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制度

略说中国古代“官德”之一：历朝历代“官德”要求略说中国古代的“官德” （一）“官德”之内涵官德就是权力道德，即居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亦即各级官员运用权力、执行公务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

中国历朝历代关于官德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

如：西周朝有知（智）、仁、圣、义、中、和“六德”和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秦朝有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等“五善”；汉朝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光禄四行”；晋朝有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等“中正六条”；唐朝有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

宋元明清各朝的有关规定大体上与唐朝一样。

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德高望重的名臣也曾从不同角度申论管德之内涵。

他们首先都强调居官者必须具备“公正无私”之德。

《尚书》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就是说执政者能以公心灭私欲除私利，百姓才能信赖归服；不偏袒少数人利益，不结党营私，国家的政令就能畅通，国家就能兴旺发达。

《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

”《淮南子》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

”意为居官从政者有公正无私之德，说一句话也能使万民听从，团结一致。

宋臣陈师道诗云：“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

”金臣元好问诗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

”清廉勤谨，自然也是最重要的管德，古人所论甚多，清朝名臣陈宏谋在所著《从政遗规》一书中总结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又说：“亲民之官，以廉为基。

”纵观历朝官方文献和私人著作对官德条目的种种规定和论述，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官德的内涵最主要的两条就是：公正无私；清廉勤谨。

略说中国古代的“官德”(二)“官德”之重要性自古以来，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和说法。

但要求标准最高最严的、最受人们重视的则莫过于“师德”和“官德”两种。

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是德才皆备人才的培育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然要“高尚其德”才能“为人师表”，当好受教育者的楷模。

100708010011049班王树磊浅谈官德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十八大召开前，我国公务员数目已经达到惊人的702万，是当之无愧的公务员数量第一的国家。

在我国，公务员是掌握着一定公共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道德即官员道德建设，在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更显得无比重要。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简单地就我所了解的内容，谈一下官德建设与制度建设的问题。

官德，即官员道德或者公务员道德（下文都称官德），顾名思义，一定程度上是指公务员本身的道德品质与修养素质，即个人的道德水平问题，但是实际上，更注重的是职业道德或者职业伦理的问题，即身为一个职业的从业者，所必须遵守的一些准则或者操守。

当前我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我国有深厚的封建文化传统，“官本位”思想依然盛行，很多官员以统治者身份自居，而在民间，民不与官斗的思想依然深入人心。

这些不禁让我们开始思考：在我国，公务员作为由法律和国家授权，依法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人民公仆”，其宗旨更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为什么当前有关官员失德的问题愈演愈烈，作为官员组织的政府，公信力又为何不断降低呢？是官德建设不到位？还是制度建设不完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在我看来，目前我国是官德建设与制度建设并重的，但是二者并不同步，在制度建设上大大落后，而且官德建设的效果也差强人意。

我国的官德建设，其宗旨是德才兼备，主要是在公务员招录、考核以及晋升三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公务员招录环节，在报考资格中，政治审查是一个重要环节，这个政治审核的初衷就包含了排除一些道德水平太过低下的人的目的，是德才兼备中“德”的要求，而且录取考试的笔试中对公务员职业道德也有所涉及；接着在工作中，对于官德的考量只能通过平时的绩效考核以及工作审查了，当然在各种公务员培训中，政治理论和道德教育始终是重头戏，另外由于我们国家的特殊性——大部分官员都是共产党员，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公务员培训；最后，在官员晋升这个环节，德行也是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一贯强调领导干部要“德才兼备”，其中的德就是官德。

关于官德的论文加强官德建设强化官德规范加强官德建设强化官德规范官德是当官的道德。

官德是公民道德的集中体现，反映着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它与公民道德建设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民德为本，官德为先。

抓住了官德建设这个关键，就抓住了全面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深入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的切入点。

这对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把反腐倡廉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相对于普遍民众而言，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道理很简单。

能够被人民群众选举，经过组织上考核成为领导干部的，不仅因为他是群众中的佼佼者，具有很强的领导水平，还因为他有人格的力量，即道德的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

因而，群众相信他这个公众人物能上不负组织、下不负群众，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正是官这个特殊的位决定着为官者必须具有的道德水平。

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因此，为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可见，为官者的道德水平对普遍民众的影响是直接而又深远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向强调选人、用人必须德才兼备，缺一不可，而且把德放在举官标准的第一位。

自古以来，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

为官者的道德水平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的整体道德水平。

强调为官者的道德修养，在我国人民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理认同基础。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代表着整个社会道德的前进方向，对社会道德建设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

共产党的官员是为人民大众谋取幸福的，一个心思当好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履行我们党的宗旨的官德要求。

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我们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和道德情操。

中国传统文化官德官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官员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

官德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密切相关，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官员是社会权力的代表，他们的行为和品德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治理良好，中国古代制定了严格的官德标准。

这些标准既强调了官员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又规定了官员在处理政务时应遵循的行为准则。

官德强调廉洁正直。

官员应以廉洁为首要原则，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

他们应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案件，不偏袒任何一方，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此外，官员还应具备守纪律、严守法律的品质，不得滥用职权，不得违法乱纪。

官德强调忠诚奉公。

官员应对国家和人民忠诚，把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他们应尽职尽责，不推诿扯皮，为人民服务，做到心中有人民、心中有责任。

同时，官员还应善于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官德还强调谦虚谨慎。

官员应保持谦虚的态度，不骄不躁，不以权力自傲，不以权谋私。

他们应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

同时，官员还应谨慎行事，不轻信谣言，不随意传播不实信息，保持自己的言行一致，树立良好的形象。

官德强调公正无私。

官员应以公共利益为重，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他们应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不为个人利益损害公众利益。

在处理纷争和冲突时，官员应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袒护亲友，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官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当今社会，政府官员的行为和品德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公众的信任度。

因此，我们应该秉持官德精神，要求官员廉洁奉公，忠诚公正，谦虚谨慎，公正无私。

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社会。

龙源期刊网 官德建设需要制度“他律”作者：来源：《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3年第06期为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并产生腐败，就必须建立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机制。

公共权力的运用宗旨在洛克看来就是为了让社会有序和谐与为人们谋福利。

然而现实中的一些官员“运用他掌握的权力，不是为了处在这个权力之下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获取他自己私人的单独利益”。

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学说的基础上也强调，“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以制度来治理权力是根治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重要举措。

新一届执政者已发出对公共权力治理的指令，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点对重展执政权力公信力至关重要。

公共权力运用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设，能为公共权力的善用提供他律制衡机制的保障。

权力行使中如果缺少程序制度环节制约，权力主体又缺乏有力的道德自律能力，就很可能导致公权私用和权力滥用。

正如公共行政研究者赫尔曼·范纳所指出，“尽管道德规范，内心自律以及所有使它们发挥作用的办法，为行政管理具有创新性、灵活性以及富有成果提供了保障，但在现今还没有任何东西比基本的政治控制和政治责任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完全“依赖和信任行政人员的良知或主观道德责任感总会导致权力滥用”。

制度机制在维护公共权力阳光运行与官德建设中具有根基地位，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信档案制度，到责权绑定的问责制和程序机制建置，再到用人机制的改革与监督机制的严格化，我们还有许多制度机制建设任务有待进一步加强。

事实上，如何善用公共权力一直是一个国际性命题。

许多国家都把对官员的德性要求作为制度选择要素融入权力制约的政治实践中。

美国的《公务员道德法》，对公务员的权力运行权限做了详细规定和限制，其中道德的考量被充分地融入到了制度法规当中，渗透到了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

美国在国会和政府中还设有“道德委员会”和“伦理办公室”等官德专责机构，英国有公共机构委员会和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日本有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这些都在政府公共权力制约、监督与官德建设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