界各国的土地分配的方面都是很少有的,这也是延续了中国建国后出于“强国强兵”为目的加速工业化进程的模式。
中央政府历来重视工业化的程度远远甚于城市化,而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
工业化除了可以增强国家工业实力,也意味着中央政府有更多的税收,而由此带来的城市化则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城市服务,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矛盾顿然产生。
中国的税收分配长期以来分为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但在土地出让方面,工业用地和居住商业用地的出售价格差距极大,前者往往是后者的零头。
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来自制造业的增值税(制造业税收的大头)的75%作为国税上交给中央,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带来商业企业的营业税也是纳入国税,均直接上交中央财政。
由此可见,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攫取了各地的绝大部分财税收入,却把工业化进程中导致的住房、医疗、教育、治安、市政、环保等一系列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包袱)丢给了地方政府。
作为为工业化总贡献最多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增值税的25%,其余多是一些诸如营业税的小税种以及罚没款项之类,这点钱也只能养活地方政府庞大臃肿的政府人员队伍和政府日常运作的开销,用前总理朱先生的话来形容是“吃饭财政”,对于工业化带来的民生问题解决起来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有心无力,甚至产生了诸如温州、泉州之类的国穷民富的现象。
即当地亿万富翁比比皆是,普通人家也是相当殷实,可是当地政府却连修建城市道路的资金也相对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和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民生问题或者进行大型公共活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出售商业和居住用途的土地,有计划有针对性有倾斜取舍策略的出让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具不完全统计,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40%来自于土地出让,有些地区远不止这个比例。
以杭州为例,2009年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1200亿,居全国之首,因此也成为了中央政府土地调控的首席对象。
而素来以藏富于民著称的福建晋江尽管经济实力超过厦门,但其直接的财税收入只有81亿(2009年),中央拿走了44亿,剩下的37亿除了公务员的工资、事业单位拨款、社会保障、教育等,就所剩无几,所以近年来晋江的城市建设和大型公共活动主要忆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2009年当地土地出让收入15亿元)。
同样以土地出让
收入作为地方政府小金库的杭州市相比之下就显得财大气粗,杭州市2009年财税收入1019亿元,上交中央约500亿元,而当年其土地出让收入1200亿元,可谓赚得盆满钵满,加上2008年的土地出让金520亿元,今后几年的开销都绰绰有余。
而作为2010年亚运会的主办城市广州为了筹措资金保证亚运会工程的建设,通过三个大型上市房地产公司的联袂操盘,终于以265亿的天价拍出亚运城的土地开发权,可谓皆大欢喜。
羊毛出在羊身上,高不可攀的土地出让成本必然转嫁给消费者,当房奴们望着节节攀升的楼市时,多数只是把不满发泄给了发展商。
土地用途的定位和量化指标理论上是依据控规来完成的,这是以土地总体规划为指导原则,控规依据总规予以量化,土地出让依据控规合理合法执行。
但土地总体规划的始作俑者为政府机构(国土局和规划局),属于政府行为或者说一定程度上的长官意志,和市场规律和商业开发行为属于完全不同的思维和定位。
从中央政府角度的城市规划来说,往往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是乌托邦性质的一步到位的版本。
西方国家的城市规划更多是政府主导的社会行为而非简单的设计行为,是由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统筹下完成的,规划设计师、交通设计师、建筑师在其中更多的是在统筹者指导下充当量化落地的工作,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可以归纳成几个步骤:首先是社会行为,然后是经济行为,进而是政府行为,接下来才是投资行为,落实成为设计行为。
如上一世纪30年代希特勒执政后完成的一系列城市设计项目都是范例,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由苏联专家指导对于一些重点建设项目的规划也是可圈可点的。
如有的重型企业的生产区、生活区、公共服务区的规划就是一次到位至今仍然在发挥骨干作用,在上一世纪60年代,有的大型骨干企业有自己的疗养院、商场、文化宫、体育场,教育从幼儿园、小学、高中、职业学校,工人宿舍实现了24小时热水供应,堪比西方发达国家。
时过境迁,目前的更多城市规划是由开发商在背后推手由地方政府认可并授意设计人员完成的,地方政府往往出于增收目的就是简单的卖地而在开发商的操纵下忽略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如交通、教育、医疗),规划设计人员在政商结合的利益集团的协商好了的容积率、覆盖率的硬性数据的指导下沦为枪手,公共利益让位于商业利益。
其结果是满足了开发商的贪婪获利,而造成了使用者的极大不便,一个个楼盘沦为投资者和炒家的睡城或者空城。
为了子女的教育和老人的医疗,很多买家选择了回归老城的无奈。
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素有“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称的碧桂园的凤凰城,号称万亩大盘,却无完善的公共服务,只能依靠收费高昂的私人社会服务,类似的还有近期陷入狂热的海南一系列开发项目。
在开发商利益的驱动和诱惑下,很多地方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改土地性质,修改土地出让条件,调整土地开发强度,甚至在土地拍卖的过程中变相成为定向拍卖。
很多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面临近期利益和远期发展的需要的矛盾中选择掩耳盗铃式的做法,无论是生地变熟地还是农地转国地,都是由开发商主导圈地政策和土地开发强度,政府行为沦为商业行为,控规的制定不是由上而下(政府指导开发商)而是由下而上,说屁股决定脑袋一点儿也不为过。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仅仅几年的房地产开发热潮,就已经使得一些大中城市在短期利益驱动下,任由利令智昏的开发商进行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地圈地和开发造成无地可售而只能进行旧城改造谋利的窘境。
在一个个超大型私人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同时,政府、开发商只关心自己的收入,却完全漠视居住者所必需的公共服务配套。
公众利益、政府利益、集团利益三方面的博弈和协调成为左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性环节,是科学地、有预见性地强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还是继续目前只顾眼前利益走政商联营的双赢路线,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