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欧洲17世纪文学之七：拉辛1让.拉辛(1639～1699年）是古典主义悲剧作家。
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吏的家里。
他家的贵族身份是" 长袍贵族" ，在世袭贵族看来不是真正贵族。
拉辛自幼失去双亲，与祖母相依为命。
他到冉森派的学校里读书，这对他后来宗教思想产生较深影响，使他具有宗教思想，热衷于神秘教义，个性略显优郁。
拉辛很早就熟悉古代希腊罗马文学，甚至能够把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诗全部背下来。
作家根据古希腊描写爱情的作品《泰亚翟纳和卡丽克蕾》创作了一个剧本，曾给莫里哀看过，但这不是成功的剧本。
由此他加入了莫里哀的剧团。
作家的第一部悲剧《戴芭依特》于1664年上演。
次年又写了悲剧《亚历山大大帝》，这时作家已经离开了莫里哀剧团，把剧本交给小波旁剧场演出，在巴黎引起注意。
1667年，拉辛的《昂朵马格》演出，给法国的剧坛带来新气象。
这部作品中出现了与高乃依悲剧人物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物，不是完美高大的悲剧主人公，而是具有缺点过失的主人公。
接着拉辛又创作了他唯一的一部喜剧《争讼者》，但反应平淡，只有莫里哀给予了高度评价。
1679年，高乃依与拉辛竞赛，以同一个题材创作了两部悲部。
高乃依写《阿格西拉》，拉辛写《倍蕾尼斯》。
此后拉辛又写了反映当代人生活的悲剧《巴耶塞》。
作家由于杰出的戏剧成就，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694年，他任国王的私人秘书，但晚年与国王渐渐疏远，死前国王禁止他入宫。
拉辛一生创作了11部悲剧、一部喜剧。
他的悲剧具有他自己的美学特征：其一，虽然他和高乃依一样，都是写理性与感情之间的冲突，但是拉辛更注意悲剧人物自身上的两者的冲突，并且这一冲突使悲剧人物在自己的过失之中走向死亡或毁灭。
因此他的悲剧常常写悲剧人物的弱点。
他认为，" 应当写出他(希波吕托斯）的弱点，让他也有一点对不起父亲的地方，同时又无损于他灵魂的高尚"。
其次，正如拉布吕耶尔所说，高乃依写人们值得歌颂和应当学习的东西，而拉辛则写现实的东西，因此他的作品着重现实的真实性。
智者纳旦读后感
文明冲突问题是现代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每一个比较学者无法回避的深刻难题。
本文通过分析莱辛的最后一部剧本《智者纳坦》，试图从诗或文学的角度具体呈现并反思上述问题,提供理论思考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在揭示《智者纳坦》圈层结构，并细致分析全剧中心事件“指环寓言”的基础上，论文认为，审慎地将最终裁定权交给未来，是纳坦也是莱辛本人的伟大智慧；真正克服宗教与文化偏见，需要的不是奇迹和幻想，而是爱和善的行动。
阿伦特说过，故事总是永远大于概念、范畴，也即永远大于逻辑性和理论性判断。
与其说莱辛用《智者纳坦》直接给出了人们期待的唯一答案，不如说他给出了“思想的酵素”，启发我们进一步追问与思考。
这其中会有新的感悟，或也会有新的困惑。
从《智者纳坦》看莱辛的理想社会摘要：本文从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动机、剧情的中心及其发展和剧中传送的自然宗教的观点等三个方面阐释了作者关于理想社会的畅想。
关键词：理想社会寓意团结和谐“同萨拉丁苏丹一样，在历史作用的实力意识方面，他有过苦恼也有过享受；同他笔下的阿尔哈非一样，他渴望沙漠中的自由；神庙骑士对人生的蔑视和固执的反抗，他是太熟悉了；像纳坦一样，为了继续生活和继续发挥作用，他必须克服自身。
这些人物性格都体现了他特有的生活。
他把他的全部信仰置入他的剧本的内在关联中，那就是他相信有一个神的秩序，他借助人心中的道德力量经由生活的种种黑暗进入光明。
”[1]正是这样的创作背景和动机，决定了《智者纳旦》的艺术水平的空前高度和思想性强的特点。
《智者纳旦》是第一部探讨世界观的观念剧，写作的基调是手足兄弟之情和宗教宽容。
莱辛借用《十日谈》中的三枚戒指这个新奇故事，在第三幕第七场中通过主人公纳坦的台词叙述出来：东方的一个男人有一枚价值不可估量的戒指。
戒指上的宝石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戴上戒指的人，会受到上帝和他人的喜爱，前提是他以这种信心戴上这枚戒指。
”[2]戒指传给了心爱的儿子，并且作为家族首领权力的象征。
如此传递下去，直到传给一个有三个儿子的父亲。
他死前，找人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戒指，最后，三个儿子都得到了父亲的戒指和祝福，父亲也安心地去了。
后果可想而知，三个儿子争辩不休，一个聪明的法官，提出进行道德比赛的办法，让三人用自己高尚的道德证明自己有资格成为戒指的主人，而且比赛的结果也许要等一万年。
这个新奇故事的寓意是全剧的出发点和中心点，寄托着莱辛对理想社会的展望。
受到上帝和他人喜爱的信心规定了戒指的主人必须具备下述品质：热爱和平、反对等级制度和过分追求名利，也就是善良宽容，具有普世之爱，虔敬行善等；并且能够产生人与人相互接近和理解的力量。
这是莱辛理想中的能够遵循道德规范、促进和谐共处的新的人际关系的启蒙思想代表者的典型品格。
Religious Harmony and Human Drama： Lessing＇ s Ideal Reflected in his Nathan der Weise 作者： 叶隽
作者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出版物刊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67-74页
年卷期： 2015年 第2期
主题词： 莱辛;《智者纳坦》;文学史;思想史
摘要：莱辛的名剧《智者纳坦》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为什么是犹太人？由此凸显了犹太问题在德国乃至欧洲史上的核心位置，进而展现了由戒指之争而引发出的宗教和谐之可能。
从
宗教和谐到人类戏剧，这表明了启蒙精英所表述的世界理想，虽然“未必能至”，但他们显然
不仅“心向往之”，而且“近道于思”，在“诗路话语”中体现出一种胸怀天下与人类命运的
阔大气魄。
而莱辛所表达的“人类戏剧”观念或许正是通向“永久和平”的一条必由之路。
龙源期刊网
“像”就够了
作者：徐贲
来源：《意林绘阅读》2019年第09期
德国18世纪著名剧作家莱辛在诗剧《智者纳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老人很爱自己的三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相亲相爱，但是这三个儿子老是互相争吵。
老人有一件传家宝，那是一枚有魔力的戒指，谁戴上它，谁就可以讨得神的欢心和恩赐。
这枚戒指是某种最高权力的信物，祖祖辈辈都由父亲传给自己最喜爱的那个儿子，得到这枚戒指的人便是一家之主，所有人都必须听他的。
儿子有三个，戒指只有一枚，怎么办呢？老人找了一位开首饰店的老朋友，请他打造了两枚一模一样的戒指，并请他保守秘密。
戒指很快就打造好了，真的是一模一样，就连老人自己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
临死前，他把三个儿子分别单独叫到跟前，把戒指给他，叮嘱他要爱自己的兄弟。
老人刚进棺材，三个儿子就闹了起来，都说自己是一家之主，但谁也没法证明手上的戒指是真的，于是找法官来评理。
法官也无法辨别，但他有一个建议：每个兄弟都戴上自己的戒指，就像那是真的，就像自己已经是一位贤德之人，过一种“谦和、仁爱、克制”的生活。
倘若如此，那么魔戒是真是假也就不重要了。
林冬冬摘自《中國新闻周刊》
阅读分享：别人的认证似乎是我们尽责的前提。
实际上，当我们赋予自己行善、谦和、仁爱、克制的责任或权利时，我们行动起来才显伟大。
适合话题：①他人；②条件；③约束；④动力。
104论犹太人形象在文学中的解放——以莱辛的《犹太人》为例胡曦文 吴海林（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四川 成都 611844）摘 要：犹太民族在西欧社会被视为劣等民族，在社会各方面都受到限制乃至迫害。
直到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剧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敢于挑战传统的种族观念，创作了喜剧剧本《犹太人》。
剧中正面的犹太人形象使犹太人的文学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本文旨通过分析《犹太人》中的主人公形象，透视犹太民族文学形象的解放。
关键词：莱辛；犹太人；犹太人文学形象；解放一、引言文艺复兴初期，人性的光芒开始照耀西欧社会。
但中世纪西欧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却遗留下来。
百年来，犹太人在社会的夹缝中求生，但他们追求自我解放的脚步却从未停歇。
莱辛作为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作家，力图以写作的方式揭露和抵制偏见，并教育大众。
《犹太人》中，他给公众塑造了一个高贵的犹太榜样，以此回击当时社会中的反犹偏见。
犹太人的身份接纳，便从他们文学形象的转变开始。
二、喜剧《犹太人》启蒙运动旨在追求理智和真理，消除偏见。
在启蒙运动的思潮下，莱辛于1749年创作了喜剧剧本《犹太人》（Die…Juden）。
剧中的犹太人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正面角色。
剧中两个基督徒、一边打着犹太人的名号抢劫杀人、一边侮辱犹太人；而真正的犹太人是却两次将男爵“从危险中解救出来”的机智而正义的化身。
最终，男爵放下了对犹太人的偏见，用自己的方式感谢了这位犹太旅者。
喜剧《犹太人》中，“莱辛颠覆了典型的（犹太）传统角色，塑造了在舞台上毫无瑕疵的犹太人。
”剧本发表后，社会上对这部作品的主流评论几乎都指向了“在现实中几乎找不到这么一个正直和高贵的犹太人”的观点。
但莱辛并没有因此放弃创作，相反的，他坚持为犹太人形象在文学领域中的解放而奋斗。
创作阶段后期的莱辛以犹太人门德尔松为原型，创作了戏剧《智者纳坦》，塑造了纳坦这一智慧与宽容并存的犹太智者形象，将犹太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进一步提升。
莱辛的宗教宽容思想在剧作《智者纳坦》中的体现作者：马亚丽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15期摘要：莱辛在其诗体剧《智者纳坦》中，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情以及主人公纳坦的行为与语言，表达了宗教宽容的思想以及希望各宗教和平共处的愿望。
关键词：莱辛；纳坦；宗教；宽容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
作家和思想家们开始强调人与理性的重要性。
把人从教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时代的任务。
剧作家兼评论家莱辛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和代表人物之一。
他对德国启蒙运动的贡献主要在哲学领域，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他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宽容思想。
维尔纳·施耐德斯在《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对“宽容”做了如下的定义：“‘宽容’在18世纪通常被理解为‘对宗教问题的宽容’，是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因此反对宗教迫害的斗争是启蒙运动新闻学的核心主题。
对过去宗教战争暴行的记忆以及对18世纪发生的宗教狂热的厌恶唤起了人们对‘宽容’的呼吁。
起初，‘宽容’只是指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宽容，后来它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给予犹太人法律上的平等以及承认伊斯兰教。
”[1]莱辛的宗教宽容思想基于两个观点，即道德的价值超越教条的价值，以及包含所有宗教的自然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
《智者纳坦》是莱辛最著名的剧作之一。
情節发生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停战期间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三种宗教的圣地，即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
莱辛在剧作中表达自己的神学观点，主张宗教之间应该相互宽容，而不是互相攻击，甚至发动战争。
本文将通过文本分析阐释剧作中所表达的宗教宽容思想，并提出该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主人公纳坦莱辛将这部剧作命名为《智者纳坦》，不仅是因为纳坦是本剧中最重要的人物，而且还因为他所创造的这个角色最能代表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可以说纳坦是作者理想的化身。
在剧作中，纳坦首先是一个聪明人。
他通过自己的智慧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也因此得到了耶路撒冷的统治者苏丹萨拉丁的重视。
莎士比亚与英国戏剧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两部长诗、一部十四行诗集、37部剧作。
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590——1600）：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鲁克丽丝受辱记》、《十四行诗集》, 九部历史剧——《亨利六世》（上中下）、《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代表作）、《亨利五世》、《约翰王》，喜剧代表作是《威尼斯商人》<吝啬鬼> <夏洛克>，悲剧代表作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一部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
中期（1601——1607）：七部悲剧、四部喜剧。
“四大悲剧”——《哈姆莱特》（1601 代表作）、《奥赛罗》（1604）、《李尔王》（1604）、《麦克白》（1606）。
《雅典的泰门》也很著名。
后期（1608——1612）：传奇剧：《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暴风雨》（1611 代表作）特点：他第一个用写史诗的规模写了九个历史剧，生动地叙述了也评论了从约翰王到亨利五世的三百年英国历史。
点铁成金：主要情节几乎全部来自别人，经他加工之后，获得了新的深刻的意义。
哈姆莱特在他手里从一个通常的仇者变成一个胸襟广阔、思想深刻的人文主义者，这个变化是至今都令人惊叹不已的。
懂戏：剧本情节生动，比别人的更能利用当时舞台的特点，发挥当时演员的潜力。
写得比较放松，自由，剧中的情节总是有足够的理由在后面的，在情节的安排上显示了卓越的比例感和节奏感。
善于创造人物：人物总是比当时别的剧作家笔下的人物更全面、更深刻。
善于窃取观众的心，使同情他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
在描写性格方面不简单化：高利贷者夏洛克有其残忍、凶恶的主要一面，也有其作为犹太人受侮辱受迫害的次要一面。
不是一下子就将人物的性格全盘端出，而是让他们随着剧情的发展，在同别的人物的接触往来里泄露他们自己，丰满他们的形象。
这种接触和往来就是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他总是力图在这种关系里注入重大的思想内容，于是观众看见一个年轻的人文主义者同一整个险诈的朝廷对立，一个正直、勇敢、诚挚的英雄同一群马基雅维里型的冒险家对立，一个代表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进出口商人同一个体现中世纪剥削制度的高利贷者对立------这一系列的对立就是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冲突，在冲突和冲突的解决里人物显示他们性格的更多方面，给予观众以新的震撼和新的了解。
㊀㊀２０１９年１０月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学㊀术㊀交㊀流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Ｏｃｔ．，２０１９总第３０７期㊀第１０期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０７㊀Ｎｏ．１０㊀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１９［作者简介］赵莉莉（１９８１－），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研究㊂费赫尔基于解释学维度的现代性理论赵莉莉（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摘㊀要］费赫尔从对欧洲解释学危机的分析入手，阐明了现代性危机的解释学根源㊂结合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性分析，费赫尔揭示了现代性危机的现实表现及其危害，并通过引入现代性最高价值的 生命和自由 作为解释学的指导原则，尝试建立一个具有多元性和异质性的解释学框架，进而重新理解和阐释历史与现代性㊂［关键词］费赫尔；解释学危机；现代性理论；后历史解释模式［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５㊀［文献标志码］Ａ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１９）１０－００４５－０９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重要的问题域㊂费伦茨㊃费赫尔（ＦｅｒｅｎｃＦｅｈéｒ）从欧洲解释学的困境分析入手，展开其现代性批判理论，通过将 生命和自由 这一现代性的最高价值作为解释学的指导原则，展现出其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独特视角，同时为解决欧洲解释学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㊂费赫尔说： 解释学方法之所以非常关键，原因是它发掘出了行动（ａｃｔｉｏｎ）过程中变成社会替代品的一种潜在的㊁被遮蔽的革命幻想或是几种幻想㊂ ［１］９他的研究不仅为解释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我们分析和批判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㊂㊀㊀一、欧洲解释学的困境费赫尔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解释学被认为是学术界避难所内一个天真的浪漫主义革新㊂［２］解释学不仅是 欧洲 的一种文化倾向，而且是塑造欧洲政治面貌不容忽略的因素，是 欧洲计划 的一个固有的㊁永久的组成部分㊂因而，现代性批判理论就不可避㊃５４㊃免地与欧洲解释学联系在一起，欧洲解释学自身的困境，同样昭示着现代性理论的困境㊂欧洲解释学发展始于宗教战争之后㊂戈特霍尔德㊃埃夫莱姆㊃莱辛（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Ｌｅｓｓｉｎｇ）在他的‘智者纳旦“中谈到了基督教㊁伊斯兰教和犹太文化这三个相互联系的 环 之间越来越趋于宽容和理性的现象㊂他认为，虽然所有文化都参与了早期的 普世安排，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冷漠，而是彼此好奇并渴望相互学习㊂这是一个有利于解释学政治传统的转折点㊂以马丁㊃路德对教会制度提出质疑这一巨大挑战为基础的新教倡议构成了解释学的初始姿态㊂而以蒙田㊁斯宾诺莎㊁莱辛㊁孔多塞㊁赫尔德㊁洪堡为代表的１７㊁１８世纪 哥白尼转向 所展现出来的 积极的宽容 ，奠定了一种新的解释学政治文化的基础㊂他们认为各种异质文本的存在是有益的，文本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也应得到肯定和促进㊂因为有价值的发现可能就隐藏在这样的文本中㊂甚至新欧洲的制度观，即代议制的思想，也不仅是通过将个人自由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通过承认各种早期被压制的利益是合法的或通过在欧洲政治传统中建立新发现的解释学维度而形成的㊂这种情况暗含着对 自由 的一种新的理解，即拥有不同思想的人用另一种自由的尺度来衡量它自己的自由程度㊂这是一种超越自由主义冷漠的新的政治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具有解释性质的政治文化㊂［２］事实证明，这种创新尽管遭遇了灾难性的挫折，但其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㊂正是这种解释，构成了现代性文化的根基㊂费赫尔认为，马克思也在 欧洲设计 的文本中找到了 深层文本 和 真正意义 ㊂古老的基督教 伞文化 ①并不是这一文本重建的首要范畴，而是几个世纪以来沉睡在古老母体中的产物㊂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旧的真理现在可以在新的真理中找到，而新的真理则表现为更广泛㊁更普遍的真理，即欧洲（或西方）的基督教的普遍真理㊂仅后者就可能成为不可抗拒的普及工具 工业资本主义 的先驱㊂此外，马克思在他的阶级理论和对阶级局限性的分析中对欧洲解释学的自我错觉作出了因果解释，最终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普遍哲学建构，并将其建立在全人类的解放这一最高的普遍性基础之上㊂尽管马克思重建的 解释学 显然是平衡的，是个完美的辩证结构，但在卢卡奇看来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马克思的解释学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制度上，都是回归到前解释学的正统观念和实践中㊂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欧洲解释学本身固有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㊂其主要表现在声音和文本之间的张力上㊂欧洲需要有权威的新文本，并且他们也确实着手制造大量这样的新文本 宪法㊁刑法㊁道德等，尽可能建构最好的世界蓝图以及乌托邦㊂他们也没有闭门造车，而是在革命冲突中，积极进入公共空间，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㊂但令人烦恼的问题依然存在：文本背后的权威声音是谁的？它的权威来自哪里？欧洲解释学最初对这种困境的解决抱有极大的自信㊂但无论是美国㊁英国还是法国的思想家，都没有解决或只是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㊂费赫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指出，在法国政治戏剧中，解释㊃６４㊃① 伞文化 （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ｕｍｂｒｅｌｌａｃｕｌｔｕｒｅ），是费赫尔所使用的概念㊂伞象征着基督教对子民的庇护，即教徒须信仰同一个神㊁同一种宗教文化才能获得庇护㊂费赫尔认为这种基督教 伞文化 其实是欧洲同化思想的宗教传统㊂学迅速发展到了几乎完全武断的程度㊂从西耶斯到罗伯斯庇尔再到第一执政官，这些激进的解释学家总是假装听到他们的政治神话在激烈争吵的杂音背后传递的所谓庄严㊁响亮和易于理解的信息㊂正如雷蒙德㊃阿隆（ＲａｙｍｏｎｄＡｒｏｎ）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对文本背后声音的有意而为㊁操控性的误听，导致了一个又一个世纪以来法国基础文本的长期瓦解㊂对于 欧洲计划 来说，声音和文本之间的张力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一般是多方面的，而且每一个都同样严重㊂费赫尔认为，欧洲解释学的特点是对自身文本的过度崇拜，而对潜在的声音的探索逐渐减少，同时在处理基础问题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弱㊂从而在全球文化殖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人为夸大的㊁咄咄逼人的对欧洲文本的自信㊂这一行动的关键术语是 帮助没有文本的人类群体学会阅读㊁理解和复制文本（欧洲的文本） ［２］㊂除此之外， 欧洲人 越来越多地开始感到，用一种新的伞文化取代旧的伞文化所造成的损失㊂在旧的 伞文化 中，即基督教文化中， 前欧洲人 通用的拉丁语使得所有文本都可供识字的人阅读㊂而在新伞文化中，用于写作和言说的普遍媒介已不复存在㊂最重要的是，在将欧洲文本强加于世界的过程中，贬低了其他一切文化㊂其自我表达系统也逐渐向非文本的层次发展，并逐渐失去阅读的兴趣， 征服文化 逐渐自我侵蚀并破坏了欧洲自己的解释学基础㊂正如汉娜㊃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所强调的那样，殖民的结果总是适得其反㊂１９世纪，欧洲人制作了一些认为能够解决声音和文字之间张力的 自制欧洲魔药 ，例如 英雄崇拜 ㊁故意捏造的政治神话㊁ 魅力型政治 等㊂费赫尔认为，这一做法与解释学是不可调和的，因为政治审美化将解释学引向了相反的方向㊂英雄㊁武士㊁先知㊁死后复活的神或新皇帝，都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家，他们的原材料就是世界（或 历史 或 社会 ）本身㊂政治的范畴在本质上变成了审美的范畴㊂政治在法国大革命的场景中就已经自觉地变成了戏剧㊂［２］费赫尔将当代解释学共同体的状况描述为 在相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之间不断摇摆 ［３］㊂相对主义认为，欧洲只是众多文本中的一篇，欧洲的文本并没有比其他文本更好，也没有比其他文本更差，只是有所不同㊂对于反种族中心主义的倡导者来说，对欧洲文本的关注中隐藏着文化殖民主义和炮舰外交㊂用连续不断的巨大历史浪潮取代普遍现象，正是 创造欧洲 的过程㊂欧洲范式取代了曾经基督教的普遍范式㊂与相对主义相反的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反解释学思想的政治原教旨主义经常发起咄咄逼人的反攻㊂在雅各宾独裁政权几乎崩溃的时刻，罗伯斯庇尔进行了开拓性的尝试，他疯狂地建立了新的权威，超越了各种各样㊁相互争论的解释，主张崇拜至高无上的存在㊂费赫尔把这种状况描述为 文本 的激进多元化㊂在这种情况下， 解释的自由 已经达到破坏所有普遍性的程度㊂共同的 文本 被一些自我合法化的 微观叙事 所取代㊂这种倾向将会导致解释过程的绝对化，而超越一切限制的解释最终将会产生一种绝对的统治㊂这会使解释学要么陷入激进的相对主义泥沼，要么走向原教旨主义的傲慢视角，费赫尔对此深感不安㊂这两个极端带给我们的是一系列历史记载的偏颇甚至是虚假㊂欧洲解释学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现代性文化的危机，特别是日益增强的反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危机日益暴露无遗㊂有别于一些与世隔绝或墨守成规的解释学家，费赫尔的解释学具有一种对现代社会㊃７４㊃极度关切的 世俗化 特征㊂费赫尔的解释学观点散见于其诸多著作和文章中，蕴含于他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代社会的诊断中㊂费赫尔多次批判历史决定论，主张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摆脱相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倾向，希望能够寻求一个更多元㊁包容㊁开放的解释模式㊂他抨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反对用单一的视角把对历史的解读同质化㊁无差别化㊂他认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次历史事件都应该呈现出多元性和异质性的特征㊂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 解释学意识 的时代之中，对于历史的研究应展现出一种后历史（ｐｏｓ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的精神㊂ ［４］４所谓 后历史解释模式 是费赫尔在探究 后现代性 过程中所铸造的一个术语㊂费赫尔认为， 后现代 并不能被理解为现代性之后的一个时代，而是在现代性之中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和批判，通过这种反思和批判而赋予现代性以新的意义的一种立场和态度㊂如此， 后历史解释模式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将从禁忌和障碍转变为一种激励，即通过重新理解和阐释历史，赋予历史以全新的意义，从而摆脱基于欧洲解释学传统而形成的对现代性的单一的理解，从而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可能的空间㊂ 后历史 并没有因为对古老的困境有了 终极的 答案而变得不凡㊂相反，它的不凡之处在于认识到针对这些困境根据解释学精神所给出的不同答案之间的（明显不同的）相关性㊂虽然现代性的历史作为我们共同阅读的文本而逐渐为人所熟知，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他或她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阅读历史㊂［４］４欧洲解释学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现代性文化的危机㊂特别是日益增强的反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危机日益暴露无遗㊂费赫尔认为，我们正处于 十字路口 ㊂为解决这一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他从现代性批判理论入手，试图建立一个多元的㊁相对开放的方法论框架，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㊁理解现代㊂㊀㊀二㊁现代性 解释学文化最杰出的部分费赫尔认为，长期以来欧洲主要的政治理论冲突一直集中在 解释自由 的问题上㊂在‘系科之争“中，康德从已经充分发展的现代性及其高度官僚化的结构出发，提出了 解释自由 作为一种政治困境的问题㊂康德认为，法学㊁医学和神学这三个学科所谓的 解释自由 是不合法的，因为其不可能从政治权威中获得自由，而政治权威正是它们产生并为之服务的源泉（这种自由无异于放弃他们各自存在的理由）㊂它们也不能摆脱群众 它们的赞助人对幸福的需要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相互依赖的㊂哲学只知道一种权威，那就是理性，而专门知识必须遵循政府的命令和不断变化的公众舆论㊂专门知识只有在理性监督下，才能保证它们共同发挥作用㊂费赫尔认为，现代性是解释学文化最杰出的部分㊂它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增长㊁变化㊁改革㊁转型㊁创新和彻底的破裂），使现代制度具有巨大的张力㊂因为正在进行解释的过程 现代主义的政治解释机制 迫使现代行动者从正义的角度来建立规范，解释他们自己的行为㊂而 规范 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可以 被诡辩地解释 ，从而使解释学的发展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㊂所以，如何确立现代性中的解释原则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㊂费赫尔认为，至少在原则上，现代性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社会空间，即去政治化的学术界㊂在这里，每一个理论问题都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索，进而得出多种结论㊂在这个范围内，不应有强加于思想自由之上的限制，思想自由不应被排除在 解释自由 之外㊂㊃８４㊃不同的关键性概念意味着对 历史文本 的不同阅读，因而赋予现代性以不同的意义㊂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们都被选择并用以审视这些阅读的共同核心㊂现代性幸运的一面在于，除非我们想用自己的双手毁灭新世界，毁灭我们的创造，否则我们既不能抛弃弥罗斯岛（Ｍｅｌｏｓ）①，也不能抛弃个体差异㊂然而，一旦学术界所达成的结论在现代政治的实际解释机制中出现，就会处于两难境地，即自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容忍自由的敌人？费赫尔认为，没有什么比关于人文主义的辩论更能生动地说明这一危机了㊂人文主义以 人类 或 人性 取代 基督教共同体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㊂ 人文主义 作为一个总体概念，为全人类的理性和自由，以及他们在全新的 共和 基础上的交流提供了理论基础㊂威廉㊃冯㊃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Ｈｕｍｂｏｌｄｔ）是第一个观察到人性可以为解释学提供双重意义指导的人㊂洪堡认为，我们在解释工作中所追求的是人道主义，当我们在解释上取得进步时，我们也获得了 人性 ㊂［５］但人文主义也是解构主义哲学批评的主要对象㊂解构主义运动对解释学的政治地位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正是在解构主义运动中形成了对人文主义的多元解释㊂其一，在萨特与海德格尔的著名论争中，海德格尔发现了人文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困境：它为一种傲慢的技术文化提供了哲学上的许可，而这种技术文化可能导致人类世界的灾难性后果㊂因为人文主义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哲学出发，是在与自然相对立的意义上来确定人的位置的，在把握自然规律㊁自然秩序的过程中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的㊂正如卡西尔指出的： 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复兴的实际道路就是一个具体的㊁自明的证据，它表明 实证精神 和 推理精神 的综合不是纯粹的假设，相反，已确立的这一目标是可能达到的，这一理性是可以实现的㊂ ［６］其结果是技术理性的自律，消解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㊂其二，费赫尔认为人文主义实际上是建构了一种欧洲模式㊂在这种模式中， 人 被认为与 欧洲人 是一样的， 欧洲人 开始按照他们所熟悉并准备承认的唯一的 进步安排 的形象来改造世界 １９世纪的欧洲㊂在这个过程中， 差异 （例如，女性差异㊁种族差异）完全被种族中心主义和压迫性的人文主义迫害甚至消灭掉了㊂而人文主义是我们解释世界的最高范畴，它要么以一种强烈的实体意义被表述出来，要么作为一种神秘的 魔力 ，就像围绕着我们对世界的审美视野的莫扎特式的 旋律 ㊂后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道德审美人类学㊂如果从一个非常实质性的意义上理解它，我们的解释可以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因为确定 人类 的 实质 很可能与一个特定种族㊁群体或国家的 实质 相同㊂康德对以 教化 的名义对 原始 的殖民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㊂他认为，启蒙只能有一个意义， 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７］，通过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获得自我解放㊂那种通过他人的行为而获得的 解放 ，要么等同于更密集的监护，要么等同于彻底的奴役㊂在费赫尔看来，对 人文主义 概念的多元批判既有其自身的优点，也有其不足之处㊂㊃９４㊃①Ｍｅｌｏｓ，弥罗斯岛㊂公元前４１６年３月，雅典人侵略弥罗斯岛时说： 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㊂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４１４页㊂从历史主义角度来看，这种批判使本体论焦虑 与自然对抗 的风险 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浮出水面㊂因为现代性对自由㊁理性和自我完善的坚持，在我们 自然存在 的历史海洋中，确实是一股逆流㊂但 逆自然而生 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人类团结作为纽带㊂放弃 人类 的概念将等于放弃这种团结，等于取消现代性的计划㊂但基于人文主义所形成的种族主义，恰恰又现实地消解了人类团结的可能性㊂有办法克服这场危机吗？与其徒劳无功地试图用我们的技术这把过于锋利的剑割断现代性的难题，我们能否在更好的基础上重建解释的文化政治共同体？费赫尔认为， 欧洲文本 与其说是福音，不如说是博物馆的招股说明书，它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㊂它曾经殖民的过去，被充满罪恶感的欧洲人贴上了 种族中心主义 的标签，被那些被排除在欧洲文本之外的人贴上了 无关紧要 的标签㊂它的普遍性，一方面被认为是压迫性的，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无能为力的㊂［３］然而，除了通过修复欧洲人文主义来恢复解释的 文本 和普遍解释学共同体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㊂在费赫尔看来， 修复 并不一定意味着 重新定义 ㊂ 修复 首先意味着一个新的盟约，在这个盟约中，承诺的道德诚意比新定义的哲学正确性更为重要㊂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胁迫的时代㊂我们的需要是朝着共同理解而不是共同破坏的方向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坐等一项公认有效的新定义，甚至达成一致的有效定义也是不可取的㊂因为它几乎肯定会成为另一种压迫性的普遍性，更多的是排斥而不是包容㊂人文主义和 普遍解释学共同体 只有在实践理性至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恢复㊂费赫尔坚信，只有在虚构的普遍共和国或世界立法的特权被排除在其权威之外，或是含蓄地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才能恢复一个普遍的解释共同体㊂因为，每一个这样被允许的权威都将超越解释性工作的过程，并将以一种微妙的强制力量出现㊂它不应追求高度多样化的世界的均质化，因为那样它只会重复旧的错误㊂它必须避免成为某一地区文化帝国主义的普遍主义外衣㊂然而，仅仅凭借程序正义原则还不足以重建欧洲遗留下来的全球解释学政治㊂为了补救这种困境，费赫尔认为找不到比阿格妮丝㊃赫勒（ＡｇｎｅｓＨｅｌｌｅｒ）提出的，并被她称为 民主政治道德准则 更好的解决方案了㊂［３］㊀㊀三㊁自由与生命：解释学的指导原则有别于其他的解释学家，费赫尔展现出的是一个不断关心并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学者㊂从他在匈牙利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尖锐批评，到他与西方左派的批判性接触，再到他对美国政治文化生活最初表现出的热情之后日益增长的失望，费赫既不向权威低头，也不屈从于对立的潮流㊂从费赫尔对历史学㊁解释学和 欧洲计划 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出，费赫尔并没有停留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读和评价，而是深入到对现代性的起源和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中寻求解释学的指导原则㊂费赫尔既强调必须对现代社会永远保持警惕，对现代性的思考又不局限于消极的批判，而是通过反思现代性，将现代性的自由与生命这一最高价值引入解释学传统，建构了一个多元的㊁相对开放的方法论框架㊂通过重新确立解释学的基本原则，以克服传统解释学的困境，并从多元想象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㊂费赫尔认为，多元想象是被现代性的三种逻辑塑造的，同时现代性的三种逻㊃０５㊃辑又受到多元想象的制约㊂费赫尔认为，现代性所固有的三种 逻辑 是工业化逻辑㊁作为经济生活组织原则的资本主义逻辑和民主逻辑（或政治自由）㊂［１］１５这三种逻辑是孤立存在的，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的㊁必然的因果关系㊂相反，每种逻辑都被看作是由自身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构成的㊂这三种逻辑构成了相互作用的场域，通过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可能性进行替换，共同创建了一个交互领域㊂这三种逻辑及其结合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比传统的解释革命的更富有成果的框架㊂费赫尔认为，根据不同的解释框架，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上起主导作用的逻辑是不同的㊂比如，在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费赫尔更加强调政治逻辑的重要性，认为 政治逻辑，旨在创造一种 自由社会 的动力，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因素 ［１］２０㊂这种 政治逻辑 提供了构成革命的 共同词汇 ㊂各种不同的㊁有时相互冲突的社会经济方案都可以用共同的政治词汇表达出来，即使对基本词汇作了根本的内部修改和重新解释也是如此㊂费赫尔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政治逻辑是至高无上的㊂政治逻辑最重要的特征是 政治进程的过度激进，因此是自我加速的动态 ㊂与美国和英国的经验相比，这种情况的独特性在于一种继承和自我创造㊂法国人没有 自由 的经验，它是从专制政权中走出来的㊂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是一种绝对的新经历，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绝对主义㊂费赫指出，典型的 新的绝对主义是革命作为救赎行为的承诺，以及它们自我合法化的终极原则 ㊂这个新的绝对主义只能是革命过程本身㊂因此，最重要的革命美德变成了政治进程的加速器，并表现出一种超越前辈的 急躁 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㊂因此，解放者的角色在戏剧性的运动中依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在实现社会自由时，已不再以在人之外的但仍然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为前提，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㊂ ［８］法国在激进的政治过程中引入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发明创造㊂费赫尔认为，要 理解逐渐展开的革命，主要是政治革命 ，欣赏这幅广阔的画卷至关重要㊂在方法论层面，费赫尔对雅各宾主义的分析是由一种解释性的态度所滋养的，这种态度不仅具有批判性，而且高度重视多种方法的优势㊂虽然这种态度在理论上是开放的，但它也涉及满足解释充分性的实际需要㊂换句话说，解释的 自由 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将意义转化为共同理解的领域，即使在未来某一时刻仍需重新协商㊂在对欧洲解释学的讨论中，费赫尔更关心的是现代自由的可能性和人类自由的体验㊂其解释学倾向将一种开放的和多元的方法论与一套指导原则结合起来㊂这些指导原则具有双重功能：既是解释的动力，又是解释的限制㊂费赫尔指出： 我们至少有两个原则可以用来解释，同时又可以遏制过度的解释㊂ ［２］这些原则应该是作为现代性最高价值的 自由 和 生命 ㊂费赫尔认为，雅各宾派的独裁统治使多元化的幻想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即 自由 和 生命 被革命进程的绝对神圣化所压倒㊂结果，持不同意见的人以革命美德的名义被送㊃１５㊃。
一德语文学发展的十七个阶段名称1 口头文学 Literatur aus Mund(1-4德语为自己编的说法，后为学界统一说法)2 中世纪宗教文学 die relioese Literatur im Mittelalter3 骑士文学 Literatur der Ritter4 市民文学 Literatur des Buergertums5 文艺复兴 Renaissance6 巴洛克文学 Barock7 启蒙运动 die Aufklaerung8 狂飙突进运动 Sturm und Drang9 古典时期 die Weimarer Klassik10 浪漫主义 die Romantik11 批判现实主义 der Realismus12 自然主义 der Naturalismus13 印象主义 der Impressionismus14 象征主义 der Symbolismus15 表现主义 der Expressionismus16 反法西斯主义（流亡文学）die Literartur im Dritten Reich und die Literatur des Exils17 当代文学 die Literatur nach 1945二德国文学发展的四个高峰时期和其对应文学时期1 12J下--13J上：32 18J下--19J上：7-93 19J下-20J上：11-154 1933-1945：16重点：7-11，15，16较重点：12-14略看：3-6不用看：1-2三各时期特点及代表作家作品(一) 口头文学(二) 中世纪宗教文学德语文学开端：《希尔德布兰特之歌》Das Hilderbrandslied(三) 骑士文学和民间史诗12J下--13J上中古高低德语文学第一次繁荣时期，主成就：骑士文学和民间史诗。
1 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Das Niebelungenlied《谷德伦之歌》 Das Kudrunlied2 骑士文学:(1) 骑士史诗：①《帕齐伐尔》Parzival 埃申巴赫 Eschenbach②《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 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2) 宫廷抒情诗Minnessang德国首位爱国和抒情诗诗人：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四) 市民文学：13J下—15J1 内容：反映市井生活，揭露教会和贵族，并讽刺市民的目光短浅和狭隘。
莱辛莱辛〔Lessing，1729—1781〕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之一，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是德国第一位不朽的戏剧家，也是社会、戏剧、宗教评论家和美学家。
莱辛出生于萨克森的一个牧师家庭，父亲是神学家。
他少年时自学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等古代语言，1746年9月l日莱辛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后改学医学，但他的主要兴趣在文学、哲学和数学上，并非常热爱戏剧，立志要做“德国莫里哀〞。
他的父母以他“不务正业〞为由停止对他在经济上的支援，莱辛只能在柏林卖文为生，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靠写作维持生活的职业作家。
在此后12年里，他为了生计在柏林、维滕贝格、莱比锡之间不断奔波，出版季刊?戏剧文库?，编辑?德意志万有文库?，与友人合办?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杂志，出版了有关诗歌、寓言、剧本和评论的六卷本?文集?。
此外还翻译了英、法思想家的戏剧理论著作。
1766年出版著名美学著作?拉奥孔，或称画与诗的界限?， 1767年4月，莱辛应邀到汉堡任“民族剧院〞的艺术参谋，他针对第一年演出的52出戏写了104篇评论，1769年辑成?汉堡剧评?出版。
德国启蒙主义运动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
莱辛的文艺理论反映了这个要求，并且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和鲜明的战斗性、创造性。
他明确主张建立德国的民族文学，以反映德国的政治问题和市民生活。
为此，他主张从古典作品中总结归纳出新的原理，使德国文学有所依从，从而摆脱拟古主义的桎梏，开拓古典现实主义道路。
莱辛在?拉奥孔?中讨论了诗和画的界限问题，其主旨在于肃清新古典主义美学的影响，纠正当时屈黎希派提倡描绘体诗的偏向，其中包含了他和温克尔曼关于古典艺术特点的论争。
他把人的动作提到首位，建立了美学中人本主义的理想。
莱辛从比拟拉奥孔这个题材在古典雕刻和古典诗中的不同处理，论证诗和造型艺术的区别，并归纳出关于诗和造型艺术的根本原那么。
拉奥孔〔Laokoon〕是1506年在罗马开掘出来的一座雕像，描绘的是一位老人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大蛇绞住时痛苦挣扎的情形。
论《一千零一夜》的思想内容姓名(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级1班学号：200610142)指导教师：杨雅靖[摘要]《一千零一夜》作品题材多样、故事情节离奇多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它赞扬了人类的探奇冒险、求索未知世界的精神，表现了大众智慧和勇敢的同时又对美与善进行了褒扬，并且运用了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很好地体现了民间文学的特色，这些都使之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是真正能够达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阿拉伯文学之瑰宝，世界文苑之奇葩。
[关键词]一千零一夜思想内容探奇冒险求索未知智慧勇敢《一千零一夜》的思想内容《一千零一夜》吸引我们的，是它那绚丽多姿、变幻莫测的神奇情节，而更打动读者的则是它所蕴含的美好内容，具有民族特色的浓烈的生活气息，正是它永不磨灭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美好的内容和精神价值，是超越了形式，使作品持久存在的根本。
（一）探奇冒险、求索未知世界的精神这一部分在《一千零一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探奇冒险、渴求了解未来的精神，实质上就是人类开拓未来、掌握未来的一种精神。
无论是海底、陆地的探奇冒险，还是众多魔神幻物的出现，均表现了人类企图征服自然力、把握自然力的努力。
人类在探奇冒险、求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出了丰富的想象力，例如可以带人飞翔的飞马、飞毯，涂上它可以下海如履平地的油膏、草汁，可以用来观测地下宝藏的眼药膏，威力巨大的神灯、神戒指……又如《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中，通过航海家辛伯达与贫穷脚夫辛伯达的交谈叙述了主人公富商辛伯达在七次冒险远航中惊险曲折的经历，“告诉你们吧，朋友们：我每一次航海旅行归来，和家人亲友见面言欢，过着比从前更舒服、更快乐的享福生活，终日逍遥寻乐，开怀聚饮，过去旅途中惊险颠危的遭遇，一股脑儿忘得干干净净，因此经不起肮脏的欲望的怂恿、诱惑，总是念念不忘旅行生涯，渴望和各式各样的人群结交，从事经营生意买卖，赚它一大笔钱。
于是我打定主意，收购许多适于外销的名贵货物，包扎、捆绑妥当，数量比往日还多，带到各地，和当地的富商巨贾一起乘船出发。
---文档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摘要莱辛是德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剧作家、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
他擅长用戏剧创作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而开启并提升市民的觉悟，激起他们反抗封建的意识。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莱辛提出了“市民悲剧”的概念。
市民悲剧在悲剧范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与古典悲剧有着很大的不同。
莱辛毕生从事戏剧活动，他反对当时盛行的古典悲剧，坚信德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民族戏剧，作为争取德国民族统一的有力工具。
1779年，莱辛的思想处于一生中最成熟的阶段，他将此前全部的想法与经验融入到《智者纳旦》这部悲剧之中。
这部悲剧使得德国文学在繁荣初期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
在《智者纳旦》中，莱辛完善了他十几年前提出的市民悲剧理论，并且在这部作品中从多个角度完全实践了他独有的戏剧理论，使得这部戏剧成为了莱辛最重要的文学做品。
同时，《智者纳旦》也是莱辛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剧本。
本文研究目的是从悲剧创作思想的角度看，莱辛如何在晚年将自己年轻时提出的市民悲剧理论落实到作品上，全面的、细节的在这本剧作中实践。
不论是在体裁、人物、情节方面，还是在语言和文本形式上，《智者纳坦》都凸显了自己的教育性质。
莱辛不仅像在悲剧中那样要通过同情和恐惧净化我们的情感，而且还要通过饱含情感的教化来纯洁我们的精神世界。
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严肃的教育剧。
关键词：莱辛、《智者纳旦》、市民悲剧1.EinleitungLessing war ein berühmter deutscher Dramatiker, Ästhet und Literaturkritiker im 18. Jahrhundert. Mit seinen Dramen wurde seine Idee zum Ausdruck gebracht, daraufhin zur Erweckung des Bewusstseins vom Bürgertum und zur Ermutigung ihrer Emanzipation gegen Feudalismus. Heine behauptete, jeder Deutsche ist mehr oder weniger am Herzen mit ihm verbunden, wenn einer über Lessing spricht. Nach Martin Luther gibt es keine großartigere und bedeutendere Persönlichkeit als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in Deutschland.”In den 60er Jahren des 18. Jahrhunderts hat Lessing den Begriff …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 “aufgestellt, die im Tragödiengenre von großer Bedeutung ist. Es kam in der Aufklärung auf und ist sehr differenziert von den klassischen Tragödien. Lessing widmete sich dem Drama lebenslang, war gegen das damalige Mainstream der klassischen Tragödie und glaubte fest daran, dass Deutschland sein Nationaltheater als ein effektive Mittel zur 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Nation haben muss.1779 befand sich Lessings Idee in der reifsten Phase. Mit allen Gedanken und Erfahrungen schuf er die Tragödie …Nathan der Weise“, die den Höhepunkt bereits am Anfang der Prosperitätsphase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erreichte. In dem Werk vervollkommnete Lessing die Theorie von “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 die vor über 10 Jahre von ihm aufgestellt wurde. Und seine einzigartige Dramentheorie wurde hier aus mehreren Aspekten durchgesetzt, sodass es zu dem wichtigsten Literaturwerk von Lessing zählt. Zugleich ist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s letztes Werk.Neben der Einleitung besteht der Artikel aus zwei Teilen:Der erste Teil ist die Theorie. Es geht hauptsächlich um die Entwicklung des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s von Lessing und dessen Inhalte. In dem “Briefwechsel über das Trauerspiel” und der “Hamburgischen Dramaturgie” sind seine Ideen zum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 dargestellt worden. Die Kernemotion seiner Theorie ist das Mitleiden. Es ist sowohl eine emotionelle Reaktion als auch eine moralische Kraft, durch die die moralische Besserung der Zuschauer erzielt wird.Im zweiten Teil liegt der Schwerpunkt auf die Analyse von der Anwendung von Lessings Tragödienidee im “Nathan der Weise”. Durch die Beschreibungen von der Hauptfigur und anderen Rollen sind die natürliche Charakterisierung, der schlichte Sprachstil, die eigenartige Textform und die zum Nachdenken anregende moralische Erziehung dargestellt. All dies sind die Durchsetzung bzw. Vervollkommnung Lessings Idee.Das Ziel dieses Artikels besteht darin,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Tragödienschaffens zu betrachten, wie Lessing im seinem Alter die Theorie vom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 aus der früheren Zeit umfassend und detailliert in der Praxis und zwar in dem Dramenwerk durchsetzte. Mit den Methoden des genauen Lesens und Vergleichens werden dieBefunde von vorherigen Forschungen aufgenommen, die Tragödienidee von Lessing effektiv analysiert und zugleich die Texte von “Nathan der Weise” mit seiner Idee tiefgehend erklärt.2.Theoretische Grundlage2.1Der Hauptinhalt das 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 von Lessing2.1.1Der antiken Tragödie und das Bürgerliches TrauerspieIm 18. Jahrhundert bildete sich das Bürgerturm in Deutschland heraus. Ihr selbständiges Selbstbewusstsein ist allmählich gewachsen. Seine Existenz und Entwicklung gelten als eine der wichtigen Voraussetzung für das Entstehen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s. Lessing war ein Schriftsteller aus der bürgerlichen Schicht und übernahm selbstverständlich die Verantwortung zur Etabl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s.Aufgrund d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vom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s kann das 18. Jahrhundert in zwei Phasen eingeteilt. In der ersten Phase, nämlich in den 50er und 60er Jahren, war das Thema des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s das moralische Problem i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wo der Konflikt im Drama stattfand. Ab 70er Jahre begann die zweite Phase, wo sich das Thema des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s zum Konflikt zwischen gesellschaftlichen Klassen. Genauer gesagt, ist es die Unterdrückung des Bürgertums durch den Adel.Am Anfang 18. Jahrhunderts war das deutsche Theater sehr rückständig und überhaupt nicht mit dem französischen zu vergleichen. Lessing erhob Kritik gegen die damalige klassische Tragödie und stellte das antifeudale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 auf.Die konkrete Idee über das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 von Lessing findet man im 14. Kapitel der “Hamburgischen Dramaturgie”. Er war der Meinung, dass die Adligen zwar das Theater die würdevolle Atmosphäre mitbringen, aber einen nicht bewegen können; Das Geschehen am Kaiserhof interessiert das Bürgertum wahrscheinlich nicht; Die Lebensumgebungen vom Bürgertum und Adel unterscheiden sich grundlegend. Es führt dazu, dass das Bürgertum die Geschichten von Adligen im Theater nicht verstehen. Außerdem fand Lessing es sinnvoll, dass der Schwerpunkt im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 auf der Diskussion über Moral zwischen dem Bürgertum und dem Adel liegt, weil der Begriff “Bürger nicht nur für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chicht, sondern auch für die ethnische Leitlinie dieser Gesellschaftsschicht” steht.Genau so wie viele Kritiker hinwiesen, galt die “Hamburgische Dramaturgie” zwar nicht als eine komplette und systematische Theorie, aber Lessing bot eine Chance zum Nachdenken an, sodass sich die Leser auf dieser Grundlage weiter damit beschäftigen konnten. “Nathan der Weise” war das letzte Werk von Lessing und beinhaltete auchseine kompletteste Idee. Das Dramenstück ist eine Zusammenfassung von Lessings Theorie und eine konkrete Praxis aus einer ganzen Perspektive von der Theorie über 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 und seine Idee zum Tragödienschaffen.Zusammenfassend entstand das deutsche 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 in den 50 Jahren im 18. Jahrhundert, was sowohl von den einheimischen sozialen und historischen Faktoren als auch von den Auswirkungen der Tragödienwerke aus anderen Ländern abhing. Lessing als ein früherer Aufklärer stellte nicht nur die Dramentheorie “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 auf, sondern setzte es mit seinen Gedanken zum Tragödienschaffen in der Praxis durch, was das deutsche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 vorantrieb.2.1.2Charakterisierung und Sprachausdruck tragischer FigurenLessing ist als Gründer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s betrachtet. In seinen Dramenwerken ist das Erwachen des Bewusstseins von Bürgerlichen deutlich gemacht. Das Bürgertum drückte seine Wünsche aus und wollte sie erfüllen. In seinen Dramen wurde das Fesseln von Ständeklausel befreit und dabei wurden die Bürgerlichen als Hauptfigur im Werk dargestellt.Obwohl die Fürsten und Adligen im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 vorkamen, aber ihre Rollen waren total anders als die in der antiken Tragödie. Normalerweise sind die Adligen als ein Tief gefallener Mensch beschrieben. Dagegen sind die Bürgerlichen moralisch und ethnisch besser als Adligen dargestellt, auch wenn sie unter dem souveränen Herrschen vom Adel litten.Der Begriff “Bürgerliches Trauerspiel” besteht aus zwei Teilen, nämlich “Bürgerlich” und “Trauerspiel”. Es ist im Grund genommen in sich selbst widersprechend. Vor de m Entstehen dieses Genres waren alle Helden in der Tragödie die Adligen. Die Bürgerlichen konnten nur als lustige Personen in den Komödien auftreten.2.1.3Gefühle der Tragödie und Moralische BildungsbedeutungIm Vergleich zu der antiken Tragödie hat das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 dramatische Änderungen. Zuerst war der Hintergrund. Die klassische Tragödie fand am Kaiserhof und in der politischen Umgebung statt, dagegen war der Hintergrund vom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 das bürgerliche Familienleben. Zweitens hat das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 eigene neue Funktion, nämlich die ethnische Leitlinie des Bürgertums bekannt zu machen. Darüber hinaus änderte sich auch die Theaterform im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 In der klassischen Tragödie war die Versform mit Reimen, während das bürgerlicheTrauerspiel in Prosa verfasst wurde. Außerdem brach das von Lessing etablierte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 die strikten Prinzipien “Drei Aristotelische Einheiten” von der antiken Tragödie. Der größte Unterschied zwischen den beiden liegt darin, dass das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 die Beschränkung von “Ständeklausel” überwindet. Das heißt, die Bürgerlichen können nun auch die Hauptfiguren in der Tragödie spielen.Im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 geht es um die Probleme im Familienleben und die Klassenkonflikte zwischen Bürgertum und Adel. Somit wird sich das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 von der antiken Tragödie unterscheiden, in der letzteren nur das Schicksal der Adligen erzählt wird.Zu den wichtigen Merkmalen des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s: Die Personen aus dem Bürgerturm sind als Hauptfigur in der Tragödie geworden, fiktive Handlung, in Prosaform, möglichst lebensnah und durch Identifikation die starke Leidenschaft erzielen. Die Personen aus dem Bürgerturm können auch wie Hauptfiguren in der heroischen Tragödie im Barockalter (aus Mythen oder Geschichten, in Versform) in starke Emotion geraten, Schrecken und Mitleiden hervorrufen, somit Zuschauer letztendlich vor Tugenden respektieren und von den Sünden abgeschreckt zu werden.Mitleiden ist ein Kernbegriff in Lessings Tragödientheorie, so wie er im Brief an Nicolai am 13.11.1756 schrieb:” Zusammenfassend in einem Satz, denke ich, die einzige Emotion, die von der Tragödie am Herzen des Zuschauers hervorbringt, ist das Mitleiden. “Nach seiner Meinung sollt e das Schrecken in der Tragödie das plötzliche Mitleiden und das Bewundern das entbehrliche Mitleiden sein. Die beiden sind das Beginn und das Ende vom Mitleiden. Das Ziel der Tragödie besteht darin, das Mitleiden der Zuschauer hervorzurufen und sie am Ende moralisch zu erziehen. Deshalb müssen die Figuren in der Tragödie, die vom Unglück betroffen worden sind, einen gutmütigen Charakter besitzen, aber sie sollen kein Held sein wie in der heroischen Tragödie.Lessing trat nicht für die Legitimität des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s, sondern für die Notwendigkeit der Tragödie. Er ergab sich, nicht um zu beweisen, dass die Tragödie die Privilegien der Adligen war und die Bürgerlichen auch das Recht als Hauptfigur auf der Bühne hatten, sondern um größere Auswirkung von Tragödie zu erzielen. Es soll sich nicht auf den Adel beschränken. Nicht, dass Bürger die Tragödie benötigten, im Gegenteil benötigt Tragödie die Bürgerlichen.3.Die Anwendung der tragischen kreativen Theorie von Lessing im Nathan der Weise3.1 Die Charakterisierung von Nathan der Weise3.1.1 Nathan: Juden, Weise und VaterIn Lessing Tragödientheorie ist der Charakter der Figur von der heiligen Bedeutung. Deswegen schuf Lessing Nathan zu einer idealen Gestalt, die für Vernunft, Menschlichkeit und religiöse Ideen steht, wo Liebe als Herkunft für die Aktion betrachtet wird. Der Jude Nathan steht im Zentrum des Dramas. Aus der Gestaltung und Beschreibung von Lessing her können sich die Authentizität, Kohärenz und Universalität herausgelesen, die von ihm in der Tragödientheorie betont wurden.Nathans Authentizität ist dadurch verkörpert, dass er ein Jude war. Auf der Theaterbühne war Nathan ein erfolgreicher Kaufmann in traditioneller Judentracht. Trotz vieler harten Leidens verließer nicht die Judengruppe als schwächere Gesellschaftsschicht. Aber in der Tat wollte Nathan selbst eher als ein Mensch betrachten. Er war der Ansicht, egal welche Nationalität, soll es nicht hindern, dass jeder zuerst ein Mensch war.Nathan: Stellt und verstellt Euch, wie Ihr wollt. Ich find Auch hier Euch aus.Ihr wart zu gut, zu bieder, Um höflicher zu sein. –Das Mädchen, ganzGefühl; der weibliche Gesandte, ganz Gefühl; der weibliche Gesandte,ganz Dienstfertigkeit; der Vater weit entfernt – Ihr trugt für ihren gutenNamen Sorge; Floht ihre Prüfung; floht, um nicht zu siegen. Auch dafürdank ich Euch –Tempelherr: Ich muss gestehen, Ihr wisst, wieTempelherren denken sollten.Nathan: Nur Tempelherren? sollten bloß? und bloßWeil es dieOrdensregeln so gebieten? Ich weiß, wie gute Menschen denken; weiß,Dass alle Länder gute Menschen tragen.Tempelherr: Mit Unterschied, doch hoffentlich?Nathan: Jawohl; An Farb', an Kleidung, an Gestalt verschieden.Tempelherr: Auch hier bald mehr, bald weni-ger, als dort.Nathan: Mit diesem Unterschied ist's nicht weit her. Der große Mannbraucht überall viel Boden; Und mehrere, zu nah gepflanzt, zerschlagenSich nur die Äste. Mittelgut, wie wir, Find't sich hingegen überall in Menge.Nur muss der eine nicht den andern mäkeln. Nur muss der Knorr denKnuppen hübsch vertragen. Nur muss ein Gipfelchen sich nicht ver-messen,Dass es allein der Erde nicht entschossen.Tempelherr: Sehr wohl gesagt! – Doch kennt Ihr auch das Volk, Das dieseMenschenmäkelei zuerst Getrieben? Wisst Ihr, Nathan, welches VolkZuerst das auserwählte Volk sich nannte? Wie? wenn ich dieses Volk nun,zwar nicht hasste, Doch wegen seines Stolzes zu verachten, Mich nichtentbrechen könnte? Seines Stolzes; Den es auf Christ und Muselmannvererbte, Nur sein Gott sei der rechte Gott! – Ihr stutzt, Dass ich, ein Christ,ein Tempelherr, so rede? Wenn hat, und wo die fromme Raserei, Denbesseren Gott zu haben, diesen besseren Der ganzen Welt als besten aufzudringen, In ihrer schwärzesten Gestalt sich mehr Gezeigt, als hier, alsjetzt? Wem hier, wem jetzt Die Schuppen nicht vom Auge fallen ... Doch,Sei blind, wer will! – Vergesst, was ich gesagt; Und lasst mich! (Will gehen.)Nathan: Ha! Ihr wisst nicht, wie viel fester Ich nun mich an Euch drängenwerde. –Kommt, Wir müssen, müssen Freunde sein! –Ver-achtet MeinVolk so sehr Ihr wollt. Wir haben beide Uns unser Volk nicht auserlesen.Sind Wir unser Volk? Was heißt denn Volk? Sind Christ und Jude eherChrist und Jude, Als Mensch? Ah! wenn ich einen mehr in Euch Gefundenhätte, dem es genügt, ein Mensch Zu heißen!1Obwohl Nathan im Theater ständig die Wichtigkeit vom Humanismus betonte, aber aufgrund der Authentizität des Schaffens kontte er mit der Identität des Juden den Vorurteilen von anderen Rollen mit anderen Religionen nicht entgehen: Saladin übte Druck auf Nathan wegen des Geldverleihens aus:”Gegen einen Juden braucht man sich nicht zu schämen.” Der Erzbischof wollte Nathan zum Tod verbrennen, um Juden zu verfolgen; Obwohl Daja bei Nathan ca. 20 Jahre diente, hielt sie Distanz mit ihm, sogar beging Verrat an ihm. All dies zeigt die von Juden erlittene Unterdrückung im Prozess der Zeiten. Des Weiteren spiegelt es sich wider, dass Lessing bei der Charakterisierung der Figuren auf die Authentizität beharrt.Das Prinzip der Kohärenz bei der Charakterisierung fordert, dass der Charakter der Figur nicht inkonsequent darf. Die feinen Änderungen sind erlaubt worden, die von Ereignissen oder Einflüssen von Umgebung resultierend sind, aber sie dürfen auch nicht gründlich ändern. Die Kohärenz, die in der Figur Nathan dargestellt wurde, wie im Titel angedeutet, weil er immer ein Weiser war.Als Weiser war die Weisheit von Nathan mehr oder weniger im Drama überall zu sehen. Er analysierte vernünftig, rettete Recha, überzeugte den Tempelherrn und löste sich mit der Ringparabel aus der von Saladin gestellte Falle. Als seine Familie ermordet war, entstand der Hass bei Nathan. Er beschwerte sich bei Gott, entschied sich gegen das Schicksal und befand sich in einem feindseligen Zustand mit dem Gott. Das ist genau wie Lessing plädierte, es gibt kleine Änderung basierend auf die Entwicklung. Hier1LESSING G E. Nathan der Weise[M]. Berlin: Suhrkamp Basis Bibliothek Verlag, 2003.verlor Nathan seine Weisheit. Aber die zurückkehrende Vernunft ließ ihn wieder der Fügung des Himmels willfahren und es durchsetzen. Er adoptierte das christliche Kind Recha und betrachtete sie als Gottes Segen. Nathan erzog Recha mit Liebe und somit erfüllte gerade “die möglich höchste Mission von einem, nämlich deinen Feind lieben”. Die Kohärenz Nathans Weise wurde dadurch dargestellt, dass die Martyrien nicht zu Hass und Unbarmherzigkeit führten, sondern ließen die Menschen den Glaube und die Lebenshoffnung erneut erhalten. Angesichts Martyrien und Glück betrachtete Nathan als die Fügung des Himmels. Was einer tun kann, war, den Hinweisen zu folgen und de r Fügung des Himmels zu willfahren. Als Nathan Recha verlor, sagte er: “Wenn es die Fügung des Himmels ist, sie zu verlieren, werde ich es folgen.” Das ist genau die Weisheit von Nathan.Nathans Weise ist sehr von seinem eigenen Leiden und Erlebnissen geprägt, deshalb ist es nicht vermittelbar. Dies spiegelt ebenso die betonte Ansicht von Lessings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 dass die komplizierte Menschlichkeit und das authentische Leben vom Bürgertum durch die Form von Tragödie umfassend und tiefgehend präsentiert werden. Obwohl Nathan ein Weiser ist, reicht seine Weisheit nicht aus, um den Verstand die ganze Zeit zu behalten und allen Gefahren entgegenzutreten. Als Nathan Bescheid bekam, dass jemand dem Erzbischof verriet und Secha zu Saladins Schwester rufen ließ, spürte er die Gefahr und geriet in extremes Schrecken. Als er wusste, dass Secha nicht mehr von den schwärmerischen Christen belästigt wurde, kam er wieder zur Vernunft und eine große Last fiel vom Herzen ab:” Die Gründe, warum ich oft Schrecken habe, sind endlich erklärt. Oh Gott, ich fühle mich nun so sehr erleichtert.”Die Universalität des Charakters ist in der Figur von Nathan bis in die letzten Feinheiten abgebildet. Lessing bevorzugte die Beschreibung nach dem echten Bild von einem Menschen und veranschaulichte die Universalität im Leben durch den konkreten und lebensnahen Charakter. Mit der Liebe zu Recha war Nathan ein guter Vater geworden. Seine Charaktermerkmale sind nicht nur ein einzelner Fall, sondern gehören auch zum universellen Vaterbild.Daja：O Nathan, Wie elend, elend hättet Ihr indes Hier werden können!Euer Haus ...Nathan：Das brannte. So hab ich schon vernommen. – Gebe Gott, Dass ichnur alles schon vernommen habe!Daja：Und wäre leicht von Grund aus abgebrannt.Nathan：Dann, Daja, hätten wir ein neues uns Gebaut; und ein bequemeres.Daja：Schon wahr! – Doch Recha wär' bei einem Haare mit Verbrannt.Nathan：Verbrannt? Wer? meine Recha? sie? – Das hab ich nicht gehört.–Nun dann! So hätte Ich keines Hauses mehr bedurft. –Verbrannt Beieinem Haare! – Ha! sie ist es wohl! Ist wirklich wohl verbrannt! – Sag nurheraus! Heraus nur! – Töte mich: und martre mich Nicht länger. – ja, sieist verbrannt.2Als er unterwegs von dem Brand zu Hause erfuhr, machte er sich keinen Kummer darüber und sagte, dass das in nichts ruinierte Haus neu gebaut werden konnte. Aber als Daja ihm mitteilte, dass Recha in Lebensgefahr geriet, war Nathan sofort nervös geworden. Hier lässt es sich herauslesen, dass Nathan als Jude mehr Wert auf die Tochter als Geld legte. Wie alle Väter in der Welt ist er nur ein Vater, der seine Tochter liebt. Als Recha in Wahrsinn geriet und nicht richtig mit dem Retten umging, half Nathan als Vater mit vernünftigen Gedanken seiner Tochter dabei, die verrückten Ideen abzutreiben. Na than “erzog seine Tochter nicht mit seiner Religion, auch mit keinen anderen Religion, sondern mit Vernunft. Er bracht ihr angemessen bei, Gott kennenzulernen.” Die rationale Erziehung ermöglichte Recha einen selbständigen Charakter, somit sie sich je nach der veränderten Umgebung anpasste.Saladin：Die Karawan' ist da. Ich bin so reich Nun wieder, als ich langenicht gewesen. Komm, sag mir, was du brauchst, so recht was Großes Zuunternehmen! Denn auch ihr, auch ihr, Ihr Handelsleute, könnt des barenGeldes Zuviel nie haben!Nathan：Und warum zuerst Von dieser Kleinigkeit? Ich sehe dort Ein Aug'in Tränen, das zu trocknen, mir Weit angelegner ist. (Geht auf Recha zu.)Du hast geweint? Was fehlt dir? bist doch meine Tochter noch?Recha：Mein Vater! ...Nathan：Wir verstehen uns. Genug! Sei heiter! Sei gefasst! Wenn sonst deinHerz Nur dein noch ist! Wenn deinem Herzen sonst Nur kein Verlust nichtdroht! Dein Vater ist Dir unverloren!Recha：Keiner, keiner sonst!3Als Saladin eine große Summe Darlehen an Nathan zurückzahlte, sorgte Nathan nicht für das Geld, sondern für Recha. Er drückte seine Liebe zu seinem Kind sprachlich aus, was die Universalität des “Vaterbildes” zeigt - Das eigene Kind ist das allerwichtigste. Nathan sagte:”Warum reden wir zuerst über solche Kleinigkeit? - Ich habe da die weinenden Augen gesehen. Ich soll zuerst die Tränen abwischen.” Das ist die berührende Wohltat von Nathan, die auch als die Beschreibung in diesem Drama mit der meisten moralischen Bedeutung gilt. Die von Nathan und Recha gebildete Familie bekräftigt es, dass die Liebe den Wert einer Familie mitbringt. Die Themen wie die2LESSING G E. Nathan der Weise[M]. Berlin: Suhrkamp Basis Bibliothek Verlag, 2003.3LESSING G E. Nathan der Weise[M]. Berlin: Suhrkamp Basis Bibliothek Verlag, 2003zwischenmenschliche Liebe und Fürsorge sowie der gleichberechtigte Humanismus kommen zum Ausdruck.3.1.2 Saladin: Erleuchteter MonarchLessing beschrieb Saladin nach der echten Geschichte und den inhärenten Möglichkeiten. Im Drama wurde Saladin als ein hervorragender Herrscher beschrieben, um zwar mit allen möglichen guten Charakteren. Um die Charaktere voller zu gestalten, schilderte Lessing es aus zwei Aspekten: Ein Familienoberhaupt und ein offener Herrscher.Als ein Familienoberhaupt war Saladin ein guter Sohn, der den Kummer von seinem Vater mittrug, und ein guter Bruder, der seine Schwerster ins Herz geschlossen hatte.Als ein Herrscher befürwortete Saladin den Humanismus. Er war sehr großzügig mit der Hilfe für Bettler, was schließlich zum wirtschaftlichen Ruin führte. Es zeigt gerade den festen Entschluss zur Wohltat. Seine Gedanken und sein Handeln waren nicht eingeschränkt auf Regeln. Eine nachlässige Entscheidung wurde durch die Realität korrigiert. Obwohl er den Trick seiner Schwester Sittah annahm, hörte er Nathans Ringparabel geduldig zu Ende und war zum Nachdenken angeregt.Nathan：Vor grauen Jahren lebt' ein Mann in Osten, Der einen Ring vonunschätzbarem Wert Aus lieber Hand besaß. Der Stein war ein Opal, der hundertschöne Farben spielte, Und hatte die geheime Kraft, vor Gott Und Menschenangenehm zu machen, wer In dieser Zuversicht ihn trug. Was Wunder, Dass ihnder Mann in Osten darum nie Vom Finger ließ; und die Verfügung traf, Auf ewigihn bei seinem Hause zu Erhalten? Nämlich so. Er ließden Ring Von seinenSöhnen dem geliebtesten; Und setzte fest, dass dieser wiederum Den Ring vonseinen Söhnen dem vermache, Der ihm der liebste sei; und stets der liebste, Ohn'Ansehen der Geburt, in Kraft allein Des Rings, das Haupt, der Fürst des Hauseswerder.……Nathan：Ich bin zu Ende. Denn was noch folgt, versteht sich ja vonselbst. Kaum war der Vater tot, so kommt ein jeder Mit seinem Ring, und jederwill der Fürst Des Hauses sein. Man untersucht, man zankt, Man klagt. Umsonst;der rechte Ring war nicht Erweislich, Fast so unerweislich, als Uns jetzt der rechteGlaube.……Nathan：Soll mich bloß entschuldigen, wenn ich die Ringe Mir nichtgetrau zu unterscheiden, die Der Vater in der Absicht machen ließ, Damit sie nichtzu unterscheiden wären.Saladin. Die Ringe! Spiele nicht mit mir! Ich dächte, Dassdie Religionen, die ich dir Genannt, doch wohl zu unterscheiden wären. Bis aufdie Kleidung, bis auf Speis' und Trank!……Nathan：Und nur von Seiten ihrerGründe nicht. Denn gründen alle sich nicht auf Geschichte? Geschrieben oderüberliefert! Und Geschichte muss doch wohl allein auf Treu Und Glaubenangenommen werden? Nicht? Nun, wessen Treu und Glauben zieht man denn Amwenigsten in Zweifel? Doch der Seinen? Doch deren Blut wir sind? doch deren,die Von Kindheit an uns Proben ihrer Liebe Gegeben? die uns nie getäuscht, alswo Getäuscht zu werden uns heilsamer war? Wie kann ich meinen Vätern wenigerAls du den deinen glauben? Oder umgekehrt. Kann ich von dir verlangen, dass dudeine Vorfahren Lügen strafst, um meinen nicht Zu widersprechen? Oderumgekehrt. Das nämliche gilt von den Christen. Nicht?……Nathan：Lass aufunsere Ring' Uns wieder kommen. Wie gesagt: die Söhne Verklagten sich; undjeder schwur dem Richter, Unmittelbar aus seines Vaters Hand Den Ring zu haben.Wie auch wahr! Nach-dem Er von ihm lange das Versprechen schon Gehabt, desRinges Vorrecht einmal zu Genießen.4Der von der Parabel bewegten Saladin erkannt, die gleiche religiöse Ideen in seinem Herzen mit Nathan zu teilen. Er gab gleich die anfängliche Intention auf, das Geld von Nathan erzwungen zu bekommen, und entschloss sich, mit Nathan befreundet zu sein, ohne zu berücksichtigen, dass Nathan ein Jude war. Das zeigt, dass er als ein offener Herrscher Menschen respektierte.Lessing beantwortet die Frage von Saladin geschickt mit der Ringparabel und drückt die Wahrheit der Religionen und die Toleranz zu den Religionen aus. Begleitend mit dem Entstehen der Regionen ist die Exklusivität. Es führt auch zu der gegenseitigen Ausgrenzung zwischen den Religionen. In der Parabel stehen die drei nicht zu unterscheidende Ringe jeweils für Judentum, Islam und Christentum. Welche ist die wahre Religion? Das war die von Saladin an Nathan gestellte Frage. Lessing drückt seine Meinung vom Nathans Mund aus:”Man kann nicht beweisen, welche ist die wahre Religion.”Zugleich sehnte sich Saladin nach dem Frieden. Im Drama äußerte er seine Wünsche deutlich, dass der Krieg aufhören könnte und der Frieden durch Ehe erzielt werden könnte, abgesehen von Religionen. Aber er war fassungslos angesichts der Finanzdefizit, wollte der Realität entfliehen und mit einem spontanen Idee die Schwierigkeit lösen. Es zeigt die Idee von Lessings Theorie zum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 Die Rolle als König war eigentlich nicht berührend, aber hier haben wir das Mitleiden zu Saladin, weil wir ihn als Mensch betrachten und nicht als König. Bei Saladin sehen wir, dass der Herrscher die Merkmale von einem normalen Mensch besitzt. Alles in allem, alle Emotionen von Saladin wie Freundlichkeit und Nachlässigkeit zeigen, dass er ein normaler Mensch von Fleisch und Blut ist.4LESSING G E. Nathan der Weise[M]. Berlin: Suhrkamp Basis Bibliothek Verlag, 2003.。
莱辛戏剧《智者纳旦》中的宗教宽容莱辛戏剧《智者纳旦》中的宗教宽容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宗教是引发当今世界国家与民族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敌对战争的发生是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
早在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时期，作家莱辛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创作了以宗教宽容为主题的剧本《智者纳旦》。
本论文主要从人物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及其主题，阐述晚年莱辛对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
《智者纳旦》这部五幕剧发生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
故事发生时虽未处于战争状态，但三大宗教的教徒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主人公纳旦(Nathan)是一个犹太商人，在外出经商期间，其家中着火，他收养的女儿蕾夏(Recha)被一位刚被苏丹萨拉丁赦免死刑的基督教圣殿骑士的营救。
他首先说服了这位骑士抛弃宗教偏见去见他的女儿，然后他又去面见苏丹。
后者希望能从纳旦这里借到钱以解国家的燃眉之急。
纳旦在苏丹抛出“哪一个是真正的宗教”这一问题时，机智地用“戒指寓言”故事来回答，并以此赢得了苏丹的赏识，成为了苏丹的朋友。
然而故事到这里又发生了转变，耶路撒冷的主教告知骑士，蕾夏实为基督教家庭出身，而纳旦却以犹太人的方式将其养大，并建议他将纳旦烧死。
纳旦则通过别人的提示得知骑士与其养女其实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苏丹则得知他赦免的这位圣殿骑士是他兄弟阿萨德(Assad)的儿子。
最后一幕中，有着不同信仰的人被证明是一家人，他们之间的冲突也随之消失。
关于“戒指预言”已有不少论文对此进行阐述，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是主要通过人物的分析来探究该剧宗教宽容的主题。
莱辛赋予他剧中几乎每个人物一种宗教特征：主要人物纳旦、萨拉丁和圣殿骑士是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典型代表。
剧中出现的其他人物的宗教归属也很明确，仅有一位人物是无法辨清其真正的宗教属性，她就是纳旦的养女——蕾夏。
莱辛戏剧《智者纳旦》中的宗教宽容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宗教是引发当今世界国家与民族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敌对战争的发生是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
早在18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时期，作家莱辛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创作了以宗教宽容为主题的剧本《智者纳旦》。
本论文主要从人物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及其主题，阐述晚年莱辛对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
《智者纳旦》这部五幕剧发生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
故事发生时虽未处于战争状态，但三大宗教的教徒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主人公纳旦(Nathan)是一个犹太商人，在外出经商期间，其家中着火，他收养的女儿蕾夏(Recha)被一位刚被苏丹萨拉丁赦免死刑的基督教圣殿骑士的营救。
他首先说服了这位骑士抛弃宗教偏见去见他的女儿，然后他又去面见苏丹。
后者希望能从纳旦这里借到钱以解国家的燃眉之急。
纳旦在苏丹抛出“哪一个是真正的宗教”这一问题时，机智地用“戒指寓言”故事来回答，并以此赢得了苏丹的赏识，成为了苏丹的朋友。
然而故事到这里又发生了转变，耶路撒冷的主教告知
骑士，蕾夏实为基督教家庭出身，而纳旦却以犹太人的方式将其养大，并建议他将纳旦烧死。
纳旦则通过别人的提示得知骑士与其养女其实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苏丹则得知他赦免的这位圣殿骑士是他兄弟阿萨德(Assad)的儿子。
最后一幕中，有着不同信仰的人被证明是一家人，他们之间的冲突也随之消失。
关于“戒指预言”已有不少论文对此进行阐述，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是主要通过人物的分析来探究该剧宗教宽容的主题。
莱辛赋予他剧中几乎每个人物一种宗教特征：主要人物纳旦、萨拉丁和圣殿骑士是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典型代表。
剧中出现的其他人物的宗教归属也很明确，仅有一位人物是无法辨清其真正的宗教属性，她就是纳旦的养女——蕾夏。
她表面上看是犹太人，但她的亲生父亲却是后来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
而她出生时已经受过基督教的洗礼，所以她也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但当最后被证明她是苏丹的侄女时，她也可以是一个穆斯林。
她不能说只属于一种宗教，但也可以说同属于三个宗教。
我们不能简单地断言她是基督徒、犹太人还是穆斯林。
(Bohnen，1984：73)
蕾夏人物设定其实跟“戒指预言”一样，莱辛将三大宗教杂糅在蕾夏身上，再一次重申了他自己地观点，
“真正的宗教”其实并不存在，而蕾夏身上则体现了三大宗教可以同时并存，且友好相处，因为她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统一。
通过这一人物管中窥豹，我们可以认识到，宗教归属地的判定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便没有信仰，我们也可以在上帝和他人面前表现正直!”(Lessing，2000：81)因此，蕾夏是人性的代表，宗教宽容通过这一人物设定得以丰满的体现。
不得不提到的是本剧中的核心人物——唯一的真正犹太人纳旦。
他正直、善良而且机智。
莱辛的思想其实是通过这个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来传递给读者。
围绕在纳旦周围的人物几乎都是来自不同宗教，但他都能与他们和谐相处。
他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已经使他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犹太人身份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了一个启蒙思想家的代表。
即便他的妻子和他七个儿子被圣殿骑士放火烧死也没有在他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他选择原谅并将本是基督徒的蕾夏收为养女。
就像他朋友对他的评价“他没有偏见，对一切美的东西敞开心怀。
”(Lessing，2000：48)关于宗教，他的态度也是开放的。
他并不按照宗教信仰来评判别人的，而是把“人”放在了首位。
所以不管别人具有何种信仰，作为“人”在纳旦的眼里他们都是平等的，而且觉得人
的好坏是其作为人的本质，而并非信仰来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莱辛刻画的主人公纳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犹太人，而是一位以“人”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家。
如当今世界，宗教矛盾导致的冲突依然存在，宗教宽容成为了一个永恒主题。
所以，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能够拥有一颗宽容的心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各大宗教间(儒教、道教、佛教等)和谐共存的现象不失为一个积极正面的例子。
各个地区间的情况虽然不同，但互相宽容这一点是可以努力做到的。
《智者纳旦》这部剧中虽充满了不同宗教人物之间的矛盾，但最后以美满结局的方式解决了所有的矛盾。
这样一种结尾方式传递出了莱辛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望，表达了个人思想能够对整个社会和谐产生的作用。
此外“以人为核心，爱人”这一思想也是启蒙思想的一大进步，对我们当今社会仍影响深远。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