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文化理论
- 格式:doc
- 大小:32.00 KB
- 文档页数:3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及其当代启示马克思是19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对于贫困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研究。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贫困问题以及解决贫困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强调了经济结构对于贫困问题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贫困并非单纯是个人能力或者努力的问题,而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衡导致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导致了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从而造成了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
这一理论启示我们,要解决贫困问题,不能仅仅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出发,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强调了社会制度对于贫困问题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贫困问题的根源,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增长,导致了劳动者的剥削和贫困问题的加剧。
对此,马克思主张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来消除贫困问题。
当代社会,尽管很多国家已经有了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但仍然存在着贫困问题。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提醒我们,在寻求解决贫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现有的社会制度,还需要关注和改变制度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强调了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却常常被剥削和压榨,导致贫困问题的加剧。
马克思主张应建立起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和制度。
这一理论在当代贫困问题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不仅能减少贫困,还能提高社会公平性和稳定性。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也提醒我们关注贫困现象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马克思认为贫困不仅是物质贫困,还包括文化和精神层面的贫困。
解决贫困问题不仅需要提高人们的经济状况,还需要提供教育、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支持。
这一理论启示我们,要全面看待贫困问题,不仅仅关注经济层面的解决办法,还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提升。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贫困问题以及解决贫困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通过关注经济结构、社会制度、劳动者权益以及贫困现象的多元化等方面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应对贫困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与繁荣。
贫困文化理论视角下对城中村贫困问题的探析摘要:贫困文化理论是对贫困问题的一种解释理论,认为贫困主要是由于贫困人群内部的文化因素导致的。
本文将以贫困文化理论为视角,探析城中村贫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贫困、贫困文化、城中村、对策措施一、引言二、贫困文化理论的相关概念贫困文化理论是对贫困问题的一种解释理论,认为贫困主要是由于贫困人群内部的文化因素导致的。
贫困文化主要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内容。
它认为,贫困人群的文化因素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认识、行为和心理状态,使得他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着固有的障碍。
城中村是指城市中的大规模非法、非规划建设的农民居住地。
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城中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城中村贫困问题的存在。
三、城中村贫困问题的表现城中村贫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贫困:城中村居民因为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导致他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由于缺乏基本的生产设施和资金支持,他们也无法自行创业或发展产业,导致经济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
2.教育贫困:城中村的教育资源匮乏,学校设施简陋,教学质量相对较低。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城中村的孩子们常常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教育贫困问题也比较突出。
3.文化贫困:城中村居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文化活动和文艺表演相对匮乏。
由于缺乏良好的文化环境和艺术教育机会,城中村居民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也相对较低,导致了文化贫困问题的存在。
贫困文化理论认为,城中村贫困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城中村居民内部的文化因素。
这些文化因素可能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内容。
城中村居民普遍存在对教育的低重视,导致他们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由于缺乏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他们也很难脱离贫困的困境。
贫困文化理论还指出,城中村居民的文化因素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认识、行为和心理状态。
他们普遍缺乏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导致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被动状态。
A-F方法介绍贫困的内涵很丰富,也有很多种界定方式。
从最早的绝对贫困,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到的资源贫困、能力贫困等。
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转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也包括了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等社会文化因素。
直到2010年,UNDP第20个《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PI,认为贫困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不足的范畴,其涉及到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谋生手段的缺乏、恶劣的居住条件、社会排斥异己社会参与的缺乏等诸多方面。
A-F双临界值方法,在2007年5月,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的Sabina Alkire和James Foster基于Sen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发展为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简称为AF 方法,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如前文提到UNDP与2010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AF方法计算得到的MPI指数。
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小林(2009)采用A- F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王艳慧等(2013)对河南省南阳市四个国家贫困片区县进行了多维贫困度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A-F双临界值方法的优势是能够同时将离散型的定型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测试模型进行测量。
同时,A-F双临界值方法提供的是一种测量多维贫困的框架,非常具有弹性,更多的关键选中留给研究中自己决定,包括选中贫困的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各维度的权重以及贫困的临界值等。
Sen (2002)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
人们的这些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因而导致贫困,所以,多维贫困测算的目的就是识别出哪些个体的哪些可行为能力被剥夺,从而测算出标示贫困个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指标(H),标示贫困深度的“平均剥夺份额”指标(A),以及标示贫困人口群体综合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指数”指标(MPI)。
A-F方法介绍贫困的内涵很丰富,也有很多种界定方式。
从最早的绝对贫困,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到的资源贫困、能力贫困等。
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的转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也包括了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等社会文化因素。
直到2010年,UNDP第20个《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PI,认为贫困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收入不足的范畴,其涉及到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谋生手段的缺乏、恶劣的居住条件、社会排斥异己社会参与的缺乏等诸多方面。
A-F双临界值方法,在2007年5月,由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的Sabina Alkire和James Foster基于Sen的可行能力剥夺理论发展为多维贫困的测量方法,简称为AF方法,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使用,如前文提到UNDP与2010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了AF方法计算得到的MPI指数。
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小林(2009)采用A- F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王艳慧等(2013)对河南省南阳市四个国家贫困片区县进行了多维贫困度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A-F双临界值方法的优势是能够同时将离散型的定型数据和连续型的定量数据纳入测试模型进行测量。
同时,A-F双临界值方法提供的是一种测量多维贫困的框架,非常具有弹性,更多的关键选中留给研究中自己决定,包括选中贫困的维度、各维度的临界值、各维度的权重以及贫困的临界值等。
Sen (2002)把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可行能力。
人们的这些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因而导致贫困,所以,多维贫困测算的目的就是识别出哪些个体的哪些可行为能力被剥夺,从而测算出标示贫困个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指标(H),标示贫困深度的“平均剥夺份额”指标(A),以及标示贫困人口群体综合贫困状况的“多维贫困指数”指标(MPI)。
贫困文化理论下的文化扶贫研究作者:何家慧来源:《经营管理者·中旬刊》2016年第09期摘要:贫困,是当前任何国家都无法轻松面对的沉重话题。
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贫困现象很严重,扶贫问题也很严峻。
本文在当前贫困问题现状,文化扶贫重要性的基础上,来探析贫困文化理论对文化扶贫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贫困现状文化扶贫贫困文化理论启示一、什么是贫困文化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前,世界对贫困的研究多囿于经济或政治角度,认为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或是制度的不公平才导致贫困。
尽管这些解释有合理性,但是单一物质援助对于解决贫困现象已经无济于事。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一书中,率先提出贫困文化理论,企图文化角度来探讨致贫因素。
他认为,贫困并非只是物质资源的匮乏,而是由此导致的阻碍穷人改变自身境遇的文化价值观。
处于贫困文化中的穷人会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自卑感,这种文化一旦产生,就会具有一种生生不息、难以消灭的态势,因此其还具有代际传承的特性。
自从“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传入我国,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很快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
一些学者认为贫困文化同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一些贫困户物质生活匮乏,精神领域也很空虚。
他们对生活消极无为、不思进取、崇拜鬼神,只求温饱、多子多福、老守家园,而且这种生活理念代代相传,他们的子孙后代也长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态而不自觉。
这些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逐渐形成一种“贫困文化”,就像无形的“玻璃罩”,使贫困人口逐渐失去进取创新、改变贫困命运的勇气。
二、我国贫困问题现状及特征根据2011年,由国家统计局测算确定的数据,我国2011—2020年的农村贫困标准为“按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截止2015年,我国贫困人口依然有5575万。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是中国2011年贫困数据(国际贫困标准主要是指每天1.25美元或2美元):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以下的中国贫困人口规模是8410万人,贫困人口比重是6.3%;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标准以下的中国贫困人口规模是2.5亿人,贫困人口比重是18.6%。
贫困文化理论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的。
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
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
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
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
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基本上属于贫困的个人责任论。
虽然刘易斯并不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还是遭到许多批评。
主要的批评观点包括:贫困文化理论夸大了穷人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穷人本身并不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各群体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贫困文化理论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
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将其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从而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
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但是实践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依然如故。
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乃是源自于贫困文化。
一、什么是贫困文化?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
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
部分名词解释破窗效应(英语: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该理论由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 Wilson)及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并刊于《The Atlantic Monthly》1982年3月版的一篇题为《Broken Windows》的文章。
此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
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如果发现无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纵火。
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最终人们会视若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
这个现象,就是犯罪心理学中的破窗效应。
1.贫困文化论: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
贫困本身实际上表现为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也就是贫困文化。
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诸如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等等。
此种类型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对穷人的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贫困本身也就得以在此种文化的制约与保护下不断延续。
2.迟发展效果(应):由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历史传统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的现代化起步大大晚于那些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
正是由于起步较晚,又面临不同的制约条件,就形成了他们特殊的发展过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申克龙将这些特殊性称之为“迟发展效果”。
3.社会交换论:代表人物霍夫曼布劳埃默森,这一理论着眼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交往的外显行为,用代价和报酬来分析社会关系,认为社会互动的实质是人们交换酬裳和惩罚的过程。
这一理论认为,交换行为不仅存在于市场关系中,而且存在于包括爱情、友情在内许多社会关系中。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
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
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
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
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
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
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
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
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
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
探索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及其当代启示【摘要】本文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在我们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的重要性。
接着在分别对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的概述、贫困的根源分析、当代贫困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们总结出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贫困问题在现实中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通过本文的探讨,希望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并在当代社会中找到应对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当代启示、根源分析、当代贫困问题、社会挑战、应对措施。
1. 引言1.1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揭示了贫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为我们深入理解社会贫困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贫困并非是个体能力不足或个人努力不够导致的,而是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以及剥削制度密切相关的。
贫困的产生和存在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密切相关,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为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代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当代社会,贫困问题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解决贫困问题需要深刻理解和分析背后的社会根源,需要从制度、政策、制度等方面入手,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代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 正文2.1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理论概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贫困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进行深刻分析和解释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贫困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由于被剥削而陷入贫困,资本家阶级则通过剥削工人来获取利润,导致贫富分化加剧。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及其当代启示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旨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中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的根源,并寻求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剥削劳动力,通过剩余价值的榨取来获取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获取了大部分的 wealth,而劳动者却只能得到微薄的 wages。
这种剥削劳动的本质使得贫富差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扩大,穷人越来越贫困,rich人越来越富有。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劳动力商品化的问题。
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被购买和出售。
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资本家会尽量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使得工人处于贫困的境地。
劳动力商品化也导致无业者的存在,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的劳动力能力的人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工作。
马克思还关注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社会结构问题。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两个对立的阶级组成:bourgeoisie(资产阶级)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通过垄断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控制,掌握了社会的资源和财富,而无产阶级则被压迫和剥削。
这种对立关系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存在。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对当代社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贫困问题的存在,并深入了解其根源。
只有通过深入分析,我们才能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和对策。
我们应该重视劳动力的价值,并寻求提高劳动力的定价和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我们还需要关注社会的结构问题,努力消除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虽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过于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忽视了其他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对贫困问题的影响。
贫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多个方面。
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采取多种手段和政策。
贫困文化理论贫困文化理论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它由美国学者刘易斯(O.Lewis)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而提出的。
这一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穷人因为贫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并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
穷人的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使得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对隔离,这样就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
处于贫困亚文化之中的人有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
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
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
贫困文化理论基本上属于贫困的个人责任论。
虽然刘易斯并不认为这种理论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还是遭到许多批评。
主要的批评观点包括:贫困文化理论夸大了穷人与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异,实际上穷人本身并不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各群体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是社会地位的反映,贫困文化理论未能解释穷人贫困的起始原因。
贫困作为一种与人类发展进程相伴相生的社会现象,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将其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从而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
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但是实践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贫困依然如故。
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乃是源自于贫困文化。
一、什么是贫困文化?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
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
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
他的“贫困文化”这一概念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
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
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
实际上,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
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
“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 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
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
总而言之,“文化贫困”主要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而“贫困文化”是指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念。
二、贫困文化的特征贫困文化,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一旦形成,它会影响到整个贫困区域的人,并能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贫困被维持,并且还会导致新的贫困。
对于贫困文化的特征,许多学者都曾做过概括和论述,我们不妨将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1、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
恶劣的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注定,面对贫困,他们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奉行无为指导,听天由命,无可奈何忍受贫困。
即使产生某种想法,也是信天、信神、不信人。
于是,他们的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其中,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解放的严重障碍。
由此“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和接受了被注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J.K.Galbrath )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 to poverty )”。
2、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
低品味的人生观和较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许多人产生了低水平的心理平衡,即得过且过,安于现状。
于是,“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的心态得到推崇,而敬业苦干被认为是“牛马生活”,游手好闲反被当作是“活得潇洒”,勤俭节约被讥讽为“活得太累”等等。
3、不求甚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
人们消费意识异常淡薄,饮食结构也十分简单,只求填饱肚子,这种低下的消费观不仅严重影响劳动效率,而且消磨了人的意志和精神。
因此,“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
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
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
4、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
由于几千年小农经济文明的积淀和闭塞的自然环境,他们对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执着的偏爱和迷恋,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而对外部世界、外部文化有着本能的隔膜和排斥,正象鲁迅先生笔下阿Q居住的“土谷祠”一样,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有时甚至为了维持目前得生活状态“饿死不离乡”。
5、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
由于小农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许多人仍抱着“七十二行,以农为主“的传统心态,把务工经商当作是不务正业。
在贫困山区,“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仍然是他们经济活动的规范,这种小农本位,排富畏富的经济观,不仅使农民在简单再生产的狭窄磨道里转圈子,物质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使他们的头脑僵化呆滞,精神毫无生气。
6、“等、靠、要”的度日观。
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已习惯于接受政府的援助和社会的救济,并视其理所当然,逐渐形成一种靠救济和援助度日的依赖心理,于是他们坐等救济,坐吃救济,吃光用光救济再要救济,“有自由,无主张,抱着膀子晒太阳,坐等上面救济粮”,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
因此对一些长期接受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7、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婚育观。
正如世界银行在其一份减贫手册中所提到的那样:“贫困家庭的许多特性造成了高生育率。
”为了维持简单的生产方式,贫困的家庭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加上抚养子女花费并不大,于是早婚早育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的生产需求,就像刘易斯在“贫困文化”中提到的: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性经验较早”,“小孩能享有保护及照顾的童年期相当短暂,轻轻的年纪即经验到了成人生活”。
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贫困家庭的父母只能依靠多生子女使其中一些成年后能使自己年老后有所保障。
与此同时是重男轻女现象的大量存在。
三、贫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1)贫困文化是不是一种传统文化?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
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
例如:穆光宗将贫困文化(或精神贫困)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等。
高长江则直接认为,这种低品位的价值观,大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的反映。
具体表现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等。
王培暄则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传统观念:①小富即安的狭隘满足观念;②挥霍浪费的消费观念;③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④轻视知识的文化观念。
赵秋成、倪虹、章国卿等也是类似的观点。
他们一般将贫困文化视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和自然经济的反映。
然而,台湾学者林松龄则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
例如印度、古巴及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多数社会,其穷人少有被贬抑、匮乏的感受;少有自卑、愤懑黠抗的心态。
非但少有对困境的绝望之信念,更滋生了安贫乐道、恬静寡欲的社会价值,同时少感受到被大社会中其他阶层所孤立。
”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或次文化)(sub-culture),而不具备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
他说:“相对的在发展层次较高的富裕社会,贫困非但指示着经济生活的相对缺乏,还表示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包括物质生活外的各项社会次级需求(secondary need)的不平等。
生长在这种社会中的穷人常将自己目前的困境归咎于各项外在的压迫,而导致心理上及情绪上的不平衡滋生了所谓贫困文化的各种价值。
”对于贫困文化的传统性或者现代性问题,要视具体的社会条件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在我国的贫困乡村,贫困文化更多地受传统价值所影响,而在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或下层社会),贫困文化则不具备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的特性。
(2)贫困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很显然,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次文化。
由于这种次文化的影响,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差距。
这种“文化差距”(cultural gap)产生了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之间的隔阂甚至相互敌视。
(3)贫困文化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关系:贫困文化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反文化,只有当它的价值、信仰、规范,直接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信仰、规范相对立时,这种次文化才是一种反文化。
一般来说,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他们生存的脆弱平衡遭到破坏,但是一旦这一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又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