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明智的孩子》私生主题的女性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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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雪孩儿》解读安吉拉·卡特的女性主义观上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Angela.Carter在文学创作风格上独树一帜,她追求混合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哥特式黑暗系童话,文学创作想象力极其丰富,戏仿风格浓重,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全球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她的文学创作生涯虽然并不算长(26年),但她的文学作品丰富,个性鲜明,特别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深度探究了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女性文学人物角色的塑造风格技巧。
本文中就探究了Carter的作品《雪孩儿》中的女性主义价值观。
标签:女性主义观;雪孩儿;伯爵;伯爵夫人;仁慈;文学重构;父权有人说,Carter的《雪孩儿》就是对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文学重构,无论是从视角、与原故事的紧密程度以及传递等方面都呈现出了不同信息,体现了作者本身对于父权的无情嘲讽。
所以说,《雪孩儿》是一部能够淋漓尽致展现作者女性主义价值意识的作品。
一、关于伯爵与雪孩儿如果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层面观点看,在西方通话故事中所发现的多半是适应男性统治父权社会背景下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是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的固有思想,那就是女權主义者是没有地位的,男权、父权社会主宰了女性权利。
在《雪孩儿》中,伯爵就是这样一位存在于父权社会背景下的代表父权至高无上的象征人物,由它所派生的文化价值体系不能不以维护父权制为目的,这是正常的,因此男性优越和女性服从成为了这部小说中各种人物关系的基础。
雪孩儿作为一名女性角色并非是经过母亲的十月怀胎而生,她也没有漫长且单调的成长过程,她是伯爵的“欲望之子”,是伯爵专门塑造出来的诱人尤物。
就这一点也印证了法国女哲学家Beauvoir在《第二性》中的一句“女人并非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
”对于伯爵来说,雪孩儿就是他所塑造出来的性欲望对象,他利用他的美貌与身体塑作为自己的性工具,在作品中她就是“男性幻想”的代名词,并没有自己真正的性情、自由甚至是生命,所以雪孩儿在文学中是无奈的角色,伯爵绝对凌驾于她之上,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从拉康主体理论研究《明智的孩子》中的主体性建构》篇一一、引言在文学和哲学的交织领域中,拉康的主体理论为文学作品提供了深层次的解读视角。
本篇论文将以《明智的孩子》为研究对象,运用拉康的客体关系理论及主体性建构的理论来深入探讨这部作品中的主体性建构。
本文将从作品的主要人物关系出发,通过分析人物的欲望、他者及主体身份等,探究其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及影响因素。
二、拉康主体理论概述拉康的客体关系理论及主体性建构理论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它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是由复杂的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建构而来。
在这个框架中,我们了解到人类自身的基本形象或主题就是在他者身上确立的。
并且这一主体身份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
这些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从另一维度来理解《明智的孩子》这部作品的工具。
三、《明智的孩子》的主体性建构(一)人物关系与欲望在《明智的孩子》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欲望的冲突和交织,为探讨其主体性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通过分析人物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在相互影响中形成各自的欲望和身份认同。
(二)他者的影响拉康的理论中,他者对主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明智的孩子》中,人物在面对他者的同时也在不断被塑造。
他者的形象、话语和行为对人物的欲望、情感和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使得人物的主体性得以形成和展现。
(三)主体身份的建构拉康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主体的社会文化性和历史性。
在《明智的孩子》中,主要人物的主体身份都是社会文化、历史和个人经历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物的主体身份,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主体性的建构过程。
四、结论通过对拉康的主体理论在《明智的孩子》中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人物主体性的建构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
它不仅涉及到人物间的欲望和关系,还受到他者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这些影响因素在人物的性格形成、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应意识到,这一过程并非静态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明智的孩子的生态女性观提起安吉拉卡特,文学评论家们可能会给她贴上各种标签——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哥特小说、科幻小说、后现代主义等等。
的确,卡特的作品永远不满足于传统文学的套路,正如劳娜赛奇评论道,卡特的生活总是“处在边缘,不走前人之路,存在于对逝去信念的碎片之中”。
1这是卡特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对她作品的侧面总结。
谈及文学理想,卡特说,“我的文学志向是18世纪启蒙主义的观点——写小说既是为了娱乐,某种意义上,也是教育。
”卡特把她的文学理想实践到文学创作当中,从《明智的孩子》所体现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就可见一斑,即“游移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古代与现代之间,改编与创作之间,伦理思考与娱乐之间”2。
小说中作者以细腻准确的笔触为读者带来了一部长篇喜剧画卷的同时,也凭借其独特的人物塑造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母亲是事实,父亲只不过是流水席”。
书中的母亲形象因各个女性所处的环境及性格特色而各不相同。
而在这一幅庞大的母系家庭史中,欠思“阿嬷”以独特的母亲形象脱颖而出。
“永远穿黑”,“永远提着四方形油布提袋”,头戴“无边黑色小帽,垂下半点面纱”,她的过去似乎是一个谜:“她1900年元旦来到莎翁路四十九号,拿一张银行汇票付第一年房租,看来就像是个在新世纪来到新地方,用新姓名(至少证据如此显示)开始新生活的女人”。
这四个“新”字突出了卡特笔下的欠思“阿嬷”缺乏背景,由此而生的神秘感不由让人联想到大自然的广袤和深邃。
“她发明了自己,演出仅此一次,自始至终成谜”。
这是朵拉对“阿嬷”的总结。
黑色面纱可以看做是女性与社会之间屏障的隐喻。
当然,这里的社会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
女性与自然同受男权中心体制的压迫。
其实,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被西蒙波娃提及。
美国著名生态主义女性批评家卡伦沃伦也借助生态学的“等级制理论”探讨女性和自然的关系,最终得出女性主义和生态学是两个“互补且相互加强的课题”3。
欠思“阿嬷”在小说中的身份是女房东,欠思姐妹的生母阿咪是负责打扫房间的女佣。
英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作品风格独树一帜,内容丰富,想象诡异,虽然是一位生前一直被主流文学界所轻视和边缘化的作家,但是她才华横溢,成就突出,特别是在她去世之后的许多作品广为流传并受到了追捧,甚至一度是英国知名大学课堂上必学的文学材料,是20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
著名文学评论家琳赛·塔克(Lindsay Tucker )称她为“英国最具创新力、最能打破陋习、最博学的作家之一”。
[1]另一位评论家尼希·杰勒德(Nicci Gerrard )认为她甚至已经超越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成为“已经去世的当代作家中最令我们怀念的一位”。
[2]卡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她共撰写了九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文艺评论专著,编纂了三部童话故事集并译著了三部法语童话集,还将自己的两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
她一生所获得文学奖项也是颇为丰富。
她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严肃女作家,安吉拉·卡特十分关注现实社会中人类的遭遇,以及人类为了融入到大自然中的努力。
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卡特十分关注现代社会下女性的命运,以及男性和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以及两性关系的发展现状。
秉承着对他者一贯的关注,女性和自然成为贯穿于安吉拉·卡特几乎所有小说的两大主题,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精神本质。
象许多女作家一样,卡特将目光聚焦于女性的遭遇和命运,并力求主张男女平等,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从国内外来看,研究卡特作品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但是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小说《明智的孩子》还是较少的。
长篇小说《明智的孩子》是安吉拉·卡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可谓是总结多年写作历程的璀璨谢幕,出版后虽为当代英国小说界重要奖项英国布克文学奖(the Booker Prize)遗珠,却也因此而催生了日后为女性小说家所专设的柑橘文学奖(theOrangePrizeforFiction)。
从安吉拉·卡特的《与狼为伴》中看女权思想的演变作者:陈慧荣刘佳丽来源:《海外文摘·学术版》 2019年第6期陈慧荣刘佳丽(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北京 100083)摘要:本文探讨了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短篇女权主义作品《与狼为伴》中穿插的四个故事,作者试图分析这四个故事是如何与女性主义的关键发展阶段相吻合的。
随着故事中性别形象的演变,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狼为伴》的情节发展见证了女性主义从相对激进到逐渐理性,最终趋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与狼为伴》;女性主义中图分类号:I561.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6-0019-03《与狼为伴》是安吉拉·卡特对查尔斯·佩罗的家庭童话故事《小红帽》的经典改写,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之时。
在各种版本的童话故事中,《与狼为伴》是最伟大的女权主义作品之一,暴露了父权制社会中所谓普遍真理的虚假性(Orenstein 126)。
卡特最终也成功将传统童话中弱小无助的刻板女性形象变成了女性原有的睿智独立的动态形象。
在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为了争取女性权利,她致力于以父权制神话为脚本来解构女性本质的定义、重建女性真实多样的形象。
正如她在《前线笔记》中所写的那样,“我无时无刻都是女权主义者,这种思想已经融入到了我的生活中”(Tucker 24)。
在她看来,“成长为女权主义者是成熟过程的一部分”(Tucker 25)。
这篇作品体现了卡特对理想异性关系的探索,从女性抵抗父权制、渴望取代男性到解决两性冲突,最终维持男女间的和谐共存和平等地位。
文章中的四个故事所隐喻的男女关系的发展过程恰恰吻合了女权主义的三大关键发展阶段。
1 女性的渴望—寻求帮助作品中第一个故事是一只狼人不仅残杀了许多走禽和一名整日抱着圣经祈祷的老妪,还企图扑倒弱小的牧羊女,但最后死在了猎人们的陷阱之下。
作者: 史小兰[1]
作者机构: [1]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山西晋中030600
出版物刊名: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页码: 68-70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5期
主题词:�明智的孩子》;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与自然;父权制;和谐
摘要:在小说《明智的孩子》中,作者安吉拉·卡特描写了两位英国的双胞胎歌舞女郎欠思姐妹要参加父亲的百岁寿宴前后而组织呈现出的小说情节,其主要体现出了三方面的主题:欠思姐妹为代表的女性与生态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父权制代表的父亲梅齐尔·罕择对私生女欠思姐妹的轻视和否认,以及那时主流社会对欠思双胞胎姐妹的排斥,从而反应出作者追求男女平等社会和谐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
文章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小说,目的在于阐述小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争取男女平等的问题上的诉求。
安吉拉·卡特:经典的颠覆者(全文)20年前,一位特立独行的英国女作家离开了人世,她就是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以改写童话经典和无与伦比的独创风格著称文坛。
伊莱恩·肖瓦尔特称卡特为英国文人的膜拜对象,因为她对当代英国女性的写作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科幻、哥特、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均可指涉其作品,但皆不足以涵盖其全部,也没有任何一种文体足以完全表现其丰富多变的小说世界。
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一生坚持一种执拗的反传统态度,故而生前被英国文坛的保守势力排挤在主流文学圈之外。
然而,在她1992年病逝之后,其声名却扶摇直上,人们纷纷开始哀悼“这位最值得怀念的同时代人”。
短暂的人生卡特于1940年5月7日在英国苏塞克斯郡港口城市伊斯特本出生。
她的父亲休.斯托克是报业协会的一名记者,整个“一战”期间都在服兵役,战后来到南方的巴勒姆工作。
斯托克常带女儿去杜丁的格林纳达电影院看电影,在那里,阿尔罕布拉风格的别致建筑和影星珍·西蒙丝在影片《南海天堂》里的独特魅力给卡特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使得“漂亮时髦”和“魅力无穷”在她后来的创作语汇中成为欢乐与赞美的关键词。
她的外祖母来自南约克郡,这位见多识广的外祖母与她口中娓娓道出的民间故事对童年时的安吉拉来说十分重要,卡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某种自然的权威和与生俱来的野性,如今我对那一切心怀感激,那些民间的传说与故事给我提供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瑰丽世界。
”卡特的母亲是个天资聪颖、勤奋刻苦的人,“喜欢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高中时期就通过学术级考试,1920年代,她在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当职员,顺利通过了试用期的相关考核。
她希望女儿也能像她一样自强独立地经营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于是,卡特在母亲的建议下进了斯缀特姆文法学校。
毕业后,曾一度幻想成为埃及文物学者的她事与愿违地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克罗伊登广告报》做新闻记者。
㊀㊀2018年8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学㊀术㊀交㊀流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Aug.,2018总第293期㊀第8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AcademicExchange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SerialNo.293㊀No.8㊀外国文学研究[收稿日期]2018-03-10[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青年骨干科研项目 安吉拉-卡特 童话重述系统工程 作品的性别隐喻书写研究 (13520960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项目 安吉拉㊃卡特民族童话的马克思女性主义研究 (18WWC245)[作者简介]孙舒(1983-),女,黑龙江双鸭山人,讲师,硕士,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㊂安吉拉·卡特现代童话中的女性政治孙㊀舒(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161006)[摘㊀要]安吉拉㊃卡特颠覆了传统童话故事里暗含的性别规范,有意识地㊁积极地彰显其女性主义政治立场㊂在其代表作‘染血之室“和‘老虎新娘“中,打破性别偏见,聚焦于文本,以性别语汇的前景化描绘,凝视和反凝视的较量书写,颠覆了男性中心意识,消解了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从而塑造了在父权社会中觉醒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而是通过一系列抗争后获得了主体地位的政治权利征服者㊂作家在完成对男性与女性二元模式解构的同时,也完成了现代童话中性别他者由男性到女性的转变㊂从建构的角度,为女性挣脱被客体化的社会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给以女性为主体的政治维度留下积极的书写空间,突显女性主义趋强的政治色彩㊂[关键词]安吉拉㊃卡特;童话;女性政治;性别语汇[中图分类号]I561.88㊀[文献标志码]A㊀[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8-0172-06安吉拉㊃卡特是20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她的作品集魔幻现实主义㊁哥特式㊁女性主义及黑暗系童话为一体,语言奇异诡谲㊁瑰丽璀璨㊂她一共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㊁多部短片小说㊁戏剧作品以及评论集,是英国当代文坛最突出的女权主义作家之一㊂因其毕生致力于将经典童话改写和重构,被称为 童话教母 ㊂1992年她去世后,英国文学界这样评价她:她的死让英国失去了最伟大的女巫,一位善良的女巫之王,一位既天才又有古怪优雅风格的讽刺艺术家㊂童话起源于民间传说,传统经典童话犹如生命的机体,在不同的民俗文化沃土中生长发育,既有民族文化特征,也具有各民族共通的本质特征㊂美国学者杰克㊃齐普斯(Zipes)说童话是为上层社会阶层的男性利益服务,旨在把女性塑造成 美丽㊁彬彬有礼㊁优雅㊁勤劳㊁穿着得体 [1]的完美模样,同时他也指责迪士尼公司将众多经典童话搬上荧幕是制造了 讨喜㊁男性至上㊁虚幻的刻板形象 [2]㊂经典童话旨在教化儿童和妇女,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遵从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以成为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附属品为目标而活着㊂在经典童话中,女性不被视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而是性别他者㊂对卡特经典童话重构的研究首先需要了解童话作为一类文体起源㊁演进和转变以及随之产生的基本特征,然后才能对其进行深层结构的具体分析,了解其中的汲收㊁潜移和嬗变㊂作为20世纪60年代末反文化运动催生下的女性主义童话作家,卡特对经典童话的改写体现了当代英美女性作家对于二元对立的男女两性关系的挑战,表达了对女性掌控主体地位㊁话语权的愿景㊂她主张,文学应该具有政治性,也就是要对现实生活具有指导意义㊂[3] 由于作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进入到文学作品中,作品必然携带作者的思想观念㊂这些有关性别的观念渗透在作者展现人物关系的方式,安排人物命运的方式,或者表现在作者叙述人物行为㊁再现人物对话的过程中,把这些蛛丝马迹串联起来从而发现作者的性别立场㊂ [4]5卡特对于经典童话的现代性改写具有积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㊂她试图从生理㊁言语㊁精神分析以及文化的多个维度重新演绎传统神话故事中的男女性别制衡,以期在已被自然化了的父权文学的控制下找到突破口,解放女性被支配的不公平社会角色㊂她擅长以后现代的写法颠覆经典童话作品并赋予其现代性意识,视角贯穿她毕生从事的 童话重述系统工程 ,将声音重新交还给经典叙事中不为我们重视的女性人物,以重新定义现代两性主题㊂本文着眼于卡特的童话改写代表作‘染血之室“和‘老虎新娘“,以性别语汇的前景化为突破口,论证其将具有男女性别特质的描写语言和词汇标签的互换的发展过程,并且通过对父权文化下 凝视 机制的解构和重构,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性别规范和政治维度,最终实现作者以女性为主体的政治权力诉求㊂㊀㊀一、被客体化的女性卡特的‘染血之室“改写自法国诗人夏尔㊃佩罗(CharlesPerrault)的经典童话‘蓝胡子“,故事曾收录在‘格林童话“的初版里,但第二版之后被删除㊂原作中蓝胡子是一个有钱的贵族,他娶过几个妻子但都下落不明㊂后来他娶了一户人家的小女儿并和她一块儿来到他的城堡生活㊂婚后蓝胡子有事离开,把所有的钥匙交给小女儿,但要她承诺只有一个小房间绝对不可打开㊂得到她的承诺蓝胡子就离开了㊂但小女儿在好奇心驱使下最终还是发现了蓝胡子的秘密:小房间里藏着他的前几任妻子的尸体㊂在这个过程中,来访的姐姐曾劝告阻止她,但未成功㊂蓝胡子得知小女儿知道了他的秘密,于是想要立刻杀掉她㊂在千钧一发之际,她的两个兄弟赶来城堡,杀死了蓝胡子㊂结尾是蓝胡子的遗产都归小女儿继承㊂她把部分财产分给家人,自己找了一位真正的绅士结婚,过上了幸福生活㊂[5]70-77从这个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父权文化下的经典文本:小女儿的每一个人生的转折点都是由男性主导的,她作为女性是被动的㊁处于从属的关系:她的丈夫将她娶回城堡生活 丈夫出门前要她乖乖听话(承诺不打开秘密房间) 违背夫权的承诺于是丈夫要取她的性命 在兄弟的帮助下杀死了丈夫 和另一位男性结婚,最终结尾给出了童话故事的通用结局: 过上了幸福生活 ㊂在经典童话叙述中,女性只是附属品,是客体,没有主体意识,唯一的一次打破父权/夫权的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 窥视蓝胡子的秘密 却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只有男性的介入才会使她的生活发生变化(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变化),最终女性陷入麻烦中也是男性(小女儿的兄弟)将她解救出来,并交到另一位男性(真正的绅士)手里,这样才能过上 幸福的生活 ㊂在传统的父权文学中,女性是男性的从属物,是性别他者,在故事叙述中女性一直处于劣势,作用微乎其微:小女儿的姐姐劝阻她不要去查看那间有秘密的房间,但没有成功,在传统的文本中女性并不能阻止叙事进程而只会成为叙事结果的承受者㊂甚至,在男性的固有价值观里,女性的性别特征或者我们称为性格特点,只能带来坏事:由于小女儿的好奇心导致她差点丧命,最后是男性救了她㊂在改编自‘美女与野兽“的现代童话‘老虎新娘“中,卡特为了突出女性在父权社会受到的压迫,更是在前期叙述中将女主人公降到了被物化的地位㊂文章开篇就说: 父亲玩牌把我输给了野兽㊂ [6]87表明在女孩父亲的眼中,她与一般的用金钱衡量的赌注无异㊂接着,作者叙述了女孩家的父权传统: 我母亲(的婚姻) 一场嫁妆与头衔的以物易物,将她卖给这个无能的俄罗斯小贵族 [6]89,这表明将女性物化的传统由来已久,女孩的母亲就是两个家族交换的物体,因此女孩现在的处境也不足为奇㊂接着,作者又强调女孩的父亲哭道: 我失去了我的珍珠,我无价的珍珠㊂ [6]93 别以为他并不把我当做价值连城的宝贝㊂但也只是价值连城而已㊂ [6]92作者在作品前半部分想要揭露的是在男权社会下女性作为物体其价值承载在其身体上,可以进行交换㊂交换的一方得到美女的身体,另一方得到财富或是社会地位㊂一系列的描写将父权社会下的女性的艰难处境讽刺到了极致,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处于权力关系的顶层,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成为交换关系中的被交换之物,自己没有支配权和所有权㊂卡特深刻地意识到了在男权社会下的任何书写都不会有女性力量的发声,女性受到的只会是压迫和被客体化㊂女性只有通过反抗来改变自身命运,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拥有话语权,获得政治地位㊂这也就不难理解文本后面女孩抗拒接受自己被物化的事实,通过自我意识的转变,斩断父权对自身的控制,变客体为主体,寻求强势话语的转变㊂㊀㊀二、消解男女两性二元对立卡特非常关注在传统童话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对于父权压迫下的性别偏见极为敏感㊂在她改写的现代童话中,试图用男女两性语汇倒置以及通过描写凝视上的反抗来消解文本中的两性二元对立㊂(一)瓦解男性中心主义在传统的童话故事中,女性形象一般是温柔贤淑㊁善良美丽㊁孝顺父母㊁羞怯顺从,这是典型的女性性别语汇,而男性则应该是外貌英俊或者狂野㊁内心勇敢㊁坚毅果敢的白马王子,具有典型阳刚粗糙的男性性别语汇㊂但是安吉拉㊃卡特则颠覆了所有传统的两性形象,用细致的性别语汇的前景化描写将童话的主角定位为女性,用颠倒的胆小羞怯的男性衬托出独立坚强㊁果敢,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新女性形象,从而瓦解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叙事/社会关系㊂‘染血之室“中女孩的丈夫和钢琴调音师两位男性都缺乏传统的英雄主义气概㊂在描写女孩的丈夫时,卡特的用词偏向女性化特征描写: 厚重眼皮低垂遮住那双 眼睛 , 看见素面的他 , 他 发出一声长叹 他的白色肉体跟 百合实在太相似 , 百合总让我联想到他 [6]6-19,遮住㊁素面㊁长叹这一类语汇通常会出现在描写女性的神态上,但是作者用它们来描写女孩的丈夫,暗示他并非她的英雄,也没有男子气概㊂而之后的百合,则是典型的类指女性的花 纯洁㊁美丽,卡特却用它跟男性的肉体连接在一起,是明显的性别语汇前景化描写,颠覆传统的男女两性特质㊂后来到达城堡的调音师,更是柔弱的代表㊂每到调音师出场时,卡特都用具有女性阴柔特质的语汇来描写: 他害羞地又加了一句 , 体型瘦弱 , 表情逐渐柔和,露出一点几乎是羞愧的微笑 非常甜美 , 像只卑屈的小狗 , 他迟疑着 [6]32-51,这一系列描写说是一位淑女也不为过㊂卡特期望透过这种前景化描写打破童话中男性刚武㊁女性柔美的符号性角色框架,试图为古老的童话注入层次更加丰富的人物类型,而非仅仅几类典型性人物:除了传统的两性形象,女性可以孔武有力,男性也可以柔美羞怯㊂同时,女性成为救世主,男性成为被拯救者,这一颠覆性情节也成为卡特的女权主义宣言㊂而在‘老虎新娘“中,本身形象就武孔有力的野兽,其神态也变得柔弱且女性化㊂在野兽向女孩提出要看她的裸体的要求时,并没有传统父权社会女性的拥有者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反之,他示人以紧张㊁羞惭,这明显具有女性化特点㊂在女主人公与野兽就要求讨价还价过程中,女孩 眼睛始终直视面具里那双眼 ,野兽却忸怩作态 双眼此刻回避我的视线 [6]100之后更是在面具的眼角渗出一滴眼泪,落在砖上,发出一声玎玲㊂[6]101这是明显对于做错事或是被逼迫去做不情愿的事情时的女性情态语汇表述,而且糅杂了传说中人鱼公主落泪成珠的戏仿㊂最后两人赤裸相对时,女孩意识到 他怕我比我怕他更甚许多 [6]114,达到了性别语汇前景化描写的高峰 野兽完成了从心理到神态女性化的统一,从而消解了男性在权力社会中的优势,成为平衡的两性关系中的一方㊂(二)男性的凝视与女性的反凝视拉康(Lacan)在其著作‘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观念“中将 凝视 定义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某种镜像关系,是指被他人的视野所影响㊂[7]114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凝视通常以父权方式现身,他们希望凝视的对象 女性温柔㊁美丽㊂同时,凝视也和某种程度的惩罚㊁禁锢连在一起㊂这样,凝视的关系和权力得以形成,成为男性施予统治权力的一种㊂在此基础上,福柯的现代权力理论通过规训㊁惩罚㊁自我监视进一步拓展了凝视的层次和手段㊂ 女性主义者认为成为凝视对象是受压迫的标志㊂ [7]118女性主义经常论述 凝视 的暴力是如何成为男性文化对女性禁锢的,同时也针对 凝视 的单向暴力,提出 回眸凝视 以作为其理论的修正,利用深刻意识到女性主体性的自觉回观,来颠覆父权眼睛的 凝视 ,而形成所谓 双重回射的凝视 [7]119,即所谓 反凝视 ,这种反凝视更有力量,也更能体现女性的觉醒㊂凝视既然在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场域中与权力纠结在一起,那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注视或视觉活动,变成一种与父权相关的控制力量㊂在卡特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来自父权的凝视,也会出现反抗的反凝视㊂在其作品中对凝视的描述充满了父权的欲望和禁锢,有时甚至是一种惩罚㊂她通过对凝视的描述, 淋漓尽致地披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 凝视 现象所掩盖的性别㊁阶级㊁种族等诸领域的微观权力机制和男权凌辱奴役女性的政治本质,并以逆反思维的方式在凝视的现实逆境下探求了女性的主题建构机制和颠覆男权的策略㊂ [8]92这样,凝视也有了政治意味,卡特作品中对凝视的多形态建构,更多地映射出作品的政治维度和作者的政治诉求㊂从而,卡特通过改写把传统童话带入了更深刻的社会作品的层次,而不仅仅是给儿童看的读物,成为现代社会女性主义颠覆男权社会的 白皮书 ㊂卡特在‘染血之室“中除了颠覆男女两性的性别书写外,更通过两性间的凝视与反凝视来表达其女性主义政治学中的两性角色转换后的冲击抗争,并尝试把‘染血之室“中的凝视加以分类与分析,探究两性间主体与客体,顺从与颠覆中蕴涵的政治意义㊂在‘染血之室“中共出现四次男性凝视,其中一次为无效凝视㊂男性凝视的女性变成了父权文化体系下性别弱者和物化他者,因此在精神和文化双重夹击下会对凝视客体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伤害㊂而后,作为被凝视者的女性不屈服于视觉禁锢,会 以自身的方式在不懈消解男权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建构其形态各异的反凝视机制,并将斗争方向明确地直指根深蒂固的男权政治(包括政治意识和政治设施) [8]93㊂在女性不断建构反凝视机制时,有学者指出与凝视者回望和阻扰凝视者的愉悦是有效机制㊂但通过深入发掘卡特的女权思想内核,发现女性在男性凝视压迫下通过自我凝视获得政治觉醒,和作者有意为之的男性凝视无效则带领文本和读者到达作品指涉的政治内核 消解二元对立视角,寻求女性新主体地位和政治声音,探讨平权与霸权,以道德内疚和阐释构建后现代主义女性意识形态价值观㊂作品中第一次男性的凝视是在结婚前侯爵对即将成为他新娘的女孩的凝视,侯爵通过付出珠宝和华服得到许可娶走女孩㊂那是在镀金镜子中的凝望, 评估的眼神像行家检视马匹,甚至像家庭主妇检视市场肉摊上的货色 [6]11㊂第一次男性凝视把女性物化了,在侯爵的眼神中像检视马匹和肉摊上的肉,都是没有灵魂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物件,他从没注意到女孩在社会属性上和他是一样有血有肉㊁有社会关系(有母亲,有邻居)㊁有精神诉求的人㊂所以男性的凝视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视觉伤害和暴力,因而女孩不自觉地构建了第一次反凝视: 也瞥见镜中的自己 感觉自己内在有种堕落的潜能,令我为之屏息㊂ [6]11第一次的反凝视女孩采取的是回望凝视者,但是由于侯爵望的是镜子,所以女孩也望的是镜子中的自己㊂回望凝视者应该是女孩回望侯爵,但是由于她在侯爵的眼中是无生命的物体,因此不可能与他产生心灵上的沟通,也无法消解被凝视所带来的伤害,因此作者安排女孩回望镜子中的自己㊂这既遵循了凝视与反凝视建构反馈的路径,即男性透过镜子凝视女性,女性也透过镜子回望凝视者,不会因路径不同产生情感消减,同时也隐喻了女孩将镜中自己当成自我意识的出现而审视,发现有 堕落的潜能 ,这说明女性意识到了压迫,其自我意识想要反抗男权社会定义的 堕落 ㊂第二次的男性凝视发生在通向城堡即女孩的新归处的火车上㊂他 正在看我㊂ 牢牢盯着我㊂ [6]13这一次的凝视是女孩感到有压迫感, 我感觉胃一阵紧缩 ,说明她还没有适应男性的凝视,也说明女孩的自我意识自上一次被凝视后受到的创伤还没有痊愈㊂但很快,女孩建构起第二次反凝视: 他的脸 被火光由下映照,像个丑怪的嘉年华会人头㊂ [6]13女孩的自我意识在苏醒,在感受到压迫后反弹,回望侯爵本人并认为他像个丑怪㊂这说明女孩摆脱了被物化的附属品属性,开始生成新的主体,并有了独立的审美㊂第三次的男性凝视和反凝视是情节的高潮:他们在婚房中,有十二面镜子,分别映照出十二个男性和女性,这就意味着由头两次的男性凝视一下增多到十二倍的凝视,被凝视者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我发现自己在发抖,呼吸急促,无法迎视他的眼神㊂ 男性凝视这时到达了权力高峰,他将镜中的女性和自己比作皇帝与后宫,在侯爵与贫民女子的阶级对立和物质差距上又加码了皇权与平民之间的历史性对立,是为将男性凝视伤害加到最大程度㊂但是女孩的自我主体意识已成长,不再是第一次受凝视的羔羊,她甚至能 第一次以他的眼神看自己的肉体 [6]17-18,说明女孩已经反客为主,再不是被伤害被物化的性别他者,摆脱了被凝视者的身份,成为自己身体和精神的主体㊂最后一次的男性凝视,作者出马和女孩共同将其消解,并构建了反凝视㊂这次男性凝视是来自调琴师的凝视: 灰色眼睛定在我身上,尽管看不见我㊂ [6]32这是一次作者有意为之的无效凝视,对于女性构不成伤害,但却并非没有意义:透过作者出面与书中人物一起消解男性凝视,折射出作者的女权主义态度,同时也是作者与人物一起构建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强大的反凝视 通过作者的干预,文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消失殆尽,作者女性主义文本的政治意义彰显无遗㊂㊀㊀三、建构女性权力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诉求于女性力量政治上的发展㊂尽管女性主义批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都致力于将女性意识与社会生活功用和角色结合在一起㊂ 与其将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指称为 理论 ,还不如将其指称为一种文化政治㊂ [4]21(一)主体与客体凝视的逆转在经典童话和传统文学作品中,往往最初从男性的视角叙述故事,女性角色经常也是由男性视角初次介绍给读者㊂因此,作品中的女性往往最先被关注的是她的外表:美丽的脸庞㊁柔顺的头发或纤细的腰肢等㊂在男性作为主体的凝视下,多是将女性作为性别他者介绍,这让女权主义者不快㊂卡特在她的作品中就不循传统,在‘染血之室“中首先描写了女性的凝视内容:在女孩与丈夫回他的城堡的火车上, 我只要支起上身,就能看见他那头深色狮鬃般的发 , 我闻到淡淡一抹皮革与香料的丰厚雄性气味 这味道能透露线索,告诉我他走进了我母亲的起居室 ㊂[6]5在女性的凝视中女孩的丈夫也充满了男性特质,说明在卡特笔下男女应是平等的,不应有主客之分,且女孩通过闻味道掌控丈夫的行踪也是一种凝视,说明女性在多数情况下更加敏感,对感官的控制优于男性,这体现了卡特的女权主义主张㊂第二次女性反客为主的凝视是在有十二面镜子的卧房中,但女孩无视镜子给她带来的男权主义的压迫感,在她的凝视下,他的白色肉体像是用在葬礼上的百合[6]19,这一开创性的凝视注解映射出女主人公的厌世心理,同时也暗示压迫她的男性霸权带给她如葬礼般的不快,并希望与死去的事物一样被带走㊂在‘老虎新娘“中女性的凝视更是表露了在女性救世和关注下的男性生活: (她的父亲)处境已经改善了,身穿入时新衣,手边方便拿取的地方放着一只盛有起泡酒的冰透酒杯,旁边摆着酒桶㊂ [6]111这一切舒适的生活都是由他女儿的妥协换来的,女孩同意向野兽展示自己的身体后,野兽立刻付给了她父亲现金㊂女孩在野兽面前是可以拒绝这一要求的,但当她意识到父亲的无能和冷酷以及只有自己能够改变自身命运时,就答应了野兽的请求㊂父亲生活的改善只是她女性意识觉醒的附加产物㊂女孩通过这一凝视在她的父女关系中完成了由权力客体向权力主体的转变,使得父权永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㊂前三个有代表性的女性凝视都与男性有关,最后作者写的女性凝视则与女性的自我解放连在一起: 我朝窗外瞥了走投无路的最后一眼,宛如奇迹般看见有人骑着马,以令人晕眩的高速沿堤道奔驰而来 [6]58㊂这一眼望见的是来救她的母亲㊂卡特通过设计这一情节说明,要在男女对立二元博弈中取得胜算和解放,不需等到男性的施舍性救赎,本质上要靠女性的自省和同性间的帮助㊂这就使得卡特的作品更具现代性规劝意味,但规劝的不是遵从男性中心主义,而应将女性的解放寄希望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的自我救赎㊂她强调童话的现实作用,认为 童话故事就是一个国王到另一个国王那里去借一杯糖 ㊂她清楚地认识到经典童话对年轻女性所进行的男权文化价值观的灌输,指出完美女性是童话的全部教义㊂[9]58卡特的使命就是鼓励新女性在社会中建立自己的性属与主体性㊂(二)成为 救世主 的女性在‘老虎新娘“中,野兽要求看一眼女孩的裸体,确立作为拥有者的权力和地位,也是将她的美丽物化为客体,置于自己的操纵和支配下㊂女孩通过回答进行了反抗: 先生,你可以把我关进没有窗子的房间,我发誓我会把裙子拉到腰上等你㊂但我的脸必须用床单盖住 房里也不可以有灯光㊂你可以这样来找我一次 之后你必须立刻送我回城 如果你愿意给我钱,我很乐意接受,但我必须强调,你给我的金额不得超过你会在这类情况下给任何其他女人的钱㊂ 如果你选择不送我礼物,那也是你的权力㊂ [9]101女孩在这里以自己身体作为讨价还价的物体,这本身就具有男性化特征,因为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只有男性能够作为商人与人讨价还价㊂女孩在心理上已完成了由被物化客体到具有自由意识的主体,而且通过与野兽就自己的皮相进行交易,完成了女性主体在社会功用关系中的转变,救赎了。
安吉拉·卡特国内研究综述作者:王文秀郭海平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20年第04期內容摘要:安吉拉·卡特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是极富争议性的英国女作家。
目前国内对卡特小说的了解程度不高,本文对卡特作品国内研究成果进行了总览,分析,并对其未来在国内的发展的大好前景给予了期许,希望研究者能更加直观了解其在国内研究发展的脉络与趋势,为卡特研究者提供参考,也希望能为卡特作品在国内传播提供帮助。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研究综述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创造力,同时也是极富争议性的英国女作家。
英国评论家迈克尔·伍德曾将卡特比肩于纳博科夫、马尔克斯、贝克特等世界级作家,称其为“女作家中的萨尔曼·拉什迪、英国的伊塔罗·卡尔维诺”等。
[1]1965她发表首部长篇小说《舞影》,1967年发表了《魔幻玩具铺》(获约翰·勒维林·里斯奖),1968年发表了《数种知觉》(获桑姆塞·毛姆奖),1970年发表《英雄与恶徒》,1971年发表《爱》,1972年发表《霍夫曼博士的地狱欲望机器》,1977年发表《新夏娃的激情》,1984年发表《马戏团之夜》,1991年发表《明智的孩子》。
除了这九部长篇小说,她还发表了五部短篇小说集、两部非小说类作品以及大量的报刊文章、诗歌、剧本和儿童文学作品,多部作品获得英国文学大奖。
《卫报》的讣告褒扬说:“她反对狭隘。
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她的范围之外:她想切知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了解世上的每一个人,她关注世间的每一角落,每一句话。
她沉溺于多样性的狂欢,她为生活和语言的增光添彩都极为显要。
”她去世后六年,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现代小说家研究专著,其中包括卡特,这意味着她进入了二十世纪重要作家之列。
2006年,由众多的女性读者自发推动,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卡特作品回顾热潮。
安吉拉·卡特《明智的孩子》私生主题的女性主义研究
作者:段晓聪
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5年第04期
【摘要】安吉拉·卡特(1940—1992),是英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书写风格混杂魔幻现实、哥特式等。
本文重点分析了卡特设置的“私生女形象”所体现的“女性主义”内涵。
作为女性的安吉拉·卡特,用“私生”借喻女性,因为两者的共同点不谋而合:生而受到歧视,被男权/婚生方所压迫等。
作为私生女,未被父亲接受的一生和作为女人,补定义为依附于男人的一生本来就是一个双重的隐喻。
合法——私生与男权——女权的对立在这里形成了呼应。
而卡特也正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两性的出路。
结语对全文进行简要的概述,总结了安吉拉·卡特通过私生主题所展现的“折衷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明智的孩子》私生
一、绪论
1.安吉拉·卡特。
1966年安吉拉·卡特第一部小说《舞影》(Shadow Dance)出版,随后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魔法玩具店》(The Magic Toyshop)为她赢得了1967年的约翰·勒维林·里斯奖(John Llewellyn Rhy Prize)。
卡特独特的写作风格,特别是其天马行空似的对经典童话的颠覆性改写,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追捧。
2.国内外研究现状。
1994年,研究安吉拉·卡特作品的第一部专著《身体与镜:卡特作品论文集》“Flesh and the Mirror:Essays on the Work of Angela Carter”正式出版,同年,约克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安吉拉·卡特学术会议。
20世纪90年代,国外关于卡特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其所有的作品,并涉及到了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狂欢理论,哥特,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等多个方面。
与国外的卡特研究相比,安吉拉·卡特研究在国内还未形成一定的规模。
厦门大学刘凯芳是在国内文学批评刊物上公开发表安吉拉·卡特评论的第一人。
她于1997年在《外国文学市评论》上发表的《安吉拉·卡特作品论》第一次把卡特作品介绍到国内。
国内卡特的研究,主要也是承袭国外相关研究主题。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卡特魔幻——现实主义(Magic-Realism)写作风格。
(2)卡特作品的主题特色,特别是其对经典的颠覆性改写。
相比卡特中期创作的小说,《明智的孩子》在国内外还并未成为卡特研究的重点作品。
本论文致力于将《明智的孩子》中的“私生” ( illegitimacy)主题与卡特的女性主义立场相结合进行解读。
通过此论文,一方面加强国内对安吉拉·卡特作品的认识和解读;另一方面,加深对作者女性主义立场的剖析。
二、《明智的孩子》“私生”主题所体现的女性主义立场
1.合法方权的“不在场”。
卡特在《明智的孩子》里明显地创造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以朵拉和诺拉姐妹为代表的“私生子女的世界”,以及以梅齐尔·罕择为代表的“合法婚生世界”。
而巧合是,故事中,男性角色都是在婚生这一方的,而女性大都是在私生的世界。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卡特擅于用情节人物的巧妙设置来表现其女性主义立场。
在此作品中也不例外。
表面上看到的婚生方与私生方的对立,折射了男权与女性的对立。
男权的不在场,首先就是对男权主导社会规则的抨击和讽刺。
作为子女的欠思姐妹与梅齐尔所象征的男权群体存在着必然生理和伦理联系,而这种联系却一直被梅齐尔所压制,甚至被切断。
父亲刻意的忽视和冷落完全表现了男权对女性的漠然和藐视,如过说这是男权所与生俱来的冷漠,那这个由于男权所主导社会也没有任何的感情可言。
父亲的缺失,正是对女性在压抑环境中自我奋斗、自我成长的歌颂。
卡特笔下的女性角色都带有一种坚韧的品格。
不论是其改写童话故事里的母性角色,还是创造出的女性形象,她们一直都在从依赖、被动中寻找自由和解放。
父权的刻意回避也正给了女性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让被男权所定义的“她Women”回归到自身所创造的“她women”。
2.女性的觉醒与成长。
《明智的孩子》中的女性,都有一种近乎“凤凰涅磐”的成长过程。
这种成长,一方面表现了卡特一如既往的主题:女性在男权压抑下的完好无损;另一方面,是进行一种建构性的探索,两性间的可能性和最终走向。
父亲的刻意躲避让姐妹俩体会到来自男权的忽视,意识到了“私生女”的意义—被雪藏,被歧视,被忽略。
来自男权的打击让姐妹俩一度有过迷茫甚至放纵的日子。
从十六岁开始的激情年少,至三十五岁的从容淡定,十五年的青春岁月中,俩姐妹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异性,对父亲也逐渐由狂热的迷恋到清醒地认识。
经历了歌舞女郞的历练,成为父亲戏剧的龙套角色,跟着父亲一起闯荡好莱坞,最终在寻找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坚定地找到了自我救赎的回归之路:回到布理斯顿,在自己的地带枝繁叶茂。
由此看来,卡特并不主张对抗和冲突,而是歌颂在被男权所限定的世界里女性的自足、乐观和积极向上,这是来自异性的压制的最好的嘲讽和报复。
不幸的欠思姐妹一直未被所谓的正统家族所承认,却有幸地在这个机构之外坚强、勇敢地保存了自己。
这是卡特对女性在父权压制环境中保持独立的赞美,也是卡特所期望看到的女性的未来。
3.两性的对抗与妥协。
卡特在三十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一直在寻找女性获得自由的自我救赎之路。
从早期作品中对经典童话中纯洁、神圣的女性形象的颠覆和改写,至中后期卡特创造出的诸如《马戏团之夜》中长着翅膀的弗维斯(Fevvers),仿佛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的卡特的确有彻底解构再重新建构的信心:先消解那些被男权所定义的女人形象,再自建一个挣脱男权牢笼的“新夏娃”。
可是在最后一部小说里,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了一种回归的气息:在小说
结尾,一直未被认可的欠思姐妹在自己七十岁生日当天,也是梅齐尔百年诞辰这天被父亲所正式接纳。
这种“大团圆”结局,展现了卡特创作的“折衷主义”立场。
不论是她在创作手法上一直刻意模糊现实与虚幻,还是她小说中一直在寻找的两性间的平衡,这种折衷都使得卡特坚持让结局更倾向于“大团圆”。
首先,这种折衷主义不是女性主义对男权的妥协,这种折衷是相互的理解和透彻的领悟。
正如小说的结局,两姐妹历经七十五年,终于名正言顺地钻进了他们一直想归属的家庭中心,卡特的“折衷女性主义”首先是充分理解和尊重女人天生对男性、对家庭的渴望,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女性解放的出路。
其次,卡特的折衷主义是一种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男女建构。
女性的乌托邦不是海市蜃楼,是更具现实意义的两性关系。
小说中尽管双方相认,但最终,欠思姐妹仍然是独立自主的。
三、结论
总结来讲,《明智的孩子》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展现了男权与女性的对立。
一方面,男权的“不在场”充分证明了男性的冷漠、无为和无责任感。
借以嘲讽和暗示男权在社会关系中的自以为是。
另一方面,在父亲缺失的情况下,朵拉、诺拉姐妹的健康成长正是对男权不在场的有力报复,也赞扬了女性在父权集中制的社会关系中独立、进取、乐观的生活态度。
卡特的女性主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折衷主义。
女性的成长和崛起,并不是要以消解另一性为目标的,更不是以两败俱伤为代价的。
卡特所期待的两性关系,是经过磨合后的相互理解却又相互独立的平等与和谐。
参考文献:
[1]Angela Carter,.Wise Children,Vintage[M].1991.
[2]Sarah Gamble.Angela Carter: Writing From the Front Lin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M].1997.
[3]刘凯芳.安吉拉·卡特作品论[J].外国文学评论.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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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吉拉·卡特著,严韵译.明智的孩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